毛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制度的奠基时代

　　原名：另一只眼睛看毛泽东：《牛津世界政治指南 . 毛泽东》

翻译：璇玑子


按照所有合理的历史判断标准衡量，毛泽东都应该是世界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六位政治演员 中的一位，毛是现代革命最伟大最著名的领袖，在众多的革命领导人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位在后革命政权中掌握权力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人，他开启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地上的现代工业转型。肯定没有谁能有这样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毛泽东个人、他的权力、他的政策和他的思想影响了众多人的生活。

毛泽东是富农的儿子，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韶山村。在他的早期岁月里，古老的中国帝王体制迅速瓦解，激进的改革及革命运动在此时兴起，新引进的西方思想及意识削弱了对传统价值及信仰的热情。虽然年轻的毛泽东精通古籍，并强烈地保留了某些传统(尤其是史籍和诗词)，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激进政治和打破陈规旧习的时代潮流，这股潮流在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前后几年横扫中国的城市。1913-1918年期间，作为省会长沙的一名普通中学学生，毛热情地吸收了广泛的西方思想，他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师，并开始了作为政治组织者的终生职业。他组建了新民学会，这是众多重要的地方组织中的一个，这些组织证明，它们对激进的1919年五四运动在政治及意识方面产生了作用。在长沙，毛接触到了《新青年》杂志，该份杂志尤其受到西化影响，是新知识分子破除陈规旧习的杂志，这些新知识分子塑造了一整代现代中国政治及知识分子领导人的思想。毛第一次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是在1917年，题目为“体育之研究”，他在文章中将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同样强烈地排斥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 文中对儒家文化将精神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进行了抨击。这是一个将民族主义和破除文化陈规旧习结合在一起的独特的中国式范例，它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激进的时代精神，也反映了毛主义视野的卓越特性。

1918年，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北京，此后北京大学成为激进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激进知识分子和他们活跃的学生追随者的影响下，毛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活动，虽然他无法注册为一名正式的学生，但他以助理管理员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工作，并于1918-1919年期间，作为一个松散的马克思理论学习小组的成员，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毛并没有立即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形容他当时的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改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奇怪的混合体”。只是到了1919年夏天返回长沙后，在中国出现的日趋激烈和炽热的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下，毛才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有关俄国革命的政治消息，以及随之而来的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列宁主义观点。

然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在毛于1919-1920年期间的大量著作和炽热的政治活动中并不明显，相反，最为明显的是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对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团结和潜在的内在革命的赞美，同时也对独特的民族主义加以赞美，相信其具有优越的地方。虽然中国人民深受压迫，“数千年”来处于弱势，但毛在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到，这一有历史意义的落后积弱预示着将来巨大的政治优势，他信心十足地写到“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些民粹主义风格的信仰成为毛主义思想的长期特征，并深深地影响了毛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真正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在1920年夏天，是在上海与他的其中一位政治导师讨论之后。后来他投身于组织活动，着手在他的出生地湖南组织一个矿工工会，并在韶山组建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是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几个此类地方小组中一个(包括在海外学习的中国学生之中)，这些小组合并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是出席党的建党大会的十三位代表中的一人，这次大会于1921年七月在上海秘密召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历史阶段(1921-1927)，尤其是在苏联式共产国家主义反军阀联盟期间 (1924━1927)，毛的民粹主义倾向日益让他离开城市，转向乡村，也使他由工人阶级转向农民。毛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发现农民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但他的确已经证明，他是最重要的一位。1925-1927年间，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对农村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组织农会以及(在民族主义者的赞助下)对农民组织干部的培训之中。毛的民粹主义激情在这一时期快结束时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告》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一告发表于1927年初，这也许是后来被称为毛主义的最早期的体现，文中，年轻的毛赞美农民自发的反抗，他形容这股力量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不仅将农民看成中国革命的广泛基础，而且将农民看成是革命创造力的一切因素以及坚持传统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政治判断标准，对毛来说，不是由党来判断农民的革命，而是由农民来判断党的革命的彻底性。由始至终，这份告都以最非列宁主义的观点强调农民本身正在进行的创造性的革命工作，并反对所有来自外部组织的干涉。

“湖南告”是如此地与传统的马列主义的观点相悖，无疑将会导致毛泽东被开除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这一告对共产国家主义联盟带来破坏，仅仅在告发表几星期后，毛被逐离了共产党。1927年4月初，蒋介石将他的军队用于消灭共产党及共产党以城市为基地的组织，少数在反革命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离开城市，到更偏远的农村地区寻求避难。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被切断，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1949年。革命在农村地区的出现使得毛在共产党内取得支配地位，并使得毛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930年代中期，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是经历了与一个莫斯科所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派别长期和残酷斗争的结果，也是直接对斯大林的挑战。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斯大林时代，毛是唯一一个，在没有得到苏联独裁者支持而成为共产党领袖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独立于莫斯科之外的事实成为日后中苏论战的其中一个原因。在延安时代（1935-1945)，共产党在中国偏远的西北地区建立了一个根据地，用以避开蒋介石国军的围剿—— 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中具有光荣和决定性意义的时期—— 无疑，这是毛作为革命领袖及军事战略家最美好的时期。在毛的领导下，通过广大的民族主义者与社会革命进程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巨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中国北方的农民当中，成为取得战胜国家主义者最终胜利的基础。在延安时期，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变体(被推崇为“毛泽东思想”)结晶形成一种正式的学说实体，这是一种以强大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唯意志推动为标志的意识形态，它极大地修改了所继承的马列主义理论。的确，“毛主义”含蓄地为其本身做了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前提，这一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正统学派加以拒绝，马克思主义正统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必要的，是历史发展的进步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因而，毛主义拒绝马克思主义中工业无产阶级是新型社会必要载体的信念，代之而将农民视为当代世界中真正引发革命的阶级。再者，毛主义还修改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现代历史中城市与农村关系的概念，并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城市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源泉的设想加以拒绝。这反映出缺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客观法则的信念，毛主义明确强调，在塑造现实社会中人的愿望及其意识的作用。

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具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及思想前提，通过运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挥农村地区农民的革命热情，进而实现“包围及夺取”城市。这一独特的革命过程中，其领导人为一位公认的，当今具有半神话地位的毛泽东，其半神话地位在红军打败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蒋介石的国军后，于1949年达到顶峰—— 农民士兵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城市“解放”城市工人阶级，这些城市工人阶级由1927年以来就一直在政治上处于最为被动的地位。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分裂和耻辱后得以统一。1949年，毛作为国家的解放者和社会主义的倡议者登上了天堂和平之门(天安门)。

正如主导创立新的共产党国家，以农村为基地的革命历史一样，毛泽东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主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直到他1976年去世。中国后期湍急动荡的革命历史不管是就其普遍模式和特殊事件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这段历史的大部分都必须归功于，或归咎于毛泽东的领导。在世界历史中，极少出现整个历史阶段是如此地深深烙上某一个人个性的例子。

在对毛时代(1949-1976)毛泽东思想及政策的研究中，存在几个持久的课题。首先，这是一个由“不断革命”的观念赋予生命力的时代。尽管毛主义的不断革命理论(后改为继续革命) 直到1958年都没有被明确地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但其基本内容从一开始就已经得以体现—— 它是历史中的一种躁动，面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前提的假设时，它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它以最快的可能方式通过了马克思所定义的历史“阶段”；它是一种炽热的信仰，这一信仰表明，在正确的意识和精神下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觉悟，不顾所处的物质环境，创造出社会现实，这的确成为一种将落后的优势本身赞美为社会主义进步的趋势。后一种观念在毛对中国“一穷二白”这一所谓的长处的称赞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一逃避历史责任的乌托邦式的冲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短暂的“资产阶级”或称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曾经出现，随着宣布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历史阶段于1952年底基本结束。其后于1955-1956年期间，它又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式出现，前后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这一过程。在1958-1960年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中，情况最为不幸，这一乌托邦的理想预计，大众经在精神上动员起来后，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同时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对列宁主义进行民粹主义式的修改是毛泽东后期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另一个特点，它的一个表现是存在于毛本人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这一紧张关系源自1927年的“湖南告”，当时毛在广大农民的革命自发性与保守的反对意识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政党 (及知识分子) 试图欺骗农民。1949年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的对立，毛不愿简单地作为共产党的主席，还希望成为与日益官僚化的党的机构作斗争的人民意志的化身。这种存在于作为领袖的毛与他所领导的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于1955年7月浮现，毛越过党的领导层的集体决定，直接号召“人民”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这一紧张关系于1956-1957年的“百花”运动中也体现出来，毛鼓励非党派知识分子由外部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紧张关系表现得最为尖锐，它由非凡的毛主义者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党及其机构的权威开始(但没有结束)。

也许，毛泽东革命后期最大的特点是他在历史上少有的(虽然最后不成功)，试图使社会主义的目标与现代经济的发展方式相一致。传统的斯大林主义遭到了抛弃，传统斯大林主义是由国家拥有生产资料达至快速工业化的混合体，它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或多或少地自动保证社会主义处在较高的阶段，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毛强调，如果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要取得社会主义成果，对人及其社会关系持续的社会主义转变是一个根本。这一社会激进主义是可信的，但局部来讲，对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冒险，毛泽东必须对大量的人员死亡以及由这些事件引起的痛苦负有历史的和道德的责任，然而，造成这些结果也许是无意的。但是，毛的社会激进主义也阻止了在中国后期革命中使斯大林主义全面制度化，一定意义上，使革命所承诺的，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得以继续，这无疑保证了后期革命的秩序，为毛的继承者，包括邓小平在内，在制定新的发展道路上提供了极大的机动性。

对毛时代传统的看法是，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徒劳无益地牺牲了现代经济发展，为追求某种社会主义乌托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然而有关这一时代的真实记录表明，毛是一个比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的现代经济者。在整个1949-1976年的毛时代，中国从一个根本上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工业国，工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率由30%增加到72%。由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到毛时代结束，中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是这一时期任何一个主要国家中最高的增长率(包括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确，与德国、日本及苏联这三个被普遍认为是世界工业史上的主要后起之秀中，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现代化例子同时期的工业化相比，毛主义式工业化的过程在许多方面还很粗糙。

毛时代的快速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社会成本，与其它后工业化的国家一样，农民承担了最大的成本。农业生产勉强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1957年后城乡的生活水平都出现极大停滞，原因是国家将大量的剩余产品用于支持重工业的发展。尽管这一过程存在许多严重的，带来不利影响的失误、缺陷及不均衡等因素，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以记载表明，毛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制度的奠基时代。

比作为一位现代主义者更具争议的是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名声。在毛的理论和实践中最明显缺乏的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由直接生产者本身民主地控制成果和劳动条件的体系。在毛主义的体系中，差别在于，劳动及其成果的控制被交到一个始终更大的官僚机构手中。毫无疑问，毛多次发起了反官僚主义运动，没有理由怀疑他对官僚主义表示厌恶的真实性，但从这些运动来看，他一次又一次地并未能设计出实际可行的，通过广泛的民主，对他不易把持的强大官僚体制进行监督的方法。虽然毛至少通过某些重要的措施结束了斯大林式的社会经济发展策略，但在政治上，毛政权基本保持了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的作法，始终以斯大林模式压制各种形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见。因而毛时代在进步的社会经济成就与退步的政治模式之间表现出极度的不协调，这一现象妨碍了中国社会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重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毛时代是一个在现代世界历史中最为动荡的时代，它成为最具争议的时代之一。当这一时代造成的政治激情消退后，大多数未来的历史学家在评价毛泽东时，很可能会按照他在北京的继任者目前对他在意识形态上的描述作出评价。首先，毛将会被作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受到赞美，作为革命领袖，面对一个经历过一个世纪反复的国内政治失败及外来重大侵略的中国，他取得了使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统一和独立的不朽成就。毛也将被视为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者，尽管在后期革命中出现巨大失误，但他主导了世界上这个经济最为落后国家的最早的现代化工业转型，为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力量奠定了一个长期进程。基本上，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先驱的作用会较少引起的关注，这方面受到的质疑远较他作为民族主义式的现代者留下的遗产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