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全球公正与气候变化
生态社会主义、全球公正与气候变化
[美]乔尔•科威尔 著 宾建成 阎立建 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摘要： 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源于资本的癌变性入侵。在当前的资本主义无力解决相关问题的情况下，必须建构一种生态社会主义。尽管有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等人的杰出例外，但第一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没有考虑到自然问题，本质上坚持的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态度，因此对解决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提供不出有价值的思想。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不会由哪一个阶级来领导，也不会是暴力的结果，不会以颠覆国家为特征。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存在性选择，是为了生命，致力于生命的延续和繁荣；它将道德规范摆放于正确的位置上，此即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和生态女权主义。“公社”的出现和/或复兴对生态社会主义是个必要条件，而环境公正转变为生态公正乃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 气候变化 生态社会主义 存在性 公正
到目前为止，那还只是一个词，该词来自于这样一个重大可能性的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就是集中思考这个世界毁灭性资本主义的艰难时代。我们称这个词为“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因为，这个时代就像哈姆雷特所说的那样“混乱不堪”。本应该和谐相处的没有和谐相处，许多（恶性）事件纷至沓来，这些都是空前灾难的预兆。用“生态”（eco）作前缀，意味着这种混乱与自然有关，那么“社会主义”又表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详细探寻始作俑者“资本”——我们这个时代的混乱制造者——的具体出处。对于这种探寻，我想已经做得足够多了，多得足以让我们推出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图景，它完全可以战胜那种与自然为敌、身为人类劳动剥削者的资本。通往生态社会主义之路必须由那些将要行走于其上的人来铺就。但对这条道路必须要提前加以设想，因为在当代，这种社会主义（如果实现的话）并不太类同于最初的社会主义学说所指的社会主义。另外，通过对历史教训的研究，以及对生态危机的作用方式及其最重要的特征即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这种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尚需要加以厘清。
两个时代的故事
在近代，有许许多多作为某个社会超越资本的先导而出现的斗争——这些大大小小的运动散布于世界各地，正如资本无处不在、生态危机的冲击无处不在一样。格瓦拉（Guevara）的革命中心理论的回归就是这种斗争之一：哪里由于资本积累的矛盾而造成了生态裂变，哪里就会成为“革命中心”——在石油开采造成土地荒芜的地方，如尼加拉瓜和尼日利亚；在国家的无能导致各种生态危机的威胁与灾害交相肆虐的地方，如新奥尔良；在工人和移民的抗争密集进行的边境地区；在甘蔗工人因生产生物燃料而破产的巴西；在农民、矿工、官员和工人因中毒而不再能够深呼吸或者皮肤产生癌变的中国；等等。
这些焦点地区都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有激发地方革命的潜力；第二，它让我们知道了在抗拒对毁灭负有责任的规制方面的全球潜力存在于何处。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东西都指向不同的生态破坏事件所共有的一个基础，并且有能力将所有的人都卷入这场斗争，不论其身处地图上的何处，也不论其社会背景如何。不管是这番言论的，还是读到这些言论的所有普通人，也许都不会亲身经历到上述危机的直接受害者们所遭受的毁灭命运。但是我们都在深受其害，都身处危机之途。作为人类，我们有能力对此从整体上加以同情和分析。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知道危机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
经典阶段即所谓的“第一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一项这样的计划，即否定并克服资本剥削的典型模式——将劳动力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影响。罢工和其他各种停工，都是在资本主义关系所构成的工作场所里实施这一任务的策略。随着这些策略的局限性日益明显，这项计划转到了占领工作场所的问题，并最终将自身的任务确定为将国家和生产资料交给工人自己掌握。大体上，社会主义的来历就是如此。
资本主义体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帝国主义冲动。由于其关键的逻辑是扩张纯粹数量上的因而无限度的价值标准，并且由于伴随这种价值实现的是不考虑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而对大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因此，资本的统治时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具破坏性的阶段。这种损毁和破坏现存社会的倾向在20世纪之初就由卢森堡（Luxemburg）、20世纪中期由波兰尼（olanyi）做过理论阐述。在更早之前，即1844年，恩格斯也曾经警醒过，在公社生活过程中，要警惕工人无产者的力量遭到破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
尽管恩格斯谴责了对曼彻斯特无产者生活世界的摧残，以及马克思认为可以将资本下的工人描述为“残缺的怪物”，但无论是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后来的像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卢森堡那样进一步指出资本对于各种组织和环境有着毁灭性影响的人，都没能想象到在这样一种生态危机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原因很简单，对自然和工人生活组织的各种破坏，当时还没有表现出一种自我膨胀的态势。这种态势就是，这些破坏挣脱其最初形式而进一步演变为吞噬整个自然。直到20世纪中期，这种由资本积累所造成的伤害，仍然由于这个星球生态的内在缓冲机制而有所节制，或由于资源相对丰富而使这种伤害获得暂时缓解。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约束在无数地方开始被打破了。专家们开始谈论“增长的极限”，更为不妙的是，它们开始谈论生态圈中的新发展，在这种发展中，大自然自身具有的组织结构遭到破坏。例如由于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以及正在进一步恶化的大规模物种灭绝趋势。
如今，这种破坏性积累的受害者，不再只是那些处于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受害者，而是整个自然之网，包括其他生物以及将这些生物连接起来的物理化学之网。尽管这些图景是由经济进程推动起来的，但其效应一旦在这个生态圈中显现出来，就会迅速遍及全球。
“第一时代”的社会主义和“当前时代”的社会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主要源于上述进程的表现不同，这些进程是不能被加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概念之上的。最初几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没有对自然加以考虑，尽管马克思也曾经提到过，自然就像劳动力一样，在实质上是财富创造的一个贡献因子。因此，资本积累和必须不断增长的观念获得了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者的普遍认可。在这一方面，他们同统治阶级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产品分配以及工厂、国家当中的权力关系的看法不同。尽管有莫里斯和卢森堡这些杰出的例外，但自然在社会主义思想内部还是被边缘化了，并且一定程度上被当成了人类获得的一份礼物，可以任意利用。第一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同其敌对的资本主义思想家一样，都认为生态危机只是杞人忧天，而并非长达几个世纪之中对自然不加呵护、随意支配的必然后果。
在资产阶级秩序中，对危机的反应就是让自然继续服从于“人”的意志。为实现这一目的，或者将虚构的所谓“自然资本”商品化并体现到法律制度和经济机制中去，或者强调技术手段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就好像一旦将干预环境的机制搞定，一切就都能照常顺利进行似的。阿尔·戈尔（Al Gore）就被标榜为依此可以战胜气候变化的预言家。去年，他和大富翁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共同实施了一项计划。该计划提供2500万美元，用来奖励能够设计出最巧妙装置以解决二氧化碳工业排放问题的幸运儿。生态社会主义者是否也要模仿这些可悲的、机械论的改革呢？难道这种人类历史上最艰巨的挑战，还不足以激起比“一切照常”更深刻的反应吗？爱因斯坦闻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所说的那句话言犹在耳：“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一切都已改变了。正因为此，我们在走向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生命和金钱
生态社会主义必定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生态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续性的终结，也预示着文明本身的终结。能够让我们从这场场危机中幸存下来的必定是一场革命性的人类进步，这种进步将使得我们不再像流行口号所称的那样，只是忍受或“镇痛”，而且要彻底治愈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的古老创伤并由此超越我们的历史。这必须要有一场“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也冠以革命称号的“动乱”（upheavals）。不能将生态社会主义宣布为一场剧变或末日对决，即便当它最终实现之时，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革命不会由哪一个阶级来领导，尽管它也要求一切生产者都有权获得生产资料。这场革命也会不像传统革命所坚持的那样，以颠覆某个国家为特征，尽管当革命完成之时，国家的形式和内容都与以往完全不同。这场革命也不会是暴力的结果，尽管由于国家是个暴力工具，由于资本主义不会不经斗争就自动投降，因此从这个系统中会产生出许多必须忍受和克制的暴力。
实质上，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存在性选择。它具有合理性，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生存下来并生活得更加幸福。然而，依靠计算或者机械工具，生态社会主义是不会到来的，我们必须直面各种棘手的难题和基本价值观调整过程中的痛苦。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多重性的运动之中，运动的“多重性”就是当人们站起来时，他们一边是为反对敌人而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个特征，星星之火才得以为了共同使命而汇聚成燎原之势。
目前的危机不同于以往，对自然的威胁，不论大小都源于资本的癌变性入侵。我们可以将其正式描述为 “地球生态系统的一系列迅速扩散的裂变”。但我们并不能以某种正式的方式看到或经历这种裂变。我们只是粗略地感到对自然的威胁同时也是对生命的恐吓——对我们的生命，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生命。因此， 生态社会主义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生命，致力于生命的延续和繁荣。这就是生态社会主义存在性的核心意义。人们对此感受越深刻，它就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得越广泛。如此看来，资本不只是一种经济剥削的工具，而且是死亡天使，通过基于交换原则的行动，它对生态系统进行着无休止的肢解。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与资本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保护下层阶级的福祉，更是为了生命本身，它要拓展维持生命所需的空间。这种要务背弃了技术统治论和经济主义，将它们当成关于我们是什么的毫无价值的能指。生态社会主义将道德规范摆放于正确的位置上，此即生态中心主义，它首先注重的是治愈自然的创伤和增强生命的活力。
这就引起了对某些特定主题的关注，这些主题在第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当中被忽视了。
●第一时代的社会主义缺少一种将眼光超越人类自身利益的内在动力，而生态社会主义与之根本不同，它远远超越了那种认为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道理很简单，如果人类生命受到了资本的威胁，那这种威胁也会针对一切生命。因此，接受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并非是一种工具性选择（这种工具性选择仅仅影响到那些对人类而言是资源和驯化帮手的可用的物种）。 这是一种超越了我们自己这个狭隘的物种的利益而通向更普遍视角的、囊括了整个生物圈的选择，生态系统的所有内容、所有生物共同构成、塑造了人类的存在。
然而，我们并非不加区别地看待所有生物，而是从生态系统内部和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的角度来看待。有些细菌我们终生依赖它们，有些细菌使我们生病或死亡，还有些细菌能够将我们死后的身体物质加以循环。同时存在着像鸣禽这种动物，它们不为我们工作或给我们提供食物，但却给予我们幸福、美感和喜悦。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与第一时代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相比，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不同且更复杂的价值判断。这就要求我们考虑一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方式，它不同于那种经济计算中的使用和交换价值。一旦我们将自己向生态圈开放了一个内在价值的领域也就开放了，这是生态系统中的存在所内涵的一种价值。既然我们现在把生命放在世界的中心位置而不再单纯以盈利为中心，既然生命关系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那么生态系统中的关系所内涵的价值也就进入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当中。所谓的“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实质上是一种捍卫内在价值的伦理。简而言之，就是拒绝将这个世界简化为现金，拒绝屈服于经济算计这个主人，拒绝拜物教 、商品及机器。这一观点对于克服生态危机十分必要，也因此对克服气候危机十分必要。它是对资本最深刻的抵制，是其他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生产是人的本质的核心，是交换、分配和流通等构成的经济结构系统的决定性因素。然而，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看待生产，生产是人对生态系统的干预点。这是对生产进行批判的依据，而现在它需要从这样的立场来加以看待了，即它是否提高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或者从理论上来讲，它是否增强了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抛开抽象的理论，这可以归结为生产是否增强了生命本身。
生命是一种自我复制的形式；生产是形式的转化。因此，要根据生产所造就的形式的质量来评价生产。让我们考虑一下废弃物的生产，它紧缠着资本主义不放，是生态系统解体的标志。去看看垃圾站就能立刻揭示出这一点，它是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在资本制度下的一个缩影。 就像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看似独立的僵尸（这种僵尸实际是被操纵着的）一般，“浪费”是产生于消费当中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少着手批判消费;确实，在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不断听到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过剩也被称作消费不足，就好像后者是一种可以通过消费更多商品就能治愈的疾病似的——但实际上，资本所强加的消费水平，正是生态危机也是气候变化紊乱的直接导火索。
生态社会主义需要将生产本身从以商品为中心的系统转换到另外一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创造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将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尽管这里仅能作最简单的描述，但定义这个概念仍需要小心。 我们认为生态系统本质上是彼此存在着内外关联的各种要素所组成的统一体。它们有着形式上的连贯性，有时也叫“整体性”（wholeness）。“统一”因此是此类形式的保持，这种保持不是静止的(因为除了作为一种瞬间的临界状态，静止在自然中是不存在的)，而是通过一种叫做“分化”（differentiation）的动力，使得各要素尽管相互联系但仍保持区别，并使得这种形式上的关系不断发展演变。相反，“解体”是指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分裂，以及要素间连贯性、构成形式及动力的丧失。垃圾站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另一个例子。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统一与解体之间的划分绝非如此清晰。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生态系统中，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囚犯可以团结其他层面的人来使自己获得自由;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异化的工人可以进行斗争获得解放;罪人可以得到救赎;死亡可以带来重生。因此解体可以成为再统一的时刻;尽管情况是否如此，归根结底是个政治问题。
这是唤起生态社会主义实践注意到生命的中心地位的另一种方式，因为生态系统的统一性乃是生命的维持和进步所必需的。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态社会主义创造出了允许这样一种进程能够蓬勃发展的场所。在政治上，这一概念要求对作为生态社会主义者生产场所的“共产”形式（communal forms）重新进行评价。实行集体所有和互相帮助的“公社”（Commons）能够将人类放到生态系统的关系当中去。共产关系构成了统一的人的生态系统，并因此处在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存在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核心。
●“公社”的出现或复兴对生态社会主义来讲是个必要条件。但是，带着感情色彩去理解它那将是愚蠢的。由于存在着演变为种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残忍的种族仇杀的可能性，公社能够解体、蜕变成部落主义（包括国家沙文主义）。从一个方面，我们认为巴黎公社可以被看作普通大众有希望重建世界的标志，在这个世界里不存在异己的国家和阶级势力。但是，在印度，“公社主义”（communalism）一词指发生在印度教区和穆斯林教区之间的大规模仇杀。在目前的危机中这种困境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正在逼近的生态灾难可以触发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以及与之伴随的种族中心主义，如犹太复国主义，所以，要推行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十分困难。
我认为最初的分裂是通过性别这一概念进入历史的，性别概念是“分化”概念在人类中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当他意识到性别差异的时候，他就形成这样一种认识：人是分为两种不同的人的。然后这一认识迅速扩展到人类世界的所有其他方面。在古代，通过男性狩猎队伍的步步进攻，以男性为主的统治就沿着这条轴线迅速发展起来。在自我之间和自我内部，性别之间的自然分化是不可识别的、引发分裂的。这又不可避免地向后延伸到了自然。现在，“分裂”变成了自然的“性别杈”（gendered bifurcation）。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真正的人成为了男性；而无声的、被动的、缺乏理性的自然，则躲在背后成了永恒的“女性”。性别暴力是人支配自然的范型。
公正、自由及生态统一
从理念上讲，公正意味着缝补那种被撕裂的东西。这种被撕裂的东西之所以存在，只因为世界充斥着不公正。而公正之所以存在，目的就是要根据法律将世界重新整合到一起。但现存的公正也未必就是公正的，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只是某一个地方的法律而已。在这个世界里，法律往往是男人的一种编造，是按照他们的、未超脱社会层面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在某些公社背景下，女性由于寻求某种程度的自主和性自由而被她的男性亲人杀害。她们据说是受到了神圣公正的一击，但她们所获得的一切，其实只是宗法制度的死亡裁决和生来就得接受的男权原则。我们再回过头来思考一下公社：正因为公社是在并不普遍的时刻蜕变为部落主义的，所以有必要使公正所坚守的法律变成一种普遍的法律，高于国家，高于宗法，当然也要高于资本及其私有财产。
虽然由于人类的局限性，我们从未充分地获得过这种普遍性，但我们可以借助既定水平的社会所提供的透镜来观赏它。“进步”的深层含义是这样的： 一定程度的发展也许会带给普遍性一些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其先人所不具有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态危机把普遍性塑造成了赋予生命以价值，目的不是防止集体毁灭，而是在历数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严酷教训之时使赋予生命以价值显得迫切。因此，公正在当前所坚守的法律是生态统一的法律，而不公正是生态解体和世界破碎的表征。同样，公正呈现出直接的生态特征：“公正的公正”（justly just），就是有助于将那种与追求生态中心主义的目标的、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相一致的人性拢聚到一起的公正。在一个处在气候变化和资本导致其他种类浩劫的炮口之下的世界里，公正必须获得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形式。
生态社会主义所内涵的公正有两面。首先，从与人类的关系方面考虑，它适用于每一个或每一种生物。 直接依据人类价值及其社会形式谈论狼对羊的不公平，或者谈论其他任何猎捕关系，都是毫无意义的。 这里需要受到批判的，是人（大写的人）对自然的不公平。
公正的第二个生态面关系到那些因一类人掌握在另一类人之手而遭受的伤害。这与第一种情况的区别在于，受害者也有进行反抗和纠正错误的能力。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斗争的“革命中心”，在这里，资本侵犯了人们的居住空间，从而激起了“普通”人要求恢复他们的生活完整性的反应。在这里，公正起初采取了某种特定的“环境”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特定的损害——洪水、有毒物质成灾等等——将通过集体行动包括国家当局的呼吁来解决。值得注意的是，与前面的推论相一致，这些行动更多是由妇女来领导的。
导致激进主义的生态危机的特殊爆发点一般来说就是这种不公正的“走在受害之路上”的例证：卡特里娜飓风的受害者，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的受害者，尼日尔河三角洲或厄瓜多尔森林中的石油开采的受害者，那些住在南非德班炼油厂旁边或有毒垃圾场旁边的人——以及一切由曾经借资本主义这个人类恶棍之手袭击过地球的重大疾病造成的荒无人烟之地。
然而，当更大的联系被引入斗争的其他领域，而且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将所有这些斗争团结到一起的、赋予它们以阶级内容的共同事业当中时，环境的东西也可以被普遍化为生态的东西。在环境公正向生态公正转换的过程中，普遍原则就出现了，其逻辑完整性也就进入了生态社会主义。
这些原则直接扩展到了战胜气候变化的政治领域，而其中唯一连贯的基础就是生态社会主义。我们认识到，由碳（确实还有其他介质）带来的气候污染，是由于资本通过工业化扩张而产生的臭气造成的。我们确定的总的转变目标是要推翻这种癌变性增长机制。然而，由南到北，这一目标的实现都要通过特别的和不同寻常的路径，并且统一于既忠实于生活也忠实于所有生物的自由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走向无毒文明所需要的这类技术，只有在依靠“人民力量”和民主计划的社会中才是可信赖的。因此，只有推翻资产阶级，我们为争取一个可居住世界的斗争才能在各个方面向前推进。
同样，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不废除凌驾于气候议定书之上的权力，所采取的减轻大气中的碳含量的措施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想完成这项任务，只有从低层发起大规模运动，并将无数单个地点的斗争凝聚起来以共同反对资本入侵，尤其反对因石油开采导致的居住空间的破坏。这类运动中的联合力量，只能是反资本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发展中的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物。
所有这些不同的原则都统一于一个共同的尺度——只有首先把碳排放限制在地面上，逃过全球变暖之劫才具有可行性。正因乎此，我们被带到了双重战略的面前：第一重战略是，对于我们周围所有致力于保护生活空间免受扩散性碳排放影响的努力，我们都要给予支持;第二重更普遍的战略是，改造社会以便人类能更轻便得多地生活在地球上，从而再没有碳固定的必要并能采用替代技术。但是我们仍然坚持根本的问题不是技术性的，而在于我们改造自然和消费我们劳动成果的方式。要合理地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因为，治愈消费主义这一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自由地联合起来的、踏上生态中心主义道路的劳动的普遍化。这要求将作为自然的创造性部件的人类所取得的成果，用于战胜如今统治这个世界的“占有”、资本召唤出来的所有权这个魔咒。
对这些目标的忠实性成为评价生态社会主义的标准。但它提供了更多的东西。通过将生命放置在我们的存在的中心，生态社会主义把我们也放到了生命的中心，并且能更好地忍受未来的艰难困苦，因为未来会有更大的苦难，并且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故事不能保证有一个幸福的结局。用一种重生的精神和对生命的尊重来直面这种苦难，远远好过屈服于垂死的资本主义所指向的寒冷黑暗的死亡结局。
（原文标题为“Ecosocialism, Global Justice, and Climate Change”，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 Vol.19:2 (2008) pp.4-14；经授权发表，限于篇幅，本文略有删节，并删除了原文的注释；Joel Kovel 系美国著名政治家、学者、作家、心理学家、生态社会主义者，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授；译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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