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贸易之争看大国战略思维

　　

　　岳健勇

　　

　　《凤凰周刊》2006年第9期（总214期），2006年3月25日

　　

　　 在过去的两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急剧上升，双方在贸易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加剧，美国对中国开始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2005年7月，人民币的轻微升值并未能抑制中国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根据中方统计，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1,629亿美元，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1,141.7亿美元，高于中国总体的贸易顺差额；美方的统计则显示，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到创记录的2,016亿美元。

　　

　　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各方面就普遍预测当年对华贸易逆差将超过2,000亿美元，这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声不绝于耳。美国参议院提出提案，要求取消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对所有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以迫使人民币升值，这一提案不久将付诸表决。

　　

　　在国内部分产业和国会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近期发布了两份告，一份是美国贸易代表（USTR）提交的名为“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的责任和执行的新阶段”的告，该告宣布将成立“中国强制执行特别小组”，这是美国贸易代表首次特别针对单独一个国家而设立的监督机构，表明美国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上态度日趋强硬，其核心是要确保建立一个所谓更加“公平和持久”的贸易关系。另一份告是以布什总统和直属于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2006总统经济告”，告指责中国人为操纵汇率，通过干预外汇市场阻止人民币升值，认为中国应为美国去年创记录的7,258亿美元的全球贸易赤字承担部分责任。

　　

　　中方首先承认对美贸易存在巨大顺差的事实，指出，双方数字的大相径庭是源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接着以一系列数字指出，中国政府为缩小中美贸易逆差做了大量的努力，美国通过贸易和投资从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实际上比中国大得多的）经济利益，因而中美经贸关系是互利双赢的，双方的利益分配大体平衡。中国有关人士呼吁“双方能共同探讨解决好贸易平衡的办法，而不是把贸易问题政治化”。

　　

　　美国对美中贸易给其带来巨大利益的事实同样了如指掌。例如，根据摩根·斯坦利的一项研究，美国消费者在过去的10年由于购买了廉价的中国产品节省了6,000亿美元。有美国专家指出，许多标有“中国装配”、而非“中国制造”字样的进口产品实际上是出自在华的跨国公司，这些进口产品仅仅是在中国完成最后的装配。从1990年以来，美国从亚洲的进口在其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8%，唯一不同的是第一大进口国的日本现在变成了中国（据《南华早》）。

　　

　　其实，在上述问题中，无论是统计口径上的各持己见，还是对各自经济利益认知上的心照不宣，对两国来说本来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对外推行霸权、对内多元民主的国家来说，借用国内政治压力，将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以操纵国际经济关系，在外交上早已驾轻就熟。由于近两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过快，已经达到了某种心理承受的极限，加之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不断攀升的对华贸易逆差在美国国内遂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很容易激发出类似20年前“排日风潮”（Japan bashing）那样的“排华风潮”（China bashing）。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如果仅仅局限于经济理性这样的非政治方式而试图对美国加以规劝，对于解决双方的贸易冲突实无裨益。

　　

　　中国在处理与美国（以及欧盟）贸易争端问题上的惯常做法是“定单外交”，也就是通过经济利益上的让步来换取双边经济政治关系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定单外交”对缓和双方贸易紧张关系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它对中国产业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例如以巨额外汇资金采购波音、空中客车等大型客机，不但使我国飞机制造业难以发展，也会造成民航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其次，“定单外交”或许能收一时之效，却不能使中国根本摆脱美欧发达国家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不断升级经济政治压力的被动局面。从本质上讲，这一局面是由中国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所确立的国际贸易结构所决定的。因为中国要在高度开放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要进行大量的产业投资，由此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低技术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而跨国公司积极把中国整合进入其全球生产营销网络，则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国际贸易量的激增。也就是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有关研究指出，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贸易，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则下降了30%。

　　

　　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殊重要性为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世界贸易的80%属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而外资已经控制了中国近60%的出口贸易，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近90%，因此，如果中国在谈判中把贸易问题与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问题“挂钩”，那么就很有可能赢得主动权。

　　

　　具体地说，首先，中国绝不能屈从于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压力，因为在华外资企业大多从事加工贸易，人民币的升值将引起其进口的原辅材料成本的下降，因而对其出口影响不大。而中国本国产业大多从事一般贸易，升值幅度过大势必将严重削弱国内产业的竞争力，造成国内需求的进一步萎缩。其次，中国可以在对美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警告美国，要大幅度削减对华贸易赤字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对美国在华投资实行限制，这样远比通过一次性的几十亿美元的大宗中国政府定单来减少美国贸易赤字要有效得多，因为即便是按照中方的统计，30%关联交易的消失即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减少大约340亿美元。

　　

　　美国必然反过来指责中国这样做将违反在入世协定中承诺的投资自由化原则，中国则可借机要求重新谈判WTO的有关内容，特别是废除《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该协定对中国实施独立的产业振兴方针构成了极大的法律上的障碍，迄今，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国家签署了这一协定，中国如果决心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摆脱这一协定的束缚。那么，僵局就出现了，美国若因逼迫人民币升值未果而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全面的关税限制措施，中国则可以美国完全不履行WTO义务为由，对美国在华投资实行全面禁止或严格的限制。

　　

　　这场将震动世界的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全面的经济贸易战会不会发生，届时将取决于与中国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美国商界的态度。假如美国在华企业无利可图，天平自然将倾向于“排华”势力一边，而事实上，据中国美国商会2004年的一项调查，86%的美国公司在华收益正在提高，42%的公司在华利润超过了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引自中国商务部资料）。这恰恰便于中国利用美国商界在其国内政治中的巨大能量，调动美国商界压迫美国政府采取理性态度，以真正达成中美之间“公平和持久”的贸易关系。

　　

　　中国如能赢得这场经济外交战，不但能提高中国的大国威望，更重要的是将鼓舞国内民众的民心和士气。但外交仅仅是促进国家利益的工具，再高明的外交也无法解决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处境给中国造成的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战略性的被动局面。中国要实现国家强盛，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加入经济全球化，中国对于规则化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只宜取因势利导之策；但如何驾御经济全球化，使之服务于中国产业振兴和工业化的目标，以尽快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不是为经济全球化所吞噬，就需要把握规则，善用规则，特别是在必要时能够以规则战胜规则。当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国家的振兴从根本上须要依靠强劲的内需的支持，但要克服导致内需长期持续疲弱的不利因素，恰恰需要国家各种制度的改进和创新。这不正表明，无论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如何，从中国的长远利益考虑，中国要彻底摆脱当前这种经济贸易上的困境，需要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政治化”解决之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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