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章

“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

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

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

话说正谈话间，蒯大富来了。韩爱晶是这样记述的：

黄作珍告说蒯大富来了。谢富治忙站起来出门去接。

此时已差不多是早晨7点钟了，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外，把手枪放在车座底下，下车走向大会堂台阶。谢富治接着他。他一见谢富治就哭了，好像在外边挨了打的孩子见了家长一样，哭得非常伤心。谢富治说你跟我走，说着弯下腰帮他把卷着的裤脚放了下来，带着他往118厅门口走来。

毛主席起身走到门口，大家都起身跟了过来，站在主席后面，我紧挨在主席右侧。蒯大富走进来，脸上挂着泪珠。江青看着蒯大富那狼狈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蒯大富握住毛主席的手，一下子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号陶大哭，一边哭，一边告状：

“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操纵10万工人，严严实实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他们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同学们又去跟他们讲理，鲍长康、潘剑虹都被抓走了。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

“不要胡说！工人是毛主席派去的。”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

“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蒯大富说：

“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

“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

“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

“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只顾告状，嗯嗯哭，他那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整个气氛。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他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她重复着说：

“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慢慢说。”

服务员给蒯大富搬来一把藤椅。大家又在118厅坐下来。毛主席问黄作珍：

“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回答说：

“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

“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革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

“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

“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

毛主席说：

“聂元样打给中央的电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3万人吗？怎么说10万人？”

他又说：

“4个办法，是什么呢？”

姚文元插话说：

“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主席说：

“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是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恩来插话说：

“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

“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它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

江青插话说：

“败家子。”

毛主席说：

“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嘛!”

江青说：

“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

“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5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

“他们忙啊！”

周恩来说：

“这就是国家大事嘛！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

“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

“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

“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

“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3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明基的所谓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4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插话说：

“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的方式。”

毛主席说：

“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说：

“少慢差费。”

毛主席说：

“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插话说：

“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

“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

“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了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

“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

“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

“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对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应该去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

“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做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

“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说：

“没有，同学们对他有意见。”

毛主席说：

“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

“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

“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

“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伯达说：

“66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了。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就要一统一天下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

“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出身骑兵，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

“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

“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

“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主席说：

“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

“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

“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

“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

“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主席说：

“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

“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

“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

“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都不管，都是市革委管。”

林彪说：

“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

“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两百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两百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飞只剩下一匹马。”

叶群说：

“那是失街亭。”

林彪：

“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不是，而是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也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

“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6所。”

谢富治说：

“清华两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说：

“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

“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

“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3件武器，—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说：

“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真想不到会有人向中央告这样的假情况，赶紧申辩说：

“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

“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伯达说：

“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

“主席，我有个要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陈伯达说：

“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

“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说：

“不要老是批评。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

“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

“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

“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了。”

毛主席说：

“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很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

“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

“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

“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414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414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414。我们叫人去做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打到哪一年去？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是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5个工人，打伤工人。正如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我们偏向于你们5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414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414和北大的井冈山。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414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4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粹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

“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

“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做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414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

“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说：

“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

“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问：

“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说，有。毛主席说：

“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说：

“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

“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群众制止武斗，宣传多少天，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吴德说：

“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

“414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

江青说：

“414是骂我的。”

谢富治说：

“414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

“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414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

江青说：

“甚至414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

“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出两人，414出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说：

“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主席说：

“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

江青说：

“现在你们5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

“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414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

“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

“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打得鸡飞狗走，我们可能犯错误。”

王大宾说：

“现在搞教改困难很大，要下去和工农结合，到实际中去，但没钱，卡得要死。”

江青说：

“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

“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是讲了吗？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长冈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

“读那些什么厚本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主席说：

“小学6年太长，中学6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414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统统在外边，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414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说罢，他看看手表，说：

“现在8点多了，5个多钟头了。”

谈话的过程中，埋在我心里的一个大问题又出现在脑海里。我决定向毛主席请教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如果不问，什么时候再有机会问呢？我鼓足勇气问道：

“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领导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想不到我会向毛主席提出这样的问题，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主席很平静，他说：

“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出现了割据局面也没啥大事嘛！100多年来，清朝初打20年，我们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共产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插话说：

“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

“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他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恩来说：

“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泽东主席说：

“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

“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

“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7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批评我说：

“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

“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主席说：

“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

“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恩来说：

“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

“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4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10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又批评说：

“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对着陈伯达说：

“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22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

“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3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

“想得远好，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4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有人回答：没听说。姚文元又指责我：

“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说：

“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

“韩爱晶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一直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414就不赞成，414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

“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我向毛主席请教问题后，康生没讲话，也没有像李志绥书上写的康生因此训斥我“你大胆胡说八道”。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

“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毛主席的手说：

“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边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握手告别。没想到，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

“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

“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完了，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的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我们再次跟林彪、周恩来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厅，走进另一个大厅。谢富治说：

“已经9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5个人坐下，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

“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饭后，谢富治说：

“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3点到8点半，谈了5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

我们围在一起，大家发言，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又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5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即《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笔者注）。谢富治说：

“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去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7月30日，北京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出面召集44个大专院校的代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在会议上都作了检讨。

与此同时，有武斗的6所院校立即停止了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此，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他在谈到高等学校问题时说：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20年、30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1日，毛泽东、林彪接见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6地区陆海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全体成员。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福建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5日，《人民日》、《解放军》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在这篇社论里加写了不少重要的文字，他写道：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他还写道：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关于目前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进程，毛泽东写道：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泽东又在社论中“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这一段之后，写了一段文字：

“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毛泽东还针对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有所抬头的现象写道：

“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他针对知识分子和造反派对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轻视态度严肃地写道：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北京卫戍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有人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也参加了接见。

毛泽东在接见中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说：

“你们有希望吗？还在大打吗？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

后来在8月21日，太原市两大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声明解散跨行业组织。

8月17日，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工人宣传队问题，他说：

“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5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高校问题，他说：

“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还说：

“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9月或10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姚文元问道：

“要准备什么？”

毛泽东说：

“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西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22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又在文章中加写了两句话：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毛泽东还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语“史无前例的”几个字删了去，旁批道：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7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该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按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驻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

8月26日，《人民日》发表了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

9月2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中的主要内容是：

1、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2、选调工人，必须是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3、工宣队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好的。一般年龄在25岁至60岁左右。4、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它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持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5、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6、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9月5日这一天，西藏革命委员会和新疆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

从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5日，历时1年零8个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人民群众欢天喜地的称之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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