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愤怒:世界社会论坛2007年报告
非洲的愤怒:世界社会论坛2007年告
上周于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以在首都贫民窟中的探访结束。Charlie Kimber和Gavin Capps会见了一些当地居民。
Kariobangi人民自尊,正派,并且竭力争取和平和稳定的生活。但是他们生活在某种世界上最糟糕的环境中。
Kariobangi位于内罗毕东北角,内罗毕60%的人口——200万——生活在贫民窟中。
Kariobangi的7万居民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小屋或者草草搭建的棚子里。这些非常拥挤的家庭常常没有适当的卫生设施,电或者水。街上尘土飞扬,笼罩着房子和人们。
只有约十分之一的人有稳定工作。其余的人依靠零工、小生意以及各种不法活动为生,从酿酒、毒品交易到偷窃。
有些地方有着成堆的垃圾。在这样贫穷的区域你不能想像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被丢弃,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人无望的在翻着垃圾,指望能够找到些有用的东西。
“每一天都在为生存斗争,我们并没有从艰辛的工作中得到多少。”Enos Mwangi说,“我们的小屋有两个房间。我和我妻子住一间,我们的四个孩子住一间。”
“这已经比我从前的家要好一些了。我的父亲在1973年从乡下来到内罗毕,在这里定居。他是个农民,认为呆在农村没什么前途,内罗毕要好一些。”
“他希望让他的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我的孩子们很难受到教育。两个女孩子只能上小学,即便如此也只有一个男孩子在上中学。”
“我最深的悲伤是眼睁睁看着我的一个孩子日渐衰弱,最终死去。我们看不起医生,只能希望用那些免费得到的药物能救他一命。但那是不够的。”
Enos的故事是非常典型的。在Kariobangi,几乎20%的儿童在5岁前死去,80%的孩子不能上中学。小学教育在2003年免费了,但是大一些的孩子仍然要付钱。而且许多家庭也需要他们的孩子尽可能早的去赚钱。
新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这一地区,大约2000名在8岁到14岁之间的孩子没人照顾,他们只能靠自己生存。一些从事卖淫,另一些在犯罪。
18岁的Pauline Moraa说,“我12岁的时候因为费用问题不能上学了。然后我的父亲都死于艾滋病。”
“我祖母照看我直到我13岁,然后她死了,就没有别人了。我在垃圾箱里住了一段时间,吃一些一家食品店丢弃的脂肪。我睡在露天。后来我被劝说作了一名妓女。”
“那是段痛苦的、可怕的生活,我现在已经摆脱了。现在我加入了一个教会举办的纺织生产的项目。”
“我知道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大多数朋友要么有严重的疾病,要么已经死了。我不想也那样。我的梦想是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和一个家。我希望有机会能成为一个可以给自己做出选择的人。”
肯尼亚总统Mwai Kibaki于2002年当选,当时被寄予厚望。现在对他的政府充满了愤怒。
“我不认为他们关系我们。我们是穷人,都被遗忘了。”Pauline说。
摇摇欲坠
她的话在Ngei 1得到了印证,这个非洲最大的贫民窟,位于Kibera的边缘。这里的人们居住在摇摇欲坠的建筑中,房间只有3米长3米宽。一家人必须在这个仅有的空间里吃、睡、做饭和洗刷。
这些房间是一个地主买来的并出租的,他能够征收高额租金并且限制新房建设——经常是使用暴力手段。
那里没有政府的垃圾回收中心,所有的垃圾都堆成了山,一些足有单层公共汽车那么高。
街道是个大杂烩,有成片的污水,食物残渣,动物尸体和其它生活垃圾。
孩子在这些对他们的健康非常有害的污物中玩耍。
一些街区没有电,这意味着居民使用蜡烛照明,这经常引起火灾。有时候这些可怜的建筑就坍塌了。
人们试图组织起来并改善环境。一发展中的青年团体已经启动了一个垃圾搜集系统,用独轮车和他们的双手来搬运垃圾。
他们成功的可能不可能高,但是这是一个例子,说明肯尼亚的反抗精神还没有熄灭。
教师和讲师们已经多次为了工资、环境、拥挤和低质量的教育罢工。采茶工人正在准备采取行动来对抗一种新机器的采用,那将威胁到几万人的工作。
即使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也在反抗。在世界社会论坛期间有一个例子,贫穷、饥饿和愤怒的肯尼亚学生以及年青人洗劫了一家餐馆,参观的主人是国内安全部长John Michuki。
年青人占领了烤肉角,吃起了炸鸡、炖牛肉和意大利面。
Kariobangi, Kibera和Ngei 1——以及世界上许多其它地方——的贫穷,在这个在军备上花费了如此之多并充斥了富人的奢华的世界上,是一个污点。
不论是国际权力的施舍还是戈登•布朗的甜言蜜语,都不能结束这些苦难。这需要来自底层的群众性斗争,最终,这必将导致为社会主义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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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无尽的贫穷
非洲国家面临着以经济伙伴协议(EPAs)掩盖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威胁
这些交易试图打开非洲、加勒比和环太平洋国家的市场使欧盟能够自由竞争。
这将使跨国公司消灭小生产者然后强行制定垄断价格。甚至欧盟都预言EPAs将使西非制造业破产。
大多数非洲国家讲会成为原料出口国。欧盟还在继续推进新的破坏性的关于投资、竞争和私有化方面的协议。
由于世贸组织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这些计划都被搁置了,但是又被提交给了EPAs。
非洲的一小群精英可能会从中受益,他们的公司可能会进入西方市场。但是大多数会变坏。
不足为奇,很多活动家把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经济伙伴协议)称为“Endless Poverty for Africans”(非洲无尽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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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金矿藏与瓜分非洲财富
一场新的“瓜分非洲”正在上演,在许多方面都与19世纪瓜分非洲有着相似之处。
如今石油是主要的资源,几内亚海湾(从象牙海岸到安哥拉)、苏丹和乍得是主战场。但是其它重要资源同样易于得手,因为世界各大势力都是寻求控制重要原料。
由于有非洲新自由主义政府支持的跨国公司为了争夺资源而进行的竞争,普通非洲人为此承受着苦难。
一个赤裸裸的例子就是,在南非,为了开采那里的铂金矿,人们被从世代生活的土地上驱赶开。当他们为此而斗争,便被骚扰、逮捕和殴打。
近些年对铂金的需求飞速上升。在汽车排气系统中铂金是不可替代的成分,而全球汽车销量很大,尤其在中国和印度。
铂金全球储量的90%在南非,一些大公司,比如像Anglo Platinum(Anglo American的一部分)和Impala,都急切的盯上了南非。
矿主们已经得到了ANC(非洲民族会议)政府的许可,允许他们清除所有妨碍他们尽可能快的攫取铂金的障碍。
上周Limpopo省Mothlohlo地区的妇女们组成人墙来阻止Anglo Platinum在他们的庄稼地里打桩。这家公司指示推土机司机把大量的泥土扬到妇女们的身上。
自从种族隔离结束以后,这一地区已经看到大量的强迫移民。大约6000人被从土地上驱走,多人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内面临搬迁。
在Magobading,(那些从他们的家园中被驱赶的人的临时聚集地),16个领导者被警察殴打后逮捕,当时他们参加完一个在Anglo Platinum的矿井前的示威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被拒绝提供医疗服务达22小时,在交纳了高额保证金后释放。
在Maandagshoek几个社会活动家因为保护他们的土地被捕。在一个和平抗议的集会上,警察射击橡皮子弹和实弹(live bullets)。
在Ga-Pila,25个家庭成员拒绝从他们的土地上离开,尽管已经有6000人转移到了聚集地。政府在他们的水源中倾倒矿山垃圾并切断电力。在保护他们的庄稼时又被殴打和逮捕。
在南非西北省份Rustenburg附近的一个叫作Luka的村庄,Mekgwe Lucas和Thusi Rapoo从事着反对Impala的战斗。
他们告诉“社会主义工人”,“Luka是一个有大约人的村庄,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两座铂矿。
“我们非常关注矿山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它们带来了大量的废物,有些日子到处都是灰尘,覆盖了所有的东西。
“我们确信这污染了水源。土壤已经有毒了,我们的村庄被作业所破坏。有的地方你能听到矿工在房屋下干活的声音!
“我们也关注着从矿井里释放出来的气体,我们相信那是有毒的。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要求解决,但是我们一直被敷衍,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Impala矿业公司是在种族隔离时代建立的,并且是种族主义制度的基石。非洲民族会议政府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步骤来恢复我们的权利。
“Bafokeng部落会议要为我们声张,但是它的头领们却不理睬我们的要求,而是中饱私囊。
“我们将继续为了正义、人民、尊严和环境而战斗。如果挖掘继续下去,由此创造的财富必须用于整个社会和矿工。”
Emmanuel Makgoga,在Tubatse地区与铂金开采斗争的社区的发言人,说,“这块土地和矿井是属于我们的。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受到政府或者警察的威胁。”
“我们知道在秘鲁、尼日利亚、菲律宾和其它很多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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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变非洲的战斗中获得新生
来自“南非保持左倾”的活动分子与Claire Ceruti谈论新的左翼运动的可能性。
在60年代和70年代,非洲的象征是殖民破坏和推翻了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斗争。
出席世界社会论坛的许多活动分子都已经对他们本国的政府失望,当那些来自西方的代表说明争取解放的希望如何遭到背叛时他们感到非常气愤。但是这也显示了非洲新一代左翼活动分子开始登场了。
现在是建立一个新的超越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运动的时机了。
“我认为潜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这需要一个行动纲领,来维持发展。”来自肯尼亚人民议会的Wangui Mbatia这么说。
“左派的议程包含了许多可以鼓舞人民的内容,——土地,房屋,就业,贸易,甚至移民。人民在超越边界的时候经常遇到巨大的困难。
“我们必须使人民确信还有别的出路——新自由主义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
一般认为非洲有着独特的历史,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非洲大陆同样是被资本主义折磨的世界的一部分。
“得知并非只有肯尼亚在为更好的世界斗争是令人鼓舞的。”肯尼亚的活动分子Nais Karia这么说。
“在世界社会论坛上,我们谈论各种话题,——就业,领导能力等等。但是听到来自世界的年轻人都在为了同样的权利斗争让人高兴。我们肯尼亚人并不与世界上其他的年轻人不同。”
“我们需要建立合作关系和左翼出版社,这将突破地理界限的限制。”
失 败
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使普通人获得自由,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打破国际经济秩序。一个南非的活动分子,Papi Molefe,这么说:
“我们必须理解团结不仅仅是互相支持,而且要看到国际经济运行和跨越国境的转移。”
布什的“反恐战争”使这种观点被认同。Wangui告诉《社会主义工人》美国怎样赞助肯尼亚的正统基督教徒。“他们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制造从前没有的冲突。”他说。索马里的战争对非洲左派来说是个关键问题。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涌现的政府的失败使新的左翼政治进入日程。
来自南非共产党的Nkosiphendule Kolise说,“我不认为政府官员们曾经去过贫民窟。我们不能依靠他们。我们得找到新的更好的方案来对付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将使我们团结在一起。”
旧运动依靠的是游击队,“大人物”的选举和群众的盲从。正在出现的新的运动则坚持普通非洲人解放他们自己的承诺。
然而,新型的政治不论自动支配新的运动。因为非洲可怕的贫困,即使是左翼非政府组织也很容易滑到“群众的救世主”的角色中去。
非洲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正确的与改变我们自己政府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一些活动分子认为左翼应当运用选举作为控制非洲政府的努力的一部分。
权 利
肯尼亚活动分子Nais Karia说,“我们需要改变选举我们的领导人的方法,在争取程序改变的同时,我们还会使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让好的领导者掌握权利。”
“我们需要改变不断重新选举出的同一群人的千篇一律——他们已经毁掉了我们的经济。”
“人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许多事情来终止政府的腐败。”Wangui同意他的看法。“我们需要更加活跃的参与国内竞选活动,选举那些左倾的人进入政府。”
所以甚至那些卷入到激进群众战斗中去的人,同时,也可以参与到选举中去争取政治改变。这一战略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会最终放弃我们作为阶级的力量,而是追求个体的救世主。
然而左翼必须准备参与到竞选中去,来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以此作为我们把它们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尝试的一部分。
非洲的新左派要寻求宽广的可能性来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腐败政府。“我们关心的不应该是我们的不同,而是怎样击败妨碍我们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权。”Nkosiphendule说。
但是用社会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斗争也是至关重要的。Motsumi Marobela,一个来自博茨瓦纳的社会主义者,在世界社会论坛上描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公开。他说,“对我们思想的回应以及那些买我们的传单、纸的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在非洲创造一个宽广的左翼需要我们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核心。新左派必须有能力在非洲创造反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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