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中常有一些超越工会范围的活动，如参与工厂以外的思想运动或斗争（像政治斗争、国际声援运动、捍卫民主的事件等），参与工厂以外团体（如有关健康、房屋、文化等）的共同行动。

　　

　　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社会运动（下称新社运），如生态保护、女性主义、地区主义等，与工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这些新社运的精神与内容，都跟工人运动不同。前者对工业社会主要持批判理念，但工运则认同这些理念。例如环保份子否定整个工业科技发展的概念，工人运动却偏偏深信不疑。新社运不相信所有社会宰制都源于资本主义，他们寻求的是新的组织形式和另类社会模式。

　　

　　尽管新社运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它们显然改变了在工业发达国家进行文化生活斗争的议程。他们对公众的影响，迫使工人运动制订相应的策略。这类情况在过去是不存在的，因为社会运动一直被左翼论述主导，认为所有斗争都是在工运范围之内，只有带有反资本主义含意的运动才被视为正统。

　　

　　1968年5月之后，工会不能不承担起新的工作。新社运批评工会做得不够，并挑战整个工运的中心信念。当时，工会开始在行动中纳入新的要求。尤其是在「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内，新社运的影响力很大，而当时的经济气氛也要求工会作某程度的开放和接纳一个能概括所有要求的总方向。

　　

　　但不久之后，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这种做法便不大可行，渐渐明晰的是，新社运与工运性质根本不同，工会发现无法把新社运视为“第二战线”，或以为不需要对工运传统理论作任何根本改变便可将新社运吸纳。经济危机使工会更具防卫性，而新社运亦与左翼思想的距离日渐拉远。新社运批判工会响应经济危机太被动，只为了「复元」而扭曲斗争。妇女、环保份子、地区主义者也不满他们与工运之间那些模棱两可而又互相冲突的关系。在工会方面，即使有些工会对新社运持开放态度，但大部份工会基层会员却提出回复传统工运的要求。工会一旦采取防守的态度，“第二战线”的观点便烟消云散。

　　

　　今日，我们对工会与新社运的联系可作两个层次的检讨：一是阶级意识，其二是工会政治的策略问题。

　　

　　两个运动之间

　　

　　新社运提出的斗争议题与工运可以有多种形式的连系。无疑，新社运令工人行动产生了某类危机。要将关系由负面改为正面，要说服工运接受新的主张，首先要有基层积极份子的介入。

　　

　　一位里昂积极份子的感受是，工运已失去方向，社会转变使工运远离以工作和生产关系为中心的基本议题。一位身为技术人员的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会员认定工会主义已放弃了「阶级意识」，变为维护企业家的利益；反而一些社会运动如反核运动，更能够在关键的行动中提出深刻的意义和动员新的群众。这位技术员曾在工会活跃过一段长时间，现在却越来越不能投入。他不相信工会能够自我改善，他认为工运已过时。

　　

　　这种态度并不只存在于收入高、待遇好的工程人员中。一位非技术女工也有同感。她觉得工会主义以传统防卫的态度响应年轻一辈的期望，已不奏效。另一位非技术移民劳工提出：「工会不应再将阶级意识捧为中心思想，这类行动没有意思，我希望工会往前望。」这种文化转变与新社运明显有关，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工人阶级意识。很多人认为阶级意识已是明日黄花，他们一方面感到工人行动已失去方向和意义，但同时却无法指认出新的社会冲突的涌现。这正是工人运动与新社运之间构连失败的‘负面’效应。

　　

　　一位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铁路工人也领会到，工人阶级意识的社会形象不再讨好；他对工运圈外提出的社会批判很有同感，认为现代人的生活不再只以工作为轴心；因此积极份子应该参与居住、文化、消费等事务。他认为应该放弃一些过时的或空想的目标。举例说：当工人越来越不能够控制生产时，应否再提倡促进生产？即使在国有化企业中，也没迹象显示促进生产会有利社会进步。同样道理，工会亦应放弃一些如增加消费和闲暇的口号，因为这些做法造成新的疏离和剥削。受新社运影响，好些工会积极份子产生了一套新的意识和看法。在铁路工人中，连过去积极参与工人阶级意识斗争的活跃份子，也深受新社运文化影响。洛林工会承认，捍卫公民权益和支持失业人士的斗争往往由非工会人士推动。

　　

　　不过对新社运的赞同主要表现在态度上，而非实际行动方面，可以看到，没有溶合在传统工会文化中却又是现代化工业中的重要成员－－妇女和青年。例如，女性主义者批评男性主导不单在工作间存在，甚至在活跃份子中存在。里昂工会两位妇女便有这样意见。年青失业工人对劳动及疏离问题的争论，使活跃份子不能不对旧的工运信仰及教条产生怀疑。一位工会年青铁路工人就认为工作间以外的斗争，如争取公民权益，反种族歧视，追求另类生活方式等，就比工作间的斗争更为重要。

　　

　　新观点尤其存在于电子工业中的技术人员中。现代工业中的工会份子都感到追不上转变，而且没有发言权，例如在信息计算机化的问题上，普遍感到工会主义已太守旧，与今日社会的真正问题脱节。一位工会会员提出工会应改变自己的世界观，要认识到这是一个“犬儒”社会。另一位工会份子认为反剥削的斗争再不是运动的核心；抗衡国家和大集团、要求自主，才更重要。一位已逐渐远离工会的妇女指出：「当你再不能响应人民的要求，你只会慢慢消失。」人们越来越强烈感到，不满情绪正在扩散。工会份子的工人意识被受冲击，即使最有阶级意识的人也受到动摇。

　　

　　不过这种现象却没有因此令工会开拓更多渠道，使之与新社运进行沟通。

　　

　　怎么样的联系？

　　

　　在「转变」阶段，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立场。那些紧守传统工人态度的工会份子，拒绝承认工会与新社运的分歧，深信工运必能应付新的转变，能吸纳新社运提出的挑战。不过也有工会份子能理解到与新社运之间的分歧，承认大家是独立的，并尝试寻求彼此联系的形式，有些活跃份子甚至转投新社运。

　　

　　第一种情况：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唐柏和法国总工会的曾逸，就非常不愿意承认新的社会问题和新社运的位置；他们始终认为工运能吸纳所有新的斗争，坚持「工人意识」和「工人行动」便足以解释、应付所有不断浮现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以工人阶级意识为运动核心的观点不容挑战，只要对工运理念给予重新肯定，工运便可卷土重来，甚至将环保、教育以至性欲问题纳入其范围。他们始终认为未来是由工人运动的力量和价值观所创造的，并足以将新社运融化其中。他们甚至认为两种价值观其实相近，都是源自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

　　

　　这种观点能够持续，是因为深信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给予新社会斗争真正的支持和肯定。至于学生，1968年5月风暴便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几年之内，激进的学生除了高薪职位外，对甚么也失去兴趣。唐柏解释工人运动如何能介入那些看似他们范围以外的问题时，举登奈的工人为例：他们以工作上的要求为基点，再扩大至个人生活的要求。曾逸则坚持七十年代早期主流话语的观点，否定工运与新社运有不吻合的地方，认为只有能被吸纳在工运中的斗争才有价值。他们相信，只要电子厂女工采取行动，就是女性主义斗争；当核电厂工人开始质疑工作条件，便自动成为反核份子一样。今日，这种观点似乎很不现实。尽管唐柏和他的朋友看不到新社运有甚么新意，但现时的研究均显示，工人阶级意识可以扩展延伸的可能性很有限。有一些被谴责为「专搞分裂」的社会学家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结果表明：坚持传统阶级意识的人虽不至敌视社会运动，但实际上他们无法了解新社运有何新意。而且，这类活跃份子恐怕不能与其它工会成员分享看法，原因是他们的立场更多是要重建信念，而不是分析实况。

　　

　　第二种情况：有些人一方面认同工人阶级意识的思想，但同时亦理解到新社运是独立自主的。例如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钢铁工人阿贝尔，一方面认为工人运动应建基于自主的工人阶级意识，同时亦承认新思潮源自工运之外。他比上述两位活跃份子年青，不相信工运可以承担所有斗争的任务。当他尝试寻求将工人阶级意识和新社运连系时，充分了解到两种运动之间的分歧。他总结认为，工会主义应通过本身的取向和传统，重新演绎「工厂外面的新思潮」。

　　

　　他认为这样才能激发工人运动的生命力，因为「传统工会主义越快完结，工人阶级意识就越快与新社运结合」。这与前述带乐观主义的工人主义有很不一样的立场。

　　

　　工会主义所面对的问题已很清晰，但看来还不易有答案。「工作条件」一向是工人最常提出的议题，从中个人自主甚至自我管理的新要求日渐冒升。阿贝尔承认工会活跃份子需做大量教育工作，才可令工人改变取向。例如在洛林，如果人们要构想另类的生产方式，就要摒弃习以为常的，与传统工业分不开的思考方法。一般来说，在工厂以外发展出的想法，都难以在厂内得到工人支持。阿贝尔在农村长大，他喜欢耕种和那份农村社群的感觉，他亦自觉自己在工厂是少数派，是疏离、微不足道的。他勇于承认「挑战生产方式和工作类别的行动」并没有成功。这正好表明，将工人传统要求和新的期盼连系起来的「中期争取」项目，并未奏效。

　　

　　另一位活跃份子提出，对新社运持开放态度已刻不容缓，因为阶级意识的没落对工会主义来说是一场严重危机。他说：「这样将使我们不再成为运动的推动核心，而变成只是其中的一种政治力量。」
这位工人认为工人运动可以推动工运以外的新期望，由此获得新的力量和自主性。现时，工会主义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决定性一役就在于工人阶级意识能否转向新的问题，扩大接触到非工会份子－－包括技术人员和非技术工人。

　　

　　上述建议并非来自工运的边缘，而是来自积极投入阶级意识斗争的传统工运份子。但工会基层会员却不理解和分享这种观点，因此工运与新社运建立连系一点也不容易。新取向与工会基层会员的取向出现极大分歧。明显的事例是1981年拉罗舍尔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工人强烈反对向新社运开放的呼吁，越接近经济主义和企业家立场的人越不愿意开放。

　　

　　在我们社会学介入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活跃份子从工人运动转投新社运。他就是安德烈，一位法国总工会的铁路工人。他原受训为锅炉匠，并以此自豪，但现在他觉得工作既刻板又乏味。他不再认为工人阶级意识是运动的中心。他现时对工会的行政工作和支持「奥克语运动」的文化斗争活动感到兴趣。安德烈尝试解释两面的参与并无冲突：「我做了8小时不用脑的工作后，要外出参与活动。我接触了奥克语运动份子以及专栏作家，我参加他们的文化小组，而在工作权益上，我亦是工会的活跃份子。」安德烈用一般「反资本主义」的措词来统合那两个不同取向的运动。可是他的同志却觉得他在思想和文化活动中浪费精力和时间，更认为他不再是工会份子或政治活跃份子。更有人苛刻指责他「乔装不是工人」，扮半吊子学术家。他渐渐被边缘化。他试图包容的做法不为大家欣赏，反而引起不信任。

　　

　　分化的力量

　　

　　与上述将工运和新社运连系起来的做法相反的就是要将这两个运动分开。这导致一些人投身新社运而放弃工运，当然也促使一些人更加强调工运的基本原则，强调工人和新社运活跃份子之间的社会距离。

　　

　　在成份最为复杂的里昂工会支部，辩论非常激烈。技术员夏利和非技术工人玛丽完全不认同安德烈的看法。他们认为今时今日工厂之外的斗争才是运动核心。玛丽指责工会（尤其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将妇女排除在领导层以外，她对妇女斗争很认同。夏利则相信「生产目的」是最重要的事项，工会却从不过问，因为工会只埋首就业问题。两人都明确表示支持反对工业污染行动，但工会的立场非常含糊，工会份子认为雇主才是唯一要承担责任的人，可见工会份子自己抱着跟老板一样相同的生产价值观。一位活跃份子回忆说，当反核电厂的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工会份子和反核工人就常处于激烈的对立位置。

　　

　　夏利认为，所有工会包括他所属的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仍认同工业化生产的价值观，这正是必须挑战的理念。他断言不重新认清对手的本质，便不可能想象未来的可能性。对手不单是资本家，还有那些凭借个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去领导工会发展的技术人员。他认为改组政府或将私人企业国有化仍不足以改变生产态度和社会关系。目前的工会行动恐怕仅是为左翼技术官僚铺路。另一方面，当权力已不再掌握在企业管理人手上，工人和工会担当管理角色的想法也日渐变得不切实际。夏利忿忿不平地说，他反对的工团主义，只会高举很崇高的原则。对于工会与社运之间的决裂，他感到非常不满。

　　

　　夏利坚持的立场远超工会支部可以采纳的程度。其实，很多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活跃份子同样处于这种「夹缝」中，既担心工会过时及工会力量的日渐削弱，但又忧虑工会领导层和基层会员之间的分歧不断加深。

　　

　　
回到基本原则

　　

　　
在里昂工会支部，夏利和庄保罗进行了长期争论，庄保罗以反资本家的工会主义原则重申他对新社运的反感，这两位技术员的对立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把新社运当作工运的延申，而是视之为截然不同的思想和领域。庄保罗为工人运动的传统思想辩护，尤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中心地位。他认为经济宰制是所有其它宰制的最根本形式，要挑战工业的逻辑，倒不如反对资本家的不合理管理政策；而发展新的取向应该是政党而不是工运的任务。技术官僚为资本家服务，工业甚至公共部门也是受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所主导。在反支配方面，新社运根本算不了甚么。在讨论过程中有个小插曲：夏利半开玩笑地指责庄保罗，说他的语气十足一位经理。

　　

　　巴黎数据处理工会(data-processing group)相当支持新社运的看法。但一位「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活跃份子呼吁回到工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上，他认为雇主与工人之间存在长久的、不可逆转的经济利益矛盾，统治阶级不论是否拥有生产工具，都强迫工人接受其条件。他认为阶级关系的互相冲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而不能涵盖所有别的人。这有点像达伦诺夫的口吻；但同时又认为这种冲突确实存在于现代的组织和生产中。他警告工会运动可能出现三种危机：

　　

　　1)慢慢转变成为政治反对运动；

　　

　　2)工会参与企业管理（如德国）；

　　

　　3)因与新社运紧密联系而远离工会主义的中心轨道。

　　

　　
对新社运的猜忌

　　

　　非技术工人的反应（尤其在巴黎的工会中）显示他们与新社运的鸿沟很深。对剥削的深刻体会，使他们不能正面评价其它斗争。「我最关心的，莫如工厂的事，那是工作，我的生计，其它都是次要，要紧要是争取加人工，我理不了甚么生态环境。」以上是不受重视的低薪工人的心态。他们对于批判消费主义的行动漠不关心。

　　

　　他们不会讨论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而只会全身投入工业社会争取加薪、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工会中的妇女也感到同时作为女人和工人的双重压迫，但亦只认同穷人反压迫的行动，而不是妇运斗争。她们觉得新社运只是学生、中产阶级和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事。他们不喜欢新社运不把剥削的事放在中心点，以及把工人斗争和其它斗争同等看待。

　　

　　一些明确认同工人阶级意识的人表示很了解新社运提出的社会问题，宣称愿意与新社运紧密联系。不过通常只是宣称，很少付诸实行。不要说一般会员，其实连处于领导地位的活跃份子，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大多感到无能为力。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代表了对新社运两种不同的回应。前者采取防范式的接触，后者则采开放态度，甚至议决在政治上为新社运发言，协助他们的发展和配合行动。但前者则保持工业发展的文化及工人意识的传统思想，对新社运极不信任。

　　

　　
法国总工会的态度

　　

　　
法国总工会一向以工人的具体斗争为重心，并反对区分质和量两方面的要求，因这种区分意味工人斗争的意义已经起了变化。工会提醒大家，工运一直捍卫质方面的要求，如支持技术人员斗争和要求在职培训等。但与此同时，「质」方面的斗争必定受「量」的影响，诸如改善工作条件，休息时间，争取同工同酬等。罢工研究显示，罢工的要求很少转变。例如，在1968年前与工作条件有关的要求是劳资纠纷最重要原因的第七位，之后，只微升至第六位。亚当和杜雷诺形容这些是「建制」内的纠纷。在工会的认可下这些纠纷大量出现，不可简单称为「质」的斗争。穆谢认为：「工作和生活上质方面的要求，长期被总工会理解为与阶级经济斗争不一致的错误思想。」这并不是说法国总工会不理会新的要求，只是他们只着眼于那些反剥削的斗争，又或者当这些要求可强化工人运动和阶级意识时才受重视。

　　

　　法国总工会对妇女运动的态度，正好说明他的一般立场。最初有两个因素促成二者的联系。其一是妇女运动人人平等的主张，需靠工会去卫护妇女在专业和经济方面的利益，因妇女在工作中常被歧视。其次是意识形态上，女性主义运动一向致力将所有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团结起来。法国总工会刊物《Anlofinette》就很明确的要将妇女问题定位为阶级斗争。但编辑罗歇拉也指出，这种取向抹去女性主义运动的特质，并引申了一种男性化的斗争模式和社会实践。于是任何有关个人生活和特别是女性身份认同的问题，都被摒诸于工会活动之外。工人大部份是妇女，但工会却是男性的天下。在总工会中有女性意识的人开始抗议工会男性意识的主导，例如质疑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这点显示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分歧比共同点来得更为明显。这些新的要求加强了工会的政治角色，虽然工会不直接实践女性主义的要求，但会向政制施加压力，使妇女的要求在法案制定方面、工作方面得到考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会行动一般都不是由妇女自己导领导的。

　　

　　至于地域性运动，我们深入研究了法国总工会1976年在朗格多地区认真推动的「奥克语运动」。在某些地方，工会成为了民族主义者的代言人，尤其在阿累斯盆地的矿工，便热衷于「在自己的国家中生活和工作」的想法。但总工会对于「权力下放」和「自主」的观点有点充耳不闻。总工会所做的是借着地域性的意识去防卫本地经济不致受损。结果地域主义并未溶合在工会之中，它反而受工会所分裂。

　　

　　新社运和法国总工会的分野，最明显是在反核运动上。反核运动的组织最强大，亦与工业社会的理念离得最远。除了在简单的事项如环境保护和安全之外，其它所有事情，总工会与反核运动不但分歧，而且怀有敌视。在研究计划安排下，总工会份子和反核份子共聚一堂，环保份子批评消费模式技术发展已失去控制，而工会份子则坚守生产力「自然」发展的观点，坚称大部份人口仍处于低消费的水平。工会差不多提出环保运动只是新中产阶级特权的看法，这种质疑常常出现。两种运动的对立不单存在于理论上或意识上，当总工会赞同法国核电计划，而批评有关当局提供太多优惠予美国的跨国企业时，反核运动却全面反对核能。总工会特意中和反核运动的示威行动，并猛烈抨击在马维尔和朴哥的大型反核行动。有别于对待女性主义运动或奥克语运动，工会与反核这个新社运完全找不到共同之处。工会认为反核运动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分化和分裂。

　　

　　由此可见，法国总工会并不是原则上反对新社运的议题，而是只有当这些新议题可配搭到工会本身的看法和态度时才会加以接受，是一种有限度和有顾忌的开放。当然，总工会也会推动新的议题，例如同工同酬、支持发展地区经济、工作安全等，但很明确这些议题必须符合以工人阶级意识为中心的条件才会被提出。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开放程度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对新社运的态度开放得多，联合会的领导层更常就此作出声明。马尔这样写：

　　

　　对新社运的贡献，我们深表欢迎。妇女运动的重要性，在于推翻那些将所有抗争都还原到生产关系的观点。我们亦关注生态、核能、环境和消费者团体对唯生产论和假设生产科技中立的挑战。这些运动强调对各种不同形式压迫的反抗，提出对自主的渴求。他们反驳工人运动一向的信念，即以为物质生活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进步之间有必然关系的信念。

　　

　　马尔完全没有如穆诺般指责新社运是「错误的思想体系」。他反而支持新社运，毫不畏惧他们挑战甚至反对工运悠久的传统。他甚至有另一套看法：

　　

　　为何对社会出现新的斗争场域及新的斗争方法感到害怕呢？为何总认为这些新的发展必定会使工人斗争衰落？为甚么不能想象一下工运或工会主义能够与这些社会运动合作而有所得着，协助我们抛开使我们倒退的过时态度，连结彼此的行动，将他们的经验吸入工厂的斗争中？

　　

　　不过这种极为开放的态度，却引起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内部紧张。领导层的开放态度很多时得不到基层会员的响应，基层会员的想法仍是传统的工会主义。

　　

　　黎特曾赞赏劳工民主联合会对妇女运动的开放。她认为工会不应把妇女当作工人来关心，而要在工作及个人生活层面上认真处理性别关系的问题。劳工民主联合会的刊物《今天》就此观点发表了专题文章，而工会亦投入争取堕胎权运动。不过工会基层会员却鲜有支持。在里昂工会支部，活跃份子形容工会把女性置于从属位置的做法仍然普遍。在洛林支部，阿贝尔曾尝试提高工人对妇女问题的意识，但发现要改变行为和态度是很缓慢及困难的。即使工会在一般的政策制订方面通过「女性主义的考验」，但工会架构仍是科层化、以男性为主导、以男性工人关注的问题为重心。

　　

　　在反核运动中，领导层和基层会员之间的分歧最突出。长期以来，劳工民主联合会都尝试重新演绎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问题。1973年，当法国总工会站出来支持核电计划时，劳工民主联合会完全反对使用核能，甚至到了直接和反核运动结盟的地步。最好的例子是在拉．阿格。但这个联盟实际上并不巩固，也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在拉．阿格工会活跃份子并非在原则上反对核能或反对核废料处理。他们只是籍反核运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这含混态度在接着几个月变得明显。当反核份子（当中包括劳工民主联合会的会员）作出更多基进的决定时，有的工会份子把这些环保要求视为对企业生产的威胁。结果劳工民主联合会失去大部份在拉．阿格的会员，领导层和基层会员之间的关系越趋紧张。在1979年，当工会和「新社会党」、「统一社会党」、《决泽？》和「地球之友」缔结协议时。这种紧张关系尤为明显。

　　

　　在奥克语运动当中，工会俨然是政治代表。它在该区并没有甚么基础；它要求在政治和行政决策上有自治权，但它没有直接推动任何行动。这显示劳工民主联合会因基层不支持，只能担当发言人，而运动则由SGEN和「文化馆」推动。在传统工人阶级地区，工人想法更接近法国总工会，对新社运抱有戒心。

　　

　　很清楚，工运和新社运虽然都自称为左翼，但在实践上并不能串连。新议题必须跳出以工人阶级意识为中心的思想，才会得到真正的力量。工会支部的情况，则显示新社运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并侵蚀了工运的自信心，然而却无法为工运带来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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