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甄岩

　　

　　毛泽东同志在认真抓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揭露高饶反党集团）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抓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

　　

　　在贯彻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全面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过程中，毛泽东关注着学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1954年10月，他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

　　

　　——问题的提出。

　　

　　山东大学两位青年人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的。1954年3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他们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领域里是有重要影响的。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无疑是必要的。但他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评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他们便选择俞平伯这篇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提出批评。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青年人向一位学术权威提出的批评。文章写出后，他们曾写信向《文艺》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文史哲》投稿，《文史哲》在1954年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9月中旬，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转载。

　　

　　《文艺》主编是冯雪峰。为了转载这篇文章，他写了一个编者按，9月底出版的《文艺》第18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动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资产阶级唯心论。

　　

　　毛泽东看了这期《文艺》，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他对编者按、特别是此按语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编者按说：“它的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P569、570）

　　

　　10月10日，《光明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1952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看了这个编者按，也很不满意，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P571）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旁边，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错误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红楼梦》是毛泽东喜爱和推崇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他对这部书读过多遍，有许多独到见解。他认为，应当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1938年4月28日）“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他劝别人要读一点《红楼梦》，不然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毛泽东同王海容谈话记录，1965年）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过小说人物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解释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他是讲阶级斗争的。……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见《当代》杂志1979年地2期）所以，毛泽东历来把《红楼梦》看做是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不论是对《红楼梦》社会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上，毛泽东同过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都截然不同。“旧红学”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红学”则把小说视为的自传。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即《红楼梦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红学”的观点。例如，书中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底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底性格，便可知道”。（《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P85）“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 （《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P88）“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同上，P92）“《红楼梦》底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所以不能称心为好”， （同上，P96）等等。显然，这些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特别是中央上层、以刘少奇为首的主要领导人)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10月16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封上写了28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附有李、蓝的两篇文章。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上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觉得还需要交代一下政策问题，便又补写了一段：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P574-575）

　　

　　毛泽东特别重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无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看，还是从我们党的建设历史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60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更加严重地证实了这一点。

　　

　　前30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0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认真抓了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那些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旧社会丑恶的东西被一扫而光，真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的世界。可是后30年，在中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理论路线指引下，根本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抛弃了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肆无忌惮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整个中国社会和人民群众完全被腐朽、黑暗和丑恶之风统治着，人民群众重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今天血淋淋的现实！

　　

　　可是，《毛泽东传》（1949-1976）的们，却完全无视毛主席所领导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仍然继续在那条反动资产阶级路线指导下，“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却反诬毛泽东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这完全是历史上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60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10月27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提出：对那些缺乏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当天，毛泽东就将这个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也在这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的编者》。在文章列举《文艺》压制青年的老爷态度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文艺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P589）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批给邓拓在《人民日》发表。

　　

　　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周扬便立即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在此种情况下，冯雪峰作为《文艺》的主编（又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被迫公开检讨。11月4日，《人民日》发表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所犯的错误》。

　　

　　11月10日，《人民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

　　

　　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编者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P600）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11月14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批注。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P602-603）

　　

　　从毛泽东10月16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11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毛泽东批注了大量有关文章，不断将批判引向深入，问题越来越集中到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旧中国的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12月1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周扬12月2日的这个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上讲话，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的决议》，也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决议的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这以后，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浪潮。

　　

　　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

　　

　　这次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将运动逐渐引向深入。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有其必然性。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胡适派思想观点，极为必要，也是有深远意义的。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文章进行批评，以推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是极为必要的。这样也才能使学术领域和思想文化战线上，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和健康发展的局面。

　　

　　而《毛泽东传》的们，他们对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很反感，指责：毛泽东领导的这场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伤害”了一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为之鸣冤叫屈。；他们认为，这样“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恰恰相反，如若按照他们的路线办，如中国今天（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完全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一些极端反动腐朽的思想统治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啊？！

　　

　　当然，对在批判文章中确有一些“偏差”，毛泽东一经发现，予以指正。毛泽东对胡适也并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毛泽东在中央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上讲话的传达记录，1957年2月16日）

　　

　　——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在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初步展开后，为了进一步清除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开始了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1955年1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发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告》。对胡风的批判由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开始只是批评他的文艺思想；之后揭露他的反党行为；最后揭露出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首先，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胡风在文艺理论上，从30、40年代以来，同党内一些文艺工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

　　

　　1952年文艺界开展整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一项重要内容。从9月到12月，由周扬主持，先后召开四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胡风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这次座谈会把胡风文艺思想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用旧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二是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三是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

　　

　　随后，《文艺》在1953年第2、3两期上接连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林、何的文章发表前，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1月29日，中国文联召开一个座谈会，由林默涵作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和有关情况。2月25日，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会议情况，并说批评胡风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毛泽东看到这封来信，当即批给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此事情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毛泽东在一封人民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53年3月4日）说明毛泽东已在关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4月8日，熊复将调查结果告毛泽东。告说：“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又说：“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对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中的观点，胡风认为无法接受，后来在长达30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告》中逐一作了反驳。

　　

　　胡风30万言的告，是1954年3月-7月间写成的，7月22日，当面交给分管文艺工作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中共中央。胡风的告集中地对着“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文艺上的领导倾向”提出比较系统的批评。他的基本看法是：“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胡风三十万言书》，P348）

　　

　　中共中央收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后，一时没有处理。这年10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两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对《红楼梦》研究问题进行批判。会议中间，发生了胡风、路翎与他人之间的争论。胡风发言说《文艺》在批评工作上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并点名批评周扬、萧殷等人。路翎发言也点名批评了以往批评过他的作品的人。实际上把多年来争论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袁水拍发言反驳胡风。郭沫若、艾青等人也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12月8日，周扬在联席会议上作了带有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这个发言稿事先经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还作过一点修改。发言中专门有一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批评胡风关于《文艺》宣传了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1955年1月，中国作协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告的部分内容，为此写了一个文字说明，送毛主席审阅。毛泽东作了不少修改，1月12日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作协主席团的说明是这样的：“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毛泽东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55年1月12日）

　　

　　此时，胡风听到了风声，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告；如果要发表，希望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1月15日，周扬就此问题写告请示陆定一并转毛泽东。周扬在告中认为，胡风的声明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陆定一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都可以登载的。”毛泽东也在这一天将这个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他在批语中写道：“（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毛泽东的批语，手稿，1955年1月15日）

　　

　　继之，批判胡风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

　　

　　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央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告》。毛泽东审阅这个告时作了修改。原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一开始对胡风的批判，还是人民内部的，在思想领域里，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可是，一个情况的出现，使胡风的错误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是从舒芜那里得到胡风在四十年代写给他的一批信。

　　

　　最后，定性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给舒芜的这些信件，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信中使用晦涩的暗喻，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着憎恶的态度。这些信件成为胡风反革命罪行的关键材料。

　　

　　周扬和林默涵看到这些信件后，决定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起在《文艺》上公开发表，并加写了按语。5月9日，周扬将这些材料一并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看了这些材料，，毛泽东作出强烈反应。他认为按语不行，对舒芜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将它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5月11日，毛泽东批复周扬，说：“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然后在文艺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写道：“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112-113）

　　

　　5月13日，按语、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在《人民日》发表。

　　

　　5月24日，《人民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审阅修改了编者按和结束语。

　　

　　和第一批材料相比，这次发表的大都是50年代的信件。因此，在编者按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指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在结束语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把胡风称为“反革命”。他写道：“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130）

　　

　　这样，根据不断揭发出来的材料情况对胡风问题的定性，由“胡风反党集团”，变成“胡风反革命集团”。6月3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6条，提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这个指示，毛泽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后发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148-149）由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揭露和追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6月10日，《人民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由于这批材料侧重于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阴谋，毛泽东对这批材料看得特别仔细，并加写按语达17处之多。这些按语现在读来，仍觉极其深刻，发人深省！仍然是指导我们进行阶级斗争的尖锐理论武器。

　　

　　我们摘录几段如下，足以引以为鉴。

　　

　　“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打开一个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现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我们看，胡风分子为什么狂妄得那么可笑呢？原来他们是按着他们阶级本能的曲调走路的。”“还是这个张中晓（胡风分子），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153-162）

　　

　　同天，《人民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毛泽东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了三段话。他写道：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165、166）

　　

　　随后，这三批材料结集出版，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两条按语。《序言》说：“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受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一步一步地被我们清查出来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169、170）

　　

　　在《按语》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批驳了胡风的反动论调，他指出：“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吗？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0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171-174）

　　

　　当年毛泽东亲自领导的这场伟大运动，对于教育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特别是对于思想文化界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提高，以及辨别是非、革命与反革命的能力；对于坚决清除确实存在于人民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起了重要作用，是完全必要的，是有极大意义的。可是《毛泽东传》的们，却遵循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加诽谤和肆意践踏，竟然为一小撮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可见他们是站到了什么立场是去了！

　　

　　甄岩

　　

　　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