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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农民跪在毛泽东故居前痛哭
在建党90周年这个全国同庆的时刻来临之际,在全国上下大唱“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改革开放好”和谐歌声之时。却有这么一群农民趴跪在毛主席故居前失声痛哭,他们口口声声哭喊“毛主席啊——我们想你呀……我们想你呀……我们活不下去了……”那痛彻心肺的哭声让人为之心颤。那场面让人为之动容。
是什么让这些唐山市汉沽管理区丰镇北陈村的村民在革命圣地西北坡面对毛泽东故居放声大哭呢?原来是这些可怜的农民土地被非法征用,且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又无处讨说法情况下的被逼无奈才到毛泽东故居前失声痛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已经相当富裕了。按那个设计师的想法,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早应该带动后富起来的人,达到那共同富裕这美好童话。可是残酷现实总让设计师的梦想落空。社会贫富分划越来越重,马太效应越来越灵。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为富不仁”,说的是人富有了之后就会缺少仁义之心,追求财富不会有仁义之举。让先富起来的人有仁人之心带领后富的人达到共同富裕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只是那位可爱的老人的一相情愿而已。那位老人不知道“为富不仁”吗?不可能!以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中国人性的洞察,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既然知道却偏偏想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的人达到共同富裕呢?这除了别有用心之外,再也找不到好的解释了。
毛泽东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上就提出了三大经济纲领,那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人;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资本。”而现在呢?可能也是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农民的土地(也包括居民的房屋)归资本家所有;贱卖国有资产归官僚所有;保护垄断产业以更好的剥削人民”。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个政权执政时间的长短不是由其执政手段多强硬,国家机器多强大所决定,而是由它为人民做了什么和怎样做所决定的。
六十多年前,拥有八百万部队的强大的国民党权与相对弱小的共产党政权进行了三年多的斗争,最终以国民党政权退守台岛、新中国成立而告终。想想当时的国民党是什么情况,统治阶级腐败无能,物价上涨,贪污成风,“文官贪财又怕死,武将怕死又贪财”,对人民横征暴敛。而共产党精诚团结,上下一心,为建立新中国成无私奉献自己的生命,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并且建立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社会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有着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国民党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六十多年了,可国民党的历史却在这个政权身上重现着。套用杜牧的那段话可能会更形象些,“国民党无暇自哀,共产党哀之,共产党哀之若不鉴之,复使……”
现在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每个人像没有灵魂的肉体。生活的目标、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金钱和权势。人还有幸福感吗?吃的东西已经没有让人感到安全和放心的东西了,就连空气和水都是受污染的。老百姓还有生存的尊严吗?土地房屋随时都有被强征和强拆的危险,官二代、富二代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你的生命。现在的中国社会让人越来越没有信仰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群众都像是被金钱和权势驱使的行尸走肉。什么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可以产业化,培养人才已经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了,用教育的手段赚取利润才是教育的动力。出现什么宝马教授,杀人学生也是不能避免的了。因为教育的追求不再是教书育人,教育也根本没有想教出杰出的人才,现在的学校也没有可以教出人才的人。教育这样产业化的结果,是中国再也不会有学术大师了。医疗可以产业化,不再以治病救人为医护人员的天职。当们生命保障的医疗机构以赚取统利润为标准时,出现手术红包,药品回扣,天价医疗费还奇怪吗!将社会上最不能产业化的两个行业——教育和医疗——一个医治人思想道德,一个医治人身体的行业进行了产业化,其他的问题,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等方面出现严重的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划,人的思想也在两极分划,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至死都要维护现有的体制,以便能永远享受自己的财富人生,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个人的痛恨和辱骂也最为强烈,如茅于轼之流。也就是某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讲的5%的社会精英们。而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靠勤劳而永远不能致富的人们,也就是某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讲的95%的社会反动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群体(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他们怀念的那种没有官场腐败、社会清廉、人民思想道德高尚的毛泽东时代。
有个成语叫作桀犬吠尧,说的是夏朝最后一个君王残暴的桀癸,他养的狗老是对着圣贤的唐尧狂叫。尧非不贤,而桀犬吠之,何也?有人说狗没有思想,对着唐尧狂叫是他的本能。非也,狗也是有思维的,要是没有思维,它为什么不对着桀癸吠,也不对着桀癸养的其它的狗吠,而单单对着唐尧叫呢?原因是桀癸养了它,它的吃住全都依赖桀癸,桀癸是他的主人,维护桀癸的利益是由它的立场所决定的,吠尧也是由它的立场所决定的。不论唐尧贤与不屑,它都要吠之。因为不吠它就没有饭吃,它要是吠了桀癸它就没有命活。以这个道理来解释茅于轼之流对毛泽东的攻击就很好理解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的法律数不胜数,那么中国是个法制社会吗?不是的,这三十多年不是的,建国六十年来不是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过法治。1949年以前是人治社会好理解。毛泽东时代是人治社会好理解,在1967年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手拿宪法文本,照样被红卫兵关押,这当然不是法制社会。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制定了这么多的法律法规,怎么还不是法制社会呢?中国有了拆迁法、物权法可是强拆、强征、野蛮拆迁少了吗,老百姓手拿拆迁法、物权法却依然保护不住自己的财产,这是法制的表现吗?犯了同样的罪,“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和农民的儿子判刑能一样吗?家产上千万过亿的人犯罪能和普通百姓一样判刑吗?即便是入狱之后,陈良宇之流能和普通百姓的待遇一样吗?法制社会是这样的吗?中国的法律和西方的法律一样都是人制定的,而不同的是中国的法律从最早的《吕刑》开始到今天都是向权贵低头,向金钱低头。法律都没有尊严,人能有尊严吗?这样的社会老百姓情何以堪?既然都是人治,老百姓当然想让真心为民办事的人来治。
唐山被非法强征土地的农民在毛泽东故居前失声痛哭的事,说明老百姓心中有衡量的标准,老百姓心中清楚¬----谁是真心为人民服务的;谁又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幌子而正在为人民币服务。
是什么让这些唐山市汉沽管理区丰镇北陈村的村民在革命圣地西北坡面对毛泽东故居放声大哭呢?原来是这些可怜的农民土地被非法征用,且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又无处讨说法情况下的被逼无奈才到毛泽东故居前失声痛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已经相当富裕了。按那个设计师的想法,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早应该带动后富起来的人,达到那共同富裕这美好童话。可是残酷现实总让设计师的梦想落空。社会贫富分划越来越重,马太效应越来越灵。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为富不仁”,说的是人富有了之后就会缺少仁义之心,追求财富不会有仁义之举。让先富起来的人有仁人之心带领后富的人达到共同富裕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只是那位可爱的老人的一相情愿而已。那位老人不知道“为富不仁”吗?不可能!以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中国人性的洞察,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既然知道却偏偏想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的人达到共同富裕呢?这除了别有用心之外,再也找不到好的解释了。
毛泽东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上就提出了三大经济纲领,那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人;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资本。”而现在呢?可能也是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农民的土地(也包括居民的房屋)归资本家所有;贱卖国有资产归官僚所有;保护垄断产业以更好的剥削人民”。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个政权执政时间的长短不是由其执政手段多强硬,国家机器多强大所决定,而是由它为人民做了什么和怎样做所决定的。
六十多年前,拥有八百万部队的强大的国民党权与相对弱小的共产党政权进行了三年多的斗争,最终以国民党政权退守台岛、新中国成立而告终。想想当时的国民党是什么情况,统治阶级腐败无能,物价上涨,贪污成风,“文官贪财又怕死,武将怕死又贪财”,对人民横征暴敛。而共产党精诚团结,上下一心,为建立新中国成无私奉献自己的生命,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并且建立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社会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有着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国民党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六十多年了,可国民党的历史却在这个政权身上重现着。套用杜牧的那段话可能会更形象些,“国民党无暇自哀,共产党哀之,共产党哀之若不鉴之,复使……”
现在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每个人像没有灵魂的肉体。生活的目标、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金钱和权势。人还有幸福感吗?吃的东西已经没有让人感到安全和放心的东西了,就连空气和水都是受污染的。老百姓还有生存的尊严吗?土地房屋随时都有被强征和强拆的危险,官二代、富二代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你的生命。现在的中国社会让人越来越没有信仰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群众都像是被金钱和权势驱使的行尸走肉。什么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可以产业化,培养人才已经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了,用教育的手段赚取利润才是教育的动力。出现什么宝马教授,杀人学生也是不能避免的了。因为教育的追求不再是教书育人,教育也根本没有想教出杰出的人才,现在的学校也没有可以教出人才的人。教育这样产业化的结果,是中国再也不会有学术大师了。医疗可以产业化,不再以治病救人为医护人员的天职。当们生命保障的医疗机构以赚取统利润为标准时,出现手术红包,药品回扣,天价医疗费还奇怪吗!将社会上最不能产业化的两个行业——教育和医疗——一个医治人思想道德,一个医治人身体的行业进行了产业化,其他的问题,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等方面出现严重的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划,人的思想也在两极分划,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至死都要维护现有的体制,以便能永远享受自己的财富人生,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个人的痛恨和辱骂也最为强烈,如茅于轼之流。也就是某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讲的5%的社会精英们。而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靠勤劳而永远不能致富的人们,也就是某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讲的95%的社会反动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群体(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他们怀念的那种没有官场腐败、社会清廉、人民思想道德高尚的毛泽东时代。
有个成语叫作桀犬吠尧,说的是夏朝最后一个君王残暴的桀癸,他养的狗老是对着圣贤的唐尧狂叫。尧非不贤,而桀犬吠之,何也?有人说狗没有思想,对着唐尧狂叫是他的本能。非也,狗也是有思维的,要是没有思维,它为什么不对着桀癸吠,也不对着桀癸养的其它的狗吠,而单单对着唐尧叫呢?原因是桀癸养了它,它的吃住全都依赖桀癸,桀癸是他的主人,维护桀癸的利益是由它的立场所决定的,吠尧也是由它的立场所决定的。不论唐尧贤与不屑,它都要吠之。因为不吠它就没有饭吃,它要是吠了桀癸它就没有命活。以这个道理来解释茅于轼之流对毛泽东的攻击就很好理解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的法律数不胜数,那么中国是个法制社会吗?不是的,这三十多年不是的,建国六十年来不是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过法治。1949年以前是人治社会好理解。毛泽东时代是人治社会好理解,在1967年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手拿宪法文本,照样被红卫兵关押,这当然不是法制社会。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制定了这么多的法律法规,怎么还不是法制社会呢?中国有了拆迁法、物权法可是强拆、强征、野蛮拆迁少了吗,老百姓手拿拆迁法、物权法却依然保护不住自己的财产,这是法制的表现吗?犯了同样的罪,“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和农民的儿子判刑能一样吗?家产上千万过亿的人犯罪能和普通百姓一样判刑吗?即便是入狱之后,陈良宇之流能和普通百姓的待遇一样吗?法制社会是这样的吗?中国的法律和西方的法律一样都是人制定的,而不同的是中国的法律从最早的《吕刑》开始到今天都是向权贵低头,向金钱低头。法律都没有尊严,人能有尊严吗?这样的社会老百姓情何以堪?既然都是人治,老百姓当然想让真心为民办事的人来治。
唐山被非法强征土地的农民在毛泽东故居前失声痛哭的事,说明老百姓心中有衡量的标准,老百姓心中清楚¬----谁是真心为人民服务的;谁又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幌子而正在为人民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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