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强：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赶搭“全球化快车”
——回复邱丹阳教授的“提醒”　　

　　

　　首先，非常感谢暨南大学邱丹阳教授在笔者《中国国情决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下的“提醒”跟帖（见南方论坛之岭南茶馆）。邱女士提醒笔者“别忘了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并给出了其发表于06年10月的大作《全球化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深刻影响》（下称邱文）的链接。出于交流的礼貌，同时笔者也想借此机会就全球化问题再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于是在此作出一个简单的回复，希望邱教授能够原谅本人的冒昧及唐突，谨谢。　　

　　

　　邱文的观点主要是指出，“全球化是我们时代的标志，它发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其发展已经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促进了思维观念的更新，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加强，促使两种制度之间相互竞争协调，同时也使南北矛盾日益突出”。“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处于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如何迎接全球化提出的挑战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全球化进程虽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它并没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可能抓住全球化所提供的契机走向复兴。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若能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壮大，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就笔者浅薄的体会，这些观点的言下之意应该是指，由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所能做的就是顺应这个世界发展趋势，抓住这个发展机遇赶搭“全球化快车”，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竞争性合作，从而达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壮大并走向复兴的最终目标。　　

　　

　　应该说，邱文关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及其正面作用的学术分析非常全面和到位，估计邱女士的“提醒”就是要本人注意全球化的正面作用而不要“盲目反对”或“全面否定”全球化。鉴此，仅就上述观点本身而言，笔者亦表赞同。但为了促进交流，笔者在此拟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以供讨论：邱文显然属于中国当下政界学界的“主流话语”，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后果显得过于乐观和理想化。出于与西方国家开展全面经贸合作的政治需要，当代中国的政学主流在理论探讨上、尤其在具体操作上刻意回避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体系的逐利本质和剥削本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霸权行径等消极因素与负面作用。此类主流观点当以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为代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认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战略，它结束了中国的封闭、半封闭状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动力和支撑之一”。中国社科院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邵峰认为，“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认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敞开胸襟、大胆借鉴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扩充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源（见新华网　12月16日　道）。　　

　　

　　然而，这些“主流话语”无法回避如下问题：究竟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之中获利更多？究竟是外国还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之中获利更大？据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门　洪华　教授的课题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综合开放度已位居世界各大国前列，其中贸易开放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投资开放度总体上也不低于发达国家，可见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超过了西方各国的对华开放。例如中国出口产品屡屡遭遇反倾销制裁，中国并购外国企业屡屡受挫，美国至今仍然以“安全”为理由禁止对华输出高科技产品，欧盟至今仍然以“人权”为借口维持禁止对华军售。可见西方发达国家一面运用各种政治、经济、思想手段强力迫使或诱使中国大开国门、无限开放，另一面却在本国内对华实施歧视性的保护主义政策，这就是西方势力惯用的“双重标准”。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现有的28个产业之中竟有21个被外资主控，中国的大量优质企业“靓女先嫁”被外资并购（有的甚至是无偿转让），大量国有银行股份被贱价售予外资，大量贵金属（黄金）及战略矿产（稀土）被外资控制或贱价出口。30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4％以上。麦当劳目前在中国有大约1000家分店，每天销售100多万份汉堡包；肯德基在中国的分店超过1800家，占其全球分店总数的四分之一。据估计，截至目前在华外资企业累计赢利达数千亿美元之巨。诸如此类的数据和事实不胜枚举，可见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自身的大量宝贵资源以及巨量经济财富流向国外，造成中华民族又一次历史性的大失血。　　

　　

　　这些事实说明，由于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形成的社会发展结构性矛盾，造成中国在改革开放历程的失序乃至失控，同时在参与全球化方面逐步丧失了发展经济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从而成为任由跨国资本鱼肉的“弱势群体”；中国以其对外的单向开放和“主动与国际接轨”，换来的是“世界加工车间（而非主流所夸耀的世界工厂）”的全球产业链低端地位，以及亿万劳动者沦为被内外资本家压榨血汗的廉价劳动力，还有贫富悬殊、生态恶化、社会动荡等等各类危机。质言之，改革开放及加入世贸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我们其实为之付出了不成比例的投入和代价，乃至提前预支了子孙后代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以致胡锦涛主席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指出，“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当然，与其他“主流”不同的是，邱丹阳教授在文内亦清醒地指出，“发展中国家也不要对全球化抱有太大的幻想，要认识到现有的全球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全球化本身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明显多于发展中国家”。“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并非十全十美，搭上全球化之列车也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地就能到达繁荣富强的‘理想之国’”。“由于全球经济体制的不平等，势必加剧富国与穷国的差距，从而导致世界性的两极分化”。鉴此，笔者并非“盲目反对”或“全面否定”全球化，而是希望能够提醒中国的政界学界主流，对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前景和后果切忌盲目乐观和过于理想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体系的逐利本质和剥削本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霸权行径等消极因素与负面作用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决不能在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丧失自我发展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这正是笔者提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用意所在。　　

　　

　　　 08、12、31、　　

　　

　　　附：邱丹阳：全球化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