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

　　

　　陈寒鸣

　　

　　第三节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与贫困“代际转移”

　　

　　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贫困化首先是在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发生，并且随着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及与之相伴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而不断加深的：“从1979年以来，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1979到1991年是第一阶段，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差距尚小。1979年管理者的月收入是工人的1.181±¶，1983年为1.259倍，1986年为1.223倍，1991年为1.129倍。从1992年开始，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开了距离，其中1992年管理者的收入为工人的1.259倍，1997年为工人的1.347倍，2000年为工人的1.480倍。还应该考虑到，这些调查的样本中缺少企业最高级管理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年薪制之后，他们的年薪少则数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根据1999年上市公司的告，上市公司董事长年货币收入均值为.75元，月收入为3976.15元，最高（年）收入元，月收入.67元；总经理平均年牧入.67元，月收入4286.22元，最高（年）收入元，月收入.33元。（魏刚，2000）而2000年一家效益很好的大型企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只有763Ôª，只相当于董事长最高月收入的2.4%，总经理最高月收入的2.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告》第1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同工人阶级与其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相分离而被迫下岗失业相适应，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愈益显著。而在中国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了困难职工、乃至特困职工群体，这样的群体的产生与长期存在，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反映。200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曾对当时困难职工群体的主要情况做出下列归纳：（一）将所有符合条件的特困职工纳入“低保”的工作尚未完全得到落实。据全总在国家统计局专家指导下进行的调查，截至2001年6月30日，全国城镇企业单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特困职工有717万人，按本次抽样调查得出的特困职工家庭赡养人口系数2.29推算，涉及的家庭人口数为1641万人，加上机关、事业单位特困职工家庭人口1046万和民政部门确定的83万“三无”对象，全国城镇特困人口为1829.6万人，广泛分布在东北、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些老工业基地以及军工、煤炭、机械、有色冶金、纺织、农垦等生产经营不景气的行业。这些特困职工大多由于本人下岗失业、无固定收入、所在企业停产而尚未破产、患重病或子女教育经费负担过重等原因而处于困境。一些职工一旦下岗失业，失去经济，其生活境遇甚至比农村贫困户还要艰难。内蒙古乌达、海勃湾及包头矿务局的许多职工买不起口粮，靠赊购粮油生活，有的甚至以拣菜叶和挖野菜维持生计。重庆南铜矿务局至今仍有321户、1250人住在“棚屋”和“岩洞”里。贫困使一些职工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有的地方出现困难职工卖血、卖淫，甚至发生职工自杀的悲剧。据重庆市对5家企业调查，近三年来困难职工绝望自杀的就有11广人。为缓解特困职工的困难，各级民政部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做了大量工作，去年10月作了扩面覆盖工作部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据民政部统计，2001年全国“低保”资金共投入5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23亿元），全国城市“低保”覆盖面达到1189万人，占民政部门认可的应保总人数1589万的75%，占工会统计的1828.6万人的65%。据地方工会反映，由于扩面工作是去年第四季度部暑的，一些地方对已经进入覆盖范围的部分“低保”对象，只完成了审批程序，救济待遇还没有落实到位，存在“等钱救济”的现象。造成对特困职工应保尽保不落实的主要原因，一是“低保”资金缺口较大，不少地方财政没有按照中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打足“低保”资金预算。加之“低保”筹资采取分级负责方式，一些地方往往视财力状况安排进入“低保”人数。二是一些地方没有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办事，没有把辖区内的中央企业或省属企业覆盖进来。葛州坝集团公司5.5万名职工中有特困职工3700户8000余人，每年需要“低保”资金600万元，宜昌市因葛州坝集团公司是中央直属企业，只给企业落实了由中央财政补助的120万元“低保”资金。三是确定特困职工进入“低保”的政策标准脱离实际。许多地方在计算特困职工家庭收入时，把职工应得未得的收入视为实际收入；把年龄18至55岁省劳动能力的职工一律视为有最低工资保障；把家中有电视机等一、二件旧家用电器的视为不能享受“低保”的绝对条件，从而不允许纳入“低保”范围。据陕西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反映，陕西华山冶金车辆厂长期经营困难，目前800余户特困职工家庭，只有80余户240人进入“低保”，且因保障资金少，每月家庭只能补助5元钱。地处武汉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集团公司，在1093户特困职工中，已进入“低保”的只百75户，尚有1018户未进入“低保”。其主要原因是计算的职工虚拟收入水平超过了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四是由于“低保”扩面扩大了民政救济范围，大大增加了工作的业务量和复杂程度，地方民政部门和基层街道、居委会缺乏相应的工作机构和人力、经费来完成这一任务。（二）下岗职工人数居高不下，解除劳动关系困难重重，实现再就业形势十分严重。一是下岗职工的人数仍居高不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共2550万人，2001年底仍滞留在“中心”的下岗职工为600万人。据全总2002年1月对24个省（区、市）的统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共有798.2万人，可见还有大量已下岗的职工未进入“中心”，也没有按下岗职工统计。城镇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人数庞大，其处境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为艰难。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职工下岗、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二是大部分企业与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存在经济补偿难、清还债务难、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难的问题。目前，多数企业无力支付经济补偿金，难以偿还拖欠职工的债务。辽宁省仅以工资、集资款、医疗费等项计算，企业拖欠下岗工人的债务人均1万元左右，75%的企业无力偿还。部分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虽然签订了还款协议，但其实只是打白条，存在着很大的隐患。职工因解除劳动关系后没有能力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部分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致使相当数量的职工出“中心”后无法享受失业保险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三是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度加大。由于就业岗位有限，竞争激烈，加上下岗职工往往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竞争能力较弱，因此，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年来，下岗职工再就业率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0%。（三）相当数量的职工得不到养老、医疗、失业等应有的社会保障。一是养老保险存在诸多问题。有些企业至今未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或挪用职工已交的养老保险费，致使职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养老保险待遇；有的企业和职工虽然已缴了养老保险费，但由于各种原因，致使有些职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有的企业拖欠退休人员应由企业发放的国家统筹项目以外的养老补贴。二是有大量职工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一些职工虽然参加了医疗保险，但由于所在企业欠缴医疗保险费，实际上享受不到医疗保险；一些职工因得不到医疗保障，致使患病后债台高筑，个别患大病职工因无钱医治而陷入绝望。三是一些失业职工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四）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据全总2002年1月对16个省（区、市）的统计，截至2001年12月31日，各类企业累计拖欠职工工资高达292.5亿元，涉及职工791.64万人，人均拖欠3695元。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底，国有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总额达400多亿元，涉及职工1000多万人。河南省有职工1200万人，据河南省总工会对6253个企业的调查，截至2001年底，被拖欠工资的有103.8万人，拖欠工资的总额达59.1亿元。吉林舒兰矿务局有职工人，截至2001年7月，拖欠职工工资时间长达15至35个月，拖欠总额为1.2亿多元，致使贫困职工家庭大量增多。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公司2004名职工署名向全总反映，该公司现有职工3705名，截至2001年12月，累计拖欠职工工资2663万元，其中公司机关职工累计已有20多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有的二级单位累计有二、三年未发工资。此外，一些非公有制企业随意确定分配形式和工资标准，有的每月只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或代金券，剩余工资年底才发甚至不发。事过六年，基本情况仍大体如此。

　　

　　 贫困化，使得产业工人为主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况之中：

　　

　　自贡一些盐业工人生活陷入困境

　　

　　新华社记者在四川自贡采访了解到，当地盐业工人生活相当贫困。一些下岗、失业盐工无力缴纳保费，只得中断社保；由于个人素质和经济环境影响，再就业面临不少困难。

　　

　　自贡盛产井盐。20世纪90年代以后，盐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1999年以后，自贡市执行国家破产核呆，减人增效政策，盐业经营状况好转，但在岗、下岗职工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一、壮年盐工下岗失业，靠老人供养

　　

　　近年来，大批中青年盐业工人下岗失业，谋取生无门，“老养小”甚至“隔代养”的现象在自贡比较普遍。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王桂贤夫妇有四儿一女。长子“上山下乡”时在四川洪雅县失踪。二子石成全与老人住在一起，一直没工作，其妻患癌症去世，儿子14岁，读中学。三子石成辉原为贡井盐厂下属玻璃厂工人，1989年下岗；其妻杨淑清是贡井盐厂下属马赛克厂工人，也下岗了，夫妻俩有两个女儿。四子石成君，贡井盐厂工人，2001年以元买断工龄，现无业，儿子读中学。女儿石成玉在郑州打工。

　　

　　石成辉一家四口，2003年5月申请到低保，开始每月总共100元，现在涨到200元，仍不够饭钱。石海云见儿子困难，就买了柴米油盐，到儿子家搭伙吃饭。他们几乎顿顿都吃酸菜、泡菜、米饭，一年吃掉几百斤酸菜。

　　

　　全家十二口人，每月所有收入加在一起最高的时候也超不过2000元，其中唯一稳定的是两位老人900元的养老金，这成为三代人最主要的衣食。

　　

　　二、交不起学费，子女只能面临辍学

　　

　　子女教育是盐工家庭一项重要的刚性支出。他们最担心的是家庭贫困影响子女教育，造成贫困代代相传。记者在大安、张家坝、贡井等盐厂的盐工居住区采访时，就曾遇到几个孩子，考上了学也无钱就读。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的大孙女石梦成绩不错，2002年初中毕业，知道家里没钱，没高中，自己偷了自贡市卫校。但家里拿不出4000元学费，石梦一学期就休了学。后来通过关系上了一所农业学样，第一学期交了2000元钱。爷爷为之拿出了1000元钱，另外1000元钱是其父石成辉向朋友借的。

　　

　　张家坝制盐化工厂工人史洪的女儿上小学五年级，每学期花费600元。他说：“为了娃儿读书，我经常向车间借钱，然后从每月工资里扣。学校组织活动，孩子想参加，回家要不到钱，以后再有活动也不说了。家里惟一的存款就就是妻子买断劳动关系的元，留给女儿读书用。”如果女儿考上中学、大学，1万元根本不够。史洪想到了房子；他的房子只有40平方米，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1990年装修过，但地板已开裂，而且没有厕所。如果将其出售，最多值1万元，去银行抵押，也只能贷款几千元。

　　

　　三、无力缴费，一些下岗失业职工社保中断

　　

　　1999年，自贡盐业工人为3.8万人，而2001年3月在册职工仅为0.8万人左右。其余工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退休者约1.2万人，通过买断劳动关系走向社会的约1.8万人。根据政策，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自贡盐井系统执行的一次性补偿费用的标准是：全民职工不高于元，集体职工一律2880元。同时，企业将养老、医疗保险费交到买断之日，此后，职工社保转为散户，自己续交到，法定退休年龄。据测算，一个普通工人失业后，每年需交养老保险1200元左右，医疗保险800元左右。

　　

　　41岁的陈伟光是大安盐厂的操作工，2001年下岗，月生活费169元。2003年8月，企业要求他买断劳动关系，他拒不签字，此后，生活费就被停发了，社保也没有着落。陈伟光说：“我摆摊卖百货每月也只能赚200多元，只够吃饭，不够续交社保。”

　　

　　据自贡市社保局提供的数据，全市困难企业改制而形成的养老保险散户约5.3万人，真正续了保的占85%。这意味着至少有近万人没有续保，而停续医疗保险的则更少。该局局长汤建设说，到2003年年底，自贡市离退休人员人，而参加保险统筹的人数则为人，平均不到两个在职职工就要负担一个退休者，而比较合理的负担率则应为4：1。2003年，自贡征集养老金3.5亿元，支付养老金4.8亿元，收支缺口达1.3亿元。到该年12月，全市企业累计欠缴交养老保险金万元，其中2/3是难以收回的呆死账。

　　

　　四、没资金、缺技能，再就业困难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的三儿子石成辉和其妻子杨淑清都有贡井盐厂下属的集体企业工作，下岗已十多年了。下岗后，生活十分困难。石成辉说：“我们卖过菜，摆过地摊，但都赚不到钱，搞不下去。上招聘，条件很宽，可是我们去了，人家都说你们太老了！”十多年来，两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做小买卖想贷款，贷款手续复杂，门槛高，最终没有贷成款。

　　

　　大安盐厂的职工陈伟光姐弟5人全在贡井盐厂工作，除大姐退休外，其余全部下岗买断工龄，年纪都仅40余岁，但找不到任何工作。张家坝制盐厂退休职工常新华说：“我的儿子买断劳动关系之前，我就出钱让他读了会计函授专得，还学了计算机，可依然找不到工作。他搞过食品店、打字复印店，做过推销员，都没有钱赚。自贡找工作的人太多了，社会上的钱太少了。”

　　

　　 （据2004年4月22日《国内动态清样》，第1260期，记者：侯志明、田刚）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产业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新华社曾组织记者深入基层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现录其记者据调查而写成的文章一份：

　　

　　一些产业工人成为新的贫困阶层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区见闻

　　

　　新华社记者在黑龙江采访时发现，由于产业工人整体收入水平偏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形成新的特困阶层，备受下岗失业、生病就医、子女入学等等问题的困扰。目前，产业工人因贫困导致的心理失衡等问题，正在许多家庭传播，影响国企的稳定与发展。

　　

　　一、贫困成了产业工人的影子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装备工业基地——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园，这里聚集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北满特钢集团、黑龙江化工集团等多家大型骨干企业，是典型的因厂而兴的工业区。在偌大的工业区里，记者再也寻觅不到昔日的喧嚣和繁华，街头寥寥的行人与街道两旁集堆的卖菜、卖水果小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摊主们一边招徕着稀落的顾客，一边向记者诉说着：下岗就面临着贫困，工厂效益不好，管不了我们了。没有保障，只能靠做小买卖，一个月挣三百元，混口饭吃。

　　

　　在北满特钢集团的家属区里，记者看到大片低矮的平房。由于这几年企业效益不好，工厂仍有500多户职工住这样的房子。记者随意敲开一家房门，发现那是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49岁的聂建荣是轧钢分厂的工人，由于受人患有肺病、儿子又得心肌炎，全家就靠他每月500多元的工资度日。聂建荣说，这与前些年相比已经好多了。他所在的工厂从2002年起，连续十五个月停工，欠工人工资达十个月。没有了生活，只有靠四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现在，工厂虽然恢复了生产，但其这些年外欠了1万多元，靠工资还债，太难了！

　　

　　灰暗、拥挤的居住空间里留给记者最深印象。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是聂建荣夫妻俩的卧床，一台没钱修理、因而也无法使用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15瓦灯泡。聂建荣说，通常为了省电，他家只开小灯。

　　

　　二、“工人生不起病呀！”

　　

　　目前，就医看病已经成了产业工人生活支出的难点，直接影响了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在职工人如此，下岗工人更是如此！”黑龙江华安集团工会主席仲箕才这样描绘当前疾病对普通工人家庭的影响。

　　

　　30多岁的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有限公司女工只丹告诉记者，其父2001年从工厂退休时得了直肠癌，先后两次手术花了5万多元。她把自己结婚时的房子都卖了。“我和丈夫都是工人，每月挣的钱加起来也只有600多元，还要养活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除了卖房子卖地，这钱，让我们到哪去弄？”生活的压力让只丹泣不成声。

　　

　　富拉尔基工铁多数企业由于效益不好，目前已无力为在职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至于相当部分的下岗人员就更无人过问了。每当记者向一些下岗工人提及医疗保险时，他们只有以苦笑：日子维持都成问题，哪有钱交医疗保险？将来得了病，能治就治，治不了就等死呗。

　　

　　一位下岗工人说：“现在工人看不起病，一般只有孩子得病才去卖药或者去医院就医，至于大人则往往能挺就挺。一个家庭如果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多了不说，就算花个四五千元也足以将一个家庭击垮！

　　

　　三、“工人家庭的孩子太苦了！”

　　

　　许多工人家庭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高额的教育费用支出使他们难以为继。

　　

　　北满特钢集团退休工人翁荣宽说，富拉尔基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但教育收费却一点也不低。我孙子上初中每年的学费就2400元，这还不算每月300多元各种名目的学杂费。我们一家都是工人，如今儿子和儿媳都下岗了，找不到工作，天天吃住在我家。孙子刚上初中，学校三天两头要钱，老师说不交就让回家。我每个月退休金才500多元，连生活都紧紧巴巴，但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想办法让孩子上学呀！

　　

　　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责任有限公司女子陈丽影说，现在我们既盼孩子上学，又怕孩子上学。盼孩子上学是希望孩子有出息，怕孩子上学是因为咱实在花不起钱。为了攒点钱，我们平时都精打细算；吃菜就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但到孩子开学时，还免不了要向亲戚借钱交学费。她告诉记者：新学期开始了，刚上初中的儿子因为一时交不上学费，老师当众批评，不想再上学了。“孩子是无辜的，难道就因为父母是穷工人，没有钱，应该跟着受罪？……”陈丽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国内动态清样》第1224期，2004年4月19日，记者：吴晓东、梁冬。）

　　

　　这些年来，广大职工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生存艰难，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着。黑龙江省鸡

　　

　　西矿业集团公司滴道煤矿附近有一个叫“河北”的居区，住着逾千户煤矿工人，这是该矿最大的工人家属区，住房大多是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有些墙体已经开裂，破烂不堪。工人们反映，近年来，滴道煤矿一线采掘工人收入最高，月平均1000余元，而辅助工种职工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职工退休金五六百元，企业内部退养人员生活费182元，工人遗属月补助金117元，而近2000名集体所有制职工自1992年以来“放假”，大多没有工资收入。矿工王星说：除了一线采掘工，这样低的收入水平养不起一家人。而一线工人，只占全矿一万多名职工的大约1/5。左手食指因工伤残的矿式于井胜，长期在井下开绞车。2003年，他每月工资收入最高的374.26元，最低的290余元，平均约330元。于师傅说：“滴道矿出产的煤质好，建国初期曾传供鞍山钢铁公司炼优质钢。去年以来，煤炭价格上涨了近一倍，可工人的工资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粮油价格在普遍上涨（当地的大米价格已从每公斤不到2元上涨到现在的近3元，普通豆油从每公斤6元涨到了9元），这让原本收入就极低微的矿工家庭生活捉襟见肘，家庭最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且，由于采掘是高危险行业，一旦遇到工伤事故或患上职业病，干不了一线采掘就意味着全家都要受贫困之罪。在矿区家属区有“三多”：寡妇多、离婚多和光棍汉儿多。离婚妇女王春荣说：“一个大男人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谁还跟他过日子？不离婚才怪呢！矿工生活这么苦，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煤黑子’呀？”一些中年矿工普遍反映：近些年，生存压力太大。家里上有需要尽孝的老人，下有要抚养、上学的孩子，可工作了20多年，一个男人却养不起家，感到抬不起头业。一位矿工说：“老人知道我日子苦，有病了都不告诉我。这让我做儿子的脸往哪搁？”今年40岁的矿工宋保伟于1992年受工伤，右腿骨折。因生活困难，1997年妻子与其离婚。为供养孩子上学，宋保伟一直坚持在井下工作，他拿到的最高月工资是400元。可眼下儿子要上初中了，学习费用是每年1500元。他哽咽着说：“我家每月生活费不能超过200元，否则，连孩子上学坐车的钱都拿不起了。”由于工人生活普遍贫困，未来就业安置渺茫，工人们只能把破产安置作为国家提供的最后补偿机会。但除去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外，这安置费实在所剩无几了，有的甚至不够缴费到法定退休年龄，更不敢奢望再就业后民营企业主会给工人缴纳保险费。因此，他们普遍认为破产安置费目前已是其全家人解决现实生存困难和维持未来生活水平的全部。

　　

　　 新华社记者在黑龙江省北满特钢集团采访时意外地发现了52岁特困职工李明华的一本家庭收支账。这账本上清晰地记录了这个普通产业工人家庭的所有花销，小到块儿八毛钱的油盐酱醋，大到上百元的学生用品，真实地再现了为养活全家，李明华用心算计着每一笔支出的细节：

　　

　　 2004年2月，李明华共计收入572元（包括厂里发给的困难救助50元）。

　　

　　 共计支出710.4元。其中，副食品支出（米、面、酱油、水果等）359元，日用品支出77.6元，学习用品支出，234.3元，药品支出13.5元，买烟26元。

　　

　　李明华师傅全家现有三口人，两个女儿一个上大学、一个念高中，其妻在几年前已得病去世了。他每个月收入500多元，除了吃饭，还要供孩子上学，这点钱，“掰开了花也难养活全家呀！”要不是孩子她姨和厂工会每月给200元，这家早就过不下去了。最近，企业为了“减员增效”，要求其提前退休，退休后按65%开支。内心十分悲苦的李师傅，深深地体谅着企业的难处。他说：我毕竟还能拿到点钱，与厂子6000多名下岗兄弟相比，咱该知足了。这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的现实生存状况，这就是处于困难生存境地的可敬可爱的产业工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搞了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以后，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困难职工群体？学者们对之作了一定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李强认为，主要由职工构成的城镇居民贫困成因有四：一是失业率逐步上升，就业不足问题日趋严重（我国失业率从1992伴的2.4%上升到1999年的3.2%，下岗人数近1000万且再就业不易）；二是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集体企业经营困难重重，效益低下，严重影响职工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导致部分职工生活困难；三是物价因素；四是旧体制的弊病和社会保障不足。（《中国抚贫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金一虹认为，“就业不充分和社会保障不足是当今造成职工贫困的最主要原因。由于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我国在职职工1998年比1997年减少2331万人（-25.9%），其中国企减少1957万人（-18.7%）。从分布行业看，制造业减少1314万人（-25.9%）、商业减少518万人（-29.2%），乡镇企业减少1700万人（乡镇企业1978年有2827万职工，1996年达到峰值万人，1997年骤降至9158万人，减少1709万；1998年7448万人，-18.7%）。”“下岗职工领取生活费很低，1997年有约1/2的未就业者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全国城镇下岗职工人均生活费不足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1/5。”（《困难职工群体的成因、现状和发展趋势》，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2002年第1期。）我们认为，造成当代中国工人阶级贫困化，乃至出现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困难职工群体，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年来推展的“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利益。

　　

　　我们理应高度重视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并努力寻求根本解决之道。但迄今为止，“主流学者”、“精英人物”、“上层人士”却多不采取这样的态度。如由于贫困，有些下岗失业的青年女工或出身贫困家庭的女青年沦入风尘，做“三陪女”。像皇浦平那样的“主流学者”、“精英人物”、“上层人士”就不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和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而是呼吁要使“性服务”“阳光化”、“产业化”。又如，我们在2005年1月2日的《中国青年》上读到一篇文章：

　　

　　奶妈“重操旧业”关乎市场无关道德

　　

　　徐晓

　　

　　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职业-----“奶妈”，近日因为一位省级劳模“重操旧业”而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道德与经济与法律是否产生冲突，女人的乳汁是否可以成为商品等引起社会的争论。（1月18日《国际在线》）

　　

　　奶妈行业可否复生？乳汁可否成为商品？和寸者认为这是旧社会的“沉渣”，人们的道德底线也很难接受此行业，也就是说不合情。而赞成者认为这是市场的需要，也就是说合理。

　　

　　笔者属于赞成者之一。奶妈，在旧社会大多是农村中生孩子后奶水充足者。过去，奶妈用奶水换钱，今天，仍然用奶水换钱。这纯属市场行为，只要有需要，奶妈就有存在的必要。

　　

　　据称，要求这项服务的以白领女士居多。首推这一服务的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说，推出特色服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经常有人到公司询问有没有“帮人喂奶”服务，问的人主要是一些女白领，主要是一些外资或合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她们因工作和生活节奏都很快，普遍担心长时间哺乳孩子会影响工作，也担心哺乳会影响体形。这一阶层的女白领在怀孕期间到公司询问的人特别多，有一些人结婚前就去问。所以，公司决定尝试推出这一服务。女白领一般都在外企或国内大公司工作，这些公司对员工各方面要求都很严。女员工的形象自然是公司要考虑的，因为女员工们形象往往代表了公司的形象。一些生了小孩的女员工，自然要考虑局奶妈喂奶。

　　

　　事实上不要说现在有奶妈的需求，即使在物质非常匮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请奶妈的也大有人在，只不过没有像扬州市“邦邦”家政公司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罢了。我就是吃奶妈的奶水长大的，我和我的奶妈现在关系也很好，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亏欠之类。至于说母乳喂养是联系母婴关系的纽带，也是经一个母亲应尽的职责等等，这样说吧，吃了母乳的母子关系未必一定亲密，一样产生不肖子女；吃了奶妈奶水长大的也未必不孝敬亲生母亲。孝敬母亲与否关乎教育而不关乎奶水。听医生说，那些因各种原因奶水少的母亲，与其让小孩吃牛奶，不如让小孩吃人奶更符合健康需要。在人们对健康需求越来越高的今天，奶妈复出应该说符合时代的需要。

　　

　　至于担心疾病什么的，以现代社会卫生防疫以及质检手段之先进，只要相关职能部门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更度负责的态度，层层把关检查，应该没有问题。据成立这家奶妈公司的负责人称，首批招聘的13名“专职奶妈”，除有户籍开的健康证外，还要进行集体体检，领取合格证；从便于奶妈客户交流的角度考虑，奶妈全部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使本身也带着小孩的奶妈生活无忧，奶水质量好，该公司还租了两套房子，并请营养专家为她们准备菜谱。

　　

　　在这种情况下忧心忡忡，与杞人忧天无异。

　　

　　还真有人会开辟生财之道，扬州市的这家“邦邦”家政公司居然大张旗鼓地推出奶妈服务。有人还真会为之提出歪理十八条！这位“吃奶妈奶水长大”的徐晓，找出种种理由来鼓吹奶妈“重操旧业”有道理有必要，还申明“无关道德”，仅仅“关乎市场”而已。其实，奶妈“重操旧业”这件事，岂止关乎道德，还更是个人权问题。一个母亲的奶水给两个婴儿吃，势必会有个保证哪一个孩子吃饱的问题，这是假如这母亲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带在身边来当奶妈而言的。实际上，恐怕许多干奶妈的母亲只能把自己亲生的孩子放在家中（“邦邦”家政公司大约也会这样要求吧），让吃代乳品，而把自己的奶水卖给人家。这就剥夺了这个亲生子（女）吃自己母亲乳汁的权利，这难道不是最残酷的人权侵犯吗？徐晓这文章还涉及另一个人权问题，即其说要雇奶妈的是一些女白领：“女白领一般都在外企或国内大公司工作。这些公司对员工各方面要求都很严。女员工的形象自然是公司要考虑的，因为女员工的形象往往代表了公司的形象。”这倒是事实，但这不正是这些表面“高贵”的女白领的悲剧吗？妇女要怀孕、要生孩子，难道不是最基本的人权？妇女生了孩子，喂了奶，体形要有变化，此乃合乎规律的自然现象。一旦出现了这种自然现象，那些外企或国内大公司就歧视妇女了，女白领便发生能否保住饭碗之忧，于是就想到雇请奶妈以保住自己体形一招。真不知这些外企或国内大公司雇用女白领是用她们的工作能力、还是卖她们的体形？把妇女当花瓶、作诱饵以显示“公司形象”招揽客户，不是对女权的粗暴践踏吗？在这两大方面严重侵犯妇女、儿童义权的倒退事物面前，“吃奶妈奶水长大”的徐晓居然振振有词，用什么市场需要、不会影响亲母子感情，健康可以严格检查，甚至对奶妈也像对奶牛一样给她们吃好住好以保证奶水质量等等来鼓吹，此人的人性大概是缺损了吧？如果我们搞的市场经济真的出现如徐晓所说的有奶妈“重操旧业”的需要，可以肯定这市场经济绝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完全丧失了人道主义的腐臭、黑暗的市场经济！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致使目前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代际转移”的现象：

　　

　　贫富“代际转移”需引起警惕

　　

　　莫林浩

　　

　　在春节前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供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告，都给出一个相同而清晰的结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中国青年》2月9日）

　　

　　在笔者看来，这些调查告最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贫困将发生“代际转移”。当城市的贫困者因种种原因难求温饱的时候，他们的子女由于缺乏知识和技能，只能盲目地在一些大城市频繁转移，一年到头挣得的工资也只够温饱，贫穷成为他们摆脱不了的宿命。

　　

　　值得警惕的是，这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嘹望》周刊近日刊载文章称，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个底层群体既包括城市下岗职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

　　

　　不仅如此，在贫穷发生代际转移时候，富裕也在发生代际转移。有调查表明，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子女也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收入。结果是，在穷人的孩子往往也是穷人的同时，富人的孩子更多地成为了富人。

　　

　　任何社会都难免出现贫富差距，但是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给底层民众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穷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正常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而贫富的代际转移显然打破了这个景象，穷人的孩子始终被富人的孩子远远甩在后面，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贫富的代际转移造成了一个割裂的社会，富裕被垄断，贫穷被“世袭”，社会的贫富状况被固定化、结构化了。当贫穷与富裕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并长期保持的时候，社会也会面临解体的危险。

　　

　　去年法国发生的骚乱就是典型的例子。骚乱始发地巴黎北部郊区居民多为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这里人口密度很高，移民众多，失业率甚至达到了40%，居民逐渐成为贫困、犯罪、吸毒、被遗忘者与被损害者的代名词。当地青年普遍认为社会对他们极不公平，他们看不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结果，一个偶发事件就成了引爆社会积怨的导火索。

　　

　　要改变贫富代际转移的状况，政府的公共政策急需做出调整。正如调查告指出的，城市贫困群体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到了严重的排斥。既然社会排斥是这些人生活恶化的重要原因，政府就应该提供相关的服务和培训，并让这些人融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因教致贫，因贫而不能受教也是造成贫困代际转移的重要原因。政府有义务提供普遍并公平的教育服务，以改变这种状况。“知识改变命运”不只是一个口号，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当穷人的子女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时，他们才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2006年2月12日《中国青年》）

　　

　　穷人的孩子是穷人、富人的孩子是富人，古来如此，而沿生于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不应有的现象。居然出现了，当然“需引起警惕”，但只能说明这社会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不过，在这种状况下，文章说什么“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给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渠道”，则完全是骗人的空谈，在号称“公平”的私有制社会穷人哪有“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希望！不错，美国立国之初，人人可以到“处女地”去冒险开发之时，将印第安土著剿灭以后，曾出现过穷人致富、“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时期，而今日之美国早已完全固定化了，几大家族统制了社会，数百万的生产性工人被工业资本家掌控的企业雇用，普通工人的生活举步维艰。美国这社会哪有什么“公平”可言？真的是“摆脱不了的宿命”吗？能否打破“贪富‘代际转移’”的怪圈呢？能，但不是抽象而谈的什么“公平的社会”，也不是依靠政府调整所谓公共政策，而是只有消灭私有制，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劳动民众为主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就曾经解决过这问题吗？在1949---1978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里哪有什么“贫富‘代际转移’”？而今日之中国，本应作为领导阶级和主人翁的工人阶级贫困化了，于是，“贪富‘代际转移’”的怪圈又出现了，贫困化的工人的孩子便是考进了大学也仍然无法“向上流动”。试看载资料：

　　

　　象牙塔里的穷学生和富学生

　　

　　本记者李健 实习生周凯莉

　　

　　2006年6月15日，北大末名BBS匿名版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贴子。

　　

　　“我没有钱，我只有花样的年龄，未加修饰的容貌。我每天穿着朴素的衣服，站在花枝招展的她们中间。我每周都要坐4个小时的公交车，去给那个高傲的小女孩做家教。她有钱，可连水都不想给我喝。我的家庭很穷。我的妈妈每天割猪草，双手满是老茧。我的父亲，风烛残年，可还要在建筑工地打工，为了我可怜的学费。我不期待爱情，我没有衣服，我没有化妆品，我的电脑也是二手的。我恨这个世界……”

　　

　　此贴涉及的校园分层问题，陆续引来几百人加入讨论。有人说，有富人就会有富学生，有穷人也就会有穷学生。为此这种由社会分层决定的校园分层，正影响着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就业与爱情。

　　

　　他们相爱了，但冲突慢慢凸显

　　

　　王强一米八的个子，为人厚道，对他表示好感的女生不少。可他不敢交女朋友，因为他来自农村，家里没钱，平时只能靠做家教淮持日常开销。

　　

　　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王强遇到了北京女孩阿娟，简单地聊了几句，双方感到很投缘，慢慢两人就走到了一起。阿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的学生，很漂亮。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王强注意到阿娟有一条很典雅的由交叉的“C”字母组成的项链，价值3万多元。后来他了解到，阿娟出身高干家庭。

　　

　　刚开始时，他们一起在食堂吃饭，在荷塘边散步，王强骑车送阿娟回去，一即都和普通的校园爱情一样。可热恋期一过，两人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阿娟嫌弃王强吃面喝汤发出声音，嫌弃他吃西餐不熟练。王强和她在一起，也感到花销越来越大，靠兼职挣钱根本不够。

　　

　　阿娟喜欢去环境好的高档餐厅吃饭。有一次，他们一顿就吃了200多元，当时王强身上就只剩一张透支的信用卡。后来，王强和阿娟一起出去，总是装作忘记带钱包。

　　

　　阿娟生日，王强没钱买项链，只好买了99朵玫魂给她做生日礼物。当时阿娟的脸色很不好看。她发火说，从小周围人都宠着我，找了个男朋友，却是这种穷酸德行。王强把肺气炸了，摔花走人。

　　

　　后来，阿娟给王强打过电话，两人不咸不淡地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分手了。

　　

　　周亮是南开大学的学生，生在北京，父母是某部委领导。大二时，他遇到了同校来自华东某山区的阿晴。他们相爱了，但冲撞慢熳多了。

　　

　　周亮爱上阿晴，是因为她身上的品质----勤劳、节约和懂事。大学生恋爱约会，总要花钱。周亮有钱，基本负担了所有费用；周亮有车，能随时出去旅行。有一次，他们去吃韩国料理，一顿就花了将近700元。阿晴有些不开心，因为这踩家差不多两个月的收入。她看不惯周亮花钱大手大脚。周亮却嘲讽她是小农意识。

　　

　　阿晴打扮很淳朴，周亮为了能把她带出去见哥们儿，领她做美发，带她买衣服。可阿晴并不喜欢。有一次，周亮开玩笑说，你怎么穿也穿不出公主味儿，怎么穿都是丫头样儿。当时，阿晴就哭了，但两人又都舍不得说分手。

　　

　　阿晴每天都给周亮买饭、洗衣服、打扫寝室，大家看着都觉得周亮找了个保姻。

　　

　　有一次，阿晴想办一件事情，凭自己的能力有困难，周亮托关系给她办成了，两人吵了起来。阿晴觉得这是对她的能力的不尊重，而周亮觉得，现在关系最重要，没关系有能力也不行，从小家里就这么教。这次思想上的分歧，导改两人第一次大吵。

　　

　　周亮觉得阿晴自尊心太强，两人生活和消费习惯都不一样。有些东西，周亮用一次就扔掉，阿情却舍不得，尽管可能直期了还没用过。这样的“小家子气”，让周亮觉得不可思议。连周亮的朋友和阿晴的朋友也没办法融合在一起。用周亮的话说，他的朋友就是一堆吃喝玩乐的大少爷，而阿晴的朋友都是勤劳节俭的乡村小男女。

　　

　　相恋仅一年，生活细节上的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使两人最终分了手。

　　

　　同学容易同住难

　　

　　江辉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家境不错，每月生活费有2000元。他同宿舍的舍友们有一些来自中西部贫困地区，家庭条件不好。

　　

　　江辉和舍友关系开始恶化是因为饮水机问题。江辉提出购买，但其他人认为浪费钱。江辉只好每天买大瓶矿泉水喝。江辉喜欢清洁的生活环境，每天都把衣服送洗衣房，但舍友们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比如洗澡不勤，不爱打扫卫生。

　　

　　江辉觉得经济基础是养成良好习惯的保障。他也尝试过和舍友们进行沟通，但每次讲不了几句话，就开始争执。

　　

　　江辉一般和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学一起玩，还经常出去打台球、网球。而舍友们基本上没有夜生活。“品位是钱堆出来的，我不怪他们，但我决定下学期换宿舍，待不下去了。”江辉说。

　　

　　郑娜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她来自东部沿海的一个小康家庭，每月有将近2000元的生活费。宿舍里其他3个人来自中西部地区。刘嘉来自江西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家庭经济状况不好。郑娜和刘嘉是好朋友，但由于家庭背景不同，也会常常发生一些小摩擦。

　　

　　郑娜不爱跟刘嘉一起买东西。在超市买东西，郑娜懒得看价签，买东西速度很快。刘嘉经常比较同类产品的价格、质量，速度特别熳。有一次，关懈等得不耐烦，就冲刘嘉说，快一点，行吗？敏感的刘嘉生气了。“其实，我和她关系一直都很好，我们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差距而觉得不自在。但有时矛盾的确存在。我看重质量，可她要买便宜的，我就经常劝说她，劝着劝着就争执起来了。”郑娜说。

　　

　　郑娜觉得刘嘉很敏感。有一次，班里有个女生嘲笑一位男生，说那个男生像农民。刘嘉当时就火了，据理力争，说农民怎么了，农民也是人。后来，刘嘉再也不答理那个女生了。

　　

　　王维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自西部小城市的工薪阶层家庭，父母都是食品加工厂的工人，家庭条件一般。王维的舍友有两个是北京人，家庭很富裕。另一个室友是广东人，家里做生意，自己有车。王维发现舍友的手表，不是“西铁城”就是“卡西欧”，而自己只有一块20多元在坤摊上买的手表。

　　

　　清华大学附近的五道口地区，好饭馆特别多。刚开始，他们4人经常一起吃饭。但后来，王维发现如果这样下去，他每月400元的生活费一到月中肯定会花光。再后来，其他3个人要出去吃饭时，他就推说没空，要做作业或者有老乡来。

　　

　　夏天很热，学校允许装空调，4个学生，平均每人要摊1OOO多元。王维的舍友也想装一台，王维却说，电扇挺好的。一个室友不屑地说：“没事，我们3个人出钱，就当你是客人。”王维的脸刷地白了，觉得自尊心严重受伤。

　　

　　不久后，宿舍又要买饮水机，他咬看牙从生活费里挤出100多元。但每个月消耗很多水，水费挺贵。一天，一室友踢足球回来懒得去盥洗室，直接倒矿泉水洗脸。王维觉得太浪费，劝说了几句，室友就嚷嚷了一句：“我知道你们西部缺水。”王维差点和他打了起来。

　　

　　钱和关系在找工作时格外重要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周通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他在民航某部门找了一份人人都羡慕的工作，月薪6000元。

　　

　　周通说，他家里是开大公司的，他老爸认识民航系统的直接负责人，拜托几次就搞定了。“有钱，关系网就发达，这点小事不是问题。”

　　

　　在学校时，周通曾有一辆POLO汽车被人砸过。周通经常给他的女朋友买很贵的衣吸和番水，但他觉得因为自己的背景，很难得到真正的爱情。

　　

　　邢莉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今年大学毕业。3岁时，她的母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常年下地劳作，身上有很多伤病。本来，她的成绩可以保送研究生，但研究生两年要花5万元学费，考虑到家境，她决定出去找工作。学文科的出国难，但周围还是有同学自费出国。一位平时学习很一般的女生，就花了50多万元去了英国一个不锁的学校留学，这让她心里有些不服气。

　　

　　找工作时，邢莉也买不起昂贵的职业装，买不起高跟鞋，浸钱做精致的简历。有一次，她穿着廉价的高跟鞋去面试时，半路鞋跟断了，面试也黄了。一个学期的奔波过去了，她勉强在一个小公司找了份工作。

　　

　　沈光欣是北京联合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家里开大公司，很有钱。绿色眼影，陶瓷烫发，片仔短裙，高跟鞋，真皮手包，是她经常的装扮。“大学本来就是父母用钱把我送进来的，现在毕业了，反正找不到工作，他们就花了30多万元给我办了留学。我8月就去加拿大读书，叫什么大学来着？我忘了。反正也足一所破学校，但我这成绩能上哪儿呢？出去混混，等回来好歹也能找个工作。”

　　

　　由于北京联合大学大部分是北京人，没有宿舍楼，她就租了一套房子，每月2500多元房租，但她还是对生活不怎么满意：“我父母太小气，从小就这样，高中时每月只给我1500元生活费，过得特艰难。”

　　

　　沈光欣不是北京户口，很难在北京找到好工作，可她也不想回去给家里的企业干活儿。家里给她找了对象，是当地市领导的儿子，在新西兰留学。“我凭什么把我家的钱给他？我得找个自己喜欢的，穷点也无所谓。”

　　

　　沈光欣说，她其实很孤独，“我不在乎钱，可别人对我好，不就是为了我的钱吗？”有时候，她觉得穷孩子挺好的，可和她们又玩不到一起。她把自己不要的全新的东西送给同学，可同学们却在背地里说，“她把我们当成垃圾桶了”。

　　

　　（2006年8月9日《中国青年》）

　　

　　与这道同时发表的还有一则消息：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调研告出炉——

　　

　　社会分层影响大学生的人生选择

　　

　　 社会阶层的分化正日益影响着大学校园宁静的生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志英领衔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课题组发现，社会阶层分化对大学生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观产生着深刻影响。

　　

　　课题组将社会人群划分为9个阶层：工人，农民，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地级以上机关、事业单位等处级以上干部、县乡科级以上干部、军队团级以上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

　　

　　课题组向北京10所高校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硕究生发放了32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887份；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进行了个别访谈。

　　

　　家庭出身不同，学习目的也不同

　　

　　贫困生在毕业时，很大一部分人选择进入社会工作；而来自富裕阶层的孩子，更多考虑的是进一步深造。课题组发现，“自己不能成为富人的孩子，也要使自己的孩子成为富人的孩子”已成为一些贫困生的名言。

　　

　　在选择工作的标准上，大部分和自由职业家庭的大学生最关注的是兴趣爱好。来自下岗工人家庭的大学生多数关注职业风险度。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大学生更多关注专业对口度。大部分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和自由职业家庭的大学生则更关注社会声望。而农民、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关注的主要是收入问题。

　　

　　对“金钱是人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的说法，从家庭背景的影响看，“同意”率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不同意”率最高的是来自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其次是来自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

　　

　　社会分层带来大学生不同的生活态度

　　

　　李志英说，社会分层带来大学生不同的生活态度，在贫困大学生身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大多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己家庭的处境。

　　

　　调查发现，贫困大学生的生活态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消极型。曾有一个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进校后心情郁闷。他还萌发过出家的念头。

　　

　　第二类是激愤不满型。一些大学生说，现实很不公平，农村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整个家庭就绝望了，没有希望。

　　

　　第三类是积极融入社会型。他们通过努力拚搏改变自己的命运，得到社会阶层提升。有贫困大学生，自己的愿望就是通过努力读大学，得到好的社会地位，提升家庭阶层。

　　

　　富学生和穷学生互相看不惯主要发生在低年级

　　

　　调查显示，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大多这样评价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个人生活大方，但自私，高高在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必为金钱而整天奔波忙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生活条件优越，穿着鲜艳、流行。”“上网，购物，乱花钱，生活浪费，学习不努力，高傲自大。”“富裕生追求品牌效应，在吃穿用上较为奢侈，不能对贫困者给以鼓励，反而嘲笑那些为生活奔波打工的同学。”

　　

　　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在评价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时，大多使用“自卑”、“孤僻”、“内向”等字眼，认为“他们的终极目的太低，太庸俗化，只是挣钱、父母恩之类，而没有挖掘自我潜能。”

　　

　　无论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还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自我评价一般都比较高。如贫困家庭学生大多认为自己“肯学、踏实、勤俭节约”等，而富裕家庭学生则大多认为自己“和兄开朗”、“活泼向上”等。

　　

　　调查者认为，这种贫富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在低年级的本科生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自卑情绪也主要在低年级时表现出来。至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瞧不起贫困学生的情绪，边主要表现在低年级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学生会表现得比较理智，或者不过多表露。

　　

　　此外，“调查显示，来自工人、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家庭的大学生，消费水平几乎集中在300元至500元。每月消费1000元以上者，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比例最高，其次分别是来自自由职业、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大学生。每月消费支出3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以来自农民家庭的最多。”（2006年8月9日《中国青年》）这些委实是“贪富‘代际转移’”的生动资料。尊贵的大学教授们说什么“社会阶层流动是一个良性的实现社会结构变化、打破固有等级的正常渠道”，寄希望于“大学生就业的顺利进行”“使中国的阶层流动进入一个良性轨道”。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高尚全、励以宁、徐景安、谢韬等“主流学者”、“精英人物”推行的那种“改革”及其鼓吹的所谓“公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只会给普通工农民众带来难以摆脱的深重灾难。真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啊！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就不仅仅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并仍在加深着的工人阶级贫困化的问题，而且“贪富‘代际转移’”现象的出现预示着这种贫困化将持续性地存在与发展下去。至于要改变“贫富‘代际转移’”问题，当然就首先要使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民众从贫困化中解脱出来，这就须彻底否弃“主流学者”、“精英人物”的那些祸国殃民的思想主张，搞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使工农民众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而不是受剥削、遭贫穷的雇佣奴隶。中国人民觉醒，中国社会重回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日，必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彻底破产之时。

　　

　　生存困境对工人群众的思想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原来受人们尊重的主人翁，到如今人们公认、且受贱视的社会贫困群体，产业工人们的失落心态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整体经济收入偏低是最主要的因素。东北产业工人普遍欢迎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举措，但他们同时反映，至今并没有感到这一政策给产业工人带来什么变化。他们希望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阳光能尽快照到自己身上。“这纸、电视天天道振兴老工业基地，可咱工人每月还是挣四五百元工资，企业还是象以前一样困难。”中天公司46岁的纺织女工关平的疑惑很具代表性。华安集团精密分厂班长孙茂金说：同样是劳动，我们累死累活地辛苦一个月，却连上班不久的公务员工资的一半都赶不上，这让人实在想不通！如今，我们产业工人简直成了贫困的代名词，年轻工人连对象都难找；已婚工人在家中的地位自然低一等，原本感情挺好的俩口子，吵架成了家常便饭，因收入低而离婚的家庭也很多。在北满特钢集团工作了一辈子、亲历企业浮沉变迁的钢分厂工人聂建荣认为，现在的产业工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前一时期，国家一直关注农民增收，还专门组织人员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可同样的事情，我们也时常遇到。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上面知道吗？许多产业工人说：我们并无过分的奢望，只求能保留一份工作，保证能按时开支，钱少一点儿也干。目前，东北许多国有大厂都走上了改制之路，但产业工人们非常担心改制会使自己丢掉饭碗。2000年，齐齐哈尔第一纺织厂由于经营上的原因被迫停产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厂领导决定对企业实行局部退出国有的改制，成立了新的纺织有限公司。结果，6000多名职工的大厂，改制后仅剩下，1000人在岗，其余人员或提前退休或下岗失业。齐齐哈尔市中天有限责任公司的纺织女工陈丽影说：如此改制，我们产业工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下岗失业以后的日子咋过呀？（据《国内动态清样》第1225期，2004年4月19日，记者吴晓东、梁冬：《“生活比以前好了，思想却失落了”——黑龙江产业工人思想状况调查》摘编）

　　

　　 贫困化的现实生存状况反映于工人阶级的文化心态，就是其真切感受到己的切身利益受损、社会地位下降，并对社会生活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忧虑，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强烈不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末委托国家体改委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国有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和国有企业基层管理人员普遍认为自己一年来生活水平比上年有较大幅度下降；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属下等的首先是集体企业工人，其次是国有企业员工。（参阅汝信等主编《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8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又据1999年上半年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抽样向卷调查结果，工人对家庭生活的评价，满意的仅占38.46%，在7个不同的职业群体中名列倒数第一；不满意的占28.89%，在被调查的7个不同的职业群体中排在第二，仅次于个体户和无固定职业者。（汝信等主编《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75页）1999年工人群体对生活感到有压力的±例比1998年上升了6.61%（1998年认为生活有压力的占83.5%，1999年占90.11%），在被调查的7个不同的职业群体中正数第一。认为社会压力在增大的1999年占77.82%，比1998年的77.00%提高0.8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由于贫困化而使工人群体强烈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参阅汝信等主编《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77----78页）至于工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强烈不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非法暴富议论纷纷，广大工人注意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先富起来的”往往并非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者，而是那些善于投机钻营、偷税漏税、搞歪门斜道的人；二是对某些特殊行业、垄断行业收入畸高现象颇有意见，工人们普遍认为“第一产业不如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不如第三产业”；三是对有些地方、有些企业的厂长经理与生产工人收入差距过大感到无法承受，有工人反映现在不少经营者包盈不包亏，横竖都捞钱，搞坏了国企，照样富得流油水。（参阅马守良主编《大转折时期的社会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这些年来，在整个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贫困化程度日益加深，并出现贫困“代际转移”的现象。普通民众由此而反思，并产生、累起了不满情绪。广大职工、基于工人阶级利益立场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等无不在思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在进而探究中国社会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大人先生们从中感受到了恐慌，他们赶紧疾呼现在出现了“非埋性”的“仇富”心理，会影响稳定改革发展大局及“和谐”局面。然而，这种说法对吗？能平息工农劳动民众的情绪、稳定其心理吗？Çë看：

　　

　　让穷人不仇富不是缓解矛盾的良药

　　

　　乐毅

　　

　　最近，一位曾驻印度的外交官向国人介绍印度，在描述了印度穷人穷得“滴血”的生活现状后，却不无羡慕地写道：可他们并无“仇富”心态。在印度，富人即使再富，它都觉得很有安全感。并提出：在印度，社会贫富悬殊到了极致，但穷人富人竟能井水不犯河水，截然分明，彼此相安无事，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中国青年》10月21日）

　　

　　这条新闻登上了当日各大门户网，尤其是在以“高端阅读”为目标的商业频通和财经网都上了首页。从一些回贴来看，很有些高端精英人士对此心有戚戚然焉。但我却奇怪了，这有什么好“值得我们思考”的？难道说为了解决因贫富快速分化而产生的阶层冲突，就希望穷人既不患贫也不患不均，把自己当做一坨烂泥？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印度的种姓制度并没有国人想象得那样糟。它也有很多优点，是形成与维系印度民族的核心。但无论科妥生制度有多少优点，它的效能低下也是毋庸置疑的。当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大多数的人就会选择不努力。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阶层冲突，都会有冲突激烈的时期，也都需要用一整套制度来应对之。最晚到公元7世纪，印度的种姓制度得以形成。当时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但被征服的达萨人人数更多，冲突激烈，印度人最终选择了种姓制度这种极端内敛的社会制度路径来应对，以固化社会阶层的方式，最大限度在压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给予相对的安定感。而在中国看秋末年，随着地主和自耕农的大量出现，与原有的奴隶主贵族冲突激烈。但我们的先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制度路径来应对，商鞅创立了“首功制”，而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到武则天则完成了科举制，他们为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打开渠道，在尽量大的程度上保持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了社会的活力。其实对于古代中国，我们最应该感到骄傲的是，在各大古文明大都选择了固化阶层以应对阶层冲突时（种姓制度是最极端的），我们却创建了阶层流动的制度以保持社会稳定，而这无疑更优。

　　

　　仇富当然是不对的，不患寡但患不均的极端表达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也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对不患寡但患不均已过度批判了。因为一件事总有其两面，这种国人心态，虽然在外部条件的刺激下会增加社会的动荡，但是在大多数的和平时期，患不均却是整个社会向上和向善的动力，也更是中国这种社会整体架构下的必然产物。因为有了求均的路径和可能，人们才会患不均。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下，人口总数60%以上的首陀罗和贱民们，反正也求不了均，也就不患了。

　　

　　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阶层冲突、矛盾激烈的时期，又需要做一次路径选择了。要做什么选择？其实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前，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并不大，美国的阶层冲突也挺严重，但是美国随后选择了罗斯福新政，给予劳工权利，让下层民众有机会有能力参分决策，从而缓和了对立。而拉美走上了威极政治，把下层民众“老实”。结果，美国成了世界老大，拉美落入陷阱，至今爬不出来。

　　

　　中国人当然要有雄心，作出一次至少与美国当年选择起码相当，甚至更优的路径选择。这时候，却突然有人说印度穷人的生活态度也“值得我们思考”，还有很多高端精英人士心有戚戚然焉。不得不说，这种“思考”实在没出息得不成体统了！另一方面，这种“思考”的出现，也说明中国精英的寡头化倾向。通过某种形式的阶层固化来解决阶层冲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思路一旦得势，非常危险，它将使中国社会陷入一种低效能的泥沼。

　　

　　（2006年10月24日《中国青年》）

　　

　　“外交官”先生津津乐道的“社会贫富悬殊到了极致，但穷人富人竟能井水不犯河水，截然分明，彼此相安无事”的印度景象，“很有些高端人士对此心有戚戚然焉”，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如完全可归入“高端人士”的厉以宁之流）早已富得可以流油了，自然要盼望将“社会贫富悬殊到了极致”的状况固定下来，成为永恒的社会秩序，自然更不仅望“穷人不穷富”，而且还指望穷人穷得心甘情愿，从而使他们“很有安全感”地永享那流油的财富；甚者或者认为中国的工农劳动者毕竟还没有像印度穷人那样穷到“滴血”的程度，故而完全没有什么不满的理由，故而仍需继续毫不动摇地推展其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所谓“改革”。至于上录文章的看来与“外交官”先生及“高端人士”有所不同，他注意到穷人与富人之间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乃至冲突（他将之称为“阶层矛盾、冲突”，但实际是阶级矛盾与冲突），提出“让穷人不仇富不是缓解矛盾的良药”，认为“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阶层冲突、矛盾激烈的时期，又需要做一次路径选择了”。这有些道理。不过，在我们看来，做“路径选择”时，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当今中国的富人是怎么富起来的、穷人又是何以会穷的？所谓穷人与富人之间仅仅只是一种“阶层冲突”吗？穷人的所谓“仇富”难道只是一种心理情结，而不是期盼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阶级要求？实在说来，当代中国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一条正确发展道路（这绝对是一条比“美国当年”选择的“罗斯福新政”路径更优的路径）外，别无什么其他路径可供选择了。

　　

　　还有积极奉献出所谓“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之策的人物：

　　

　　他自称是“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但如今他更关注“财富伦理”；他认为，亚当•斯密的不朽之处在于：不仅为世人奉献出了《国富论》，还贡献出了《道德情操论》；在当下中国社会处于急速转型的过程中，他大胆建议-----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本记者蔡铧薇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需要基督精神。”当这话出自一位以理性著称的中国经济学家之口，并且在网络上广为传播时，一切显得饶有意味。

　　

　　他的名字叫赵晓，不久前刚被南方一家人物杂志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

　　

　　引发赵晓这番宏论的，是发生在珠江湾轰动一时的“阿星事件”：一个原本老实的底层民工，挥刀砍死了企业主管。

　　

　　最令赵晓震惊的，是阿星的陈述：“我们那边的人是这样，有的被抓起来了，枪毙了，或者判了徒刑，只要他给家里留下一些钱，10万或20万，家里都不会难过很久的。”

　　

　　阿星的许多同乡，进城后纷纷加入了当地一个恶名昭著的“砍手党”组织。他们不愿忍受严酷的打工生活和生存环境，却把仇恨发泄在了无辜市民身上。尽管阿星一再拒绝这个组织的诱惑，但最终还是走止了一条不归之路。

　　

　　此事引发了赵晓的深思：除了“严打”，除了改变目前的贫富差距，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减少像阿星这样的犯罪？他的建议是：让中国人懂得并学习基督的“无条件的爱”。

　　

　　几年前，赵晓已是颇为活跃的宏观经济学者。1997年，他和经济学家易钢合作，在国内一直提出通货紧缩的预警，直接推动了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后来，他又参与过富豪原罪、对冲基金、民营经济改革、银行改革的热点讨论。而眼下，他最关注的ÎÊ题已从经济学转向经济伦理学研究------“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

　　

　　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究竟有哪些缺陷和不足？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在哪里？2002年，当赵晓带着这些疑问考察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时，他还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

　　

　　“我那时觉得，市场可以自动地解决一切问题，只要体制和操作上按市场模式改了，一切可迎刃而解了。”他当时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在他眼里，市场经济是一只漂亮的、美味的苹果。

　　

　　赵晓站在哈佛广场上，环顾四周，这个“屁大的广场”方圆200米内，竟然有3座教堂。他后来又到了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小城市，每到周日，人们不是去教堂，就是刚从教堂回来。他在美国看到的最多的建筑，意然是教堂。

　　

　　他忽然想到：教堂和美国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效用是什么？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于是，他拜访的名单里，不仅有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这样的经济部门，又增加了波士顿神学院这样的宗教机构。而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他找到了答案：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是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精神又是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之上。

　　

　　赵晓忽然意识到：美国与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差异在于，美国有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教堂或传统文化，可以导引出市场伦理，这对于市场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次访美的结果，赵晓写出了他的代表作《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他努力表达他的理解：市场经济能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撤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市场的博弈可以降低撤谎人的行为，法律的严厉惩罚也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如果都靠这些，市场经济运行的成本将会很高，甚呈高到难于运行的地步。凡是缺乏自我约束，完全靠外部高压来运作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最贵的市场经济，而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西方市场伦理，恰恰是一种自发的道德约束，能够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

　　

　　这当然只是市场伦理的一角。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赵晓介绍了市场伦理与市场经济的诸多密切关系：市场成熟的动力机制取决了市场伦理；市场经济的低成本运行有赖于市场伦理；企业的做大最终取决于市场伦理；社会和谐与顺利转型与市场伦理有关；中国的财富保障有赖于市场伦理……

　　

　　让他特别高兴的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信用制度。

　　

　　他直言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启蒙：“只宣扬一些市场经济的思想，但对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复杂的制度背景都不介绍。最后，简单地把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变成了‘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后社会就可以达成最优’。”

　　

　　国内的经济学启蒙教材，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也是对赵晓影响最大的经济学著作之一。时至今日，“每次翻阅，都有收获，有一种没有尽兴的感觉”。

　　

　　“可惜的是，中国人大都只知道《国富论》，却不知道《道德情操论》，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学启蒙的一大失误。”赵晓忍不住叹气。他回想起读《国富论》初版时，封面上赫然印着《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著。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构建了一套基于利己主义的经济科学体系，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他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和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国富论》使亚当•斯密成为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的话，他也必因《道德情操论》垂名于世。

　　

　　在赵晓看来，只提《国富论》而不提《道德情操论》，等于只提倡功利主义，这绝对不是好的经济学启蒙。市场经济这个“苹果”，表面上是价格、交易，而实际上，里层是权力交易，是宪政这棵“苹果树”。至于相应的伦理，则是长出“苹果树”的那颗“种子”。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向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人们所看得到的显性的制度，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

　　

　　他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跟在后面，至于文化核盖下的潜规则，至于市场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短的板”，并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

　　

　　他一直关注着这种滞后显现的种种恶果：在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无所不在：毒大米、毒酒、毒辣椒、毒药；从股份公司做假帐到基金预算；从私人老板对打工仔赖帐到部门经理带领部下集体“跳槽”。为追逐金钱，不择手段的“原罪”行为已在很大程度上玷污了市场经济的声誉。

　　

　　赵晓断言：如果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它决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决不会是一个结出硕果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市场经济，其运行效率不可能很高。

　　

　　“由经济转型到政治转型、再到伦理转型，这每一步都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只要苹果，不要苹紧树。”他不停地呼吁建立“财富伦理”。他甚至盼望着，若干年后人们称呼他“赵伦理”，就像当年称吴敬琏“吴市场”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何帆，回忆起2002年与赵晓一同参加浙江卫视《财富人生》节目，“他那时刚从美国回来，就像个传教士，一路大谈‘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他的观点是：基督教让向善，教人敬畏，有助于诚信的建立。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穷人仇富，富人洋洋自得，政府又不信任富人，这种缺乏财富伦理、缺乏虔诚信仰的市场经济迟早要出问题。”

　　

　　何帆形容赵晓是“经济学家的公牛闯进了浙江卫视的瓷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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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8月31日《中国青年》）

　　

　　“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不是只教人们去当什么“经济人论”中极端自私自私，可以不顾一切地去为一己私利而竞争的人吗？发展到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日益成熟了，开始出现“砍手党”，出现“阿星事件”了。像曾信奉“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赵伦理”这样的先生们，为之惊心动魄，忧虑起来了。思考再三，突然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基督教，有教堂、神父和牧师们。《圣经》上宣传“利他主义”，提倡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迎上去。这当然是向被剥削、受奴役者宣传和提倡的，因为资本家在为利润而剥削而竞争的时候，是绝不会“利他”的。“赵伦理”大受启发：倘若我们搞个“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不也正可以使处于贫困化状态之中、遭受着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实行“利他主义”了吗？由此而使穷人与富人“和平相处”，整个社会“和谐”起来，岂不善哉？由此想到谢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呕歌、想到徐景安所规划的“中国走向”以及早些年间李泽厚、刘再复等著名学者即已高倡的“告别革命”论，不正和“赵伦理”如出一辙吗？这些“主流学者”、“精英人物”曾从美国学来“真经”------以“市场原教旨主义”实即按照“华盛顿共识”在中国推展其“改革”国策，培育出权贵----资本家阶级，并把工人阶级搞得贫困化，以至当代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穷人与富人的“阶层矛盾”-----实即工人阶级与中外、党内外资产阶级的矛盾-----愈演愈烈的时候，他们忽然“顿悟”，感到这样不行了，遂又从美国或其他一些什么地方学来“真经”，要搞什么“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或“民主社会主义”了，甚至从西方传统文化中发现“基督教让人向善，教人敬畏，有助于诚信的建立”，于是，要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猛下最后一刀了。看来，只要“赵伦理”及谢、徐等“精英人物”还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导师”或“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只要他们的思想主张还成为影响乃至左右国是的“主流”话语，不仅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及贫困“代际转移”问题就难以根本解决，“砍手党”或“阿星事件”自然也就会不断出现，而且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势将白流，社会主义的大厦终将毁于一旦。这不能不引起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全体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一切关注国事民摸、热望中华民族有美好前景人士的高度警觉。

　　

　　>>陈寒鸣：两极分化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