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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汇率战透视中美经济关系
从汇率战透视中美经济关系
眼下这场战后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尚未完全消退，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仍存在许多变数。导致危机的难题一个也没有根本解决。断言“衰退已经过去”、“危机已渡过”、“世界进入了危机后时代”，似乎缺乏足够的根据。现在，正当人们应当进行反思，总结危机的经验教训时，美国这个危机的祸首又伸出黑手折腾世界，企图掀起贸易战、汇率战的恶浪，矛头首先是对着向它伸出救援之手的中国。其故伎之一，就是把中美贸易失衡归罪于中国，压我人民币大幅升值，实行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自由化，企图一箭双雕：既使奥巴马政府摆脱政治经济困境，又同时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和国际影响。然而，白宫和国会山的政客们这个如意算盘注定是要落空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本人作为经济学教授,就这个问题与美国政要论理一番。但愿我不是对牛弹琴。
一、美国政府和国会政要一再强逼我人民币大幅升值，蔑视国际公认准则，粗暴侵犯我国“货币主权”，干涉我国内政。
“货币主权”是国际经贸关系中通行的公认的准则。所谓“货币主权”，说白了就是通过货币实现的国家利益。货币之所以具有主权的属性和特点，这是由货币的本质和功能决定的。货币特别是纸币问世以来就是属于国家主权范围。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完全超国家主权的世界货币。货币本身就是由一国政府强制发行的、体现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在国家疆界范围流通的交易工具。“货币主权”涵盖币种、货币发行权、币值、汇率、储备等诸多事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相关货币法，并监督实施。各国政府都设有专门机构依法行使本国“货币主权”。任何国别的货币都享有不容侵犯的主权。
在近代经济史上，企图创建一种能完全取代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的先哲，不乏其人。尽管“货币主权”有诸种弊端，但是，现在并不具备创建“普世”币种的客观条件。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撇开联合国和苏联等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充当了世界储备货币的功能。但美元依然是“主权货币”，绝非超主权的币种。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趁机把美元推上霸主地位，谋取本国私利，例如：利用美元发行权，向世界其他国家强征货币税；利用美元汇率变化转嫁美国经济财政危机；左右国际市场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利用美元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如今，作为货币的美元，功能已经蜕变。美国政府一再压我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一事实表明，时下它除了直接加快美元印钞机运转之外，只能无视国际法，赤裸裸地干涉别国货币主权。
我们强调“货币主权”不容侵犯，这与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并不矛盾。货币主权和币值（包括汇率）的关系，同商品所有权和商品价格的关系一样，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而不可互相替代、相互否定。货币作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一旦进入市场，就要受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绝不是对“货币主权”的否定和替代。相反，必须以承认“货币主权”、以实现“货币主权”为前提。当然，市场和市场机制对“货币主权”也不是被动的、消极的。欧元的发行和自由贸易区内结算货币，就表明了“货币主权”是可以部分让渡和有所限制的。但这与美国政府和国会政客的恶劣行径，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运用法律和行政办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各国维护和实现货币主权的两种必要手段。这两种手段也是互相补充、不可缺一的。在市场博弈中，政府应当交替使用两手，防范别国侵犯主权。如果放弃货币主权，听任别国摆布，必然遭致灾难性后果。俄罗斯汇率“休克”酿下的苦果，人们记忆犹新，岂可重蹈覆辙。
二、近三十年来，我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进行汇改，所取得的进展很大，成效显著，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为发展中国家汇改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板。然而，美国政府和国会政要却视而不见，颠倒黑白，根本否认我国汇改的成果，污蔑我国“操纵汇率”，压我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是对我国“改革主权”的无理干涉。
近几十年，不少国家先后对本国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形成了改革潮流。经济改革有失败的，有倒退的，有停顿的，成功的先例十分罕见。俄罗斯当权派按照美国智囊的意志和他们设计的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方案，以美国经济模式为样板，采用一步到位的快速“休克疗法”，对包括汇率在内的旧体制进行一揽子改革。其结果，造成俄罗斯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财政破产，卢布大幅贬值。美元与卢布的汇率由6:1猛跌到1：6000，俄罗斯政府被迫废除旧卢布，发行新卢布，新旧卢布的比价为1：1000。俄罗斯经济陷入一片混乱，民不聊生，陷入极度困苦之中。改革给俄罗斯经济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打两个卫国战争，俄国经济整整倒退了20年，至今还未完全摆脱灾难的阴影。俄罗斯的经历表明，把“改革主权”拱手让给外国，“货币主权”最终必然丧失殆尽。
在现代货币史上，西方大国也有类似的汇改经历。有的国家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把汇改的主权拱手让给自己的盟主美国，换来的却是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汇率骤然升高，出口随之下降，经济落入了本币升值的陷阱。然而，美国却大收渔人之利。日本经济在上世纪曾经历过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期。1959年到1985年，GDP增长了近20倍，年均增长13%，出口增长了59倍，年均增长16%，出口额占世界出口的比重由3.08%上升到9.63%，日资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昔日的“小伙计”大有“收购”美国之势，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了挑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伙同英、法、西德、日本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秘密开会，达成了所谓“广场协议”，共同干预外汇市场，下调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以解决美国对外贸易赤字，胁迫日元升值。“广场协议”签署后，五国联手大量抛售美元，引起市场抛售美元狂潮，美元汇率大幅下挫，日元大幅升值。1985年9月1日，1美元兑日元为1：250上下，三个月后，跌倒1：152；1987年，达到1：124。1988年与1985年相比，日元升值86.1%。日元大幅升值，遭致日本出口锐减，失业率上升。素以“贸易立国”的日本从此进入了长期停滞、衰退。到9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降到1.75%，居民消费的增长下降到0.6%。日本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广场协议”提供了美国干预发达国家汇改，遭致灾难性后果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汇改也难逃美国干预的厄运。上世纪70年代，美国炮制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放任的主张改革经济体制。不少国家，例如阿根廷、智利、巴西、印尼等国，深受其害。
翻开战后世界经济史，人们看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改革背后，都有一只黑手—美国。而且，只要美国插手，改革必然落入美国设置的陷进。
美国之所有践踏别国的“改革主权”，其用心在于，拉着“改革”的大旗，通过“改革”的途径，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把别国纳入美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维持其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重温殖民帝国的旧梦。中美之间的这次经济纷争不是第一次，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
三、中国汇制改革选择了稳健渐进的战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事实证明，汇改采取稳中求进，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方针，既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避免汇改引起强烈的震荡和经济秩序的混乱。这是一条代价小、成本低、收效大的改革途径。我们绝不可因为美国施压而放弃，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汇改基本完成。
近三十多年，在经济市场化改革大潮中，各国汇制改革，主要可分两大类型：一类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根据和指导，推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汇改的政策上主张是：无条件开放资本市场；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的同时，允许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取消政府对汇率的管制，允许汇率盯住美元，随市场自由浮动；允许外币自由流通，买卖自由；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独家经营外汇，放开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金融业，实行商业银行私有化等。另一种类型的汇制改革，则是从本国实际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出发，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采取稳中渐进的战略，首先为汇改创造必不可少的环境和物质条件，整顿经济秩序，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建立和健全市场体系，有序开放资本市场；放宽外汇管制，实行鼓励出口创汇和外汇留成制度。经过汇率双轨制逐步过渡，最终形成有监督和管理的、可调控的、盯住一揽子货币的、随市场行情变化的浮动汇率制。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大体上是按照这条思路推进的。经过三十年艰难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建成，经济运行已经转上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轨道。
我国汇改的进展，不仅表现在汇率形成机制正在发生变化，而且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大幅上升。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累计升值21%。
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有利于经济稳定，在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小幅度调整。
目前，人民币币值面临内外两种不同的挑战：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币值面临升值的压力，但国内市场却面临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压力。原因在于：
--我国实行出口结汇制度，禁止外币自由流通。无论企业出口的外汇收入和外商投资，都必须卖给国家。国家按牌价付给人民币。现在，国家外汇结存2.4万亿美元，相应的国家就增发货币约15万亿元人民币。
--近几年信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去年发放了天量贷款，高达9。5万亿元。这是史无前例的。如此巨额的货币投放构成了对市场巨大的压力，亟待回笼。
--巨额银行各类存款余额形成了潜在的购买力。尽管现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却难以吸纳这笔巨额的货币。
所以，本来人民币对外升值有利于释放通胀的压力，但由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由于实行结汇制度，必然引起输入型通胀。如果单纯对外大幅度升值，而对内保持币值稳定，是很困难的。一旦国内市场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必然出现挤兑风潮，人民币贬值形成恶性循环，后果难料。所以我们只能在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框架内，进行汇率适度调整。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水平基本上是合理的。汇率是否合理，人们常常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即选用同种同量商品，按照各自现行价格，所花费货币单位加以折算。这种办法简单易行，但并不能准确地测算出实际币值的差异，计算出的汇率不一定切合实际。因为用货币购买的商品也有价格，这些商品的价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各国有很大的差异。“购买力平价”舍弃了许多影响和制约商品价格和币值的因素。例如，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商品的市场供需状况，收入和工资水平，货币发行量，进出口贸易，竞争力等等。所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数值，只具有相对性，只能供参考使用，不能作为评价汇率的标准和根据。所谓“合理的均衡汇率”，不过是理论的假设，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作为经济体制整体的组成部分，我国新的外汇制度，正在有效运作，特别是新汇率制度经历了两次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冲击的考验，证明了我国汇改的方向、战略、步骤、对策是正确的，新汇率形成机制是可行的，因而，现行汇率是合理的。
在回答美国政客的非难时，我还要顺便对克鲁格曼先生说一句，你作为一位学者，为什么不顾事实，妄加评论。
四、美国政客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这是颠倒黑白，张冠李戴。
中国虽然已经成长为贸易大国。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格局，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就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而言，中国完全不具备“操纵汇率”的能力。中国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仅为10%左右。贸易品种多为低附加值的消费品。而且，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不具备流通和储备的功能。有人把“世界工厂”的桂冠戴在中国头上。其实，不如说中国是“世界打工仔”更贴切。说中国操纵汇率无异于说打工仔操纵老板的汇率！荒唐至极。
因此，中国政府根本不具备“操纵汇率”的客观条件，也无意操纵。反倒是美国政府在美元取代黄金成为霸主之后，一再玩弄操纵汇率的把戏，频频得手，尝到了甜头，这次故伎重演，想必是从“广场协议”事件中受到启发。
1985年9月美国政府伙同法、西德、英，胁迫日本，共同签署的这份协议就是美国政府操纵汇率的最典型的例证。它是美国政府预谋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干预外汇市场的佐证。他们先是合谋掀起了抛售美元的狂潮，引起美元汇率暴跌，接着抢购日元，日元急速升值达20%。日本政府顺从美国摆布，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美国政府操纵汇率，自己从中渔利，日本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美国政客想起了“广场协议”，但他们忘记了今日人民中国并非往日的“小伙计”日本。
美国政府每年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公布所谓“操纵汇率”的国家名单，这种做法是把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把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真可谓霸气十足。要说“操纵汇率”，当今世界，除了美国有实力和条件这样做，其他国家恐怕没有这个资格。应当指出，“广场协议”在现代经济史上绝非孤立偶然的事件。
--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府背负了巨额债务。美国必须有一个规模巨大的、稳定的、但低利率的债券市场，取得资金的以弥补财政亏空，维持政府运作。债券利率和汇率是一对孪生兄弟，美国岂能弃之不用？
--美元要维持霸主地位，必须能够有效地行使世界货币的功能。美元增发是通过贸易赤字输出的。美国是头号贸易大国，更是头号贸易赤字大国，不仅贸易赤字数额巨大，而且是许多国家的债务国。尽管它印制美钞只需有限的工本费，但是，美国绝不可不受限制地开动印钞机。否则，美国经济将因滥发美钞而崩溃。因此，它必须借助于其他各种有价证券，靠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辅佐美元稳定。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元贷款和投资是资本输出的重要形式，利息是美国一项重要财源。美国为了保证资本输出的安全，为了实现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必须重视利用利率、汇率的杠杆作用。
--美元是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重要工具。在经济援助的旗号下，美国政府利用它干涉别国内政，推行经济殖民主义，维护经济霸权。汇率、利率的政治作用是不可轻视的。
--在经济周期中，特别是爆发了衰退和危机，利用汇率、利率的杠杆作用转嫁经济危机，摆脱经济困境，是美国惯用的手段。
所以，“操纵汇率国”的帽子戴在美国自己头上，是最合适不过了。至于中国，则是屡受其害。
五、中美经贸关系问题的症结，主要不是“失衡”，而是“失公”，其责任完全在美方。
中美贸易往来，据美方统计，中方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2009年，美方统计为2268亿美元，中方统计顺差约1400多亿美元。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统统计入中国的外汇收入。
--加工贸易产品，是中方出口的主导产品。其中，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产品大约占到73%（2009年）。中方出口的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中，外资占到90%以上。由此形成的顺差理所当然地归外方外资所有。在华外商有句名言：“GDP归你中国，利润我拿走。”
--向美国出口的打着“中国制造”标记的商品，其中约有20%以上是美资在华企业和来样来料加工产品，其收入本应从中方出口中剔除，但美方统计却计入中国顺差。
--在美方统计中，还包括美国从其他从事转口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中国制造”产品。这一部分贸易额也被美方计入了中国出口的账户。
可见，美方公布的中国贸易顺差包含大量的水分。由此引起的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算在中国的账上，这是中国代人受过。
中美贸易长期“失衡”，是美国对华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后果。美国政府口头上主张“自由贸易”，实际上却把贸易政治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美贸易从未设限，中国广阔市场一直对美国商品和投资开放，中国还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包括派遣赴美采购团，增加美国货物的进口量。但是，美国政府至今仍将对华贸易限制在一般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范围，严格禁止高科技产品和设备向中国出口。如果说中国因人民币低估而扩大了出口，那么中国人用美元到美国购买美国货，为什么遭遇重重障碍。最近还有一些政客向美国政府施压，不得放松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这就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徘徊不前的真相。
把美国现在近10%的高失业率罪过推到中国人民币币值身上，这又是打错了板子。美国政客们为什么如此健忘，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新技术革命浪潮，打着国际分工的旗号，把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本国企业则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一条由高到低的产业链。发展中国家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却从中渔利。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月21日）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工资低廉、支撑着‘世界工厂’的农民工。”令人费解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听到也没有见到美国国会中有人站出来阻止产业和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提醒政府防止失业率增加。
必须指出，目前美国失业率骤升到近10%，完全是经济危机和美国政府救助政策失误造成的。在1490万失业大军中（美国劳工部数据），来自中小企业的工人占到新增失业人口的90%以上。中小企业受危机的冲击最大，但政府把9千亿美元的救助资金90%都投到华尔街和大企业的身上，置广大中小企业生死不顾。现在美国政府不进行自我检讨和反思，却诿过于人，把中国当作替罪羊。
解铃还得系铃人。要改变美中贸易“失衡”，美国政府必须改弦更张，放弃对华歧视性经贸政策，真正把中美经贸关系放在平等、公平、公正、互利、互助的轨道上
必须指出，所谓“失衡”，绝不是中美经贸关系问题的症结，在国家间贸易关系中，“失衡”是经常的、普遍的、绝对的；平衡是短暂的、不稳定的，因而是相对的。这对哲学范畴对分析中美经贸关系也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两个范畴时，必须注意到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性质和特殊性。这两个国家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迥异、对外战略和政策完全不同。中国无意把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对方，也不乞求改变对方的社会制度和理念。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贸关系上的平等互利，这是我国的国策,也是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必须守住的底线。
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症结，不是“失衡”，而是“失公”，即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失衡”是结果，“失公”才是原因，是根源。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不能倒果为因。年4千亿美元的贸易额，中方付出的是凝结着几千万工人血汗的价廉物美的生活必须品，是严重污染的、威胁着人们生存的环境，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的自然资源。美方付出的仅仅是每张只花费两美分工本费印制的美钞。而中方换到这些纸币后再返还给美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以弥补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今年美国的预算赤字高达1.5万亿美元），防止国家财政破产，保障政府公共福利开支（包括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补助），救助美国免于二次危机，维持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军事预算支出等等。总之，没有中方提供的商品，美国人衣食住行就寸步难行；没有中国的资金,美国就陷入财政经济的困境，而不能自救。但是，对于中国作为贸易伙伴和慷慨的“施主”，美国政府却以怨德，随时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根美制的皮鞭敲打中国。这哪有什么平等、公平、公正可言呢！？在千亿美元顺差这件令人羡慕的华丽外衣下，掩盖着血淋淋的中国人民被欺诈、被掠夺的、被剥削的残酷现实。
美国政客先生们！现在美国陷入了经济财政困境，完全是美国作茧自缚、自掘陷阱、自作自受。为了维护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美国政府对华的经济战略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利用、遏制、美（国）化”。加工贸易则是实现这一战略图谋的有效的工具。当年美国曾用“星球大战”的方式，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这种方式成本高昂，经济代价巨大，美国自己也难以长期承受。现在，美国针对中国不发达的现状，选择了加工贸易这种对美国有益无害的方式，一可利用中国低廉的资源生产美国人生活所必须的消费品；二可利用中方的美元资金，弥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三可从供、产、销，从生产、流通、分配全过程全面地控制中国经济，把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紧紧地捆在美国的破车上，形成利益共同体，迫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政治上受制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围着美国指挥棒转。但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志发展。现实状况是，美国现在已经陷入了欲进不能，欲退无法的困境。美国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
针对美国对华实行的“利用、遏制、美（国）化”的经济战略，我们应当改变有政策无战略的短腿状态，理论界应当研究反制经济战略。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依附性、脆弱性，充分暴露了把加工贸易抬高到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危害性、风险性。今后我们仍要发挥加工贸易在解决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要趋利避害，摆正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合理布局，优化结构，使之为建立和健全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服务。
“自主创新”这个口号现在叫得很响亮。但这个口号缺少主语，究竟谁自主创新，什么方面自主创新。按照主流媒体的流行观念，自主创新仅仅局限在企业和产品的层次上。这是很肤浅的、片面的。“自主创新”应当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落实到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上。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来自外国的各种风险冲击下，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才能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才能完全摆脱跟在别国后面爬行的厄运。（2010年3月20日）
（《环球视野》2010年4月19日第288期）
于祖尧
眼下这场战后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尚未完全消退，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仍存在许多变数。导致危机的难题一个也没有根本解决。断言“衰退已经过去”、“危机已渡过”、“世界进入了危机后时代”，似乎缺乏足够的根据。现在，正当人们应当进行反思，总结危机的经验教训时，美国这个危机的祸首又伸出黑手折腾世界，企图掀起贸易战、汇率战的恶浪，矛头首先是对着向它伸出救援之手的中国。其故伎之一，就是把中美贸易失衡归罪于中国，压我人民币大幅升值，实行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自由化，企图一箭双雕：既使奥巴马政府摆脱政治经济困境，又同时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和国际影响。然而，白宫和国会山的政客们这个如意算盘注定是要落空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本人作为经济学教授,就这个问题与美国政要论理一番。但愿我不是对牛弹琴。
一、美国政府和国会政要一再强逼我人民币大幅升值，蔑视国际公认准则，粗暴侵犯我国“货币主权”，干涉我国内政。
“货币主权”是国际经贸关系中通行的公认的准则。所谓“货币主权”，说白了就是通过货币实现的国家利益。货币之所以具有主权的属性和特点，这是由货币的本质和功能决定的。货币特别是纸币问世以来就是属于国家主权范围。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完全超国家主权的世界货币。货币本身就是由一国政府强制发行的、体现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在国家疆界范围流通的交易工具。“货币主权”涵盖币种、货币发行权、币值、汇率、储备等诸多事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相关货币法，并监督实施。各国政府都设有专门机构依法行使本国“货币主权”。任何国别的货币都享有不容侵犯的主权。
在近代经济史上，企图创建一种能完全取代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的先哲，不乏其人。尽管“货币主权”有诸种弊端，但是，现在并不具备创建“普世”币种的客观条件。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撇开联合国和苏联等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充当了世界储备货币的功能。但美元依然是“主权货币”，绝非超主权的币种。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趁机把美元推上霸主地位，谋取本国私利，例如：利用美元发行权，向世界其他国家强征货币税；利用美元汇率变化转嫁美国经济财政危机；左右国际市场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利用美元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如今，作为货币的美元，功能已经蜕变。美国政府一再压我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一事实表明，时下它除了直接加快美元印钞机运转之外，只能无视国际法，赤裸裸地干涉别国货币主权。
我们强调“货币主权”不容侵犯，这与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并不矛盾。货币主权和币值（包括汇率）的关系，同商品所有权和商品价格的关系一样，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而不可互相替代、相互否定。货币作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一旦进入市场，就要受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绝不是对“货币主权”的否定和替代。相反，必须以承认“货币主权”、以实现“货币主权”为前提。当然，市场和市场机制对“货币主权”也不是被动的、消极的。欧元的发行和自由贸易区内结算货币，就表明了“货币主权”是可以部分让渡和有所限制的。但这与美国政府和国会政客的恶劣行径，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运用法律和行政办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各国维护和实现货币主权的两种必要手段。这两种手段也是互相补充、不可缺一的。在市场博弈中，政府应当交替使用两手，防范别国侵犯主权。如果放弃货币主权，听任别国摆布，必然遭致灾难性后果。俄罗斯汇率“休克”酿下的苦果，人们记忆犹新，岂可重蹈覆辙。
二、近三十年来，我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进行汇改，所取得的进展很大，成效显著，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为发展中国家汇改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板。然而，美国政府和国会政要却视而不见，颠倒黑白，根本否认我国汇改的成果，污蔑我国“操纵汇率”，压我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是对我国“改革主权”的无理干涉。
近几十年，不少国家先后对本国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形成了改革潮流。经济改革有失败的，有倒退的，有停顿的，成功的先例十分罕见。俄罗斯当权派按照美国智囊的意志和他们设计的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方案，以美国经济模式为样板，采用一步到位的快速“休克疗法”，对包括汇率在内的旧体制进行一揽子改革。其结果，造成俄罗斯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财政破产，卢布大幅贬值。美元与卢布的汇率由6:1猛跌到1：6000，俄罗斯政府被迫废除旧卢布，发行新卢布，新旧卢布的比价为1：1000。俄罗斯经济陷入一片混乱，民不聊生，陷入极度困苦之中。改革给俄罗斯经济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打两个卫国战争，俄国经济整整倒退了20年，至今还未完全摆脱灾难的阴影。俄罗斯的经历表明，把“改革主权”拱手让给外国，“货币主权”最终必然丧失殆尽。
在现代货币史上，西方大国也有类似的汇改经历。有的国家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把汇改的主权拱手让给自己的盟主美国，换来的却是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汇率骤然升高，出口随之下降，经济落入了本币升值的陷阱。然而，美国却大收渔人之利。日本经济在上世纪曾经历过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期。1959年到1985年，GDP增长了近20倍，年均增长13%，出口增长了59倍，年均增长16%，出口额占世界出口的比重由3.08%上升到9.63%，日资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昔日的“小伙计”大有“收购”美国之势，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了挑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伙同英、法、西德、日本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秘密开会，达成了所谓“广场协议”，共同干预外汇市场，下调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以解决美国对外贸易赤字，胁迫日元升值。“广场协议”签署后，五国联手大量抛售美元，引起市场抛售美元狂潮，美元汇率大幅下挫，日元大幅升值。1985年9月1日，1美元兑日元为1：250上下，三个月后，跌倒1：152；1987年，达到1：124。1988年与1985年相比，日元升值86.1%。日元大幅升值，遭致日本出口锐减，失业率上升。素以“贸易立国”的日本从此进入了长期停滞、衰退。到9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降到1.75%，居民消费的增长下降到0.6%。日本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广场协议”提供了美国干预发达国家汇改，遭致灾难性后果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汇改也难逃美国干预的厄运。上世纪70年代，美国炮制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放任的主张改革经济体制。不少国家，例如阿根廷、智利、巴西、印尼等国，深受其害。
翻开战后世界经济史，人们看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改革背后，都有一只黑手—美国。而且，只要美国插手，改革必然落入美国设置的陷进。
美国之所有践踏别国的“改革主权”，其用心在于，拉着“改革”的大旗，通过“改革”的途径，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把别国纳入美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维持其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重温殖民帝国的旧梦。中美之间的这次经济纷争不是第一次，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
三、中国汇制改革选择了稳健渐进的战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事实证明，汇改采取稳中求进，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方针，既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避免汇改引起强烈的震荡和经济秩序的混乱。这是一条代价小、成本低、收效大的改革途径。我们绝不可因为美国施压而放弃，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汇改基本完成。
近三十多年，在经济市场化改革大潮中，各国汇制改革，主要可分两大类型：一类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根据和指导，推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汇改的政策上主张是：无条件开放资本市场；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的同时，允许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取消政府对汇率的管制，允许汇率盯住美元，随市场自由浮动；允许外币自由流通，买卖自由；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独家经营外汇，放开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金融业，实行商业银行私有化等。另一种类型的汇制改革，则是从本国实际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出发，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采取稳中渐进的战略，首先为汇改创造必不可少的环境和物质条件，整顿经济秩序，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建立和健全市场体系，有序开放资本市场；放宽外汇管制，实行鼓励出口创汇和外汇留成制度。经过汇率双轨制逐步过渡，最终形成有监督和管理的、可调控的、盯住一揽子货币的、随市场行情变化的浮动汇率制。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大体上是按照这条思路推进的。经过三十年艰难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建成，经济运行已经转上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轨道。
我国汇改的进展，不仅表现在汇率形成机制正在发生变化，而且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大幅上升。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累计升值21%。
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有利于经济稳定，在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小幅度调整。
目前，人民币币值面临内外两种不同的挑战：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币值面临升值的压力，但国内市场却面临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压力。原因在于：
--我国实行出口结汇制度，禁止外币自由流通。无论企业出口的外汇收入和外商投资，都必须卖给国家。国家按牌价付给人民币。现在，国家外汇结存2.4万亿美元，相应的国家就增发货币约15万亿元人民币。
--近几年信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去年发放了天量贷款，高达9。5万亿元。这是史无前例的。如此巨额的货币投放构成了对市场巨大的压力，亟待回笼。
--巨额银行各类存款余额形成了潜在的购买力。尽管现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却难以吸纳这笔巨额的货币。
所以，本来人民币对外升值有利于释放通胀的压力，但由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由于实行结汇制度，必然引起输入型通胀。如果单纯对外大幅度升值，而对内保持币值稳定，是很困难的。一旦国内市场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必然出现挤兑风潮，人民币贬值形成恶性循环，后果难料。所以我们只能在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框架内，进行汇率适度调整。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水平基本上是合理的。汇率是否合理，人们常常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即选用同种同量商品，按照各自现行价格，所花费货币单位加以折算。这种办法简单易行，但并不能准确地测算出实际币值的差异，计算出的汇率不一定切合实际。因为用货币购买的商品也有价格，这些商品的价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各国有很大的差异。“购买力平价”舍弃了许多影响和制约商品价格和币值的因素。例如，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商品的市场供需状况，收入和工资水平，货币发行量，进出口贸易，竞争力等等。所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数值，只具有相对性，只能供参考使用，不能作为评价汇率的标准和根据。所谓“合理的均衡汇率”，不过是理论的假设，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作为经济体制整体的组成部分，我国新的外汇制度，正在有效运作，特别是新汇率制度经历了两次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冲击的考验，证明了我国汇改的方向、战略、步骤、对策是正确的，新汇率形成机制是可行的，因而，现行汇率是合理的。
在回答美国政客的非难时，我还要顺便对克鲁格曼先生说一句，你作为一位学者，为什么不顾事实，妄加评论。
四、美国政客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这是颠倒黑白，张冠李戴。
中国虽然已经成长为贸易大国。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格局，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就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而言，中国完全不具备“操纵汇率”的能力。中国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仅为10%左右。贸易品种多为低附加值的消费品。而且，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不具备流通和储备的功能。有人把“世界工厂”的桂冠戴在中国头上。其实，不如说中国是“世界打工仔”更贴切。说中国操纵汇率无异于说打工仔操纵老板的汇率！荒唐至极。
因此，中国政府根本不具备“操纵汇率”的客观条件，也无意操纵。反倒是美国政府在美元取代黄金成为霸主之后，一再玩弄操纵汇率的把戏，频频得手，尝到了甜头，这次故伎重演，想必是从“广场协议”事件中受到启发。
1985年9月美国政府伙同法、西德、英，胁迫日本，共同签署的这份协议就是美国政府操纵汇率的最典型的例证。它是美国政府预谋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干预外汇市场的佐证。他们先是合谋掀起了抛售美元的狂潮，引起美元汇率暴跌，接着抢购日元，日元急速升值达20%。日本政府顺从美国摆布，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美国政府操纵汇率，自己从中渔利，日本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美国政客想起了“广场协议”，但他们忘记了今日人民中国并非往日的“小伙计”日本。
美国政府每年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公布所谓“操纵汇率”的国家名单，这种做法是把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把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真可谓霸气十足。要说“操纵汇率”，当今世界，除了美国有实力和条件这样做，其他国家恐怕没有这个资格。应当指出，“广场协议”在现代经济史上绝非孤立偶然的事件。
--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府背负了巨额债务。美国必须有一个规模巨大的、稳定的、但低利率的债券市场，取得资金的以弥补财政亏空，维持政府运作。债券利率和汇率是一对孪生兄弟，美国岂能弃之不用？
--美元要维持霸主地位，必须能够有效地行使世界货币的功能。美元增发是通过贸易赤字输出的。美国是头号贸易大国，更是头号贸易赤字大国，不仅贸易赤字数额巨大，而且是许多国家的债务国。尽管它印制美钞只需有限的工本费，但是，美国绝不可不受限制地开动印钞机。否则，美国经济将因滥发美钞而崩溃。因此，它必须借助于其他各种有价证券，靠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辅佐美元稳定。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元贷款和投资是资本输出的重要形式，利息是美国一项重要财源。美国为了保证资本输出的安全，为了实现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必须重视利用利率、汇率的杠杆作用。
--美元是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重要工具。在经济援助的旗号下，美国政府利用它干涉别国内政，推行经济殖民主义，维护经济霸权。汇率、利率的政治作用是不可轻视的。
--在经济周期中，特别是爆发了衰退和危机，利用汇率、利率的杠杆作用转嫁经济危机，摆脱经济困境，是美国惯用的手段。
所以，“操纵汇率国”的帽子戴在美国自己头上，是最合适不过了。至于中国，则是屡受其害。
五、中美经贸关系问题的症结，主要不是“失衡”，而是“失公”，其责任完全在美方。
中美贸易往来，据美方统计，中方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2009年，美方统计为2268亿美元，中方统计顺差约1400多亿美元。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统统计入中国的外汇收入。
--加工贸易产品，是中方出口的主导产品。其中，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产品大约占到73%（2009年）。中方出口的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中，外资占到90%以上。由此形成的顺差理所当然地归外方外资所有。在华外商有句名言：“GDP归你中国，利润我拿走。”
--向美国出口的打着“中国制造”标记的商品，其中约有20%以上是美资在华企业和来样来料加工产品，其收入本应从中方出口中剔除，但美方统计却计入中国顺差。
--在美方统计中，还包括美国从其他从事转口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中国制造”产品。这一部分贸易额也被美方计入了中国出口的账户。
可见，美方公布的中国贸易顺差包含大量的水分。由此引起的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算在中国的账上，这是中国代人受过。
中美贸易长期“失衡”，是美国对华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后果。美国政府口头上主张“自由贸易”，实际上却把贸易政治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美贸易从未设限，中国广阔市场一直对美国商品和投资开放，中国还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包括派遣赴美采购团，增加美国货物的进口量。但是，美国政府至今仍将对华贸易限制在一般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范围，严格禁止高科技产品和设备向中国出口。如果说中国因人民币低估而扩大了出口，那么中国人用美元到美国购买美国货，为什么遭遇重重障碍。最近还有一些政客向美国政府施压，不得放松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这就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徘徊不前的真相。
把美国现在近10%的高失业率罪过推到中国人民币币值身上，这又是打错了板子。美国政客们为什么如此健忘，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新技术革命浪潮，打着国际分工的旗号，把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本国企业则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一条由高到低的产业链。发展中国家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却从中渔利。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月21日）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工资低廉、支撑着‘世界工厂’的农民工。”令人费解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听到也没有见到美国国会中有人站出来阻止产业和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提醒政府防止失业率增加。
必须指出，目前美国失业率骤升到近10%，完全是经济危机和美国政府救助政策失误造成的。在1490万失业大军中（美国劳工部数据），来自中小企业的工人占到新增失业人口的90%以上。中小企业受危机的冲击最大，但政府把9千亿美元的救助资金90%都投到华尔街和大企业的身上，置广大中小企业生死不顾。现在美国政府不进行自我检讨和反思，却诿过于人，把中国当作替罪羊。
解铃还得系铃人。要改变美中贸易“失衡”，美国政府必须改弦更张，放弃对华歧视性经贸政策，真正把中美经贸关系放在平等、公平、公正、互利、互助的轨道上
必须指出，所谓“失衡”，绝不是中美经贸关系问题的症结，在国家间贸易关系中，“失衡”是经常的、普遍的、绝对的；平衡是短暂的、不稳定的，因而是相对的。这对哲学范畴对分析中美经贸关系也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两个范畴时，必须注意到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性质和特殊性。这两个国家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迥异、对外战略和政策完全不同。中国无意把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对方，也不乞求改变对方的社会制度和理念。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贸关系上的平等互利，这是我国的国策,也是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必须守住的底线。
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症结，不是“失衡”，而是“失公”，即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失衡”是结果，“失公”才是原因，是根源。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不能倒果为因。年4千亿美元的贸易额，中方付出的是凝结着几千万工人血汗的价廉物美的生活必须品，是严重污染的、威胁着人们生存的环境，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的自然资源。美方付出的仅仅是每张只花费两美分工本费印制的美钞。而中方换到这些纸币后再返还给美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以弥补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今年美国的预算赤字高达1.5万亿美元），防止国家财政破产，保障政府公共福利开支（包括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补助），救助美国免于二次危机，维持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军事预算支出等等。总之，没有中方提供的商品，美国人衣食住行就寸步难行；没有中国的资金,美国就陷入财政经济的困境，而不能自救。但是，对于中国作为贸易伙伴和慷慨的“施主”，美国政府却以怨德，随时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根美制的皮鞭敲打中国。这哪有什么平等、公平、公正可言呢！？在千亿美元顺差这件令人羡慕的华丽外衣下，掩盖着血淋淋的中国人民被欺诈、被掠夺的、被剥削的残酷现实。
美国政客先生们！现在美国陷入了经济财政困境，完全是美国作茧自缚、自掘陷阱、自作自受。为了维护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美国政府对华的经济战略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利用、遏制、美（国）化”。加工贸易则是实现这一战略图谋的有效的工具。当年美国曾用“星球大战”的方式，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这种方式成本高昂，经济代价巨大，美国自己也难以长期承受。现在，美国针对中国不发达的现状，选择了加工贸易这种对美国有益无害的方式，一可利用中国低廉的资源生产美国人生活所必须的消费品；二可利用中方的美元资金，弥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三可从供、产、销，从生产、流通、分配全过程全面地控制中国经济，把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紧紧地捆在美国的破车上，形成利益共同体，迫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政治上受制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围着美国指挥棒转。但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志发展。现实状况是，美国现在已经陷入了欲进不能，欲退无法的困境。美国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
针对美国对华实行的“利用、遏制、美（国）化”的经济战略，我们应当改变有政策无战略的短腿状态，理论界应当研究反制经济战略。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依附性、脆弱性，充分暴露了把加工贸易抬高到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危害性、风险性。今后我们仍要发挥加工贸易在解决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要趋利避害，摆正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合理布局，优化结构，使之为建立和健全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服务。
“自主创新”这个口号现在叫得很响亮。但这个口号缺少主语，究竟谁自主创新，什么方面自主创新。按照主流媒体的流行观念，自主创新仅仅局限在企业和产品的层次上。这是很肤浅的、片面的。“自主创新”应当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落实到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上。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来自外国的各种风险冲击下，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才能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才能完全摆脱跟在别国后面爬行的厄运。（2010年3月20日）
（《环球视野》2010年4月19日第2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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