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就是不同

　　

　　袁东

　　

　　原载：博客

　　

　　那位以研究15至18世纪欧洲经济史而闻名的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将不同形式的资本作了如下形象比喻：“工业资本主义为圣父，商业资本主义为圣子，其地位最低，金融资本主义则是贯穿一切的圣灵（其地位最高）。”[1]的确如此，当正常的投资机会无法为工商业积累的资本提供出路时，就会以金融资本投机的形式，无处不渗透，无处不控制。最终，金融资本将侵入并征服一切工商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最先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产业结构进入了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现代服务业不断上升的“后工业化社会”，其中的显著标志就是以金融业为现代服务业的主体，迅速增长。特别是金融业，已成为他们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十分重视、投入最大、集中了最多精英并居于全球制高点的产业，因而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最强烈。当今最为发达的美国，金融业产值占GDP的份额早在1990年就超过了制造业，目前占到近1/4；金融企业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比重到本世纪初就已达到了25%，金融业利润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份额最高达到40%。[2]

　　

　　既然基于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所导致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已向新兴国家与地区转移，加之“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主导的特征，发达国家除了在研发密集的高新技术工业领域进行重点投入、维持并领先外，金融资本主义作为处于最高地位的“圣灵”，就是他们牢牢把握、时刻看紧并继续充分在世界经济扩张中长袖善舞的工具。对如此重要和具有绝对优势的产业，一方面，他们对本土金融业与金融市场门户紧闭，司法、行政、资本以及政治等各类壁垒林立森严；另一方面，抑制不住其内在强烈对外扩张冲动，以“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为口号和策略，推动甚至强迫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开放金融市场与金融业。这从进入本世纪后无论是以世贸组织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比如眼下的“多哈回合”），还是各种区域性多边或双边谈判中发达国家所关注的重点，就可一目了然。在这一对内与对外截然不同的政策策略中，也充分体现出了少数发达国家那种从19世纪就开始有的傲慢、强烈防御心理和理所当然的心态。

　　

　　实际上，从经济学上看，无论是布罗代尔的比喻，还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策略，都没什么可奇怪的。首先，以货币及其衍生品为经营对象，就决定了金融企业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因为，任何一种货币，尤其是纸制信用货币，不仅仅是人人都离不开的价值量度、财富储藏与支付手段，更为重要的是，离开了一国法律的强制性认可和保护，都将无法生存与流转，因而是由国家统一发行的“法币”。这意味着，金融企业经营的完全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从而使金融资本在借助国家强制力量的同时，利用“人人需要、人人离不开”的产品优势，可以轻易渗入并控制任何生产与经营“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工商业、服务业、军事、政治等领域。

　　

　　其次，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其货币处于世界货币地位，是全球贸易的最主要结算货币，也是这个星球上流通和使用量最大的货币，美国金融业由此当然就取得了最大优势。据有人测算，美元的特殊地位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多达10万亿美元的价值，使美国得到的收益达到其GDP的3%。取得这种优势并尝到如此好处的美国政府及其金融企业，怎么会不在将其本土市场紧紧严密捂住的同时而千方百计向外扩张实力、抢占地盘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金融资本的控制能力，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的虚拟化，可以使其借助五花八门的衍生产品、令人眼花瞭乱的操纵方式，通过使利率、汇率、股票价格指数、商品期货价格大幅度波动，以及直接控制他国金融产业等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而巨额地转移财富。当然，这种财富转移是由新兴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由穷人流向少数富人。所以，称这种由发达国家少数精英集团控制的现代金融业为“掠夺性金融”，一点也不为过。而且，这种不见硝烟的方式，比起他们先辈们驾船远洋端枪架炮的血腥掠夺，更为有效与残酷。这从历次新兴国家与地区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巨额财富积累，就可以得到清清楚楚的印证。要不，怎么会有人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呢？为争夺原材料而以殖民地方式展开的第一次竞争，为瓜分世界产品市场而以战争方式进行的第二次竞争，眼下正在进行的为更大规模财富争夺而以金融为武器的第三次竞争。

　　

　　问题是，那些新兴市场国家在此过程中往往给予自愿配合的愚蠢。目前在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中，正在显现这种愚蠢。不管是集几乎全部中国财富和信息于一体的银行业，还是各类新兴金融企业，如果没有对 “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似乎就不是一种改革，更不是一种为了“上市”而进行的“改制”，从而使“外资战略投资者”成了一种所谓促进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不假思索的当然前提。我从来就怀疑金融行当的“外资战略投资者”。无论眼下的各类宣传如何列举“外资战略投资者”起到的所谓引进“先进理念、技术、管理手段”，那都是一种企图掩盖被后来事实证明为“引进成本”与“引进收益”巨额倒挂的软弱无力的说辞。

　　

　　现在看来，所谓金融业的“引进收益”只是那些政策制定者与鼓吹者的一厢情愿而已。典型的例子是，作为中国经济命脉之一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前引进的所谓“境外战略投资者”，在过去的短短两年里，其投资就升值了近十倍。人们不仅要问的是，决定商业银行市值的中国经济与银行经营的基本面在短短两年里就发生了十倍的改善吗？如果不是，显然是当时外资购买中国银行股权的价格过于低廉了；如果是，当时的决策就更是愚蠢。人们还需责问的是，在这几年境内流动性过剩、本土资本有着投资银行业强烈需求的情况下，怎么能舍近求远，不给本土资本机会，而只将机会双手奉送给发达国家的金融企业呢？如果是基于有西方大型金融机构入股而获得IPO高价的考虑，就更是置全世界都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热点并都在赚中国人钱的事实于不顾的无知行为。

　　

　　更成问题的是，正在发生的可能是，存在以法规形式对境外资本入股中国银行业的限制全部放开的趋势，也就是，外资可以取得中国银行业的控制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谁都无法否认，中国金融业仍是比较软弱与落后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高度发达的美国金融业相当不开放，软弱与落后的中国金融业却相当开放[3]。

　　

　　如果不是从中国新兴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思考，实在找不出这种中美金融业开放格局巨大反差的国民经济学解释。因为，从任何经济政策必须为一国国民整体福利增进着想的国民经济学理论看，开放永远是手段。当某种开放有违于国民利益时，就发生了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就应当暂缓或终止这种开放。但是，如果从那些以各种非正规手段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少数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看，这种不正常的反差就容易得到解释。因为，金融机构控制权一旦转给外来者，原来的一切利益积累规模与途径等信息就会同中国民众的监督相隔离，担心者永远无忧矣。然而，这已是严重背离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利益的行为了，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也极为不利。

　　

　　因此，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要想避免那种“魂不附体”、“缺少灵魂”而被架空的状态，首要的观念与国民经济政策是：对待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决不能等同于工商业；对待金融资本的引进，决不能等同于工业资本的引进。当前，最为紧迫的金融管理政策措施应当是：对内大幅放松管制，对外谨慎对待并严格控制。

　　

　　（写于2008年6月14日，以《金融业，就该另当别论》为题发表于2008年6月20日《上海证券》专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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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三卷，第69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

　　

　　[2] 于培伟，《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载2007年3月27日的《国际商》

　　

　　[3] 在我写成这篇文章之后的第三天，据英国《金融时》道，美国已暂缓批准给予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在美经营执照，而这是两家中资银行在美申请执照十年来又一次被拒，十年的努力都未能进入美国市场。参见，《美国暂缓中国工行、建行在美经营执照》，载2008年6月17日《金融时》。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银监会于2008年3月27日《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不再对外资入股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份比例设置上限，参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另据道，美国银行在华超过10家，而过去20年来，中国只有招商银行一家于2007年获准在纽约开设分行；据银监会数据，截止2007年底，有47个国家和地区的193家银行在华设立了242家代表处，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1.25万亿元，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4%，其中外商独资商业银行24家（下设分行119家）、合资银行2家（下设分行5家，附属机构1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57家、外资法人银行25家，获准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外资银行50家。参见《不对称开放：工、建行纽约分行再延后》，载2008年6月18日《21世纪经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