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扩大内需之路（下）——干预分配

　　

　　张 开

　　

　　干预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

　　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出扩大内需，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只能是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指导，那么我们的优势就仅仅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就会必然表现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外经济依存度过高，目前已经超过60﹪。[1]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回避了经济安全——或曰经济的主体性。这种思路是严格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设置的，为了符合资本的逻辑，我们可以抛弃主权。然而，中央提出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已经对这种思路进行了清算。

　　所以，当我们讨论4万亿资金扩大内需时，不得不考虑目前中国的分配体制和分配结构是否能够促进和改善民生。如果产生的经济刺激效果所带来的利益果实，流向了已经高枕无忧的群体，那么这种扩大内需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是值得反思的。就是说，利益成果可能顺着旧有的分配链条运动到决策和设置规则的人手中。如果这种社会消费力的刺激计划依然是只凭借经济总量，没有合理健康的内在结构，也就必然表现为畸形的经济统计数字堆砌。那么民生问题，还是无法加以改善的。

　　效率与公平的大讨论，最初的结果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此导致中国改革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2]基尼系数一度超过了0.4。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阶段，中央的精神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后来，十七大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以及目前提倡的关注民生问题。从这条发展变化轨迹，我们可以透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已悄然融入到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智慧当中，“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为本”的提出就是最好的体现。正如何清涟所言：“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对新制度倾注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思想。一个国家如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因此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3]

　　“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的经济增长战略，其伦理支持是这样一种观点：生产先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要想发展经济，必须牺牲社会公正。这一战略在我国的实践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不良政治反应，以破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达到互利目的的社会性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因此我国现在一定要放弃那种以效率优先为目标、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重新选择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战略。”[4]只见物不见人的商品拜物教早已被马克思所批判，所谓“纯粹的经济学”在中国迟早会终结，没有社会正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是动物世界的，不是人类社会的。

　　然而，“我国的现状表明，就在我们抛弃‘计划偶像’的时候，又引进了‘市场偶像’，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样，‘市场失灵’的现象相当严重。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5]

　　没有社会公正的经济转轨，必然会葬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不是一块遮羞布，而是应该贯彻到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对待私有经济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引导、管理、驾驭和改造。至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就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了一个引导、管理、驾驭和改造私有经济的文化要求。因此，这一任务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这又很像资产阶级的政府，它可以干预经济；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需要干预经济，更重要的是又要干预分配，使私有经济的分配不仅对投资者有利，同时又对雇佣劳动者有利，并且向着他们倾斜。”[6]

　　“社会主义就存在着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长期的共存，而这两种经济形式的融合、互补以及公有经济的统治和最后的收买，就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基本的要求。”[7]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人民的共和国。劳动人民是这个国家存在的根据。所以，干预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原则。　　

　　

　　[1] 年08月06日　。

　　

　　[2] 当然，对于是否存在两极分化，有的人是不承认的。然而，丰富生动的现实是远比抽象的数字更能说服人。相反，何清涟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过大的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权力介入市场，分配机制被扭曲为以权力、人情（实际上是金钱）关系和投机为本位进行分配而形成的结果。”“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正是权力市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28、362页。

　　

　　[3]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

　　

　　[4] 同上，第352页。“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应该成为我国下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同上，第355页。

　　

　　[5] 同上，第6页。还可参见金雁、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 张卫东：《文化与企业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170页。可见，“干预分配”的基本思想雏形。

　　

　　[7] 同上，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