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机制

　　

　　田忠国　　

　　

　　美国的金融危机继续朝世界各国蔓延，波及之处，企业纷纷倒闭，实体经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但在美国国内，实体经济虽然陷入低迷状态，但并没有给美国带来致命性打击，相反，那些远离美国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实体经济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利剑下纷纷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剑下之鬼。面对这一无情的现实，我不得不问：这是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自由的美元经济制度机制，才是造成这次世界性劫难的真正原因。但什么叫自由的美元经济制度机制呢？以美元为主体，美国并可以自由的印制美元，而美元又可以自由购买自然资源和实体经济的美元经济自由规则，我称之为自由的美元经济制度机制。因为美国可以自由的印制美元，而美元又是衡量财富价值的唯一的国际标准，假如印制美元的美国，不得参与用美元购买自然资源和实体经济的话，世界经济体系会处于动态制衡的互动状态，美国只能赚得美元的印制费，但问题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四权集于一身，即，规则制定权、美元自由发行权、价格制定权和用美元到世界各国的自由购买自然资源和实体经济权。正因为美国四权集于一身，美国就永远处于强势的控制世界经济和自由掠夺的地位。我个人认为，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强硬的控制美元世界霸权地位的原因。　　

　　

　　美元的霸权地位不结束，在世界上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　　

　　

　　一，国际战争。因为，长期被掠夺的国家，总有觉醒和因觉醒而反抗美元霸权的时候，如果通过国际诉求与国际合作无法解决美元的霸权地位，或者不能把美国排除到用美元自由购买自然资源和实体经济之外，长期经受美元自由掠夺之苦的世界各国，必然会采取战争反抗的方式结束美元霸权。　　

　　

　　二，假如世界各国既不采取和平方式，又不采取战争机制解决美元的自由掠夺问题，而是甘愿接受美元霸权的奴役，当世界各国人民不堪承受美元的自由掠夺时，世界各国必然会兴起和平反抗本国政府运动，如果和平反抗结束美元霸权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时，必然会演化为暴力反抗本国政府，进而掀起暴力革命运动。也就是说，和平革命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只会导致暴力革命去解决。　　

　　

　　三，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偏偏是这种悲惨的未来而不是令人乐观、美好的未来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帝国主义从战争掠夺机制到规则掠夺机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帝国主义在长期的战争掠夺中发现，战争掠夺的代价太高，于是，在比较优势下，帝国主义选择了代价更小，但利润更大，甚至可以说无本万利的规则自由掠夺机制。自由掠夺规则机制，其动力之源就是资本欲望、霸权欲望和掠夺欲望的结合体，也就是说，这是资本自由掠夺机制导致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有没有独善其身的出路呢？我以为有。但现在的事实证明，虽然我们有独善其身的发展之路，但我们并没有选择，而是选择了自毁未来的发展之路。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谈怎么才是我国对未来发展的正确选择。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体经济”和“人民当家作主”并不过时，虽然我们的精英认为它过时了，不现代了，不符合美国主导的世界发展潮流了，但它却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有效保障。从这个角度再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　　

　　

　　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念的问题　　

　　

　　建国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定不移的坚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科学发展观，也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自己完整的价值判断体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观念，坚持以人民民主权利为主体，鼓励民众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比如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防止官员蜕化变质，用权力为自己服务，坚持一切发展为人民的科学发展观，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但是，随着老一辈真正的革命家离开人世，全面否定我国前三十年的思潮也悄悄兴起，这股思潮源起于西方反华势力，兴起于国内，并由国内波及到党内，最终成了党内高层的共识。当然，全面否定我国前三十年的原因，首先从是全面否定文革开始的，应该说，没有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就没有后来对我国前三十年的全面否定。或许，自全面否定文革那一刻起，我国未来的深处就涌动起灾难的暗流了。　　

　　

　　但我们想过没有，西方反华势力为什么一方面引导我们全面否定我国的前三十年，一方面把给我国造成重大灾难的文革成果，悄悄引到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去呢？是美国人太傻，故意把灾难引进到美国吗？显然不是，而是为了更好的维持资本对民众的自由掠夺权，但又保持在不激起民众暴力革命的维度。这一事实说明，文革以民权维持社会价值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民权机制并没有错。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文革开始时，由于缺乏人民民主的动态规范经验，规范性不强和有人从中作梗等等复杂原因，曾经暂时失序过，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全面否定文革的理由。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我国曾经搞过人民民主的社会实践活动，尚无一例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推动，全面搞过人民民主的社会实践活动。既然没搞过，成功的动态规范性文本就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规范经验。　　

　　

　　从成功的角度说，任何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科学实验，都是经过失败后取得了经验，并在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形成规范机制的。人民民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这样，既便被有人顶礼拜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也是经过反复失败形成机制的。但正是我们的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念出现了问题，我国的经济才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个危险的样子。　　

　　

　　跟风美国转变制度机制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念出现了严重问题，我们错误的认为，美国机制是我国必须经历的发展过程，有人对此称之为补课。并积极推动朝美国的制度机制转变。但是，制度转变过程，有的精英发现，转变过程其实有太多的可乘之机，为他们自由攫取国家和民众财富提供了智慧的用武之地。但是，在我国，有两种东西最能阻碍他们的发财梦想，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四大自由，既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因为，前者使民众双眼明亮，明辨事非，后者则给了民众揭发批判危害国家和民众利益行行的权利，并且给了民众最高的民主权利：造反。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有的精英一是攻击毛泽东蒙上民众本来明亮的眼睛，二是取消四大自由，也即，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顺利实现了朝权贵精英资本转变的目标。　　

　　

　　人民群众失去动态纠错权利的问题　　

　　

　　民众失去民主权利之后，我国从此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动态纠错机制，从此，我国滑向了为别国民众谋福利，自己深陷苦难但又不能自拔的外向型经济的泥淖。不仅如此，制度性卖国成了贪官们改革开放的得意之处，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对外开放坚决不动摇的誓词，使民众无法不感到我国更大的灾难就要来临了。比如说，救房市的举措和面对我国民众身陷苦海于不顾，坚决帮美国救市的举措，增加了走向灾难的推力。　　

　　

　　由此可见，经济问题其实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价值观念、发展观念和制度机制，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政体机制，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机制，有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所以，在半年前我就写了“中国经济能否出现制度性拐点”的文章，旨在提醒人们，解决经济问题其实得从根源上解决，也就是说，一要从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念上解决，二要从制度机制上解决，不解决前者，就没有后者的解决，而没有制度机制上的解决，经济上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只能免谈了，因为谈了也没用。也就是说，政治机制是经济机制的内在动力，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经济机制。　　

　　

　　从国内外环境上看，我国经济陷入了一个比较剌手的危险期，这不仅仅经济层面的问题，更多的则是因为制度机制的问题，扩展到社会层面。面对这种现实，我国很有必要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但正确选择的前提是对国内外现实问题的正确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上种种问题的原因。　　

　　

　　选择以后的经济发展机制，我以为首先要重构价值观念，因为，只有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念，才会有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有了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当然，我们也要分清，是社会主义政治机制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还是精英专制的政治机制更有利于我国以后的经济发展。　　

　　

　　如果是前者，我们就重新规制社会主义，如果是后者，我们就继续永不动摇，坚持下去就是了。但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必然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因为，前者更有利广大民众，而后者往往更有益于少数精英。事实上，我国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后者并非是我国的最佳选择，而前者与后者相比较，前者更具有发展优势。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重大课题：如何构建一个更好的政治经济机制，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发展。正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判断，才有了我国的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我们也发现，资本自由也带来权力自由，虽然在三十年的双自由中我国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不容讳言，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政治问题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到社会上，各种社会危机将要波及到政治领域。这一现象说明，我们需要对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事实上，如果再不及时反思，如果到了不容反思的时候再反思，所有的反思都将失去反思的意义。　　

　　

　　我个人认为，自由掠夺机制虽然能促使资本的一时繁荣，但它却在繁荣的同时，把整个社会推向了灾难的边缘。　郑永年　先生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新自由主义也表现在政策的很多方面。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强调市场和资本的政策都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如上所说，要发展，就需要市场和资本。 　　

　　

　　“中国的一些政策之所以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是因为这些政策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特征之一为：效率就是一切。达到效率具有很多途径，但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资本至高无上，资本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手段。”　　

　　

　　他同时还认为：“在外部关系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国作了过分重大的让步。要意识到的是，负面的结果是让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而非政府本身。 　　

　　

　　“不管怎么说，在所有那些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政策中，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力量则被排挤出决策过程之外。”　　

　　

　　当然，对　于郑　先生本文中的某些观点我不尽赞同，但以上引述　郑　先生的话，却是切中要害的。仅仅以上存在的问题，就说明我们再也不能不争论了。因为，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所谓不争论就是不反思。其实，不争论、不反思，我们就不可能通过总结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寻找到一条既符合我国实际，又能更快更好的发展道路。　　

　　

　　事实上，土地流转的决策，是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自由产物，但土地流转的自由，必会引爆我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暴发出无法扼止的社会问题。　　

　　

　　不论是金融危机也好，经济危机也罢，事实上这一切都证明，自由经济不仅仅引爆经济问题，同时，它也必然引爆各种社会问题，加剧社会动荡，甚至引发世界性的灾难性打击。　　

　　

　　而应对自由经济危机的，我个人以为，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有序发展。　　

　　

　　有人认为，改革是我国伟大的复兴之路，事实上可能如此，但同时也可能是我国灾难频发的开始，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发展观主导的改革也是不同的，比如，激活社会主义经济，普惠人民大众，是一种改革方式，与之相反的，则是改掉社会主义，在封建等级制下搞自由经济，这也是一种改革方式。但是，很显然，前者是我国的伟大复兴之路，而后者则可能是一条灾难之路了。　　

　　

　　当然，我猜想，全国民众共同向往的，大概是我国的复兴之路，而不是灾难之路，但是，在现在的这种精英专制的语境下，正如　郑小年　先生所说：“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力量则被排挤出决策过程之外。”在经济危机四处蔓延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寄希望精英的自醒，虽然希望渺茫，但还是希望在经济危机四处蔓延的关键时刻，精英能以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用集体机制和集体智慧，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机制，全国人民共同抗拒经危机带来的重大风险。　　

　　

　　　2008年10月30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