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媒体近期持续批驳达赖集团言行


来源：新华社 作者：吴陈 孟娜


5月12日，中国西南的四川省发生8．0级地震，人员伤亡众多，经济损失惨重，中国人民齐心协力抗震救灾，国际社会也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关怀。然而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不幸遭遇并未让达赖集团和其他“藏独”分子善罢甘休。

5月下旬开始，达赖喇嘛窜访欧洲，与德国、英国等国政要会面，并在所谓“中国人权问题听证会”上“作证”。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言论，声称中国政府对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依法处置是“镇压”，西藏正面临“文化大屠杀”，中国需要解决“人权问题”等。

5月19日，北京的《国际先驱导报》刊登驻柏林记者吴黎明的稿件，详细报道了5月16日达赖在德国波鸿市举行媒体见面会上的表现，以及记者与其据理力争的过程。记者问道：达赖派往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甲日·洛迪是藏青会的创始人之一，而‘藏青会’宗旨之一是‘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为西藏的完全独立而奋斗’。派这样一个人去谈判，是否与‘不寻求西藏独立’的说法相矛盾？

据报道，这个问题让达赖非常尴尬，他招牌式的笑容不见了，小声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甲日·洛迪本人。”然后他又顾左右而言他，转而滔滔不绝地讲述历史。

德国的《明星》画报第二天的报道称：“当吴黎明开始提问时，达赖喇嘛的面部表情首次阴沉了下来。中国驻德记者使这场精心安排的和谐、和睦的作秀出现了几分钟的波动。”

前不久，达赖喇嘛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时高呼“英国与西藏有着伟大、悠久的历史关系”，请求英国各界在西藏问题上给予“更大支援和关注”。

对此，《光明日报》发表叶小文的评论文章《“挟洋自重”有多重》。对口口声声要“代表西藏人民”的达赖喇嘛义正词严地说：历史上藏、汉同胞曾一道浸泡在西方侵略者带来的苦难中……没有想到在中华民族经过抗争终于摆脱了侵略和压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还有人在昔日“大英帝国”的国会大厅里作如是说。“数典忘祖或因健忘，挟洋自重就实在无耻了。”

针对达赖在英国议会“作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在达赖集团统治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广大农奴遭受着残酷的压榨，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保证，哪里谈得上什么人权。许多近年来有机会去西藏旅游、参观的外国人都看到了西藏发生的巨变，不少人由衷赞叹，“西藏的人权状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让达赖来讲“中国人权”，真是对以“人权卫士”自居的英国议员们的绝妙讽刺。

6月16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谁在给达赖脸上“贴金”》一文，引用专家的话批驳达赖谎言，称“达赖很精明，他知道他在西方最大的资本就是西方舆论和政府对他的同情，对他的迷信，甚至对他的浪漫主义的崇拜”。

6月初，发生在西藏昌都地区的三起爆炸案件告破。《新华每日电讯》在报道这则消息的同时配发评论，指出“达赖集团是暴力犯罪的罪魁”，“事实再次说明，‘藏独’不得人心，暴力行动为善良的人们所不齿，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没有好下场，用各种手段分裂祖国的行为绝对不会得逞”。

6月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松赞林寺大活佛崩主。这位活佛说，“达赖集团所宣称的‘文化灭绝’等论调，根本不符合藏区的历史和现实，不尊重事实真相”，“目前在藏胞聚居地区，有专门的藏文学校，小孩从小学习藏文，语言得到很好的传承。在一些民族杂居区域，许多纳西族、汉族人都会说藏语，藏民也懂得其他民族语言，不存在民族冲突，而是民族团结和睦、相互融合”。

崩主活佛还告诉记者，“3·14”事件发生后，“藏独”势力通过一些渠道对松赞林寺僧侣进行了煽动，但没有得逞。

6月21日，《西藏日报》发表长篇《分裂祖国的图谋永远不会得逞――从历史上看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的长篇文章，称达赖集团叛逃国外近50年来，在西方反华势力的豢养和支持下，不断变换手法，一贯制造分裂国家的破坏活动。

文章说，“一些亲身经历封建农奴制压迫和剥削的群众说，达赖集团真是假话说尽，坏事做绝，他们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我们的新生活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文章指出，中国人民深知，只要西方反华势力不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不放弃冷战思维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就一定会利用达赖集团分裂中国、搞“西藏独立”这张牌；而达赖集团要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梦想复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就不能不把自己的命运绑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战车上，替西方反华势力卖命。

达赖的“左手”和“右手”
——达赖近期窜访列国言行析


2008-06-26 来源：光明日报

“我认为同情很自然，发生了新的事件嘛。”达赖口中轻描淡写的“新的事件”，是造成数万人死亡、上千万人失去家园的汶川特大地震。5月31日，当英国BBC国际台记者表示，世界各地都在为汶川大地震向中国表达同情时，接受采访的达赖却坚持：“但是，‘西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持续了五六十年的问题。所以，它更重大，不是吗?”

善良的人们很难相信，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时候，当所有人的心都在为遍布灾区的一场场生死救援而紧紧揪起的时候，当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紧急向中国受灾群众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一个自诩为悲悯的佛教徒的人，竟然将“政治问题”置于人的生命之上!

然而，这却是达赖说出的心里话。为了这个比数以万计的生命更重要的“政治问题”，一个多月来，达赖奔走于世界，极力鼓动游说。

“我把右手伸给中国政府，把左手伸给国际社会。现在，我的右手还是空的，左手已经得到了支持和呼吁。”达赖如是说。显然，达赖伸出双手，为的不是给予和奉献，而是急切地盼望得到些什么。那么，达赖的“左手”希望得到什么?达赖的“右手”又想得到什么呢?

达赖频频向“国际社会”伸出左手，乞求的是将“西藏问题”“国际化”

“不寻求西藏独立”、“不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更不想让汉藏人民分开”……和以往一样，一个多月来，达赖每到一处，总要先剖心裂肺地作一番表白。但是，在这样的“表白”下，他所竭力争取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他的四处演说中，“西藏愿意与中国……”、“西藏和中国的纷争……”、“西藏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甚至，生怕听众不明白如此将“西藏”与“中国”并列的用心，他进而把欧洲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作为样板，提出“欧洲联盟的政治模式是很好的参考”。如此，在他所传递的讯息里，除了“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外，还有什么?

正是为了使隐晦的“西藏独立”逐渐搬上“前台”成为“既成事实”获得认可，达赖才频频向所谓“国际社会”伸出左手，乞求将“西藏问题”“国际化”。

5月21日，达赖在英国表示，“英国与西藏有着伟大、悠久的历史关系，因此，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应该肩负起推进和改造历史的使命”。

达赖的言论令人震惊。

稍微了解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英帝国主义是“西藏独立”的始作俑者，也是最早觊觎中国西藏地区的欧洲列强。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在不断从海上入侵中国的同时，也从陆路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为了把西藏纳入英国势力范围，1888年和1903年，英国侵略者两次发动战争，侵略中国西藏。西藏人民奋起抵抗，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历史和西藏各族人民都依然铭记着那段历史：

——1888年，英国侵略军翻越喜马拉雅山，侵入日喀则地区，用大炮、洋枪大肆屠杀我国军民。我军民在用大刀、石块阻击英军进攻隆吐山失利后，为了不让祖国的土地沦落敌手，先后三次以血肉之躯冒着侵略者的枪林弹雨组织反攻……

——1904年，英国侵略者又一次入侵西藏，遭到我军民强烈抵抗，英军假意停火谈判却突然向藏军开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曲米辛古大屠杀，上千名藏军丧生;同年，乃宁寺大血战后，攻入寺内的英军将所有文物洗劫一空……在这次反抗英军入侵中，江孜军民凭借原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侵略者在江孜城鏖战八个月之久，弹尽粮绝之际，与来犯之敌展开肉搏，筋疲力竭之时，舍生跳崖誓死不降……

——今日十四世达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发出铮铮誓言：“全藏僧侣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英国侵略军决一死战!”成千上万藏族同胞为抵御外侮而血染高原……

——为了挫败英帝国主义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西藏人民与其展开了长达数十年旷日持久、坚韧不拔的斗争……

英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带给西藏人民无限痛苦与灾难，这段血泪史，在达赖口中竟变成了“伟大、悠久的历史关系”。此等背叛，达赖还如何面对历史?如何面对当年与英国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人民?更何况，他自己的生父祁却才让也是因当年“倾诚中央”而被亲英分子毒死的，难道达赖也忘记了吗?

对于佛教徒来说，妄语已是罪过;而为了政治需要有意篡改历史，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罪恶。

挑拨国家间关系，是达赖企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又一惯用手段。

“我曾经提出过，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经由中、印两国政府同意，可以考虑在喜马拉雅地区成立一个特别和平区域……”达赖5月19日在德国的这番表态，不禁让人想起他在今年年初所提出的——“中国和印度要处于和谐及无争端的状态，首先是要解决‘西藏问题’，因为，地处两国之间的西藏将起到缓冲作用。”就在今年1月21日，他还对《印度快报》记者危言耸听地“提醒”道：“西藏位于中印实际控制边界线的最前方，但是随着大量汉人涌入西藏，局势会发生很大变化。印度当局应向北京提出西藏真正自治的问题。这实际关系到印度长达4000公里的边境安全。”

达赖的上述言论可谓煞费苦心：既冠冕堂皇地将所谓“西藏问题”上升为“国际问题”，又不无挑动意味地离间中印两国关系，企图乘机坐收渔翁之利。

为了“西藏问题”“国际化”，达赖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5月16日，他在德国表示，希望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更有效地推动中国政府改善西藏现状”;而此前，达赖对德国《明镜周刊》说，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使得中国更愿意与西藏流亡政府举行会谈，“我鼓励所有的自由社会，特别是德国，保持这种压力”；

5月23日，他在英国表示，如果他与中央政府的会谈没有实质成果，“届时希望不仅是英国，而是整个国际社会都能以实际行动推动解决”；

5月25日，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他“呼吁日本政府再度向中方传达对西藏人权的关注”；

5月31日，他在接受BBC采访时说，“我认为许多西方国家，还包括一些东方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印度，都会对‘西藏问题’继续表达严重关切”……

在达赖看来，经过他的极力游说，他的“左手已经得到了支持和呼吁”。但他一定知道，他“左手”乞求来的，并不光彩。于是，他继续说，“如果我的右手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我还可以把左手收回来说：‘谢谢!再见!’”

我们不难看出达赖玩弄“两手”的企图：他通过“左手”得到的“支持和呼吁”，就是要把“西藏问题”“国际化”，当他向中央政府伸出“右手”的时候，能获得他最需要的东西。

那么，他的“右手”究竟要得到什么才能令他“满意”呢?

达赖把右手伸给中央政府，以所谓的“高度自治”“文化自治”为幌子，图谋的是“西藏独立”

达赖希望得到的，依然是西藏独立。不过，要实现“西藏独立”，达赖却面临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即便他“左手”赢得的“支持和呼吁”，至多不过是支持和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展开对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和支持“西藏独立”。

于是，达赖拿出“高度自治”作为幌子。

达赖在5月中旬赴德国前曾对德国《明星》周刊记者说：“高呼西藏独立和中国人滚出西藏，是容易的事。但光呼喊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怎样才能独立?惟一可行的道路是真正自治。”可见，所谓“真正自治”不过是走向“西藏独立”的“道路”。

不仅如此，达赖为“西藏独立”划定的范围，是所谓的“大藏区”。由于在前一段时间媒体对所谓“大藏区”的说法报道十分翔实，所谓“大藏区”的荒诞不经已昭然天下。于是，达赖在5月1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断然否认道：“我从来没有说过‘大西藏’、‘大藏区’这样的名词。”

那么，达赖真的放弃了“大藏区”这一说法了吗?实际上，达赖不过为其换了一层新的伪装——用所谓“文化自治”为“大藏区”的“高度自治”寻找依据。

5月24日，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宣称：“无论是四川省还是青海省，无论是甘肃省还是云南省，那里的藏族也面临着自己的文化、语言消亡的危险。”

他对《明星》周刊记者说得更加露骨：“假如我们真的要求独立，那么，我们独立的范围便限制在今天西藏自治区的版图内，那里生活着200万藏人，占当地居民的大部分。但我们希望的首先是文化自治，因此不能忘记生活在邻省的藏人。”当《明星》周刊记者随后指出“在这些省份中，藏人不占多数”时，达赖辩道：“对。因此，我们希望在这里的专区和县的层面上实行文化自治。”

5月31日，当BBC记者追问达赖“文化自治”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达赖兜了一个大圈子：“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遗产，也是一种深厚的佛教传统。保护这种文化不仅符合六百万藏人的利益，也符合那个地区数百万其他人的利益。”

达赖不愧是政治老手，在这段答非所问、看似不知所云的话语中，他在表达另外的意思——“六百万藏人”暗指所有藏族同胞，“那个地区”当然也就是所有藏族同胞居住的所谓“大藏区”了。他要在这个“大藏区”实现“文化自治”。

达赖要用怎样的“文化”实现“自治”?达赖在这里通过“文化遗产”、“慈悲基础”、“佛教传统”等一系列词语的转换，试图将“佛教文化”与“西藏文化”等同起来。因为，只有将“佛教文化”与“西藏文化”等同起来，他才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文化”的代言人、进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自治”的主宰者。

诚然，“宗教文化”是西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西藏传统文化决不仅仅是宗教文化，宗教文化也不仅仅是“佛教文化”。谁都知道，文化是劳动创造的，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是发展的，是相互交流的，是不断进步的。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常识，达赖不会不知道。他也曾说：“当今世界是互相联系的世界，彼此成为更大的群体。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600万藏人如果永远封闭于世界之外，那么我们永远是个弱势民族’”。但是，今天在西藏正在发生的文化进步和发展，在达赖口中，却被诬为“藏人迅速被(人口)更加众多的中华民族所同化”。

美轮美奂的西藏建筑，巧夺天工的民间工艺，热情奔放、富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的藏族歌舞，还有浩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等等，这是今天有目共睹的西藏文化发展繁荣的现实，这是西藏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培育起来的西藏文化的百花园。然而，以“西藏文化守护者”自居的达赖，对所有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不承认的，他眼中所见的文化、口中所说的文化、心中所想的文化，实质就是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文化。

达赖不承认西藏文化的进步。只有将今天欣欣向荣的西藏文化描绘成濒临灭绝的样子，他才能充当西藏文化的救世主，以“文化自治”的名义，假借宗教领袖的身份，恢复对西藏人民的精神统治和思想钳制。

“我只是一名佛教僧侣”，达赖这样对《明星》周刊记者宣称，记者却心知肚明：“但你并非一名简单的僧侣”。多年前，世界传媒巨头默多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达赖是一个穿着意大利古奇皮鞋、周游世界、对政治极感兴趣的老喇嘛。”而英国《卫报》5月29日刊登一篇题为《打倒达赖喇嘛》的文章也揶揄道：还有比达赖更荒谬可笑的政治人物吗?

就是这样一名政治喇嘛，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脚踏名牌皮鞋、周游世界，玩弄他的“左手”、“右手”，尽管其“左手”得到了一些或不明就里或不怀好意的支持，但是他的右手注定空空。因为，在宣扬保护“民族特性”、“文化遗产”等美丽的词藻中，他索取的，是个人和集团的私利，是与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利益相背离的;因为，在标榜“民主”、“人权”的招牌下，他留恋的，依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因为，在玩弄“大藏区”、“高度自治”、“文化自治”等文字游戏的背后，他图谋的，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容忍的分裂行径。

达赖喇嘛应该改改撒谎的毛病了


作者：益多

十四世达赖喇嘛最近频繁出入于西方国家，发表各种演讲，接受多家媒体采访，还到英国议会下院就中国人权问题“作证”。但只要对其言论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其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甚于以往，特别是撒谎的毛病已入膏肓。这里随手拈来几例。

2008年5月6日，达赖对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表白，“我一生都致力于非暴力，今后也将如此”。说这番话时，达赖似乎忘记了他们一伙人1959年在西藏发动的武装叛乱，忘记了他的麾下六、七十年代对中国边境的长期武装袭扰。没过几天，5月23日达赖在接受“法新社”专访时就变了调子，“如果会谈破例，我认为示威将会再度发生，将会是严重的示威，不只是示威，还将会涉及暴力。”怎么避免呢？5月25日，他向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信誓旦旦地保证，“如果北京政府同意我提出的模式，我可以保证我们今后不会再见到暴力”。也就是说，只有中央政府满足其政治要求，他才会“非暴力”。这番话倒也道出一点真情：原来“藏独”势力搞不搞暴力，是由达赖本人掌控的。

5月19日，达赖在德国柏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说：“我从来没有要求汉族人从藏族人的地盘上搬迁出去。”但是所有对达赖问题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达赖在其“纲领性文件”1987年9月的“西藏和平五点计划”中白纸黑字地写道：“一定要使人口转移停止，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当记者问及“你有没有说过要将中国军队撤离（西藏）？”达赖又断然回答“没有，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同样是“西藏和平五点计划”中，同样白纸黑字地写道：“只有中共军队的完全撤退才能开始真正的和解过程”。达赖可以假装自己不记得这个文件，但是以为全世界都会忘掉这个文件，未免太天真了！

5月22日，达赖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作证”说，“根据最新的统计，拉萨30万人口中三分之二都是汉人，去年我听到一个消息，奥运会后，将有100万汉人迁入西藏自治区。”笔者很希望见到达赖拿出证据来，可惜再也见不到下文。众所周知，西藏各族人口全部加起来还不到300万人，迁100万人去西藏怎么可能？又有什么必要？达赖的这番表演表明，他撒谎是不挑选场合的，英国议会也不失为撒谎的好去处。

5月22日，同样是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达赖称，“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大藏区’”。人们记得，5月6日，达赖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刚刚说过：“我们追求的是大藏区自治的美好前景”。再往前推一点，达赖在2007年3月10日“声明”中鼓吹：“整个民族在统一的自治行政范围之内是光明正大的”。英国议会听证会仅仅过了两天，5月24日，达赖又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说，“如果我们作为自由代言人只谈论西藏境内的自治是不合逻辑的，有400万藏人生活在其它地区，我们必须代表所有这些藏人”。

还是在这个听证会上，达赖大讲，“对奥运会我一开始就是完全支持的”。可仅过了一天，5月23日，他就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国际社会应利用北京奥运会的机会“提醒中国政府关注西藏的人权、宗教自由及环境等问题”，“如果各国政要认为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提醒中国政府重视‘西藏问题’的最好方式，那就不要参加”。

以上自相矛盾的种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是达赖的真心话？达赖自己明白，所有持正常思维的人也明白。

奥运火炬在伦敦、巴黎传递时，发生了“藏独”分子抢夺火炬的事件，全世界在电视前看到这一幕都震惊。达赖却在6月13日澳大利亚华人媒体记者会上宣称，“从画面上我看到伦敦真正抢夺圣火的是外国人”，闭口不提发生在巴黎的众所周知的“流亡藏人”中的“藏独”分子抢夺金晶手中火炬的一幕。为了洗刷自己，达赖把抢火炬的责任一股脑推给“外国人”，这也给达赖的西方支持者们一个信号：你们的“思想领袖”、“和平的象征”随时准备出卖你们！

今天，几乎全世界媒体包括一些亲达赖媒体，都承认或默认拉萨“3·14”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行为是少数“藏独”分子所为。而达赖在6月5日于达兰萨拉举办的“第二届西藏青年传法会”上再次散布：“3月14日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中国政府故意制造出来的。”他似乎忘记了4月6日他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为这些暴徒们辩护说过的话，“大部分被烧的汉人商店，针对的是有从事卖淫活动的场所，有些有妓女的场所”，“有一些银行遭到攻击，原因是有银行把中央给西藏的很多拔款截留了”。我们看到，在一个简单的事实面前，前后两个达赖自己打起来了！

纵观达赖喇嘛几十年的言论，一贯如此，是记忆减退、思维混乱，还是“藏独”根本立场使然，人们可以自己作出结论。善良的人们从小都受到“不撒谎”的教育，佛教更把“不打妄语”作为一条基本戒律，达赖时时以“释迦牟尼比丘”自居，果真如此，请先改改扯谎的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