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仍然大旱，母亲每每看到这些消息总是说“没法弄了”，并时不时说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样”这句刻在她人格中的真理。母亲离开农村有三十多年了，在国有化肥厂和国有商场工作过，几年前国有商场被原来领导个人低价买下后，办理内退手续退休了。　　

　　这两天，广州下了一些雨，母亲问我西南是不是也下雨了，干旱是不是没那么严重了。我给母亲看网上的道，旱情依然没有缓解。母亲马上满脸惆怅，自言自语到：“70年，我正上高二，那年夏天有些旱，你姥爷忙着盖生产队的仓库，让我领着你两个舅舅把机灌站开了，我把电闸推上，河里的水哗哗的就被抽上来顺着前两年修的水渠流下去了，俺仨就一人拿一个铁锹顺着水渠走，一边玩一边看看那块地的地头水口小就把口子挖大一些，一下午就把全队的两千多亩地浇了”。　　

　　我听了母亲天方夜谭般的叙说，惊呆了好一会。虽然我对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已经了解了很多，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时代建八万水库和无数的灌溉渠是怎样让中国人告别“靠天吃饭”的原始农业的，但当母亲告诉我她人生中一个如此简单的事实时，我仍然难以想象。是的，三个小孩一下午灌溉两千多亩地，这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是怎样的天方夜谭，对于西南干裂的大地，是怎样的历史嘲讽。　　

　　母亲总是说，假如那个人上台后没有分田，南街村也不过是普普通通一个村子，那时候咱们老家的生产队，亩产千斤的多的去了，只要不分田，都能搞得像现在南街村一样。文革时咱县里连着建了化肥厂和农机厂，都是后来的国家二级企业，咱县产的小收割机是全国有名的，化肥也很有名呢。你姥爷除了管机灌站还是生产队五金厂的车工，一天到晚忙。母亲说完，眼神里透出一种希望的光芒。　　

　　事实上，距离南街村仅仅几十里的老家，现在生活水平比南街村差了五十年以上，亩产千斤早已经是三十年前的历史，文革时修建的自动灌溉系统早已经消失在被重新分割的田间低头，县里的化肥厂和机械厂在朱镕基时代被强行贱卖了，假如现在老家遇到干旱，恐怕比现在西南的干旱更加令人绝望，因为老家的河早就干了，靠天吃饭的程度比西南更严重。　　

　　人们总是说，痛定思痛，这个痛是人为故意造成的，那就要追究和清算造成这个民族伤痛的罪人们的责任了。农民靠天吃饭，三农问题是谁造成的？我母亲这一代人清除地记得分田单干的是谁。　　

　　当三个小孩一个下午灌溉两千多亩地的传说，重新发生在这片伟大广袤的土地上，这个民族就走出了当前中国所有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