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分裂路上越走越远

　　

　　密谋“3.14”事件七年之久


《环球人物》 ( 2008-05-01 第9期 )

　7年前，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传到达赖耳朵时，他非常沮丧。但5分钟后，达赖突然意识到，奥运会也可以成为他们“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大好机会”。于是，达赖集团开始了长达7年的密谋——今年3月14日，拉萨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打砸抢烧事件。

　　

　　 　事实上，在“3.14”事件中，达赖集团勾结西方反华势力，搞“藏独”和抵制北京奥运的行径，正是达赖自出逃以来，长期所用的伎俩。

　　

　　 　纵观达赖的人生轨迹，一条路线图引人注目：少年达赖受到其老师、纳粹分子的教唆和怂恿；父亲因反对“藏独”被分裂分子毒死，达赖却无动于衷；在印度达兰萨拉“大本营”，达赖一边过着腐败的生活，一边处心积虑，密谋“藏独”，对外勾结，对内渗透；现在，日益衰老的达赖，又想在他的转世灵童问题上出花招。

　　

　　 　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达赖越走越远……

　　

　　“3•14”事件　密谋七年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余　东　梁俊艳


　在达赖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中，震惊世界的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是其最新、最险恶的一次行动。为达到其罪恶目的，他处心积虑谋划了整整7年。

　　

　　 　谋划“媒体攻略”

　　

　　 　据美国《纽约时》、德国外交政策网站披露，达赖集团制造“3·14”等事件的计划，早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就开始了。道援引“自由西藏学生组织”一名协调员的话说：“当时达赖对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这一荣耀十分沮丧，但5分钟后，他突然意识到，奥运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大好机会’。”于是他要求手下：利用北京举办奥运会之机，让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达到“空前水平”，并布置该集团召开“媒体攻略研讨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奥运会达到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目的。

　　

　　 　道说，达赖集团采取“媒体攻略”是听取了一家西方公关公司的建议。其具体方案是“由外及里，从国际到国内，让西方媒体一步步听信‘中国侵犯西藏人权’，将‘西藏问题’国际化”。

　　

　　 　在运作“媒体攻略”之初，为唤起西方媒体“共鸣”，达赖集团首先从达尔富尔问题入手。当时，国际上某些媒体正企图利用达尔富尔问题破坏中国形象，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目的。国际“藏独”组织迅速向它们转达了达赖的建议——拿北京奥运会做文章，或能获得“奇效”。双方一拍即合，于是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所谓“达尔富尔”队。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他们越闹越凶并渐渐与所谓“西藏问题”绞合在一起。

　　

　　 　达赖集团费尽心机谋划的“媒体攻略”有三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援藏网”向全球153个“藏独”组织，通过定期发送《新闻聚焦简讯》传递信息和“鼓舞士气”。

　　

　　 　第二步就是动员和训练“藏独”分子，引诱和利用西方媒体为“藏独”制造声势和服务。其下属的“自由西藏学生组织”每月定期举行专项训练，内容包括向其下属的650个分支机构分发“谈话要点”、“新闻发布指南”与“抗议计划”，以及“如何在短时间内吸引媒体”等。

　　

　　 　第三步，建立定期举行各种示威活动的“行动训练营”。“行动训练营”每年举办4次，训练内容包括如何组织抗议者、如何对付警察和如何搞街头游击战等。4月7日，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到旧金山的前一天，就有3名接受过这一训练的“藏独”分子，通过绳索爬到旧金山金门桥上悬挂“藏独”旗帜。

　　

　　 　然而，达赖认为，“光有‘媒体攻略’还远远不够。”他在“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秘密会议上一再强调：“关键得有吸引眼球的行动！”

　　

　　 　制定“行动计划”

　　

　　 　经过训练之后，达赖认为到了行动的时候。于是，2007年5月11日至14日，达赖一手操纵的“声援西藏团体第五次国际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主要制定了针对北京奥运会的“路线图计划”，矛头直指奥运会火炬传递！

　　

　　 　此次会议，来自56个国家的300多人参加了会议，36个西藏团体和145个所谓“声援西藏”组织也派代表参加。达赖本人非常强烈地想要参加此次会议，他已向比利时驻印度使馆申请签证并得到比利时外交部的应允，但由于中国政府及时向比利时政府提出交涉，且适逢比利时菲利普王储即将访华，比利时外交部才宣布取消达赖对比利时的访问。

　　

　　 　尽管达赖未能赴会，但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主持人代念了达赖的致辞，“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和达赖的特使洛第嘉日也不厌其烦地向会议阐述达赖的主张，并拿出了一份所谓的“行动计划”。

　　

　　 　在这份长达6页的计划书里，达赖将行动目标紧紧锁定北京奥运会。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招募“藏独”分子组建一支名为“西藏之队”的队伍，专门针对北京奥运会采取行动，攻击目标人员包括“知名人士、现役和退役运动员、杰出人士和民众”，以吸引世界媒体的关注。

　　

　　 　阻挠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是计划的重中之重。他在“行动计划”中“指示”：“当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在世界各大城市进行时，我们必须采用各种方式凸显‘西藏问题’”，具体实施由“西藏之队”负责。

　　

　　 　向美国要钱

　　

　　 　谋划好“媒体攻略”，制定了“行动计划”后，达赖集团开始寻找“爆发”的时机。

　　

　　 　2008年1月4日和25日，达赖指示“藏青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九·十三运动”及“西藏国家民主党”等7个“藏独”组织，在印度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并在网上疯狂传播。

　　

　　 　一个月后，达赖手下的“九·十三运动”，突然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紧急申请资金。很快，一笔具体数额不详，但“相当可观”的经费就打到“九·十三运动”的账户上。

　　

　　 　与此同时，达赖指派手下，提前潜入西藏为“3·14”事件做准备：第一，在西藏建立地下情网络。这个“藏独”头目，在西藏物色12名关系人，建立严密的地下情网络，还制定了暗语，比如称达赖为“叔叔”，称“藏独”旗帜为“裙子”；第二，从事情收集，将收集到的大量国内情，通过网络发向境外，同时，将在境外采取配合行动的动态，用书面形式或制成光盘，在西藏拉萨等地散发；第三，进行民族分裂宣讲活动，大量复制、散发达赖集团攻击中国宗教事务管理规定的文章；第四，指挥其情网络在拉萨散发《“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及其他宣传品。

　　

　　 　2008年3月10日，达赖集团精心挑选出101名核心成员，正式从印度达兰萨拉出发，潜入西藏拉萨，发起了所谓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这一天，正是达赖集团1959年发动叛乱的日子。在这批“藏独”分子出发前，达赖又大放厥词给他们动员，胡说什么“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对境内藏族人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他“对境内西藏人民的赤诚、勇气和决心由衷地表示赞赏”。

　　

　　 　在达赖的煽动下，3月10日下午，西藏拉萨哲蚌寺约300名僧人企图进入拉萨市区制造事端。此后几天，拉萨市又有部分僧人多次企图上街滋事，蓄意激化矛盾，但由于政府工作人员谨慎对待，不法僧人始终没能扩大事态。在达赖集团的催促下，迫不及待的暴徒，丧心病狂，大打出手，令人震惊的拉萨“3·14”暴力事件终于发生了。

　　

　　 　伪“和平”的阴谋

　　

　　 　《纽约时》披露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达赖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此次‘行动成果’。会议要求以寺庙为主，境内100名喇嘛以上的寺庙都要上街游行，以带动藏族人参与抗议活动，并在各藏区分期分批发动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甚至猖狂叫嚣，“要利用当前境内藏区千载难逢的机会，推动‘西藏事业’实现实质性进展”，并决定由“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负责调集资金，为“与中国政府的决战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

　　

　　 　与此同时，达赖手下的“藏青会”、“九·十三运动”、“四水六岗”等组织也紧急调动力量，深入到印度、尼泊尔藏人聚居区，动员流亡藏人通过电话、互联网等方式尽快与国内藏区的亲戚、朋友取得联系，“以达赖喇嘛的名义”鼓动境内藏区群众响应他们在拉萨的抗议活动，“勇敢地走上街头”。

　　

　　 　达赖本人则继续歪曲真相，编造谎言，欺骗世人。“3·14”事件发生当天，达赖将拉萨发生的暴力事件称为“和平抗议”，是“藏人表达对中国政策不满的和平示威活动”。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问他“如果你让那些示威者完全停下来，他们会听你的话吗？”，达赖竟说：“我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当“3·14”事件真相公之于众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对其“非暴力形象”的怀疑，达赖假惺惺地说：“暴力活动是不对的，我们不应培养反华情绪”，“如果事态失控，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完全引退”。

　　

　　 　但在3月29日，达赖在新德里甘地墓举行法会后，竟依然无耻地对外国记者造谣说，“在‘3·14’事件中，中国把士兵伪装成喇嘛以煽动藏族人骚乱，我们知道，有数百名士兵的穿戴与喇嘛一样。”但事实却是，达赖所谓的中国军人假扮喇嘛照片，原是7年前拍摄电影《天脉传奇》时所拍的。

　　

　　 　很显然，达赖并不甘心于眼下被戳穿的阴谋，其手下仍扬言：抗议活动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到达高潮”，企图“（奥运会期间）每天都在北京市中心开展活动。”而这些阴谋和行径，本身就是对达赖所谓“非暴力形象”、伪“和平”的最有力反驳。

　　

　　
难以阻止的叛逃脚步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周　源　唐　卫


　尽管十四世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所谓“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但其实质真相却被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一语道破：“达赖是穿着意大利GUCCI皮鞋在全世界周游的政治喇嘛”。

　　

　　 　那么他是怎样成为一个“政治喇嘛”的，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叛逃和分裂祖国之路的呢？

　　

　　 　从农家孩子到达赖喇嘛

　　

　　 　在西藏，达赖喇嘛曾经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他的产生方式，不是民主选举，也不是封建世袭，而是西藏特有的活佛转世制度。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为了寻访他的转世灵童，摄政的热振活佛等人前往天女寄魂湖观湖(注：此湖为圣湖，寻找达赖、班禅转世灵童前都在此地举行观湖仪式)，并把湖中显现的景观绘画成图，作为寻访灵童的依据。在观湖时，热振活佛看到：一农家，位于马路将尽处，门前巨柳一株，旁系白马，一妇人抱小孩立树下。

　　

　　 　1935年7月6日，伴着一阵婴儿啼哭声，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当采村的一个藏族农民祁却策仁的妻子德吉，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儿子拉木登珠。四年后，受命寻找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的格仓活佛等人到访当采村，当他们走进祁却家后，一个年约4岁的孩子正在玩耍。小孩见客人进来喜形于色，认出化装为仆人的格仓活佛是喇嘛，就跑到他怀中坐下，并摸弄格仓活佛所戴的佛珠，口称嘛呢。这个小孩就是拉木登珠。

　　

　　 　几天后，格仓活佛再访这户人家，将十三世达赖的念珠和其他念珠混在一起让拉木登珠随意拿，只见他先后两次毫不犹豫地拿起前世达赖的念珠，戴在脖子上，高兴地在屋里跳来跳去，犹如失物复得。格仓活佛等人又拿出一大一小的两个摇鼓给他挑，他拿起的小摇鼓，也是上世达赖用过的……

　　

　　 　经多次鉴别和各方同意后，1939年7月15日，拉木登珠坐着一乘轿子从青海启程，被护送往拉萨。1939年10月3日，拉木登珠安全抵达拉萨，远道赶来观礼的西藏僧俗人数超过数万。次年2月5日，经国民政府准许免予掣签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得法名丹增嘉措。

　　

　　 　达赖继位后，他的一家从青海的农民一下变为西藏的大贵族，得到大片庄园和数不清的农奴。达赖本人过着无与伦比的优裕生活：在辉煌壮丽的布达拉宫内，他独占四间华丽的住房；每年夏天，则搬到“夏宫”罗布林卡。

　　

　　 　拜纳粹分子为师

　　

　　 　按照黄教教规，达赖自幼只能过着严格的独身生活，他每时每刻的活动都被作了周密安排。达赖每天必须在一间黑屋子里念上几个小时的佛经，既没有行动自由，也无一玩伴。因而，他变得少言寡欢，“烦躁不安”。

　　

　　 　为了消除寂寞之苦，达赖请了一位名叫哈雷的德国人教他英语。哈雷很快成为达赖的密友，并被他称为一生的精神导师。然而，人们很难想到，被达赖如此倚重的哈雷，竟是从印度的英国战俘营逃跑出来、潜入西藏的纳粹分子，他不仅是纳粹党员，还曾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和奖赏。

　　

　　 　受哈雷怂恿，达赖令人在罗布林卡他的宫殿旁改建了一间电影院，专门放映各种有关古代国王和历史伟人生平和征战的电影，受其熏陶，他从小就做起了帝王梦。

　　

　　 　哈雷一直对达赖进行了帝国主义和“西藏独立”思想的灌输，为达赖一生崇拜帝国主义、搞“西藏独立”埋下了种子。后来，哈雷还充当了达赖和美国勾结的“中间人”，最终也是哈雷等人策动达赖下决心叛逃出国的。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达赖的父亲祁却策仁却是因为反对“西藏独立”而被分裂分子毒死的。

　　

　　 　祁却出生贫苦，知识有限，由于祖辈生长在汉藏混居地区，拉萨话说得不好，不善交际，与当权贵族联系较少。他乡土观念极重，心直口快，倾向中央之诚常溢于言表，对分裂头子、摄政大扎极为不满，因而被分裂分子视为眼中钉，一直想找机会除掉他。1947年的一天，身体历来健壮的祁却，得了个小病，分裂头子大扎的大管家假惺惺地给他送来一剂汤药，没想到，祁却刚喝完就中剧毒而死。达赖之母及家中人等，提到祁却的病逝，只能说“忽然得了急病，医治无效而亡”，不敢多说别的，她这么做是为了保全年仅12岁，“坐床”仅7年的达赖。可长大后的达赖，虽得知父亲被毒死的来龙去脉，却不但不为父亲仇，反而仍与分裂分子和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在一起，是个对祖国不忠，对父亲不孝的孽子。

　　

　　 　中央政府对他仁至义尽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确定了通过和平谈判解放西藏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下，未满16岁的达赖于1950年11月14日提前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仅两个多月后，妄图永保农奴制的西藏统治集团挟持达赖，逃到中锡（金）、中不（丹）边境中国一侧的亚东，伺机逃往国外，以此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然而，达赖和他身边的多数官员感到依靠外国搞“藏独”难以得逞。于是，1951年1月27日，达赖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向中央转达他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当年2月1日，袁仲贤致信达赖，转达毛泽东主席欢迎他派代表赴北京谈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收到信后，达赖就派出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和谈代表团，并于当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此时，达赖仍滞留亚东。美国也多次秘密致信给他，表示只要他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就帮助他流亡国外，并提供武器援助。但达赖身边的多数官员明白，依靠外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反对达赖逃往国外。最终，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苦口婆心的劝说及各方推动下，达赖于当年8月17日返回拉萨。

　　

　　 　回到拉萨两个月后，达赖致电毛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1954年9月，新中国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达赖赴京参加，并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达赖在京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与他会面交谈。

　　

　　 　在中南海，达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向毛主席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法轮，上写：1954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恭献千幅金轮，藉表无上颂祷。次年3月8日，达赖离京前准备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闻讯亲自赶到达赖住地为他送行，令其大为感动。

　　

　　 　回到拉萨后，达赖亲自写了一首《毛主席颂》，将毛主席比作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那一年，达赖曾对苏联著名记者、东方学家奥弗琴尼科夫说：“自从签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之后，西藏就放弃了通向愚昧黑暗的老路，走上了一条新的、通向繁荣和光明的未来之路……我曾数次与毛主席会见。我确信，全中国人民面前开辟的光辉前景，也就是藏族人民的前景；除了我们整个国家现在所走的道路之外，我们并无其他道路可走。”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召开，达赖任筹委会主任。亲临拉萨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达赖。

　　

　　 　周总理三劝达赖

　　

　　 　如果说，此前达赖至少在口头上表达了维护祖国统一的正确立场，那么，自1956年后，达赖的立场越来越动摇，并最终陷入彻底背叛祖国的深渊。

　　

　　 　达赖的立场转折发生在1956年底。当时，达赖和十世班禅应印度邀请准备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磐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

　　

　　 　在达赖出访印度前夕，毛主席曾进行了分析：“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劝他坐飞机去，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间谍，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其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据此，中央人民政府为表示对达赖、班禅的信任和尊重，不派任何人陪同，听其来去自由，他们出国后的一切活动由他们自己掌握处理。

　　

　　 　达赖到印度后，他的大哥、已逃往美国的当采活佛专程赶到印度，和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曾为美国中情局服务)等一批在印活动的西藏上层亲帝分裂分子，共同鼓动达赖留在印度，作为“藏独”活动的旗帜。随即，达赖喇嘛的爱国主义立场发生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于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两次访问印度，三次劝说达赖要及时回国。

　　

　　 　1956年11月29日，周总理与达赖长谈4小时。除了肯定达赖出访的积极意义，并一一回复达赖提出的问题，总理还关照说：“你的两个哥哥如果缺钱花，政府可以拨些外汇，由你出面给他们。”次日，周总理又特意宴请了达赖及其母亲、姐姐、两个哥哥和经师等人，向他们解释中央的方针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

　　

　　 　一个月后的12月30日，周总理再访印度时，一到新德里就接见达赖，劝他早日返回西藏，也不要去噶伦堡。周总理的一席话，对当时处于动摇状态的达赖触动很大。达赖对周总理说自己年轻、缺乏政治经验，将向主要随行官员传达周总理的谈话。

　　

　　 　1957年元旦，周总理同达赖进行了第三次谈话。他告诉达赖，尼赫鲁重申印度政府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跑到印度来的西藏人不能从事政治活动，不允许他们进行颠覆西藏的活动。就在同一天，周总理又分别接见了达赖的两个哥哥和达赖的5位主要随行人员，针对一部分人想留达赖在印度搞“藏独”的想法，周总理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既害了达赖也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就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达赖将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从自身和集团利益出发，达赖反复权衡，也觉得回国才是上策，遂于1957年4月1日返回拉萨。

　　

　　 　走上叛国之路

　　

　　 　然而，中央政府对西藏上层一再的规劝，他们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中央的宽容视为软弱可欺，并加紧进行叛乱活动。

　　

　　 　实际上，在1956年冬，达赖二哥就勾结美国中情局，选派一批“藏独”分子到美国受训，为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培训骨干。次年5月，贡布扎西等叛乱头子，在拉萨成立叛乱组织“四水六岗”，并于1958年6月15日，纠集各路叛匪组成“四水六岗军”，叛军开始无恶不作。

　　

　　 　1959年3月初，拉萨武装叛乱发生后，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仍对达赖作最后的争取工作，从3月10日至3月16日先后四次给达赖写信，转达中央对达赖的关心与希望。达赖也三次复信谭冠三，称：“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在最后一封复信中，达赖还表示，他已对叛乱人员进行了教育……

　　

　　 　然而，3月16日、17日两天，叛乱武装向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局开枪射击，向油库开炮30余发，揭开西藏全面叛乱的序幕。达赖的态度也随之起了变化。3月17日，达赖签署了一份给叛乱武装的“执照”。他厚颜无耻地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目前汉藏团结已处分裂之际，为了设法保全生命，不得不暂时逃走……”当天夜里10点左右，达赖换上俗人穿的酱色长袍，戴上皮帽，摘下眼镜，脚穿长筒皮靴，背一支步枪，伪装成一个叛乱分子，同其团伙，带着从布达拉宫事先取出的金砖、金币、金钟及约14万印度卢比，从罗布林卡连夜坐牛皮船偷渡拉萨河，逃往山南。

　　

　　 　达赖一行在由中情局训练有素的特务旺堆的帮助下，用无线电同美国中情局达卡情站取得了联系。随即，美国派飞机为达赖空投了食物和骡马所需的饲料等。中情局早已安排在达赖身边的特务奉命将达赖出走的情况，用电影摄影机记录下来。就连达赖的炊事员也是中情局训练的特务，他一路扛着一支火箭炮跟在达赖身边。

　　

　　 　3月26日，达赖拟定重新组建政府，分裂分子索康就代表他当众宣布：“西藏独立了……”三天后，分裂集团宣布在山南地区的隆子宗成立“西藏临时政府”，而“身患痢疾、疲惫不堪、异常不安”的达赖，继续骑着一头犏牛，向印度方向逃窜。

　　

　　 　3月31日下午4时，达赖及随行共80余人到达中印边境。狼狈不堪的达赖从犏牛背上下来，回首仰望祖国的山川，久久站立。身边的一个人推着他的肩膀，缓步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占区，达赖彻底走上了叛国之路。

　　

　　盘踞达兰萨拉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黄鹭闽


　1959年3月31日，逃出西藏的达赖正式向印度政府申请“政治避难”。当天，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立即宣布印政府“准予达赖政治避难”，“给予达赖以尊敬的待遇”，为他提供“方便”，并派官员赴中印边界迎接达赖一行。

　　

　　 　“惊魂未定”的达赖先被安置在印度东北部的提斯普尔市，4月21日，又被迁往印度北方的穆索里市。住在当地大资本家伯拉家族的英式别墅里。一年后，印度政府觉得达赖住在穆索里不利于对其控制。于是，尼赫鲁又亲自为达赖及其追随者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山村，叫达兰萨拉。自1960年5月1日，达赖移居那里后，达兰萨拉就成了达赖集团从事“藏独”活动的大本营。

　　

　　 　属于印度喜马偕尔邦康拉县麦克劳德甘吉镇的达兰萨拉村，依山傍水，环境幽静，距印度首都新德里约一天车程。过去，这里曾是英国官员驻印度的一个办公场所，1947年印度独立，英国官员撤离此地之后，一位印度大油商居住在这里，建有数十间房屋。

　　

　　 　达赖落脚后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己的“流亡政府”。他一方面沿用“政教合一”制度，另一方面又为迎合西方国家，将“议会民主制”引入其政教体制中，组织了一个畸形的“政权”。达赖集团的权力机构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和“达赖私人秘书处”。此外，达赖还将他手下的官员等级分为一至十品。

　　

　　 　“西藏流亡政府”又称“噶厦”，是达赖集团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最高负责人为首席噶伦（相当于“总理”），下设若干噶伦（相当于“部长”），分管不同的部门。“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是达赖集团的最高立法机构，由47名代表组成，常设机构是“常务委员会”，各流亡藏人聚居区设立的“独立运动小组”是“人代会”的基层组织。“达赖私人秘书处”，或称“达赖私人办公室”，受达赖直接领导和指挥，权力凌驾于“西藏流亡政府”与“西藏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这些人是达赖的心腹，是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最重要的决策者。

　　

　　 　据多次到访过那里的印度有关人士透露，达赖的工作和生活较有规律。他每天坚持早晨5点起床念经，然后开始处理“私人秘书处”上呈的文件，听取各级“官员”汇，晚上做完祷告后就寝。早晚空闲的时候，他会收听或收看当天的国际新闻。达赖特别注重地理，熟知各国地理概况。此外，他还喜欢登山和打羽毛球。不过，达赖有个心病，就是怕其内部人害他，因此他总是尽量减少接见藏人。

　　

　　 　目前，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约有一万人，约占海外流亡藏人的十分之一。尽管达赖集团在此苦心经营数十年，但现今的达兰萨拉，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并非他们所宣传的“人间天堂”。通往达兰萨拉的道路崎岖不平，除了少数路段由水泥或柏油铺成外，大多数是碎石铺成的狭窄道路。达兰萨拉的主街道两旁，一切显得杂乱无章，一些临街房屋的墙上张贴了许多宣传标语，如“抵制中国货”、“反对北京奥运会”等。街边没有大型商场，多是卖杂货的小商铺，房子大多用砖砌成或用木料建造，屋内光线昏暗，给人一种阴森潮湿之感。

　　

　　 　在这里，很多流亡藏人没有正当职业，常常游荡在街头，靠西方和印度给的救济度日。在一些破败不堪的小酒馆里，许多藏人借酒浇愁。从早晨就开始饮酒，喝到午后一两点钟，喝得醉生梦死，醉汉们有的趴在桌子上睡觉，有的则在充满腐臭气味的小巷内东倒西歪地边走边吐。

　　

　　 　然而，在达赖集团高层，则又是另外一种情形。“流亡政府”基本上为达赖及其家族所控制，他所建立的家族专制，超过了西藏历史上历代达赖喇嘛家族的地位。达赖兄弟姐妹七人，无一不是“流亡政府”中的要人，重要经济部门都由其兄弟姐妹把持。达赖兄弟姐妹不仅在政治上独揽大权，而且经济上个个富有。

　　

　　 　“流亡政府”经济有限，普通成员的薪水少得可怜。可是达赖等高层却贪污、腐败严重。上至达赖的兄弟姐妹、噶伦、“秘书长”，下至藏人聚居区的“福利官”，大量侵吞公款、私占财物。他们白天穿着袈裟满世界化缘，天黑以后，就到酒吧和俱乐部鬼混，甚至吸毒。达赖的姐姐次仁卓玛和妹妹吉尊白玛先后担任福利机构“儿童之家”的“总监”，她们的贪得无厌，甚至到了不顾儿童死活的地步。“儿童之家”的一个工人回忆说：“有一次我手里拿着一盘早饭剩下的面包屑，快要被饿死的孩子们一拥而上，抓着就吃。而达赖的姐姐次仁卓玛，每顿午餐至少要有十二道菜”。

　　

　　 　一位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过拉萨骚乱、后逃亡印度的康巴年轻人，向到访的记者抱怨说，到达兰萨拉已经好几年了，还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卖苦力维持生活。“达赖说得好听，民主、自由、人权，在全世界到处说，事实上还是搞过去的一套，没有意思，也没有出路。达赖只顾自己家族的利益，压制别人，从来不是为西藏人谋幸福。我和许多人都认清了这一点，我们不会再相信达赖的那一套，我早晚是要回西藏去的”。

　　

　　
对外勾结　费尽心机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梁俊艳

　　

　　
　达赖叛逃到印度达兰萨拉之后，更加紧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勾结。几十年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959至1971年间，达赖集团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勾结紧密，并得到了更多援助。

　　

　　 　事实上，早从1954年起，达赖就暗中得到美国在军事上的支持。美国中央情局（CIA）从藏族人中招募特工，在台湾训练，再让他们回到西藏，制造恐怖和麻烦。这些特工的具体组织者是达赖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1959年3月达赖叛逃时，CIA专门派无线通信人员到西藏帮助他。

　　

　　 　达赖叛逃后，美国中情局又出资、出人、出武器在尼泊尔帮助达赖训练了一支2100多人的藏人部队。美国给每名武装分子每天发放3印度卢比的零花钱，后来增加到每月发放5000卢比的津贴。从1964年开始，美国援助的这种津贴又增加到每人每两个月印度卢比（每两个月发一次），这些钱都由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亲手转来。

　　

　　 　为了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1960年，达赖集团把上百名逃亡藏人的孩子骗到西欧和北欧，让他们充当“国际流浪儿”。他则联合一些支持“藏独”的西方人发起成立了一个救济“西藏难民”共同计划组织。据统计，自1959年到1962年，达赖集团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获得2000万美元的援助。

　　

　　 　1972年，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美国在越战中损失惨重，加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影响，美国想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牵制和抗衡当时的苏联。于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避免因“西藏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障碍。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态度明显冷淡下来，其间达赖几次申请访美都遭到了拒绝。在1972年至1987年的15年间，达赖渐渐沦为“冷战孤儿”。他只得改变策略，开始向西方一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金融寡头，以及民间人士摇尾乞怜。

　　

　　 　据美国媒体道，美国的一些所谓“民间团体”每年向达赖集团提供70万美元的援助，从未间断过。此外，一些美国的基金会和组织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为达赖集团募集经费900多万美元。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这让西方某些势力感到“恐慌”，他们借西藏等问题发难，企图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并削弱中国。达赖集团也把这作为一根救命稻草，甘愿充当被利用的工具，以此获得援助。

　　

　　 　近些年来，达赖除了得到美国方面不定期的大量经济援助外，他还敦促美国议会通过了一个《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据此，达赖集团每年可稳定地从美国政府获得275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援助、西藏流亡人士的奖学金及西藏非政府组织的人权活动”。

　　

　　 　达赖还将美国社会的一些“反华”名人拉来为自己“助阵”，如美国著名影星理查·基尔，就号称是“达赖在好莱坞的代言人”。这些人除了在美国本土为达赖集团提供经济援助外，还经常前往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居住区活动，为其反动、分裂言行鼓与呼。

　　

　　 　在对外勾结方面，除了主动拉拢、摇尾乞怜之外，达赖还有更为阴险的一手，那就是拉拢某些西方媒体替自己“吹喇叭”。他常常“和平”、“人权”、“民主”、“非暴力”不离口，乔装美化自己，对当初自己统治下的农奴制，对手下“藏青会”的残暴却只字不提，以此迷惑西方民众，从而赢得好感与同情。BBC（英国广播公司）、VOA（美国之音）等则把达赖美化成一个“和平的使者”，为他歌功颂德，充当他的喉舌，并利用宗教鼓动僧众和信徒对达赖深信不疑、顶礼膜拜。

　　

　　
对内渗透　花招百出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邱熠华

　　

　　
　达赖在境外勾结反华势力的同时，对内大搞分裂活动，向西藏渗透的花招层出不穷：从组织非法武装在边境进行骚扰，到派特工潜入西藏搞破坏，再到派遣“参观团”争夺宗教权，诱骗藏族青少年加入“藏独”……搞分裂不择手段。

　　

　　 　组织武装骚扰边境

　　

　　 　1960年9月，在达赖的支持下，西藏叛乱武装在尼泊尔木斯塘重建“四水六岗军”，由此拉开对中国边境长达十多年的军事袭扰。该叛军头目贡布扎西在回忆录中承认说，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对中国哨所的进攻……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100英里！”

　　

　　 　1972年尼克森访华后，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美国中情局中止了对西藏叛乱武装在尼泊尔木斯塘基地的资助。两年后，尼泊尔派兵取缔木斯塘基地，基地首领旺堆在冲突中被尼政府军打死。

　　

　　 　此后，达赖仍打着“组织武装，打回西藏”的旗号，再次在美国中情局和印度军方的支持下，联合成立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培训武装特工，潜入西藏从事分裂活动。但随着印度、美国与中国关系改善，达赖所获得的公开支持随之减少，经济上捉襟见肘，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派“参观团”回国搞破坏

　　

　　 　1979年，中国政府宣布对逃往海外的藏族人实行“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对此，达赖采取“投石问路”的策略，指派其二哥嘉乐顿珠到北京“听中央首长的指示”，并请求派人回藏区参观。

　　

　　 　经中央政府同意，1979年至1980年，达赖先后派3个“参观团”回国参观。

　　

　　 　第一个“参观团”成员由达赖的姐夫、三哥和妹妹等5人组成。表面上，“参观团”回国是要了解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实际上是为了借机窥测中央的态度，刺探西藏各阶层对达赖的看法；暗中联络旧关系，收集各种情；同时，大肆宣扬达赖在国外的“成就”，试图欺骗笼络普通民众。

　　

　　 　达赖派出的第二个“参观团”，又称“青年参观团”，成员都是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分裂主义色彩更浓。团长是达赖集团驻纽约办事处负责人丹增朗杰。他一到拉萨就跑到大昭寺门前发表蛊惑性演说。“参观团”成员平措旺阶、白玛甲波等人则在甘丹寺非法组织集会，公然散布“藏独”言论，鼓动“康巴、安多、前后藏的藏人团结一致，为共同事业奋斗”。

　　

　　 　出境后，“参观团”又频频发表歪曲事实真相、恶毒攻击中央政府对藏政策的文章和言论。为此，中央政府决定暂停接收达赖喇嘛派“参观团”回国。

　　

　　 　眼看没机会继续派团回国，达赖转而提出要求让个别活佛回国“探亲”，“看望原来的寺庙”。这样，一个活佛回来，携带经师、管家、亲人和待从僧人，实际上仍是一个变相的“参观团”。回国后，他们表面上遵纪守法，可回到原寺庙一住就是数月乃至一年，通过走乡串户明查暗访，收集情，为达赖在国内外搞分裂活动服务。同时，还在当地发展地下分裂组织，在一些寺庙内培植分裂势力。

　　

　　 　用宗教煽动藏汉分裂

　　

　　 　在境内搞分裂，达赖最拿手的是利用宗教。

　　

　　 　达赖说：“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控制一座寺庙。掌握了一座寺庙，就控制了一个地区”。为此，达赖授意“藏独”分子采取一系列夺教权行动：突击认定一大批转世活佛，凡由达赖认定的转世活佛，在国外的就抓紧组织“坐床”，入寺培养；在国内的，则非法认定寺庙活佛。从1979年开始，达赖先后派了近百名活佛回国，甚至动员那些旅居西方多年已还俗并有其他职业的活佛，重新披上僧衣（有的甚至携带妻儿）回到境内原寺庙“探亲”，或主持宗教活动，为新入寺的僧人授戒、灌顶，建立师徒关系，并在原寺庙举行大规模的佛事活动，借此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此外，达赖集团还频频鼓动一些僧侣到印度学经，通过“请出去、派回来”的方法，在境内藏族地区培植分裂势力的代理人。

　　

　　 　1995年5月，达赖不顾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在印度擅自非法宣布由他认定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企图在藏区制造混乱。当西藏自治区和扎什伦布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金瓶掣签”认定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经中央批准后，他们又竭尽全力进行煽动宣传，企图破坏经中央批准的第十一世班禅的声誉。

　　

　　 　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本是藏传佛教中极为庄严的高深法门，按照惯例，一般一年举办不超过一次。而达赖却创造了一年举行四次“时轮大法会”的纪录，借“弘扬佛法”的机会鼓吹“藏独”，把原本“利众善行”的法会变成“推进‘西藏独立’的动员会”，并竭力煽动藏汉民族分裂。1988年12月，达赖竟在印度举行的“时轮大法会”上公然声称：“汉人十恶俱全，成了可诛之人。”

　　

　　 　引诱青少年加入“藏独”

　　

　　 　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达赖时刻不忘诱骗和拉拢年轻一代加入“藏独”阵营。

　　

　　 　那些想入学或削发为僧尼的少男少女，想去国外获得“格西”学位的喇嘛，还有一些想去国外发财的青年，都可能成为他诱骗和拉拢的对象。

　　

　　 　达赖还煽动诱惑境内藏族民众到印度、尼泊尔朝佛，声称凡出境者，只要交300、600、900元不等的人民币，就可以不办理任何证件，乘车去边境。设在中尼边境樟木口岸对岸的“接待站”，会将进入尼泊尔境内的藏民转送至加德满都“接待站”，并为其办理进入印度的签证手续，之后再转送至达兰萨拉集体拜见达赖，由达赖将他们分配到各地“安置”。

　　

　　 　对于从西藏偷渡出境的人，达赖集团宣称将予以“妥善安置”：对因制造、参与骚乱等犯罪活动的出逃者，或因犯罪曾被关押释放后偷渡出境的，达赖集团格外欢迎，宣称给予特别优待，选送到欧、美国家进行“演讲”、“作证”，“控诉”西藏“侵犯人权”；身强力壮的青年，则送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当兵，或接受“特别训练”；而叛逃的普通僧人、喇嘛，属格鲁派的则送入“三大寺”（注：达赖在达兰萨拉另建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学经，伺机派回藏区控制寺庙……但实际调查却显示，非法出境的藏族人，出国后入寺学经、入学、打工、当兵的不到10％，不少人只能流浪乞讨为生。

　　

　　 　策动拉萨骚乱

　　

　　 　通过多年的渗透活动，在思想舆论、组织人员上具备了一些条件，达赖认为“有所作为”的时机到了：

　　

　　 　1986年，达赖在达兰萨拉“藏青会”第六届全会上说：“通过27年的实践和学习，现在是为争取‘西藏独立’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1987年4月，达赖又召开高层骨干会议，拟定了在境内组织游行示威，制造动乱的计划。会后，达赖手下的情机构和“藏青会”派出大批“藏独”分子潜入拉萨，与其在那里的地下分裂组织密谋制造动乱的具体行动，并派人向拉萨运送大批传单，煽动“把汉人从西藏赶出去，为争取西藏自由而斗争”。当年9月初，分裂分子在拉萨广泛散布“达赖要回来了”，“西藏就要独立了”等谣言。9月24日，达赖在美国公然声称“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全印广播电台”则每天三次反复用藏语向藏区广播达赖发表的“藏独”言论。3天后的9月27日，拉萨爆发了解放后的首次骚乱事件，少数僧人上街游行闹事，打砸抢烧，无恶不作。

　　

　　 　1987－1989年间，拉萨接连发生多次骚乱事件，被暴徒打伤的公安干警、武警、市民、商人，据统计先后共有900多人，被打死的有20多人，造成了上千万元的损失。

　　

　　 　与此同时，达赖还多次向境内运输枪支，派人入境进行恐怖破坏活动，先后在拉萨、那曲、昌都等地连续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实现“藏独”。这一切完全是达赖直接煽动起来，是其与境内分裂分子紧密配合、有预谋制造的事端。

　　

　　执迷不悟　穷途末路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孟秋丽　

　　

　　
　依然披着红黄袈裟的达赖，那勾驼的脊背正在告诉人们他已是个“古稀之人”。从叛逃算起，达赖也已经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走过了50个年头。那么，他还能走多远？

　　

　　 　这不仅是外界议论的话题，也是达赖本人尤为焦虑的问题。

　　

　　 　虽然背后有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但达赖的“藏独”阴谋一直未能得逞。随着中国逐步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更让他感觉“希望渺茫”。 如今，达赖集团内部各派新旧矛盾交织，争权夺利严重，对他的年龄、权威都是挑战。

　　

　　 　跟随达赖逃亡的藏人，总体分为卫藏、康巴、安多三大派，他们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异。在“流亡政府”统治下，达赖所属的卫藏派的待遇一直优于其他两派。结果，被冷落的两派部落和宗教上层，联手组成“十三集团”对抗达赖，并拒绝向“流亡政府”交纳“独立捐税”。达赖对“十三集团”又恨又怕，先后采取收买、利诱、威胁等手段进行分化、打压。1979年，达赖还指使人暗杀了该集团首领贡塘楚臣。不久，其接替者宗朗活佛也猝死在香港。由此，达赖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

　　

　　 　追随达赖逃亡的藏传佛教信众也分为格鲁派、噶举派、萨迦派等不同派别，各大教派自成体系，各自发展，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斗争。达赖属于格鲁派。当初，达赖曾企图统一各教派，建立一个“无宗派藏传佛教”，自己可以稳坐教主宝座。但后来，一些教派各自在西方国家寻找自己的靠山，有的靠山比达赖的还硬。最终，达赖这一梦想又破灭了。

　　

　　 　经过几十年的折腾，心力憔悴的达赖，几度心如死灰。他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要将其权力交给一个新领导人或他未来的转世灵童，并说这是为了防止他猝死后出现权力真空。

　　

　　 　但转世灵童问题一直是达赖的最大“心病”。他担心将来的转世灵童会出现在西藏，那样他就“徒劳一生”。于是，达赖提出改变活佛转世制度，甚至试图“终止达赖喇嘛制度，他就是最后的达赖喇嘛”。后来，达赖又“突发奇想”，要搞活达赖喇嘛“转世”，也就是由他现在就指定一位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他当“太上皇达赖”。为了避免转世灵童“中国化”，达赖甚至称下一世达赖喇嘛“有可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甚至是女人”。

　　

　　 　这就是一个日渐衰老，而又执迷不悟的达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