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获某奖，我国的那些人妖右派又激动了一阵，我听了却想打哈欠。
自从1974年甲级战犯的亲兄弟佐藤荣作得了此奖——日本人自己都当笑话来看——我就知道这奖完全是一堆臭狗屎。1973年“两个”获奖者中的黎德寿拒绝了这堆狗屎，不管中越关系在之后发生了什么转折，但在这件事上，黎德寿是个好同志；至于另一个获奖者，为了表彰他把智利搞得腥风血雨，尝狗屎倒也是当之无愧。1975年（萨哈罗夫）、1983（瓦文萨）、1989（十四世达赖）、1990（戈尔巴乔夫）,狗屎不断落到这些冷战时代的“英雄”头上,而本次的某公也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遗老而已。当然，这堆狗屎毕竟非同一般，远远看去也是金光灿灿的，所以像曼德拉和金大中这样的人也不幸踩到，实在可惜。
总理衙门依例表态：“马朝旭则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应授予‘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力的人’，这是诺贝尔的遗愿。刘xx是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这段话等于承认了“和平奖”是个很神圣的事物，只不过是被“亵渎”了。这是由于洋务办得太久导致的智力下降，要知道在纪念碑前撒尿和在狗屎堆上撒尿，可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刘萨哈仁尼琴”们不得“和平奖”反而才是“亵渎”。
今天的世界实在荒谬，中国尤其如此。在我国，真正的右派做不成右派——王小东甚至戴旭如果是美国人，那就是绝对的右派——而大量人妖右派充斥其间；真正的左派也做不成左派，因为他们必须和民族主义调和才有出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做不成自由主义者——不是被假冒伪劣就是被强行归队，意识形态混乱变态如此，而“刘萨哈仁尼琴”们就是这种荒谬之时的荒谬之物。“刘萨哈仁尼琴”们被西方描绘成以个人之力对抗巨大的“共产暴政”的“殉道者”，实际上在所谓“个人之力”的背后，却是世界列强和国际垄断媒体的庞大身影。它们整天拿着特制的放大镜成百成千倍地放大这些“殉道者”，实际上造就的是根本不可能牺牲的“殉道者”，真如前人所说“今吾国之以豪杰自命者，乃必探知其不死，始敢奋然为之”；而那些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因自己的信仰被投狱，被长期监禁乃至被虐杀的真正殉道者，只因为反对的是右翼和资本主义的暴政，就被湮灭于无形。我想起了李民骐的经历，他作为自由派入狱，结果在狱中意外地发现真正的政治犯并不是什么“自由民主斗士”，而是那些被长期关押的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派，于是他在狱中开始系统阅读毛泽东和马克思的著作，现在成了知名的左派。而对于我们来说，那些造反派却依然是神秘的存在，类似照耀在“刘萨哈仁尼琴”们身上的光芒永远也不会落到他们身上。
“刘萨哈仁尼琴”们摆出与“共产暴政”对决的Pose，更是荒谬滑稽之极。借用伏尔泰的话，它们与之“对决”的“共产暴政”，既非“共产”，也非“暴政”，更非“共产暴政”。稍有政治能力的人都知道，它们“对决”的“共产党”，只是名字叫“共产党”，而用一位老工人的话说，早已经变成共和党了。“刘萨哈仁尼琴”们难道不是欢迎共和党的吗？它们无非是想让W-H里的共和党来代替中国的共和党罢了。“所谓“暴政”，对中国的毛派活动家和很多工人农民或许是，对“刘萨哈仁尼琴”们而言，哪来这么舒服的“暴政”！？其实“刘萨哈仁尼琴”们日思夜盼的不也就是早早地把阿布格莱卜搬到中国来吗？刘萨哈仁尼琴”们“三百年殖民地”的理想，在它们折腾完了的1990年代以降，不是一步步地变为现实了吗？“共产暴政”正是按照诸位的设计图来施工的，而且这“三百年殖民地”的理想不靠1990年代以降的“共产暴政”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刘萨哈仁尼琴”们与之“悲壮对决”的其实正是它们自己，还有比这更荒谬滑稽的事吗！？
“刘萨哈仁尼琴”们还给我们一个启示，左派现在老是责怪年青一代不觉醒，我看右派也是一样的心情吧。一眼望去，“刘萨哈仁尼琴”们差不多也都是些遗老，用张宏良的话说：“喘气都困难”，年青一代的无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依旧没有根本转变。有闲工夫的年青人，不是沉浸在明星的八卦里，就是痴迷于网络电子游戏轻小说或达人秀；没有闲工夫的年青人，早被恋爱工作房子押得直不起腰，没有对政治做深刻思考的余力，就此而言，政府1990年代以降的统治策略确有它的成功之处，“是一种拒绝选择任何反对立场的高明策略。因为你既已批评试图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人都是‘一元的’、‘独断的’、‘专制的’，你势必只有在现行体制下玩那种‘多元的’消费游戏了。”（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P109，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