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傻？

——再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萧老邪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人民领袖毛主席于1958年5月18日，在安东机械厂的倪伟、王光中联名写的一篇900多字叙述该厂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将拖拉机试制成功的报告上亲笔写下的批语。

真是时光荏苒、光阴似箭，一晃就快半个世纪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句曾经作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毛主席语录”，历经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社会实践运动的不断检验，结论有改变吗？在聪明与愚蠢的问题上，卑贱者与高贵者之间的位置发生变化了吗？真理究竟在卑贱者手上还是在高贵者脑中？或者说，对于人类实践过程中，因私有制而导致的劳资分离、脑体分化而“制造”的卑贱者与高贵者，究竟谁傻？

在俺看来，“非毛”的人一定会说，这句批语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反过来，是“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在28年“摸石头过河论”的“改开搞”（改革、开放、搞活）的尾大进程中，在“黑白猫论”的特“色”噬厂经济建设过程中，在“先富论”强力刺激下拉动“寄敌屁”（GDP）不断高涨的“为人民币服务”运动中，他们托淫而出，成为“人上人”，成为“精英”，成为脱离了低级趣味（一个老婆、一个娃）的纯粹（只知榨取剩余价值）的“高跪者”——脑力劳动者，或者叫“忽悠思想者”。

同时，因为“非毛”，故其世界观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的世界观，其人生观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观，其价值观是“人为财死，鸟为食物亡” 的价值观——看，多么“以人为本”，多么“人性化”，多么“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啊！

可惜的是，这“人”由于只是个体一己之私人，远非社会群体之人类，而使其思想体系始终建立在“地球只有一个人”这样的虚假前提之下，因而其思想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根本站不住脚，完全是愚蠢的思想。用其指导实践，必然导致愚蠢的行为，从而使其毕生的努力，都将成为缘木求鱼的闹剧。

不信？自然有这样的“精英”来为您答疑解惑。

樊建川与王鲁湘就是这样的“精英”。

在凤凰台“文化大观园”关于樊建川“文革馆”的访谈节目中，樊建川与主持人王鲁湘有这么一段对话（摘录自叶依青先生文章《他们眼中的“文革”》，来源：/Article/Class14/200712/29720.html ）：

……

樊建川：你看到我们那个生活用品馆，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工人阶级当时是生活最好的。

王鲁湘：对

樊建川：工人阶级生活比公务员好，

王鲁湘：对

樊建川：为什么呢？我吃的比你多，你吃26斤，27斤，我吃35斤，甚至我是电焊工的话，我是搬运工的话，我吃40多斤，那不得了啊，

王鲁湘：对

樊建川：我每个月肉比你多，每个月吃的鸡蛋比你多，我每年还发工作服，那开玩笑，工作服不得了啊，我每个月还发一块肥皂。我太太，我妻子跟我是一个生产队，当知青的时候，当时招工，三个名额，她们三个女知青，三个名额，一个是到船厂，造船厂当电焊工，一个是到建筑公司当钢筋工，一个是到税务局当收税的，这三个工作。现在傻瓜都知道税务局最好，船厂其次，建筑工最差，钢筋工最差。但是当时是，另外两个人就是拼，脑袋削尖了以后就去当那个轧钢筋的。

诸位朋友，看清楚了么？请注意摘录文字的红色部分。

第一，樊建川认为“文革”中，工人阶级当时是生活最好的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到底是工人阶级当时是生活最好的这现象奇怪，还是“樊建川认为其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认为奇怪？不用多说，其之所以认为这现象奇怪，根源就是其思想意识中十分肯定地认为“工人阶级天生低人一等”，是卑贱者。这样一分析就清楚了，连樊某这样的“爱国主义者”（叶依青先生的评价）都瞧不起工人阶级，都贱视民众，难怪血腥与兽性的资本主义能够在多年来的“非毛”过程中复辟了。

第二，樊建川认为“文革”中，群众由于无知（因为“现在傻瓜都知道税务局最好，船厂其次，建筑工最差，钢筋工最差。但是当时是，另外两个人就是拼，脑袋削尖了以后就去当那个轧钢筋的。”）而愚蠢。如果按照樊某这“聪明”的见识去推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当全体中国人都聪明起来时，都不愿做出苦力、流臭汗的工人，一股脑儿的都削尖脑袋去税务局工作，那这么多的聪明人去收谁的税呢？非洲的？东南亚的？或者南美的？呵呵，真是可笑之极！

不幸啊，半个世纪过去了，怎么还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您老人家笑了吗？

不，俺相信您老人家一定不会笑，一定陷入更深的悲哀之中。

因为，那些所谓的高贵者，如果一天不真正聪明起来，中国就一天不能真正强大起来。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