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患一代

文/吕伟明

“激情”这个词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激情一回不再指的是抒发磅礴的情怀，而仅仅是指寂寞男女之间的干柴烈火。也不仅仅是激情，好多名词都被当成了动词来用，社会变得既浮躁又慵懒，多了言不及义的表达方式，也少了些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

有些人将六十年来的文化艺术史分成前后两段，并一一论证说后三十年缺乏前三十年的激情。仔细一想确实是如此，后三十年起先是伤痕文学，而后引进的是现实主义，再往后便是无厘头式的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我们可以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可是我们时常感觉到文化贫血，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精神食粮，我们吃不饱。一个馒头造成的血案，能满足我们么？将《雷雨》狗尾续貂改编成宫廷戏，能满足我们么？男扮女装花枝招展媚俗小品、红杏出墙男盗女娼肥皂剧目，这一些，能满足依然健在的上一代人和求知欲旺盛的下一代人的精神需求吗？正因为贫血，我们才用炫目的舞美效果来掩盖，可再华丽的晚装也不过是绣花枕头，当全国的文艺创作者失去了超越《茶馆》和《东方红》的自信心，我们还有时代的优越感吗？当激情只剩下了肉帛相见，只浮现在压抑的呼吸声里，激情就离糜烂不远了。

我们整整一代人丧失了激情，如果追根溯源，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失去了梦想。

我们的梦想应该是什么？我想，它应该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众志成城铸就的一个强国之梦。在那个梦想里，无数颗记忆的亮点汇聚在一起，独放出一朵语言之花。从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到邓世昌将爱犬按入黄海之中，从黄花岗的义士到杨靖宇的殉国，从大跃进到两弹一星，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那是一个报仇雪耻的时代，那是一个崭新的没有一点儿尘染的时代。那个时代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个时代是黑白分明的，好人被人民拥戴，坏人被无情批判；那个时代阶级关系被重新调整，全国的文化精英都歌颂劳动者，郭沫若就曾写道见到一个锄地的老人，就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喊他一声爹，然后把它脚上的黄泥舔干净；那个时代劳动最光荣，懒惰最可耻，那个时代眼里不揉沙子，容不得有半点腐败。六十年前，从鲜血中沐浴后的中国，万象更新，气度不凡，若论激情，那是爱国的激情，是报国的激情，是展望未来的激情，一代中国人都摩拳擦掌，艰苦奋斗，使得积贫积弱的中国扬眉吐气。正是有这种激情，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支援了北越，教训了印度，苏联人陈兵百万不敢妄动，美国总统为访问中国专门学习使用筷子，而尼克松夫人因为到红色中国专门穿了一条红裙子。在那个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第三世界国家却一齐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梦想就衰微了呢？是哪一种意象的指引，将我们引向了修正后的种族记忆和无意识？屠格涅夫曾说，“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于是我们做了，我们开始忆苦思甜，以今日之是来反驳昨日之非。昨天我们没有钱，因为那个时代钱没有用处，今天我们有钱了，所以今天更像一个伟大时代。那种团结起全中国子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精神力量在商业文化面前土崩瓦解，厚黑学和犹太计谋甚嚣尘上，追逐利益和安适的风潮席卷沿海地区，人的价值开始慢慢被区分，原本的铜墙铁壁被解除了武装，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目标，所以不再需要勇士。

时代的脚步在加快了。我们现在称道的，不再是信仰和理想，而仅仅是不断更新的物质诱惑和满足欲望的成功。黑暗从灌木林中窥视，张着无数黑色的眼睛，人们越来越欲壑难填。我们被彻底改变了，我们在城市里为生计奔忙，无暇顾及天际的月光是如火还是如水，无暇计算还有多久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更无暇思考社会是否合理、分配是否不公。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庸庸碌碌的蚂蚁，我们没有理想，没有激情，所以弥漫在夜色里的是无尽的空虚与颓废，我们的大脑一片空白，像是病患的一代。这病患摧毁了村庄，摧毁了历史，也摧毁了记忆，只剩下荒诞不经的传说经久不衰。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去召唤昔日的梦想？去驱逐越来越多的AV女郎？还是做一个志愿者，重新呼吁下一代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好好活着了。《白鹿原》里有一个经典的小结：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都完了。

我们手里没有准备给全民族的强心针，我们只能救自己。我们还有微弱的梦想，还有一颗正直的心脏，当我们志向受挫、心灰意冷的时候，就一起站到太阳下面吧。太阳永远在天空，在海天相接的地方。

2009年11月6日22点5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