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王莽和杨广，这两个人实在有许多相似之处，把他们的年号并在一起倒也般配。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典型的伪君子，先是靠讨好精英集团，获取舆论支持从而夺得大权，登基后蜕变成一代暴君，最后被起义推翻不得好死。

　　

王莽之前的汉朝，从汉武帝黩武开始，导致官僚集团地主化，民间土地兼并严重。为抑制兼并、缓解矛盾，汉朝重用酷吏，用严刑峻法对待官僚和豪强。当时在酷吏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豺狼当道，不得复问狐狸”，动辄把地方上滥权枉法的官僚、地主家族杀得血流成河，人人自危，客观上对平民百姓有利。

　　

不过汉武帝逝世后皇室三次绝嗣，皇权式微，官权坐大。皇族为与官僚集团争权，于是重用外戚，致使外戚王氏世代掌权。

　　

王氏一族一贯奢靡成风，擅权专制。其中只有王莽从小接受精英式的儒家教育，有知识分子的风度，而且折节下士，尊重社会精英，颇有些现代人所谓的“民主” 气息。于是作为较开明的贵戚，王莽得到了士大夫集团的全面支持，被捧到圣人的地步，靠声誉走到国家权力的顶端。

　　

杨广与王莽的经历类似。他父亲隋文帝杨坚，论文治武功也算一代明君，行政理念与西汉多有相似，例如轻徭薄赋，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并且严酷地治理官僚集团。杨坚甚至派人故意给官员行贿，受贿者立刻处死。弄得官宦贵族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客观上保护了平民的权益。

　　

与王莽一样，杨广也是知识精英型的贵族，文采一流。同样因为礼贤下士，尊重士大夫，杨广从当时的社会精英那里获得了极佳的声誉，俨然会成为比隋文帝更开明的君主。于是官僚集团、贵族集团拼命帮助杨广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获胜。

　　

王莽和杨广夺得大权之后，有很多共同的特征，比如自恋（都把自己当做圣人），都重用知识精英（王莽重用刘歆；杨广开科举制），都好大喜功、喜欢搞形式主义，行政上推行精英路线，用专业的文吏执行繁琐难懂的政令。他们的政策大多听起来很美，实行中遭遇很多问题；而精英式的官吏集团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将之作为盘剥百姓的机会，严重恶化了国内的阶级斗争。

　　

在国内矛盾重重、不可调和的时候，两人都怀着唯我独尊的帝国思维，发动了对异族的大规模战争。王莽发动几十万人征匈奴，杨广更是要征集上百万人远征高丽。因巨额的军费和繁重的劳役，点燃了人民起义，二人最终被推翻、不得好死。

　　

王莽和杨广的人生经历，都比较符合韩非子《说疑》中阐述的道理。韩非子名义上是法家，可他最核心的思想是反对精英政治。所谓智法之士与当涂之臣，不可两存之仇也。他在《说疑》专门探讨了精英窃国的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利用权力勾结社会精英；

第二步是制造民间舆论吹捧自己、提升地位；

第三步是修正历史、制造舆论否定历代革命的正义（“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同时宣扬夺权思维（“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

——可见炎黄春秋的历史修正主义，几千年来一直都存在。

第四步则是公然夺权。韩非子说，如果亡国之君能够倾国力奋起一搏，还算明君。坐以待毙，最其下者。

　　

韩非在《说难》、《孤愤》中预言，如果斗不过当涂之臣，那么智法之士的命运就是一死。结果他自己被权臣李斯、姚贾合谋害死。随后李斯、赵高之流果然沿着《说疑》中预言的道路，帮助胡亥篡权，然后精英专政，欺上瞒下，加速了秦国灭亡。

　　

这些都是“建国”和“大业”两个词引发的联想，与电影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