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想解放应该有制度保障

田忠国

这几年，胡锦涛总书记足迹所到之处，可能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思想解放，但是，几年过去，在思想解放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既不知道水有多深，也不知道岸在哪里，如果说这不算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可以摸着石头在水里摸索），但如果在水里摸索的时候，你还什么都不知道来，有人一下子就监控起你（据说是国家安全部的），这就不能不说是个重大问题了。

所谓思想解放，按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直面中国的现实问题，思毛泽东所未思，想邓小平所未想，深入社会内部，发现问题，以期以最好的方法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其目的只有一个，维护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的生命。我是这样理解也是这样坚持的，并且与十七大报告高度一致，但却遭到据说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调查、监控，没有理由，没有说明，就差下我的大狱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不止想，现在除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之外，难道还有一个秘密的中央？如果有，这个秘密中央在哪里？都有哪些高官？如果没有，有谁能指挥国家安全部呢？如果有，这个秘密中央又意欲何为？再就是，我主张加强从权力结构、权力制度上制约权力，扼阻权力欲望对党的事业的破坏，对共和国未来事业的破坏，反对以个人利益网围堵中央，同时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通过制度程序形成国家意志，这才是确保党的宗旨不变，党的生命力不衰的有效途径，这些主张是和十七大报告完全一致的，再说，我的文章在先，十七大报告在后，我一点也没有抄袭十七大报告，既便是抄袭了十七大报告，也不至于被秘密调查，被监控的吧？

从个人经历上说，中国的思想解放需要制度保障。因为，没有制度保障，任何人在思想领域的独立思索，都可能冒犯某个官员们的利益，而掌控各种专政手段的官员，随时都可以把公权挪作私用，对他认为不合口味的人实施秘密调查或者监控。因此，我个人以为，权力制度化在今天的中国显得多么重要。

但是，光有权力制度化是十分不够的，因为，权力的制度化，既有可能导致公权民用，成为维护社会道义和公平正义的公器，也有可能导致公权私用，并且使公权私用制度化、合法化，中国官员的乱政，就是公权私用制度化、合法化的主要表现。

既然如此，那么，还有没有避免公权私用制度化、合法化的办法呢？我以为有，那就是民主审宪制，也就是说，从制度上落实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在制度或法律出台前，让人民审议。当然，你可能说人民不具备制定制度或法律的专业知识，否定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拒绝人民审议，公道自在人心，人民虽然不具备那些专业知识，但人民心中有一秆秤，那就是这个制度或法律公道不公道，合理不合理，在这方面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纵观这几年人们对民主政治问题的探讨，有部分学者以防止大众暴政为名，极力否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否定曾经在中国出现过的民主形式，张口闭口美国如何，但是，请这些先生注意的问题是，你所谓的美国民主，到了你那里就不是美国民主了，而是精英专制了，这是一，第二，美国的民主也是经过不断实践、不断修正、不断提炼，最后形成今天的民主模式的，试想，如果在实行民主政治之初，因为实践过程中就出现了错误或失误，美国人就把民主政治全盘否定了，美国还会不会出现今天的民主模式？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人民都可以不用思索就回答得出来，但唯独中国某些学者回答不出，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他们回答不出的问题，说穿了，就是他们为了维护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极力否定人民权利所致。

人们不要忘记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人民，而不是恶劣的精英，因为恶劣的精英毕竟是少数，而否定人民权利的精英就更少之又少了。何况，在精英队伍中还有人民的精英，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精英。无数历史证明，谁否定人民的权利，人民便会行使自己的否定权否定他的权利，当然，当无法使用和平的否定权时，人民便会使用暴力否定权。

令人倍感悲哀的是，中国的今天，人民的精英却成了孤立的少数，比如说张宏良、刘永佶、仲大军、俞可平、胡锦涛、马宾、江涌、徐景安等等，当然，我这样划分不是以思想划分的，而是以有没有人民的情感划分的，而情感上的相同，思想上的多元，必然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参照系，而不是一种思维，一种方法。但为什么人民的精英成了孤立的少数呢？这与这些年结成的利益之网有关。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织成的网，对上围困中央，对下实施专政，对人民的精英实施孤立，因此，现在到了中央痛下决心，使党的宗旨，通过制度程序的途径转化为国家意志，打破利益集团织成的利益之网，杀出一条人民民主的血路，只有这样，思想解放才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而不是停留在中央和人民的向往中。

2008年2月9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