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仙逝以来，转战在中国网络的人权卫士们掀起了一股异常的骚动。他们不屑以歪曲事实、逻辑诡辩和歪理邪说的手法，不断向逝者施放蛊惑人心的冷箭。尤其是那些在美国混了几年、喝了几瓶洋墨水的所谓人权卫士们，不是指责钱老不值得举国表彰，就是说不应当成为当今海归爱国的榜样，更有翻箱倒柜地搜集钱老几十年前的一些言论进行无端攻击。似乎只有像他们那样成天把民主、人权当作棍子挥舞，才是爱国的壮举。他们如仅是在意逝去老人的名誉荣辱，无疑是近乎变态；但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狂妄渲泄反毛和阶级宿怨。下面略举几例人权卫士们的拙劣表演：

一位转战各大网站的博客说：钱先生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文章里，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

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上述言词是被人权卫士们喋喋不休反复炒作的话题。他们自以为得意，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保留节目表演；但真正道德沦丧的不是钱学森，而是这些无事生非制造事端的所谓人权卫道士自己。

首先，钱学森当时刚从美国回来没几年，只是国家科研机构一个部门负责人。在当时信息传播渠道极少的情况下，在社会上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也不会很多。而且他在文章中也没有以单位或职务名义署名，纯属个人言论和学术自由范畴。

其次，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58年下半年，社会上的浮夸风已经很盛行，毛泽东在一次接见钱学森谈论卫星问题结束时，问起钱学森对当前不断有粮食高产报道的看法时，他才依据原理说农业生产同太阳的光合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现在的农业，对太阳的光合作用的利用还远远不够，人类一旦大胆而充分地利用了太阳的光合作用，农业产量将会成倍、乃至几倍地增加。因此，创造出放卫星的高产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是，钱学森早已认错道歉。他事后经再三请教农业科学专家，当他知道自己的意见存在着片面性时，多次作自我批评。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参观火箭模型表演结束时，钱学森主动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错误呀？”

“那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事后我请教了几位农业专家，他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钱学森诚挚地说道。

“噢，原来你钱大科学家也是冒叫一声呀！”

这些事实早在2007年就在网上流传（中国网 china.com.cn）。人权卫士们每天都在各大网站赚取点击率，想必不会没有看到这些事实。说钱至今没有认错，除非是因为没有向这些大言不惭的人权卫士去当面道歉而故意颠倒黑白罢了。

四是，钱的文章内容并没有出格。著名物理学家瑞利说过：“当一位杰出的老科学家说什么是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对的；但他说什么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错的”。正如我们听到一些生命科学家说人的生命如果……时，一般可以活到几百岁时，并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其中的“如果……”的条件目前是不可能全部实现的；但是当一个门诊大夫对病人说你可以活到几百岁时，人们才会说他胡说八道、后患无穷。同样钱学森不是农业专家，只是力学专家依据力学原理说了“一旦条件具备会如何如何”这样一个在科学领域被无数次使用的公式。这种预测和假说恰恰是任何一种科学得以不断推向前进、实现科学无止境的基本条件。因为谁都应知道“充分利用光合作用”的条件，在当时是远远不具备的；也只有白痴们才会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人不可能懂得这种预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人权卫士说钱的文章助长了当时的浮夸风，那么从发文到他的认错道歉也就是两个来月的间距，这对当时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并不有多大影响的一篇短文（毕竟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规范性文件），夸大其要承担饿死几千万人的连带责任，未免太居心叵测了。科学预测有偏差或失败司空见惯；要求科学预测立竿见影，无疑是把科学看成了小孩玩家家那样简单。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是人权卫士们的口头禅，但他们如此对待钱学森的学术观点，足见他们嘴中的“人权”二字是十分不值钱的。

还有个自称为比较“另类”的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师咬文嚼字地说：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干。这话咋一听是铮铮铁骨、掷地有声。可仔细一揣摩其实是大有问题。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都能干吗？如果心平气和地讲，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却不能干的事，其实实在太多。比如，外国人在搞三权分立，搞多党轮流执政，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干。”

一个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师如果不知道钱学森说此话时的背景，也不至于可以作出如此断章取义下的任意扩大解释。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你们喋喋不休地说要学习美国，难道就是要学习美国滋生的爱滋病、校园枪击、种族歧视吗？

钱学森说这话当然是有明确“宾语结构”的。他说到哈尔滨参观军事工程学院时，当时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见我。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火箭、导弹行不行？我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如此明确的“宾语结构”，在一个高中语文教师那里竟然变成了什么“三权分立”和“轮流执政”；是这位至少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属冒牌货，还是执迷于“体制”叫嚣而走火入魔，以至于丢人现眼也顾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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