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武训——也说茅于轼


如果拿武训来比喻茅于轼的话，那么，茅于轼的所作所为就相当好理解了。

无论是武训还是茅于轼，如果单就他们的个人的一些品行作为来说，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可以算是好人，也有一些个人的善行。如武训通过行乞讨钱来给穷人孩子办学，茅于轼从富人那里化缘来给一些穷人办一些事情等等，单就他们的这些个人行为来说，把他们看作善人也说得过去。

单就武训茅于轼们的这些个人行为的表面现象来看，似乎的确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如果人们对现象问题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表象的话，而不去关注时代背景的话，那人们是无法深刻透析现象背后的实质的。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当今中国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来说，都处于矛盾突发期，应付不当就将导致社会大动荡，应付得法可能走向黄金发展期。在这种局势背景下，茅于轼热衷于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众多的媒体也疯狂地吹捧茅于轼，这对于正处于严重贫富分化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吝于要对已经快沸腾的油再加一把火。

就茅于轼个人来说，据说其个人生活非常简朴，他一面热衷于宣扬巩固富人剥削阶级的地位，一面又一副慈悲的样子搞点小恩小惠给穷人，当然，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为维护社会稳定有一些贡献的，但这种贡献实质上还是为更好地为维护富人剥削阶级的地位服务的，因为一旦社会失控，富人阶级同样会遭殃。中国社会出现严重贫富分化的根源就在于失控的私有化狂潮和严重的腐败贪渎现象，由此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急剧分化，由此为社会失控埋下严重的不稳定因子。茅于轼的行为根本不是去触动私有化和腐败这个根源，而是通过个人的小恩小惠来试图为社会的不稳进行一些可能的修补，而根本目的还在于更好地维护富人剥削阶级的利益。茅于轼把对富人剥削阶级的忠心掩饰在个人的生活简朴和对穷人的小恩小惠上，这样就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而宣扬茅于轼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为维护富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茅于轼还利用中国社会现在比较繁荣的一面来抨击毛泽东时代是个“穷人国”，并以此作为歌颂富人剥削阶级的理由。现在对这个问题也做一点分析。

对于毛泽东时代来说，如果只看中国内部的情况的话，因为分配相对均衡，整体上国人没有相差特别悬殊的情况，当然也就不存在贫富严重分化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既不存在特别富有的群体也不存在特别贫困的群体，既然如此也就无所谓富人穷人了，大家都差不多嘛。

当然，如果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的话，那么说毛泽东时代是个穷人国也还算成立，不过，就算拿今天的中国跟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不还一样相对贫穷吗？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完成奠基工作，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人们省吃俭用，艰苦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给中国打下一个强大的工业经济基础。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哪有改革后的富裕变化呢？看问题如果脱离了历史，那样得出来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能说后人有树乘凉了，就忘了前人栽树了；不能说后人有井水吃了，就忘了前面的掘井人了。

如果中国真的做到了象邓小平要求的那样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那么，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丰富，这样就能够实现相对公正的社会分配，那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真的唾手可得了。但是，遗憾的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有化和腐败狂潮中遭到了严重破坏，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存在的基础也不存在了，一小撮暴富群体诞生了，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复杂，社会的稳定性遭到严重冲击。面对此情此景，茅于轼们以及宣扬茅于轼们观点的人，无异于正在向中国已经出现的严重的社会裂痕的伤口上继续撒盐，这也无疑对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增加了严重的干扰，甚至严重的破坏。

从武训到茅于轼，原来历史是这样重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