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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集：发展模式、制度模式与环境政治

沿着发展路径节能减排

——建立节能减排的中国标准

李稻葵（作者：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摘要：气候变化以及如何防止气候变化，已经上升为世界性的、超越意识形态争论、超越文明价值冲突的最重要的话题。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应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国内坚决推行节能减排，制定并公布能源价格调整时间表，使能源需求在可预见的时间里趋于理性；同时以我为主开展国际研究，提出节能减排的中国理念和标准——按照发展路径减排，从而代表发展中国家，主导二氧化碳排放国际谈判。

“资本的逻辑”：看透与限制

——生态价值观与生产、生活的渐进革命

卢 风（作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摘要：今日之中国，“资本的逻辑”已成为约束制度建设的最有力的“逻辑”。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资本的逻辑”所支配的社会是极度畸形发展的社会，是物质文明如肿瘤般膨胀而精神文明极度萎缩的文明。走出生态危机的惟一出路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限制“资本的逻辑”。这既需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独立地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去创造发明真正适合自我的生活方式，又需要国家制定鼓励适度消费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

“增长经济”及其对中国的生态影响

——红绿生态社会主义选择的可能

郇庆治（作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摘要：中国的发展，正日益呈现出一种“增长经济”而不是“增长中经济”的特征。中国所面临的真正生态威胁，是经济与社会对经济增长本身的不断增加的依赖。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许可以成为更有效地抑制与逆转增长经济化的趋势，尽管并没有任何中国肯定会这样做的保证，而且即使选择这样做也未必能成功，但生态社会主义的选择极可能把中国带向十分不同的未来——一个更加绿色的中国。

“反增长计划”能否超越增长经济

【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作者：希腊籍英国自由政论作家，《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主编）

摘要：“反增长计划”的目标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的增长社会，其策略是一种价值观和思想的变革。而目前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多重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集中。立足文化变革的反增长，无法撼动现行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资源市场配置的制度安排。可行的路径是建构全新的经济组织体系——不再受制于市场经济原则，而是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要，以及由全体公民决定要实现的非基本需要，最终取代跨国公司和市场经济体制。

地区共同体：生态政治学的典型处方及其问题

李义天（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所）

摘要：生态破坏的症结在于人类社会政治结构本身——阶层制。谁为当代经济增长、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付费，而又是谁从中受益，这是环境正义运动的核心问题。地区共同体——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态政治学的典型处方，难以克服生态系统连贯性与人类政治结构分割性的矛盾。生态社会主义倡导消除资本主义，消除由逐利而来的排他性紧张关系，提供了一种全球主义的生态拯救的可行路径。

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

——可持续社会的路径选择

【印】萨拉·萨卡（作者：生态社会主义权威学者）

摘要：资本主义框架下，增长的冲动永无止境。社会要可持续，应当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而这只有在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的前提下才能发生。未来社会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计划的，主体部分是国有化的；工人被给予工作保证，病人、老人和幼儿得到社会机构的关照，否则，社会的大多数将不会接受一种退缩政策；更大程度上的经济平等是必要的，以便使人们接受必要的牺牲和较低的生活标准。

社会民主主义的“绿化”与生态社会主义

李 宏（作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要：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所关注的重点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关注资本如何使人异化并致力于人性的恢复和社会的平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吸纳借鉴绿色运动与生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传统的对人与社会的关注扩展到对人、社会和自然，环境保护成为其与自由、公正、团结等基本价值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新奋斗目标。如果说生态社会主义是改革派，则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改良派，“红中有绿”是其现时段的特点：生态问题只是被添加到原有的意识形态中，是补充而不是替代。

中国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生态社会主义

肖显静（作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不完整的西方现代性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化而非价值理性的现代化，是表层的物质现代化而非深层的精神现代化。这种不完整的现代化制造了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目前以及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追赶，而是超越。超越不可能以原来的观念、传统的道路——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为基础。把维护全球性的生态平衡和实现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给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支点和视角。

社会主义与技术：一种部门性观点

【美】维克多·沃利斯（作者：美国柏克利音乐学院政治系教授，《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编辑）

摘要：生态保护所需的框架与资本主义特征对立。在资本主义下，农林渔业、工业交通、信息通讯、军事、医疗保健等部门尽管技术成就巨大，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市场无序、追逐利润、受惠对象的选择性而非整体性。从长期来看，生态保护所需的框架将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不在于对技术的特殊发明，而在于对社会的重组，使得对技术的选择不再建立在可销售性和利益潜能之上，而是建立在与人类和自然界的整体要求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

生态足迹的性别化差异：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澳】艾瑞尔·萨勒（作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资深编辑）

摘要：性别歧视已经渗透进了诸如积累、劳动、阶级、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等的理论构建。造成生态足迹性别化的原因除了性别盲点之外，就是相关职能部门决策的男性化倾向，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存在。女性在管理具体的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循环方面的技能，以及女性对如何最好地实现具有生态可持续性的社会正义和文化自治的更为了解，预示了建立一个公正的和可持续的未来所必需的再生认识论。

自下而上，建构生态福利国家

——韩国的生态社区和协会运动

【韩】具道完（作者：韩国环境与社会研究所所长）

摘要：韩国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成功案例。对韩国发展模式可持续性的评估却表明，韩国的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性：工业主义范式是以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不能认识到生态体系承载能力的有限性。韩国考虑改革发展模式：生态化范式中的福利国家生态主义，是目前最为可行的发展模式，但它也有不少局限。生态社区和协会运动自下而上的转型策略，批评了国家的暴力和不称职。通过这一反思性力量，我们有可能扩展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视角下的农业政策评估

【日】丸山正次（作者：日本山梨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摘要：与工业生产方式类似的现代农业，威胁着农业的可持续性。无力机械化耕作的农户家庭被迫弃农，农村合作社难以维持。农业问题演变成了农村家庭问题，并进而演变成了村庄的问题。生态社会主义强调农业劳动本质上是具有生态关怀的劳动过程，为农业和环境的保护提供了理论思路。重视农业广泛的社会功能的日本新农业基本法，是将环境保护原则整合入农业政策的实践。但要将农业与环境保护真正融为一体，必须建立一种让本地居民为了切身利益而保护环境的农产品市场。

中国的环境运动：中西比较

崔 凤 邵 丽（作者：崔凤，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摘要：工业化下严重的环境后果，催生了世界环境运动的蓬勃发展。西方的环境运动已经经历了自然保护运动阶段、环境保护主义阶段和生态保护主义阶段，重点已经从地方污染议题转到全球环境问题。中国的环境保护运动有民间组织、知识分子和政府发起三种，主要还处在以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地方性思考、地方性行动”阶段。其中，民间环境保护运动作为在中国环境治理结构乃至社会结构中出现的新型力量，令人瞩目。

改革开放研究

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姚 洋（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经济学季刊》主编）

摘要：中国过去30年的骄人成就体现在经济的高速增长、贫困人口的巨大下降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平稳转型。创造中国奇迹的动力，是经济发展初期的高储蓄率、投资率和较高的人力资本。世界的竞争，是思想的竞争。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性政府、财政分权、务实政党、新民主化道路——将在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治理方式和民主问题上，对世界、对成见提出挑战。

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危中之机

——从90年代三部小说看社会思想转型

韩毓海（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摘要：90年代是20世纪的终结，“大写的人”遭遇了市场化，“人的文学”面临危机。《白鹿原》代表的理学世界观，在非阶级化的人性偏好下，将“民族的历史”演绎成“民族的秘史”；边疆作品《尘埃落定》，深耕多元文化，拒绝“市场经济化”与“体制化”，保持了生机活力；《马桥词典》从事民俗学和文化民主的写作，致力于复兴那些由于被视为“方言”而遭到排除、压抑的人类精神活动。随着社会分化、区域间隔以及全球化，出现了具体的人、阶级的人、鲜活的人，这是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危中之机，是一个值得展望的文学自由的时代。

文化研究

中西文化的隔膜与文人的玩世不恭

——由胡适欣赏杜威谈起

彭小瑜（作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教授）

摘要：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开放性过于乐观，忽视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思想、文化接受中封闭、隔膜的一面。胡适对杜威反天主教思想无批判的认同，及其对宗教的玩世不恭，导致了他缺乏理想与激情的社会见解，典型地反映出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过程中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如果胡适能够对杜威的思想不是一边倒地崇拜，而是置放于当时美国和整个西方文明的语境中给予更加深入的考察，他对“主义”以及宗教信仰的力量会有更加实事求是的认识，或许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见解会更深刻，也会更好地完成他传播西学到中国的使命。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