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还是倒退？

姜伟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发展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其大体经过了建国前、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三个时期。回顾历史、观察现实，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于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方针、方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党的教育事业是由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建的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事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探索中创建起来的。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教育事业是与历史上的一切教育根本不同的，它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的建立是对一切旧教育的一场革命。封建社会的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从根本上说都是为培养少数统治阶级的精神贵族和精英人才服务的，而把广大贫苦劳动人民排斥在受教育之外。在这种制度下，享受教育的权力只是上等人和有钱人；而劳动人民只有受奴役、受歧视的份儿。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而属于地主的文化又都是由农民创造的。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亲自感受过旧学校的腐败和弊端。早在1921年，毛泽东与一些进步青年发表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就尖锐地指出：“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之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授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残践人性。人的育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能回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独立的人格。……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迷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这里，对旧社会学校教育的认识是何等深刻和真实！——“金钱主义”、“文凭主义”、“商业交易行为”、“残践人性”，这只有从那种学校生活中过来的人们才可亲自体会到。

作为一名青年时代毕业于师范学校，又从事过教师工作，后来走向革命道路的毛泽东，不仅深刻地体会到旧教育的弊端，而且更清楚地知道教育在改造社会、解放民众方面的重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治国的思想无疑也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在毛泽东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之后，他是完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施这一远大抱负的。废除旧教育、创造新教育，使广大工农大众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力，这一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一个伟大目标。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不管在多么艰苦、严峻的斗争环境下，都把教育放在首要地位。革命发展到哪里，学校就办到哪里。教育成为他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26年、1927年，毛泽东就先后在广州、武汉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先后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一千多人参加学习，毛泽东亲自讲课，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并成立了中华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在毛泽东领导下，一个以广大工农群众、红军、青少年为主体的教育高潮迅速蓬勃地发展起来。那时不仅建立了中国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大学以及许多干部学校，而且还有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苏区师范学校、步兵学校、医务学校以及列宁小学和各种业余学校、农民夜校和识字班、随军训练班等。当时“苏区”成了一个革命大学校。

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其报告中宣布：“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①这标志着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教育的雏形在中国开始形成。

①《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翻印，1957年出版，第285-301页。

苏区的教育虽然由于当时革命的失败而存在时间较短，但它在后来的延安时期又得到继续和发展。从1935年底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在延安、陕北生活战斗了10多年，这期间也是党的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在延安及其周围这个不大的地方不仅建立了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而且还建立了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讯艺术文学院、女子大学、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来延安学习和工作。当时的延安被称为中国“革命圣地”，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而且也是与这里的进步思想教育及其辉煌成就分不开的。

1944年到延安考察采访的西方记者斯坦因，在其《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开头就说：“延安看来乡气、安静、朴素，与其说象中国共产主义的军政中心，毋宁说更象中世纪学院的校园。”每天当朝阳映红宝塔的时候，在响亮的军号声中，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医院的干部、战士、学生、工作人员走出窑洞，在场地上出操，在延河边洗刷，然后进人一天的紧张学习、工作和训练。在河谷里、山坡上，羊、牛、马在吃草，农民在田地里工作，不时响起信天游的歌声。延河边穿着兰白衣服的医护工作人员、灰兰衣服的学生、战士，有的在洗衣服，有些在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救国的前途……”。斯坦因把当时延安比喻成“中世纪学院的校园”，当然是不确切的，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延安确实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校，处处洋溢着浓厚而高涨的学习、教育气氛。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也称：“这个大学大约是世界上唯一的”。当然，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新式的大学。

从江西到延安，在当时紧张而艰苦的斗争环境里，毛泽东亲自抓教育。在江西时他亲自担任过苏维埃大学校长，还提出了“十大教授法”。在延安时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经常到各学校讲课做报告。他还亲自为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学校题诛制定校训，为“文化课本”写序等。1941年毛泽东就被党内的同志称为“布尔什么维克教育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陈云等也都亲自参与各学校的教育工作，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他们都经常到各校给师生作报告、讲课，在中国教育发展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同样，在其他各个根据地和解决区共产党也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各类工农兵学校、夜校和儿童学校普遍建立起来，在乡村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新高潮。

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的大众化教育事业，受当时条件限制是很不正规、很不完善和成熟的，但它却体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教育观念的最本质的内容和总体方向，对推动中国民众的翻身解放，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它以其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指导意义。

二、建国后毛泽东对教育改革的宝贵探索

1949年以后，随着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党的教育事业更加迅速发展。

1950年毛泽东发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的伟大号召。①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城乡教育以广大工人、农民的扫除文盲为重点。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下，建国初，全国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小学、农民夜校和速成训练班等，每县都建立了中学。当时虽然学校条件很差，校舍大多简陋，教师水平不高，但却基本上实现了适龄儿童和全体青少年的普及教育，使大批祖祖辈辈从无进过学校门的贫下中农都上了学。这时学校完全是大众化的，非正规的，大家不分出身贵贱、男女、程度高低，都在一起学习。学校里不仅学识字、学文化，而且学唱歌、学跳舞、搞体育活动、参加劳动、排练文艺节目、搞宣传活动等，气氛热烈，精神高涨，大大活跃了整个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当时的学校成为农村政治文化的活动中心，是广大群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起了重大作用。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不仅使大批青壮年农民扫除了文盲，学会了算账、记账、写信、看书读报，而且掌握了一些普通科学知识，农业知识等，其中部分学生升入中学及其他一些高级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教育体系的建立大体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从解放前的大批公立和私立学校、学院接受过来的；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各类学校发展而来。随着全国解放，这些学校中有一些转移到城市，逐渐发展成各类军事院校、干校以及国民教育的院校；三是建国后根据教育和各项事业发展需要，各级政府新建了大批学校等。到了50年代中期，基本上形成从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一个结构完整、专业齐全的国民教育体系。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面貌。正如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映，又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反作用。

①1950年5月1日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

为了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经过长期探索，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时，对各类学校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和部署。教育部门还制定了大、中、小学工作条例。各级学校贯彻毛泽东、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指导思想，在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中，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为社会主义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

毛泽东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他还多次指出：工厂、农村、公社、机关、军队等各行各业都应办学校，实行全民教育。各级党委都要抓教育。要不断改革旧教育和旧学制。这种思想对于打破那种由少数精英办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旧模式，使教育从殿堂里走出来，面向群众、面向社会实践，培养大批的劳动者，具有革命意义。

50年代后期，有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半工半读”、“办农半读”的办学方式。对这种新的办学方式毛泽东、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非常支持，多次指出：半工半读、办农半读、勤工俭学，用较少的经费解决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受教育的问题，有利于教学.与实际相结合，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1964年党中央召开专门会议，决议在办好各类全日制学校同时，要积极办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同时推行、互相补充，以拓宽办学途径，加快对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决议积极发展高等业余、函授教育。毛泽东说：“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①

①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中国教育应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这是面临的新问题。当时各类学校大多仿效苏联的教育模式和方法。这种教育方式是以实现“正规化”、“专家治校”、追求“智育第一”为其重要特征的。受其影响，学校一度出现课程多、学生压力重，教师大量进行课堂灌输的倾向。很多学校恢复八股式考试制度，把培养选拔“尖子生”作为重点。这种正规化的办学方式，使教师与学生都遵循一种固定划一的标准和范式，在严格管理的口号下使革命年代那种生气勃勃、师生一体、实事求是、学以至用的办学传统逐渐淡化，不同程度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埋头读书而不闻时事的风气。旧社会学校的某些特点开始显露。

对于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他不断发表批评意见，对教育改革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和指示。这里不烦摘录如下：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长，这样不行”。

“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跑跑跳跳、打球、游泳、看点电影，那是不行的。”“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育方法、考试方法这方面要改。”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只要三分、四分就行了。

“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牛、羊、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他多次举例说：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都不是读书很多的人。凡是当状元的大都没有多少真才实学。

教师在课堂上“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你们教学就是会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要拿出时间“多让学生思考、研究，大胆、主动地去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的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拘束。”

教师“讲课讲不好，要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听得无味，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

针对那种害人的考试做法，毛泽东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商量，可以抄别人的，甚至冒名顶替。你原来不会，看看别人的，抄一遍，会了，这不也好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要“减少门数，减少分量。为的是全面发展。”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知识分子、教师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农村去，密切联系实际，加强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在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要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办学，“招生时就要说清楚艰苦奋斗，不要(把学校)讲得太好。师生同甘共苦，共同办学，发挥创造精神”，“不要欺骗学生。招生，不要瞎吹，不讲困难，只讲好的。”

对于教育界照抄苏联的做法，毛泽东批评说：“你们管教育，教育部是苏联教育部，还是中国教育部？”等等。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关注和重视。表达了他在教育改革问题上的一系列独到见解和崭新观念，是十分精辟和富有启迪性的。其中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思想，也是对旧教育方式的大胆挑战。这些论述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站在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立场上看问题以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自己的教育方式的科学态度，同一切旧教育方式和照抄照搬外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它对于指导我们搞好教育改革永远具有宝贵价值。

毛泽东对当时我国教育状况的批评，在我看来，只是针对某些极端的情况和不良趋势而发的；而就当时整个教育发展来说，成就还是巨大的。问题虽然出现，但当时尚未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从那时学校过来的人们都体会到，那时学校的校风还是正的，方向路子是对的，师生关系是健康融洽的，培养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给一代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回忆。

但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却十分严重。尤其是到60年代中期，问题已被上升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毛泽东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总体上是贯彻了修正主义路线，复了旧。正是这种估计，成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6年8月《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为了搞文化大革命，各类学校都一度“停课闹革命”，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批判“师道尊严”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成立红卫兵组织、参加“革命运动”等。当时中央通知：1966年大学、中专学校推迟半年招生。但由于后来情况变化，却停止招生了三年之久。1970年才开始试行从中学毕业后参加了三年以上实践和工作的工农兵中招生。

在“文革”期间，各类学校的教学课程、内容大大减少，学制不同程度地缩短，考试被取消，学生、教师大量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包括“破四旧”、“大串连”、“步行长征”、“拉练”、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等。到1970年后才逐渐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当然，当时的教育并非一切都是荒唐的。那时各类学校学费低少，保证广大工农家庭的孩子普及义务教育、能够全部就学(到初中)，至今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从十年的对比看，各级学校的在校学生数除高等学校有所减少(由67.4万减到56.5万)外都有大幅度增加。据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1976年对比1965年，中等学校(包括普通中学和中专)在校学生由1431.8万人增至5905.5万人，是原来的4.12倍；小学生由11620.9万人增至15005.5万人，是原来的1.29倍，其绝对数还超过了改革后的1979年和1980年。普及义务教育发展很快。

对“文革”的作用和历史影响本文无意研究，但显然的，“文革”之后，中国教育又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进入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时期。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教育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与整个经济形势一样在学校数量、招生培养规模、教学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校舍建设和教学设施等方面大部分学校都全面更新，即使许多乡镇中学也建起了楼房，教学手段也向现代化发展，更不用说城市的学校了。

这个时期的教育发展，是在全面和不断深化改革的口号下实现的。然而这种“改革”与我党历史上的改革根本不同，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的，以前几十年的教育改革一律被视为“左”，而一直被改革和批判的旧东西，却成为一种新观念，又重新恢复和发扬起来。

然而.20多年过去了，教育状况究竟怎样呢？“教育改革”带来了哪些实质性变化？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有个清楚认识了吧？

1. 从大众教育到贵族、精英教育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这向来是封建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批判这种旧教育制度中，我党长期间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正确方针。然而在改革中这一方针被视为“过时”，几乎所有学校都在以追求升学率和培养尖子、精英、名人为目标。“学而优则仕”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学校领导、教师、家长以至整个社会无不都是公开鼓励学生将来要“当大官、挣大钱”、成名发财。“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你就去当农民、登三轮车”，这几乎是所有成年人教育孩子的一个普遍方法。在这里，劳动者被公认为一种人生的悲剧。20多年改革，一批大富翁、新官僚、知识精英登上了社会显著地位，而工人、农民重新被置于社会最底层。在人们眼里，劳动者不仅不再光荣，反而成了一种无能和羞耻，而“当大官、挣大钱”成了人们公开争取的口号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更加自觉地充当着培养少数精神贵族的作用。看各地一些上档次的学校岂不都是公开以“贵族学校”、“精英学校”、“绅士学校”之类所标榜的吗？

有些人一直在向人们灌输：“当代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在这个社会里，只有知识精英才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决定人类的命运；而工人、农民、劳动者已经变成一种“落后的生产力”，不再是价值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甚至是社会的一种深重负担。“弱者”只有在竞争中“被狼吃掉”，社会才能加快发展！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只有贵族和精英，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阶层是社会的基础，是国家的主人，是最强大的生产力。尽管科学技术再发展，任何高明的“设计师”和领导者也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图纸和决策方案永远不能自然形成物质产品。如果没有农民种地，全体人民都得饿死；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工人，城乡一切建设和活动就得停止，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现代社会是高度知识化的社会，但仍需大量依靠工人和农民。如果人人都去当官、当上等人，那么谁去当劳动者？既然学校教育都公然以培养精英、权贵为目标，那么谁去培养广大劳动者？

人们知道，宣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厌恶劳动、鄙视劳动者，这是数千年剥削阶级的教育意识，难道说今天有人又重新发现了它的现代意义了吗？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曾经是老百姓对旧学校所培养的学生的一种讽刺，然而这种现象在今天岂不是又重新出现了吗？一些农村出去的大学生，原本是非常纯洁、朴实的好孩子，但在大学里受教育几年，毕业后就变成花天酒地、留长发着西装的洋哥，前后判若两人。原来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传统美德荡然无存。他们不仅再瞧不上农村和农民，而且有些人连父母、兄弟姐妹的情义也忘记了。为了供养一人上大学，父母省吃俭用；倾尽家庭所有，有的去卖血，有的去借债；兄弟姐妹为此也有的退学，有的外出打工，甚至有的被迫为娼。但毕业后，有些大学生不仅无图报之思，而且有嫌弃之意，大学生遗弃父母、虐待父母、兄弟反目的事例在媒体上多有报道。很多大学生毕业后，不仅不愿意再回农村或艰苦地区工作，而且连本国也看不上，而是抢着出国，以混入洋社会为荣。有些人一去不返，与父母、家乡音信全无。有人说：现在的学校都是在培养劳动人民的背叛者。教育究竟在为哪些人服务，这岂不是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吗？

2、从全面发展到应试教育

“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这是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学校考试制度的一种讥笑。在考试制度上，也是当时毛泽东所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为此“文革”中曾一度废除了考试制度。但在改革以后，教育领域不仅全面恢复了考试制度，而且其严酷性更加变本加厉。在新的制度下，考试成为选拔和录用人才的唯一途径。考试成绩不仅是各类学校招生、录取的唯一标准，而且也是分配、求职、改变人的地位和命运的决定因素。学生从入校门起，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漫漫求学路，整个是在同考试拼搏的过程，人的青春大部分在考试竞争中度过。无论是教或是学，除了追求考试分数和升学率，其他都变得毫无意义。

为了应付考试，学生不得不以大量时间死记硬背概念、定义和教条，各种“复习资料”、“考试辅导”之类装满了学生的书包和课桌，这就使学生无法接触社会。在很多学校里，不仅社会实践课不存在了，而且连音乐、体育、美术等课也很少安排，学生大量时间被圈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灌输，关起门来读、背、写作业，然后接受考试。这成了学生唯一的学习生活内容。

在学生的背后，又是家长、老师们的竞争。许多家长对孩子定下了严格的规矩：如果考不到100分或前几名，就不允许看电视、娱乐或出门与同学来往，甚至挨打或不让吃饭；有些教师也规定学生如果考试成绩达不到分数线，就要被处罚，甚至遭到人格羞辱。这些来自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压力远远超过了考试本身。多年来，各地学生因不堪重压而患心理疾病、自杀、出走以及走向犯罪的现象逐渐增多，多少纯真的生命为这种教育制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另一方面，人们看到，同这种考试制度相伴随的是考试作弊现象的大量产生。考试越是被神秘化，就越是诱发人们去亵渎它。在五、六十年代，尽管当时条件差，考试方法简约：考卷一律是油印，考生两人一桌，考场大多一位老师监考，但是作弊的现象却很少发生。而在目前，考试制度越来越正规，考试方法越来越严密，防作弊手段越来越高明，考场实行单人单桌，考卷有密封线，监考人员如大兵压境，但仍不能克服大量存在的作弊问题。每年高考，顶名替考、泄题、出卖考卷或答案、涂改个人资料等舞弊事件各地都有发生。考生夹带字条、答案，从衣服里、皮肤上到裙子底下等无不尽有。尤其是近些年，现代通讯工具也用于作弊之中，场内场外相互连通。参与考试作弊的不仅有学生、家长，而且有老师、考务人员，还有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造成这种局面的，难道不正是考试制度本身吗？

或曰：难道说学习科学、知识不是重要的吗？智育不是第一位的吗？

世上大概没有任何人会比劳动群众更加知道缺少科学知识的害处，更体会到掌握科学知识的迫切性了。然而在一个以金钱、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科学、知识不过像是一个婢女，只有被玷污的份儿。知识精英们早已把学习看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知识不过只是实现其上爬的一种手段，完全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如有实现目的的捷径，知识同样可以被抛弃。目前，连在校的小学生都知道：“学习好不如有个好爸爸”；在大学里，则普遍流行“学的好不如嫁的好”的说法。看吧，在目前学校里，有多少学生还以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袁隆平等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和学术泰斗为崇拜偶像呢？更多的人所想往的已经是比尔.盖茨式的大富豪之类了！在大学里，崇拜权贵、追求财富更是多数学子们的价值观念，只有傻子才相信什么“知识就是力量”，而在那里真心下功夫苦读苦钻？

在目前各类学校里，从教师到学生都在越来越多地探索如何以各种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方法取得学习成绩和成果了。在教师中，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花钱发表文章和出版论著，以行贿方式获取职称等事件不断发生。受其影响，学生中毕业论文和研究成果中的抄袭、代笔现象更是大量存在，学习成绩中造假的方式多种多样；各种“假文凭”、“假学历”，包括“假博士”大量充斥于社会，已使人们对其真假难分。究竟是谁在使知识、科学，遭到这样前所未有的亵渎和践踏呢？这难道不正是目前的教育制度本身吗？

教育精英们竟然认为只有考试成绩好的才是人才、优秀者，否则就一定愚蠢、不是人才。他们空喊“解放思想”，而实际上脑筋却牢固禁闭在书本知识中。实践说明.人们接受知识、技能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高素质的人才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仅有书本知识是十分片面的。毛泽东过去曾大量例举说明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并不是读书学问很多的；而中状元的人大多都是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现实社会的发展更加证明了这一精辟见解。

“文革”时期全国大学一度停止招生，当时高中毕业生有的下乡，有的参军，后来他们参加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创业者，同样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奉献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绝大多数人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却在实践中学习了不少最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无论是从事生产第一线工作的，还是从事教学、科研、新闻、文学、国家机关工作的，大多都是本单位、本部门的业务骨干，谁能看出他们比后来大学毕业的在整体素质、水平上差吗？全国劳动模范、青岛港工人许振超只有初中程度，是“文革”时期“老三届”毕业的，但在技术上却创造出了世界同行业的一流效率。他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什么文凭，但不可以没有知识，不学习科学。在实践中，工作中同样可以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这清楚表达了当代工人阶级的知识观、教育观。

长期以来，有人把“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视为“被耽误的一代”，是“科学和知识的空白”。他们看不到正是这一代人是八、九十年代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中坚和骨干力量，在各项事业中发挥着主力作用；正是这个时期是我国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各项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事实完全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及其险恶居心。

3、从义务教育到“教育产业化”

中国的改革是以引进商品制度、市场机制为其重要内容的，商品关系同样渗透于政治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党政部门、大小官员不管其工作职能是什么，无不都是把“创收”和“赚钱”放在中心地位，名之日以“经济为中心”。在现实的中国，利益驱动成为推动一切活动的最有效的机制，其中包括一切公益事业。你看，真正的无偿为群众服务、“免费的晚餐”还有吗？

在全面推向市场的潮流中，教育并不落后。“教育产业化”政策在90年代就被广泛、公开地宣传起来。这样，办学就成为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和赚钱手段。教育资源的优劣，包括办学条件和教师水平，成为收费多少的筹码。在大学里，一名学生每年各类费用高达一万八千元。县市以上的重点中学、一类学校各类费用、生活费都算上，每年高达万元以上.普通乡镇中学也需数千元。你没有钱想上学是不可能的。改革已把许多“名校改民校”。有些公立学校以实行“承包”、“校长责任制”等名义变成了个人或部分人的利益实体。正如群众所讥讽的：“此校是我办，此学是我开，孩子没钱别进来”。

各类学校收费名目繁多、数额巨大、花样百出，使人难以想象。据有关方面调查，常见的收费项目除了学杂费、教材费之外，还有桌椅维修折旧费、水电费、住宿费、卧具费、辅导费、讲义费、资料费、电话费、保险费、补考费、重修费、选修课报名费、旁听费、班费、体检费、防疫费、看电影费、多媒体网络使用费、自行车保管费、校服费、报刊杂志书籍摊派费、学费滞纳金、毕业证费，还有借读费、择校费、建校赞助费、捐资费等。北京市著名学校的择校费一度涨到每生七万元。大学里还有毕业论文指导费、就业指导费、毕业审定费、档案管理费、派遣费、信息费、专业改行费、易地费、改派费、就业协议费、违约费等。某个省在对教育乱收费的检查中发现，学校收费项目竞多达33项。有些学校还把学生交“赞助”、“捐资”等费用的多少同学生的入学和考试成绩挂钩。学生成绩不达标还要交罚款或“管理费”，叫做“分数不够，拿钱来凑”。

很多学校为了多收费、多赚钱而千方百计扩招学生。大多数重点中、小学每个班的学生达到八、九十人。可想而知，这么多孩子挤在一起学习，怎能保证教学质量？怎能保证健康发展？

据报道，中国教育乱收费、十年间高达2000亿元。目前中国有十大暴利行业，教育就名列第二。老百姓称“学费猛于虎”。有很多贫穷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大批儿童辍学，有些不到年龄就外出打工。更有甚者，有的学生或家长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有的被迫为娼，有的走向偷盗等各类犯罪道路。

有人发出质疑：目前学校究竟是“办教育，还是吃教育？”其实对这个问题改革精英们早就说得很清楚：“教育要实行产业化”，“通过提高教育收费拉动经济增长”，“学校要自收自吃”。尽管李铁映副委员长也发出呼吁：“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是把学生作为商品和财源来榨取的。”然而，在教育产业化的模式里，你不让他赚钱可能吗？这正是教育界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改革所希望造成的结果。不赚钱、不吃老百姓，他们怎样暴富？在目前的体制下谁能把它制止得住？

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剥夺平民百姓受教育权力的过程。高价学费把大批平民百姓的孩子挡在学校门坎之外或只能在“劣等”学校里学习，这样就使富贵家庭的孩子更充分地享有教育资源。因此，大众教育就变成了特权化、贵族化的教育。

与大量贫困家庭孩子上不起学或负债上学形成显明对照的是教育界少数人的挥霍浪费和暴富。过去向来被看成“清水衙门”的教育管理部门如今也成了吃喝成风、受贿受礼盛行的一块肥地。据国家审计部门公告，某贫困县的教育局一年半的吃喝费用就高达600多万元。媒体透露：目前在一些大学和“贵族”中学里，有些教师年收入已达十几万元。对此简直使人有些不能相信。然而，算算看吧：在一些名牌学校里，不仅教师日常讲课有课时补助，当班主任有补助，而且考试命题、监考、阅卷，改作业、指导论文、补课等都有钱。尤其是课外补课、讲课钱更多。有人一个双休日的补习班就能拿到二千元。如果被邀请校外讲课，一次就能拿到数千元。本来是份内的正常工作，现在却形成不加钱就无有人干的现象。此外，还有十分肥厚的年终福利、奖金以及教师节、春节、国庆节、中秋节的发钱发物、假期公费旅游等等。这样的高收入你不信能行吗？当然这还不包括一些教师在科研活动方面的报酬。这要相当于多少工人农民的收入呢？目前人民群众的经济水平能够承担的起“人类灵魂工程师”如此高昂的价码吗？

当然，这样的高收入决不是教育界大多数人所能达到的，在不同地方不同学校之间、在同校各种人员之间差别很大。尤其是广大贫困地区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很差，教师多年不长工资、不按时发工资，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还被长期拖欠的现象普遍存在。而恰是他们承担着改变乡村教育落后局面的艰巨任务，他们的生活条件与上面所述贵族学校完全是两重天地、两个等级。教育界的这种两极分化、分配不公问题正在把教育推向分裂的边缘。

人们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学校收费都是很低的，中、小学生每年只有三、四元。学生在校生活费每月只有六至八元。大学和中学里都有助学金和救济金。当时城乡居民生活困难，但却没有孩子考上学而不能上的情况。农村孩子上大学绝大部分不需要个人拿钱，助学金基本上解决问题。大、中学生还享受公费医疗等。那时的教育完全是平民的，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国家把关注的重点放到农村，加强基层。然而改革以来，财政收入数十倍增长，社会物质产品被认为供大于求，但却承担不了国民的教育经费，而把负担转到个人身上，让教育界的既得利益者大发其财。这样的改革究竟害了谁、肥了谁，岂不是显而易见了吗？现在的教育问题难道主要是个经费问题吗？

4、校风不正，师德沦丧，教育腐败蔓延

教育的商品化、产业化如果仅仅被视为一种经济方式上的改变那是十分浅陋的。它的广泛实行必然导致教育性质的改变、师生关系的腐蚀以及整个教育的腐败。

学校向来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它不分贵贱、贫富、一律平等施教。这里闻不到铜臭和庸腐之气，被人视为圣洁的地方。它既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花园，又是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阵地，是全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支柱。

在学校里，教师不仅以丰富的科学知识教育人，而且为全社会的精神道德建设树立良好的表率。教师育人，不仅是靠言语、说教，而且更靠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行为和风范影响感染学生，正如人们常说“身教胜于言教”。教师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言表如一，对学生的真挚关爱，从来都是教育、影响学生的最有效的方式。

然而，20多年的“改革”，人民心目中的这样的学校和老师还能再找到多少吗？

由于公益资源被少数人变成了赚钱、牟利手段，学生上学不仅要付高昂的学费，而且在校内管理中处处面对“钱”所设置的门坎。在“有偿服务”、“市场化管理”的口号下，教学变成了“因钱施教”，一切以拿钱多少而决定不同的教育方式。

在一些中、小学里，学生交钱多的可上“实验班”、“重点班”，而钱少的只能上“普通班”或“大班”。前者有电脑、投影仪等良好的教学设施，由业务上优秀的老师上课，甚至吃饭也另起炉灶；而后者则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有些学校和教师，为了创收，把本属于课程内的一些教学内容拿到课外辅导或补习，学生交费的可以参加，不交费的就无法参加。

在很多学校里，学生被当成推销商品的对象，经常向学生摊派推销诸如书刊、本子、文具、食品、服装之类商品，大搞赚钱生意。

在多数学校里，行贿、送礼之风盛行。一些家长为使孩子受到良好对待，例如在分班、排座、考试甚至安排班干部方面得到老师的特别关照，往往要给校领导和相关老师送钱、送物。尤其是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向老师送礼的更是常见。这样使贫困家庭的孩子、无礼可送的学生处于难堪的地位，与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自觉低人一等。

在大学里，学生们因家庭贫富差距而形成的等级划分更为明显。一些富家子弟可以多交钱而享有在学习、生活、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他们在个人消费上出手大方，手机、电脑、数码相机等样样都有，穿用都是名牌，而且还可光顾豪华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在交友、人际关系上更处于优势。这一切都使贫困家庭的学生自惭形秽。他们不仅享受不到优越的学习条件，而且连维持最低生活都很困难。有的学生每月生活费只有100多元，有的靠业余时问干勤杂工挣钱来维持自己的学习。对于贫困生们来说，生活上的艰苦和窘迫也许是可以克服的，但是，鲜明的贫富差距在心里、精神上造成的不平衡却往往更难以承受。

在目前大学生群体中，人与人关系冷漠、妒忌和充满戒心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心理特征。据有关调查说明，在大学校园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字是“郁闷”。绝大多数人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或交往。有16.0％一25.4％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有的表现神经衰弱、焦虑不安、强迫症状，有的表现孤独、沉闷。很多学生有厌学情绪，对前途缺乏信心。据统计，全国在校青少年中有不同程度的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就达3000多万。看吧，过去青年学生常有的那种热情奔放、朝气蓬勃、胸怀天下的精神状态在今天还有吗？

近些年来，在校大、中学生因不堪心理压抑而自杀的现象逐渐增多。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每年自杀的人数超过25万人，自杀未遂的有200万之多，其中青少年自杀的比率占首位。同时，在校学生中杀人、偷窃、诈骗、强奸等犯罪现象也大量发生。此外，大学生中诚信缺失、贷款不还等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究竟是谁使花季少年大量受到摧残？使尚未成材的绿树遭到腐蚀？难道这不正是旧教育的病态复发吗？过去毛泽东一再指出旧教育摧残人才，今天岂不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吗？

我们党向来认为：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学校的灵魂，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的生命线。然而这在目前多数学校里实际上已被抛弃。尤其是对教师的思想和道德教育更是很少有人认真去抓。因而教师中的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对一些重大政治思想是非认识混乱，这必然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产生主导性影响。

有些教师对待教学工作马虎，对学生不负责任，不深入学生生活，对学生中出现的苗头问题不闻不问，以至酿成许多不应有的重大事故。

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和管理者主要心思用在寻找挣钱门路上。乱办班、滥发文凭、卖毕业证、卖出版书号以及出书挣钱、出刊挣钱等现象越来越多。其实质都是为了一个“钱”字。尤其是近年来有的大学又出现以发录取通知书的机会向学生索要钱的丑恶行为，一个录取通知书多的索要十万元，少的有二、三万元，这更加说明了大学内部的腐败达到了何种程度。

在教师素质中，师德的下降更是令人堪忧的大问题。例如，在很多学校里，教师惩罚学生的现象十分严重，处罚手段花样百出、越来越残忍。不仅有各种罚款、停学、扣分、打人行为，而且还有令学生下跪、吃屎、在手或脸上刻字等残暴行为。尤其是教师强奸、猥亵女生的事情不断发生。据媒体报道，某校一个教师强奸、猥亵学生20多名。有的强奸学生17名。还有的全班女生无一幸免。在强奸学生的教师中竟还有被命名为“优秀教师”的。有很多学校对教师强奸学生的事情极力隐瞒和包庇，不让揭露和查办，这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有些群众愤怒地说：“这是什么灵魂工程师，简直是禽兽不如！”

人们对当年“文革”时期学生打老师、批斗老师的行为曾给予谴责，然而当你面对目前有些教师这样残无人性地虐待和摧残学生的现象时，又将如何理解当年的红卫兵行为！

教师职业向来是神圣、高尚的，教师以对学生的无私奉献而令世人敬仰；然而现在教师行为变却成一种赤裸裸的索取，而学生却在为不断满足教师的私欲而被迫作出牺牲和奉献，难道这就是一种“观念更新”吗？在这种情况下，当老师们在台上大讲“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带头发扬良好道德风尚”时，台下学生们将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在他们心目中除了留下谎言和虚伪，此外还能再有什么呢？教育，正是自己在对自身进行亵渎吧！那种令人留恋的纯洁而真挚的师生关系还能看到吗？老师，你还能再让学生感恩和尊敬起来吗？

当然，上述问题并不是学校教师的全部，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真正的好教师仍是大量存在的。然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学校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块不能割舍的肥地，校园里已完全被金钱、物欲、唯利是图观念所污染，在这种局面下，正气又岂能压倒邪气，良好的师德和校风又怎能被广泛发扬起来？

在看待教育发展问题上，如果只讲学校数量、师生人数和建设规模方面的扩大，这显然是表面的和肤浅的。根本的还应看学校的内在素质、内部关系的变化以及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教育的现代化决不只是体现在盖大楼，配电脑等学校建设、设施方面的现代化；正确的教育方针、优良的校风和先进的教育方式这些“软”的因素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现在教育的问题，难道主要是在经费和“硬件”建设方面吗？显然不是。更多的是“灵魂”、方向上出了的问题。

对目前的教育状况，不仅广大群众怨声载道，就是教育界本身也多有非议。可以说，它已处于进退维谷之中。面对这种局面。改革精英们还有什么新招吗？

其实，原因很清楚，这就是用以支持这种“改革”的理念完全是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垃圾中捡来的，是一种历史的陈渣。诸如贵族教育、商品化教育、智育第一、应试教育、师道尊严之类，这些早已是被历史实践所淘汰的腐污东西，老百姓已经为之吃尽了苦头，尽管，有些人再把它捡起来重新包装、推销，但其毒害作用岂能改变呢？

那些自命为把握了“世界最新潮流”、“具有最新观念”的“改革”精英们，事实证明，他们不过是一群崇洋媚外、仰西方资产阶级鼻息、最善于用谎言欺骗人民、千方百计挖空老百姓的骗子。人民教育事业被他们搞成这个样子，这是一次多么严重的教训！人民还将允许他们再继续试验下去吗？

四、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教育改革的唯一正确方向

中国教育如何拨乱反正、走出迷路？沉痛的教训再次告诉人们：必须坚持毛泽东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强大魅力、其时代的进步性何在？这就是突出“人”的地位，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在毛泽东思想中，人民群众不仅被赋予历史创造者的地位，而且被视为教育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坚决反对那种把教育变成少数人谋利和当官上爬手段的剥削阶级观念。这种教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有的。在人民群众中，毛泽东特别强调那些处于社会最低层、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劳苦大众的作用，并把改变他们的命运、实现他们翻身解放作为革命的首先任务和教育的主要目标。这样使他的人民观与一般人民观不同，上升到一种更高层次，是最现实的、革命的人民观。

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就鲜明地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在人与物的关系中，毛泽东向来坚持人的决定作用，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本身的健康和全面发展是最重要的，反对把学习和考试变成对学生的精神压力、一种异已的力量。对那种课程多、死读书、以八股考试摧残青少年的教育方式毛泽东给予强烈批评，积极主张采取启发性教学，对学生放开手脚，使之独立思考、主动学习。毛泽东特别重视人格力量和良好校风在教育中的作用，强调“身教胜于言教”、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一贯主张建立官兵一致、师生一致、人人平等、互教互学的相互关系，建立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等，以进步的人际关系环境感染人、教育人。这一切都体现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种鲜明的人性化和以人为本的特征。这使它在现代生活中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是任何教育观念所无可代替的。

面对当前实际，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据，我认为教育有以下几个重大问题是需要深人研究和解决好的：

1、教育要面向大众，坚持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的目标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为谁服务，这始终是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的体现。社会主义教育任何时候都应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根本方向。在新时期，既然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劳动者在现代社会更有了新的涵义。

要批判“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等剥削阶级教育观念，取消各类“贵族学校”、“精英学校”、“重点学校”之类的特殊教育，取消学校内部对学生教育的等级差别，诸如“实验班”与“普通班”、“尖子班”与“差班”、“小班”与“大班”之类。要实行真正的全民义务教育，保证全部适龄儿童上学，普及高中教育，保障公民的子女不分家庭贫富、贵贱，同样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2、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制止“教育产业化”和牟利行为

人民群众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也是教育的主人。要把学校的办学权重新交给政府，坚持教育的社会公益性。不允许把公立学校以“承包”、“改制”、“出卖”等名义把经营管理权转让给私人，反对由少数人办学或把教育资源既得利益化。

教育经费要坚持由政府财政投入的方针。有条件的可接受社会各方面的资助和捐助。但要坚决纠正向学生乱收费、高收费行为。学生上学期间，除了书费、生活费之外，应取消其他一切收费项目，基本上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各类学校都应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方针。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决不仅仅是在物质困难条件下所应实行的，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永远坚持的优良传统和校风，是培养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一个必要途径和方法。尤其是在现代生活中，更有其特殊意义。胡锦涛同志关于要牢记“两个务必”的论述，其中之一就是艰苦奋斗。对此，各类学校应带头贯彻实行起来。只有在广大青少年中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防止他们富贵思淫欲，克服骄娇之气，使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为此，要克服那种不切实际的盲目追求高标准、“上档次”的建校方针。各类学校都不应搞豪华设施和高消费服务，不在校舍建设上相互攀比。要重点加强农村和困难地区的学校建设，尽快改善它们的办学条件。

各类学校都应清楚地认识到“管理也是教育”，而且是最实际、最有力的教育的道理。因此，要克服所谓“市场化管理”、“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的管理方式，不允许学校和在职教师、职工以各种名堂搞“创收”或向学生推销商品，不允许向住校学生收取公寓费和住宿费。学生食堂要以成本计算价格，不允许有赢利成份。中、小学要严格按照学生住居地划分招生范围，不允许跨区招生和择校上学。要克服在学生上学方面的特权化和“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3、实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要批判“智育第一”和单凭考试成绩衡量学生优劣的错误方针。要逐步改革大学招生录取制度，克服单以考分划线录取的作法，要使那些综合素质较高、在学习和实际表现多方面都好的学生优先得到录取，鼓励学生德、智、体、能全面发展。

各类、各级学校都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建立科学的教材体系，实事求是地设置课程。要减少中、小学生的负担；大学应增加社会实践的课程。各类学校都应加强道德和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四项基本原则”的理念，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要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和美育教育等，切实使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其具有广泛爱好和兴趣，开发青少年的多方面智能。各类学校都要实行开门办学，注重联系实际，组织学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克服关起门来搞教学以及“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尤其是对大、中学生，要着重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懂得国情，具有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作奉献的精神。

4、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树立良好的校风

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也应首先加强教师的思想道德教育，否则只能是空话。

要充分认识人格力量在教育中的重大作用。教师的身体力行、学校的管理方式等对学生是最实际、深刻的教育。学校与社会不同，应充分体现出人的高境界、管理的高层次，着力打造进步的人际关系环境，要克服那种讲起来一套、做起来另一套以及唯利是图的恶劣风气。

人民教师务必要由热爱本职工作、具有合格的教学业务能力而又有奉献精神、师德良好的人担任。为人师者，必须淡泊名利、严格自律，对于一些有严重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不能担任教师。目前师范院校和大学以上毕业的学生很多，选拔其中优秀学生充实教师队伍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年轻教师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人民大众学习，使“教育者首先受教育”的许多论述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各级学校领导都应定期组织教师深入社会、深人群众生活，以增加实践知识，使教学紧密贴近群众、贴近本国实际。克服那种“言必称国外”的新教条主义倾向。

教师要文明执教，不断探索教育学生的新方法。要真心关爱学生、平等对待学生，同学生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克服师道尊严旧观念。坚决制止任何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不允许利用学生谋私利，不允许受礼、收红包等。

教师工资、福利、奖金都应全部由政府财政拨款保证。同时要从大局出发，统筹协调，缩小全国教师队伍工资福利的差距。要提高农村和困难地区教师的工资水平，把目前城市与农村、重点与普通学校教师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公平对待坚决取消。要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到艰苦地区任教，为改变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教育的落后面貌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不能照搬别国的文化教育的模式。那种所谓“同西方世界接轨”和“溶人世界体系”的主张不过是一种阴谋，中国人民决不可再次上当。中国完全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和理念——这就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此，我们要高度地珍视，努力实践和探索，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教育模式作出贡献。

写于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