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员梁漱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从现场情境来看，梁漱溟此时实际上已陷入了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只好死扛到底了!这也是梁漱溟的性格使然。--引者注)
面对僵局，毛泽东最后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此时，有人提议付诸表决。大多数人举手反对让梁在当天的会场上再讲下去，于是梁漱溟被轰下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以上引自汪东林《1949年后的梁漱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58==60页）
以上就是公案发生当天的大概情形，相信读者诸公心中自有明断，梁漱溟的公然抗辩虽属勇气可嘉，但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却实在无法让人苟同。至于毛泽东同志在此事件中的表现，亦绝非很多人笔下、口中的所谓“简单粗暴”，在大多数时候，毛泽东还是克制与忍让的。真正激起他对梁漱溟愤怒的，其实是周恩来总理在此前一天的会议上关于梁漱溟问题的一次讲话，一次很多年来被人们淡忘了的讲话。
3、大公案中的小公案梁漱溟在关于这段公案的追记中曾经提到：“17日会上，周总理忽以检讨梁某的路线为题讲了很长的话，大致说我一贯反动成性。其中提到1946年南京和谈中的一段事情和1949年春我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例。”正是在周总理的讲话中间，毛泽东讲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如：“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等等。而梁在次日富眉生等人来看望他时，明言“你们晚间再来，且看胜负如何！”。周恩来究竟讲了些什么，以致使毛泽东震怒，更使梁漱溟心中有了一决雌雄的决心呢?
周恩来讲了一件让他一度痛哭哽咽的往事!
1946年10月26日，国共和谈全面破裂的前夕，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和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到梅园新村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商谈，当梁漱溟透露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丹东）的消息时，周恩来正在喝茶，盛怒之下把茶杯摔得粉碎，愤愤地说：我们要回延安，从此以后不再谈了。黄炎培、梁漱溟力劝周恩来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误会，同时表示要加强和中共的合作。周恩来和他们商定，以后有什么主张和行动，彼此先通通气，以免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孤立中共，欺骗人民。
事隔两天(10月28日)，梁漱溟就搞出来一个第三方面的折衷方案。现在看这份方案，实在就是一份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方案。因为中共的诉求是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军事位置，而这份方案却首先要求双方军队就先地停战，这实际上就是默认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对解放区的占领。同时，按照梁漱溟事后回忆“（方案）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二十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即反正的汉奸部队）所改编，那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可就是这样一份方案，梁漱溟等人竟然还完全不顾两天前与中共达成的事前通气的默契，直接将此方案制成三份，同时分送行政院长孙科、美方首席代表马歇尔和中共。
当梁漱溟等人赶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说明此方案时，刚刚讲到第二条，“周恩来神色骤变，以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周）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说到此处，周恩来，这个中共党内素以沉稳冷静著称的政治家，竟然一时声泪俱下，痛哭起来。
梁漱溟晚年回忆此事时，把周恩来当日的反应形容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足见周恩来当日对此事极度愤怒，对提出此方案的梁漱溟极度不满。（以上内容综合了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469页—4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1版；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78页，金城出版社2006年2月1版；权延赤《走近周恩来》第12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10月1版）
正是因为这件事对周恩来(中共)、梁漱溟两方面都是印象颇深，可谓刻骨铭心，因此当周恩来在梁漱溟发言后的会议上，当众重提此事，彻底揭露梁漱溟的思想本质时，毛泽东愤怒了，梁漱溟震惊了，一段由这段小公案的回顾引发的更大的公案就这样走向高潮了。
二、毛泽东的“雅量”成全了梁漱溟的“骨气”1953年的这段公案过后，梁漱溟也深感自己闯了大祸。“（梁漱溟）即写信给政协写请假在家静候处理，对于各种集会均不去出席。顾久久不见任何动静，而有些开会通知乃至宴会请帖（如公宴外宾金日成的请帖）却仍然送来给我。我（梁漱溟）写信给陈叔通副主席、李维汉秘书长，…….同时请求给我以当众检讨的机会。李（维汉）有回信，对于某些通知和请帖，说照常送给我，我出席与否，随我自己决定。…….所有要给我处分的话，始终不见提，竟然一直无下文。”（上引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3页）
梁漱溟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的来自毛泽东的反击与处理为何始终没有来临呢?这是一个包括梁漱溟本人在内，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答案的问题。笔者这里想引用一段毛泽东在政协批判梁漱溟会议上，对政协委员陈铭枢提出的如何处理梁漱溟的问题所作的一段回答，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面对陈铭枢的提问，“毛泽东略加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讲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引自汪东林《1949年后的梁漱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71页）
这就是毛泽东的雅量。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绝不让步，但是在论战与斗争中，毛泽东又是绝对讲究方式、方法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梁漱溟始终没有戴过一顶所谓的“政治帽子”，一边做着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一边不断发表一系列特立独行的言论。比如1964年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因不提“阶级斗争”受到政协委员们的批评时，他一口气做了长达八千字的答辩，平安无事；1966年，“文革”爆发，梁漱溟在政协直属组学习时（原来那时政协也还是能运转和工作的），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命运，提出“九十九个小功比不上一个大过”的说法，又遭遇批评与指责，但同样平安无事；1970年，政协讨论宪法草案（就是庐山会议上引起轩然大波的那部宪法草案），梁漱溟大谈英国宪政，认为应当设立国家元首（主席），又是平安无事；1974年2月，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先说孔子有功有过，不能一概否定，又说“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直至在批评声中说出那句著名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还是平安无事。
有的人在文章中说是周恩来总理一直在保护梁漱溟。这里我不想否定周恩来同志在革命岁月中对党内外很多同志的关心与保护，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对梁漱溟的保护能这样顺利的进行下去吗?而梁先生也正是在这种对他发言权的尊重与保护中，完成了从1953年毛、梁公案过后的惴惴不安到完全出于己意的屡屡“直言”的全过程。
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的“雅量”吗?难道不是毛泽东的“雅量”成全了梁漱溟的“骨气”吗?
三、梁漱溟谈他的“右派朋友”们这几年，很多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公知们)多喜欢引梁漱溟为同道，以为梁漱溟是可以代表他们追求的所谓“民主宪政”的精神象征。笔者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这些公知们或许真的是“表错情”了。梁漱溟先生虽然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有偏执、执拗的一面，但是梁先生终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道主义者，所以如果梁先生活到现在，那么他多半会对这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直言相斥的!
君若不信，就请看看梁先生对他的几位“右派朋友们”的评价吧!
梁漱溟晚年曾经在与美国作家艾伦谈话时，提到过一位近年来经常被中国的公知们反复鸣冤叫屈的著名“右派”人物—张东荪。谈话中，这位美国作家似乎也对张东荪很感兴趣，主动请梁先生谈谈他对张东荪的看法。梁漱溟说：“张东荪呢，很巧，乃至油滑，最后几乎闯祸，几乎闯祸，几乎不得了。…….他是很觉得美国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看共产党是不是能够统一中国，稳定、安定下来，不敢判断。刚好有一个，也算是坏人吧，一个骗子……..张东荪呢，觉得美国是最富强的、有力量的，共产党的统治中国是不是能稳定下去呢？好像不一定吧？而那个骗子对张东荪说，他同美国国务院都有联系，他自己夸张说。他（张东荪）就信了。…….他就把一些个参加人民政府会议的文件，他都给这个人看，这个人给运走了，给送到了美国。（梁漱溟、艾伦：《这个世界会好么》，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1版，第229页）看看梁漱溟眼中的这位张先生，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有些公知很像呢?
除了张东荪，梁漱溟先生对其他“右派朋友们”又是什么态度呢?这里笔者想讲这样一件事，也是很多人在研究梁漱溟先生历史时感到困惑的一件事，那就是梁先生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反面教员”，竟然能在反右斗争中置身事外，沉默不语，这与他在反右之前与之后的表现都是大相径庭的，原因何在?有人认为是梁漱溟在53年的公案过后学乖了，不再轻越雷池了。持这一论调的人显然无法解释“反右”后的几十年间梁先生的众多特立独行言论是如何高频度出现的。
其实造成梁先生在“反右”期间沉默的原因很多，比如梁梁漱溟在经历了1953年那场论辩后，政治上确有偏于谨慎的趋势;比如梁漱溟对中共“反右”斗争前的执政成绩十分满意，愿意在运动中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等等。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使得梁漱溟远离了“反右斗争”，那就是梁漱溟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右派”头面人物发自内心的反感。
“在后来成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上层人士中，有两位（章伯钧、罗隆基----引者注）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梁漱溟曾经与他们共过事，接触较多，自然对他们的人品比较了解。…….梁漱溟在当时即感到这两位‘头面人物’学术味不浓，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气味，而对此，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梁漱溟知道那两位后来被划为“右派”的老朋友在新中国成立后，已官居中央部长，却仍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梁漱溟心里不以为然，也就决心不凑这个热闹了。”
对这两位“右派”朋友,梁漱溟一生态度未变。在三十年后，为这两位朋友中的一位召开9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时，“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其1957年被判为“右派”的事。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的人。…….梁漱溟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的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引自汪东林《“反面教员”梁漱溟》，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9月1版，第65—67页）
看看吧，这就是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新右派)们一直引为同道的梁漱溟先生。在这里，笔者倒是很为这些人感到庆幸，因为按照梁先生的个性，如果他真的复生与这些家伙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些家伙恐怕只剩下被这位执拗的老先生锲而不舍地挖苦到“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命运了。
四、尾声：梁漱溟晚年对毛泽东的终极评价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同志一样，都是颇有主见、颇为自信的爱国主义者。据梁先生的身边人回忆，梁先生到了晚年评价毛泽东时总是在缅怀中深怀敬意，神态是颇为严肃而动情的。
在与美国作家艾伦的谈话中，梁漱溟先生专门讲到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在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梁漱溟、艾伦：《这个世界会好么》，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1版，第62页）。尽管梁漱溟在谈话中对毛泽东在晚年的作为颇为叹惋，认为毛泽东“到了晚年就不行，到了晚年人就糊涂了”，但他始终认为毛泽东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也是20世纪世界的伟人之一。
最后再说一个历史长河中的细节，也算是为梁漱溟与毛泽东从倾心交往到争执激辩，直至最后形同参商、终身不复再见的一生做个小结吧!1974年10月，毛泽东在阅读国庆招待会的简报后批示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梁漱溟先生在去世前不久得知了这段批示的内容。他听后既严肃又欣慰的对转述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引自汪东林《“反面教员”梁漱溟》，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9月1版，第63页）。
读史至此，怎不令人于漫漫静夜中喟然长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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