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凌斯-再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说明：人民公社“所有制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分配制度也还是按劳取酬”。指出“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也说：人民公社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然而事隔不久，经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9月13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其中说：“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并说“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等等，大力宣传“穷过度”和“共产风”观念。这种宣传引导显然与党的决议相违背。
正是这些来自中央领导的离谱的讲话、宣传，给各地干部造成极大思想混乱和工作压力，鼓励他们不得不说假话、搞浮夸。
1958年8月，刘少奇派出“共产主义试点”小组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小组不仅传达了刘少奇关于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一些指示，而且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发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使徐水县成为当时全国刮“共产风”的典型。全县成立了一个公社，实行一县一社，县社合一。号称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全县财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实行统一的供给制，工资水平全县一致。按照该县县委书记的宣布：“计划每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等。（《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徐水人民公社颂》。）刘少奇于9月间到徐水视察，对徐水的回报给于肯定。其经验被宣传报道后，引来各地很多人来参观学习，很快推向全国。
1958年七月，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当地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1.5万斤等，刘少奇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都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九月，刘少奇先后到河北徐水、江苏常熟县等地视察，对当地干部的吹牛、浮夸大加鼓励。例如当常熟县一个乡党委书记告诉他说稻谷亩产一万斤时，刘少奇问：“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等等。
当时邓小平作为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主管宣传口的工作，《人民日报》关于各地“放卫星”、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的报道，关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口号，大都是经他审查发表的。正是这些宣传报道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共产风”、“浮夸风”。
邓小平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视察东北三省时说：“我国的农业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又说：“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还没有翻身。”(《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指标也都是根据各协作区、有关经济部门的一些领导人报告的意见，经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例如，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实现1070万吨钢、1959年计划2700万吨钢的指标，就是根据冶金部、各协作区报出的产量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反复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说行，没有不同意见。这时到年底还有四个月时间，怎能再生产出700万吨钢？对此毛泽东也是怀疑的。他当时引用唐朝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无奈的心情。（《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第95－103页》。）
1958年全国农业呈现一片大丰收景象，各地干部都是一片“产量翻番”的声音。8月间毛泽东亲自到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视察，总是反复地盯着一个问题问：粮食产量翻番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如何实现？有什么措施？从各级干部中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毫不含糊的。在北戴河会议上，农林口上报的汇总的粮食产量指标超过一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到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了。1959年计划8000亿斤也就这样提出来了。
以上情况清楚说明，在“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错误中，毛泽东并不是发明人和倡导者，当时处于一线领导工作的刘、邓起了主要作用。当时全党上下都急于把国家经济搞上去，人人头脑发热，没有人能脱离形势的影响。但是比较说来，当时毛泽东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比其他领导人清醒得多、冷静得多。他一方面肯定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又多次对干部的头脑过热、吹牛浮夸现象泼冷水。
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辽宁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说：“不要吹得太大，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河南省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在4月于武汉召开的一次部分省委书记汇报会上，当听到有几个省汇报中有“一年翻一番”、“一年完成三年规划”、“三年实现水利化”等口号时，毛泽东当即提出质疑，多次插话说：“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我表示怀疑”。“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
1958年8月，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表示不相信，并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上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个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看后摇头，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都堆不起来么！有一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当时邓小平主管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在对“共产风”、浮夸风的宣传报道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从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2105斤的消息起；6月12日又报道了该社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的笫二颗卫星；6月16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北谷城县星光社某试验田小麦亩产4353斤的卫星；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该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的经验。
7月3日毛主席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给本省农村干部的一封信上批示说：“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至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表明了他对高产报道的置疑。毛主席还把这封信转给邓小平等人，建议将其公开发表。
但是，宣传通讯上关于各地放卫星的报道仍在不断升级。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7月18日报道了福建省闽侯县连板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的卫星；7月25日新华社报道了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试验田早稻亩产9175斤的卫星；7月31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早稻亩产10597斤的卫星，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早稻亩产36900斤，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某社的1.7 亩试验田中稻亩产60437斤，……。宣传报道的各地产量一个比一个更高。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报道小麦亩产最高的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笫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
据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的回忆，从1958年3月起至11月间，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和虚假宣传。多次指出：“报纸报道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新闻工作者要头脑冷静，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等等。但由于当时刘少奇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受其影响，因而使“五风”现象在1958年下半年持续不止。（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113页。）
面对一些左的口号和虚假的宣传报道，毛泽东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毛泽东于1958年10月，即先后派阵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等深入河南调查，弄清事实真象。在此之前他自已也亲自到河北、天津调查了解情况。当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后，党中央首先提出纠左，批判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的正是毛泽东。从1958年11月的中央郑州工作会议、武昌会议到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接连几次会议主调都是批评“五风”、纠正左的错误。
例如在1958年11月郑州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有些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他还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434－435页。）
在1958年11月中央召开的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他讲：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毛泽东还指出：关于生产指标问题，究竟什么指标为好？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选自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1日、23日武昌等会议上的讲话。）
这里清楚看出，毛泽东当时反对“高指标”、“虚报浮夸”、反对“共产风”的态度是多么地鲜明、尖锐。在这个问题上，他甚至称自己要当“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这种批评和反对声音，当时党中央除了毛泽东还有其他人吗？没有。毛泽东在多次批评中称作“你们”、“你”、“人家”、“别人”的，正是在1958年处于一线领导工作、积极提出“高指标”、带头宣传“五风”的领导人。毛泽东纠左的阻力当然主要也是来自这些人。为了纠错，毛泽东并且自己带头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并在政策和管理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进。由于毛泽东的一系列努力，使“五风”终于在1959年之后逐渐停止。设想，如果不是毛泽东当时头脑清醒，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那么“五风”造成的恶果还将继续扩大。正如薄一波在其回忆中说：如果不是毛泽东找出问题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簿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50页。）
从毛泽东那段时间的一系列讲活，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是明朗的：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但问题也不少。在他看来，左的错误、“五风”必须坚决克服；但干部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必须保护，不能给群众拨冷水，气可鼓而不可泄。——站在全党工作大局考虑，这种态度是负责任的。
毛泽东在批评错误的同时，十分注重对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包括宣传“共产风”、“浮夸风”的干部加以保护。在整个纠错过程中，都自己承担责任，“不牵累别人”。人们知道：从1956年起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并逐步从党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有意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第一线，以实现自己培养接班人的夙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并推荐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1959年4月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在会上刘少奇即正式被当选为国家主席。这清楚说明，尽管在大跃进领导工作中刘、邓等“头脑发热”，搞了“共产风”、“浮夸风”，招致重大损失，但毛泽东并无追究他们的责任，而仍然对其充分相信，并委以重任，使党中央领导班子过渡的部署顺利实施。这里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完全以党的大局为重、对属下关心爱护、大公无私、宽宏大量的伟人胸怀，在这一点上无人可比！
后来邓小平在1980年曾经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阵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然而，这里却回避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大跃进难道是毛泽东头脑发热吗？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究竟是谁宣传起来的？而又是谁最先发现“共产风”、“浮夸风”问题并给予了坚决批评和纠正的？怎能一个大家都“头脑发热”就可欲盖弥彰了？
诚如邓小平所说，当时的错误是党中央集体犯的，没有任何领导人提出过反对意见，包括他自己和陈云等，然而为什么有人却又攻击毛泽东所谓“在五八年大跃进中搞一言堂、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等等，致使多年来的大量宣传、文章把“共产风”、“穷过渡”、“浮夸风”、“平均主义”等种种罪名都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对于这样肆意混淆是非、纂改历史、挟私嫁祸的行为，人们岂不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吗？
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对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问题，毛主席很快就觉察，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毛主席于1958年10月到11月先后派阵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等深入河南调查，他本人也亲自到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调查了解。当问题初步暴露出来后，毛主席即明确提出纠“左”的号召，首先批判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的正是毛泽东。从1958年11月的中央郑州工作会议、武昌会议到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接连几次会议主调都是批评“五风”、纠正左的错误。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出把高指标压下来。把下年的水利建设土石方任务、还有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各样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下来。
他反复要求各地对农民的“一平二调”必须退赔。1959年党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对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关心群众生活安排、解决缺粮和渡荒等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经毛主席批准，我国首次从外囯进口粮食。1960年至1961年两次进口了650万吨（先后150万吨、500万吨）。并决定翌年再进口400万吨。并加强了全国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拨，采取向灾区人民发放救济粮、调整城乡供粮标准、开展节约用粮、实行“瓜菜代”等措施渡过灾荒；要求城乡各行业注重劳逸结合、增加休息时间等。这对于克服困难、缓解饥饿起了很大作用。
1959年七八月间在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了“意见书”，暴露出党内对大跃进运动和中央一线领导工作的严重分歧。会上虽然对彭德怀“右”倾思想进行了批判，但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并未有改变。在1959年、1960年城乡居民生活更加困难，各级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实际上都在抗灾、“抓生活”，许多工作处于停顿状态。面对当时的局面，如何正确的认清形势，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作出调整，成为迫切任务。
大跃进中的问题，反映出党的干部对经济建设规律并不了解，认识脫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意志办事。为此毛主席认为必须在全党重新开展一场调查研究工作，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为此他在1961年1月中央工作全会上和接着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连续两次发表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其中说：“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
“调查研究近几年比较少了，对情况不甚了了，刮‘共产风’就是情况不明。中间又夹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打乱了反‘左’。……总而言之是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坚决退赔‘共产风’刮来的东西，应该退赔的要彻底退赔，农村里坚决整掉‘五风’。”“对庐山会议犯错误的少数同志，我们希望跟他们也团结起来。”“另外，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有些也犯了错误，个别的同志性质也相当严重，我们希望他们在工作中去改正，欢迎他们的进步。”“希望今年这一年，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到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把实事求是精神恢复起来”。（引自《毛泽东年谱》4卷1961年1月）根据毛主席关于恢复实事求是精神的讲话和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八届九中全会正确地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此表明了“大跃进”运动的结束。会后党中央专门印发了毛主席在1930年江西根据地时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以指导当前调查研究活动。
在八届九中全会开过后，根据毛主席和全会的号召，党中央领导们身体力行，分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毛主席在全会开过的第二天，就组织了三个调查組，分别由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任组长率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要求每个组调查10至15天，各调查一个情况最好和最坏的生产队。毛主席本人也于1月下旬离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中旬到广州。沿途分别同各省、区负责人进行深入交谈，就当时社队的生产、管理、核算、体制规模、群众生活、公共食堂等问题，全面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等。最后又在广州会合了三个调查组，对调查的情况汇总、研究等，形成许多新的认识。在这里，毛主席多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扩大的工作全会，将调查中发现的的广泛问题进行通报、研讨，以取得共识。直到5月中旬才回到北京。这一次四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大大认深化了对当时农村情况的认识，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即清楚了。
根据毛主席和全会的号召，刘少奇于4月至5月到湖南进行调查。他深入宁乡县、长沙县的几个大队40多天，走访、看望群众，找干部座谈了解。尤其对当时农村的凋敝景象和社员们的生活困难印象深刻。在调查中他坦诚地对社员们表示倒歉，说“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中共党史》下卷）
周恩来在4月至5月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和天津等地进行调查。朱德先后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省市调查。陈云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直接领导了5个调查组，在北京顺义、怀柔两县进行调查。
与其同时，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区党政负责人都纷纷下去，深入社队进行调查。
这种由党中央带头、大规模、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充分体现出毛主席、党中央真正对人民群众负责、担当，实事求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有错就改的领袖典范。无以可比。对比“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被解散、搞垮，广大工人阶级遭下岗失业、“砸碎铁饭碗”之灾等，国家领导中有谁提出对百姓中的疾苦进行全面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给个说法，并积极赔偿广大职工群众的损失吗！
——各调查组的材料、意见最后都提供到中央，真实深入地反映出当时经济生产、群众生活的实际情况，对于形成全党新的认识、统一思想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党中央对方针政策和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包括“农村人民公社管理制度改革”、“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等，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实施。在1962年之后，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即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新局面。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的讨论也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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