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下）——我读李零

　　张木生　

　　

　　第一章 导读

　　 六、从骂祖宗到卖祖宗
现在的大陆传统断裂说，台湾继承说，厚诬“五四”，“五四”代表的是新文化。1949年后，海峡两岸，判若两界，新东西发现在大陆，研究也是大陆学者的贡献更大，大陆、台湾新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探讨，但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时兴的文化断裂说，中国大陆断了，而在台港复兴了，发扬光大了，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众诬五四和鲁迅，惜尸还魂，发烧发狂，将来肯定是笑话。
台湾的两大传统，日本人统治的汉奸有理论，国民党统治的反共论，都在托古、复古，弘扬传统中为自己壮胆，既自欺也欺人，背后的潜台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再加上一个“四小龙”崛起是弘扬了儒学传统，而不是追随美国发韩战、越战之财而崛起。儒家不仅在历史上曾“救秦之弊”，而且在今天也能救资本主义之弊，把东亚模式视为对西方传统的超越，“后现代”的“普济救世方”的神话，现在已经是笑话。
世界三大文明圈，原来的中华文明圈，阿拉伯、波斯文明圈，文明都高于西方，西方只是地中海文明圈的一部分，很边缘，中世纪最黑暗、最落后，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洋史，断裂多，曾是失落的文明。他们突然崛起之后才有了阶段说，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继承了的成说，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但五种文明说有西方中心论的影子。张光直先生对此成说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有其合理性。西方有学者如法国的沙义德不满，认为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蛮族入侵，灭罗马，西罗马亡了，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先进文化，不光是女人和地盘。灭波斯，相当中国的蛮族入侵，不用吹。西方的断裂重于东方的代表中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首先是找回失落的文明，然后是从中学习东方的先进文化。李零的判断十分精到：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要弘扬传统文化，断裂和复古自古有之，弘扬和扬弃，如影随形。1980年代从骨子里恨祖宗，新世纪之初，弘扬传统复古成风，其实原因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围绕现代化这几百年全球都在来回翻烙饼，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时段，这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欧洲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现代西方。李零说，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现在有两个钱了，复古、保古、弘扬传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是由现代化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是现代化。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形影不离拴在一起，是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捆绑扎堆互为依存，参与其中的各个政治派别都有份。火烧圆明园的外国强盗有份，中国的遗老道少也有份。满洲国亡了之前之后，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破坏的也不少。现在不少人把气撒在“五四”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背后的潜台词，李零先生不说，但我说。无非是共产党的主流文化信仰危机，各种邪教都想取而代之。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毛泽东说过他是旗手，也说过鲁迅若活着，不是右派就是在监狱。现在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居然和美国愚妇愚夫老大粗一般见识，沾右就好，总要算账，“往事并不如烟”。现代化的痛苦指数，本来就很高，欧美、日本比我们好，是他们抢得早，先下手为强，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他们是急性病转慢性病，我们是慢性病转急性病。你看到现代化的各种弊病，想舒缓现代化的压力，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现代化之美好，现代化之丑陋，都可以展开讨论。但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早就没关系。用不着一会儿弘扬，一会儿批判，一会儿深仇大恨，一会儿关爱有加。文革中匕首乱飞，皮带乱抽，更有人说都是鲁迅惹的祸，移祸鲁迅，恨不得掘墓鞭尸，这公允吗？
第一，鲁迅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主要是为了树立新学的地位。他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本质上是为皇权、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有什么错？鲁迅读古书，他是过来人，但他更爱读属于“旁门左道”、不入流、边缘化的书，他的藏书也多有此类。鲁迅把一些所谓国学家批得一塌糊涂，但对王国维的评价就很高。鲁迅写过《所谓国学》，其文化立场今天看也不落后。令天的中国，也是这个格局。李零认为不能倒霉看反面，不能反过来。就像中医，保护中医我同意，但用中医代替西医或领导西医，那根本行不通。
第二，鲁迅认为，读经不能救国，这也是对的，他从“仁义道德”后看到了“吃人”，“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第三，鲁迅认为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日益重视生活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其实，子学的地位比从前高，也是顺理成章。鲁迅主张的文化方略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针对无数国宝被盗运出国，鲁迅指出，如果你自己不革新，不争气，想守旧也守不住。胡适提倡走美国之路，走实用主义之路，鲁迅认为这是很可疑的，当你选择什么的时候，你很可能成为你选择对象的奴隶，鲁迅不断地怀疑恒定的存在。鲁迅的文化立场，今天看来也是先进的。
第四，鲁迅认为，要治国学，也要像王国维那样治。很多古书的研究变成专家之学，也是势所必然，它不再走进千家万户，李零认为没什么不好（西方早就如此）。古书是一种文化结构。“五四”以来，这个结构被颠覆，非常合理，非常正常。李零点破：宋代树道统，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一脉单传。这个道统是虚构。五四以后，《论语》降为子书，道统被打散。孔、孟重归诸子，跟《荀子》等书搁一块儿，这也是儒家的本来面目。没有这种调整，只有经学史，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绝不是一个儒字所能概括。中国典籍，经史子集，也绝不是一个经字所能概括。《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孙子兵法》讲行为哲学，《周易》经传讲自然哲学，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真正读懂、读精这些书，如同要精通几门外语，当今社会，有几个成年人有这样的功力？还要鼓吹少儿读经，不仅可笑，而且可悲。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态度，如同旧社会的愚妇愚夫都信佛，见庙就拜，但对佛教一窍不通。
当今官产学媒主流中有一潜台词，见右就捧，见左就恨。鲁迅是左翼，他说过“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称赞“十月革命”，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会斗者，“我引为同志，是引为光荣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荀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神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几千万人跟定了中国共产党，“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向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势力灭亡，去寻找‘新世纪曙光’”。最后就连想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一边倒了。
那些见台湾就夸，见大陆就骂的右右们，不应该有一点反思吗？中国几千万人流血牺牲，在20世纪世界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和人们卷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大潮，如今潮退了，马克思仍被西方评为最有影响力的第一人。难道这一切只是一场迷梦，这存在没有一点合理性？革命的玷污带血，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甚至自己人杀自己人，沉痛的教训应该反思，但一句“告别革命”一了百了，太落轻簿了，革命都是逼出来的。
人长一个脑，就要让思考；人长一张嘴，就要让说话。中国的传统是“防民之口，如防川”。说得好听，“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实际上，统治者从来认为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孔子、老子对着干，但愚民是共同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出自老子之口，这和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样让百姓绝智去欲，“无欲则刚”。而鲁迅是单挑独斗的战士，不与任何权贵攀亲，眼光也远远离开脐下三寸，该反对的一个都不放过，鲁迅的深刻、犀利至令锋芒不减。现在，鲁迅早去，有人说他尖刻，有人说他偏激，鲁迅无言，鲁迅不语，这不是后死者的优势。鲁迅那句名言：我的血肉可以去喂鹰隼，但绝不能去喂臭虫。
李零看得非常清楚：从前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伊拉克是亚述、巴比伦，伊朗是波斯，全是挨打或准备挨打的对象。西方传统，是小国传统，比如民主制，就和小国有关，和他们保持的原始特点有关。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对外征服和奴隶制之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原型是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残酷；上层特别优雅，下层特别野蛮。今天的大国崛起，都是小国崛起，古老现实，古风犹存。
李零进行了对比：1980年代，怨天尤人骂祖宗，当时骂什么？主要是骂专制主义，骂封闭停滞，骂小农经济，骂吃粮不吃肉，心理自卑，达到愤懑的地步。大家恨传统，简直恨到了根儿上。《河殇》的播出是高潮，悲情的顶点。李零有一本杂文《放虎归山》，力陈对传统文化的误读之害，内容和后来的三本畅销书《花开一壶酒》、《兵以诈立》、《丧家狗—我读<论语>》一脉相承。无论对弘扬传统和批判传统，他都超然表明传统并非如此，传统无辜。中国传统其弊故多，不如是之甚也，何必众恶归之，集为怨府，把明明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反应，全都怪在传统头上。当时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当时国人几乎一边倒。现在的中国，正好相反，从骂祖宗变成卖祖宗，急转直下，我们的信心仿佛一夜之间提高了，举国若狂，一片复古之声，耐心倾听，在《狼图腾》中，在《大国崛起》中，我们还可听见《河殇》的声音，忽而哀怨，忽而亢奋。面对现代化的幽灵，中国人一直有大国梦想，小国心态，表面自大，骨子里还是自卑。现在的人，迷托古改制，是拿欧洲说事。人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囿于中世纪六百年黑暗，不托古不能求新。先扬皇权，抑教权，政教分离，这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在古代社会是文化的制高点，面对现代化才百不如人，托古改制，步欧洲后尘，拜错了庙门。现在，西方史学家反省，很多传统都是假传统。假希腊，假罗马对传统和现代化都是破坏。
中国的复古，是因为意识形态真空，就如俄国乞灵于东正教的传统。但我们的传统，精英文化，不语怪力乱神。下层见神就拜，也没有宗教大一统。中国的传统很实在。没有教，不必造。现在，很多英雄气短的人，宁愿相信假传统，也不愿相信真传统。中国需要这样的造神运动吗？中国的运动还少吗？孔子克己复礼奔西周，你能照办吗？说复古，往哪复？怎么复？哪朝哪代哪个皇帝？你的复古方案是什么？你要是迷这帝那帝，曾胡左李，就别讲什么“走向共和”。你能把太监、小脚、三妻四妾都复辟吗？而且太监之类，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外国也有。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丑陋的中国人。外国骂得欢，自己骂得更带劲。引起关心世道人心的新儒家，开方、支招、疗病的神方，曰“读经饮蒙”。如同当年的“老三篇”，不但成人要学，孩子也要学。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百年前的蒙童书又翻来。
孔孟之道，形之于文，看上去很美，一点不比自由、民主、博爱，再加上人权差。仁义、忠孝、王道恕道；政者正也，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省、四绝、慎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动听、动心。那么，为什么两千多年前就闹出焚书坑儒的公案？而秦去汉来，马上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夫子又大红大紫，口含天宪。董仲舒将孔子当作符号，历代帝王把孔子奉若宝贝，其实同孔老先生也没多少关系，只是将其当成敲门砖，“公己无言”。当今时贤用《论语》替当前的现代化倒腾，一样，中国仍需假孔子。许多人揣摩不出，琢磨不透，中国人读了两千多年，读经穷理，读出什么天性、天理？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弒父杀兄，叛乱逼官，皇冠落地，屠城灭族；为保皇冠，国中冤狱遍天下，法若凝脂，惟恐罗织不密，株连不广，哪有什么民本爱人。宋代以降，理学大兴，这一千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果更糟，近六百年辽、金、蒙元、满清得了天下。
《春秋》决狱，《章经》退敌，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的生存方式是孝，二十四孝都是些什么玩艺儿？卧冰求鲤，挖肉煮汤，舍身饲蚊，郭巨理儿，哭竹生笋，除了愚昧、残忍、丑陋、荒诞、令人恶心，还能用它救中国、救世界？全盘西化，全盘中化，都是剑走偏峰。姑且不说有几人能全部读懂经书，儿童读经更是从根底下败坏灵魂。鲁迅不凡，他从仁义道德之中读出了“吃人”，在惨淡的人生和鲜血淋沥之中创造了阿Q。读经的时代并不遥远，“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李零的《丧家狗》与《去圣乃得真孔子》告诉我们，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满口的圣人帝王，书越写越多，路越走越窄。中国古代不是这样，孔子不是这样，先秦时代，百家争鸣，根本不是钦定一把尺子量天下，很有一番自由情神。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重归古典，反宗教反专制，倡思想解放，不是回到中世纪。现在的复古者，正好相反，迷宗教，政治和道德，过去叫道统和治统，此不可不察也。
七、自其常变而观之与自其不变而观之
直白地说吧，有人算定共产党气数已尽，中西合璧取而代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共产党打遍天下无敌手，沙皇俄国老大帝国，1905年被小小日本打得惨败。而共产苏俄诺门罕一役完美无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二者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苏联东欧的教训集中在一点上，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中国的现实也是这样。八千万中共党员，代表各个阶层，创新党内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对待古与令，中与外，最根本的是文化立场问题。面对现代化，后面有文化态势问题。不管历史上中国如何如何阔过，反正近一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较量是强弱不敌，这是明摆着，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就是强弱不敌，中不如西，我们能不能对西方，对中国，特别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应有一种批评的立场。这是历史学上的老问题。李零强调自其不变而观之，发现中西如此之不同，但有许多方面其实是相通的。发现14、15世纪或者15、16世纪，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发现了过去许多人没有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如果完全是西方文化优越论者，你的历史观就一定是以偏概全，以西方划线。如果你从全人类自其不变而观之，就能看到人类有很多不变的追求，这种不变的追求，孔子提倡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虽然反复出现，西方、东方都反复出现，但仍是乌托邦。中国的弱势群体打倒皇帝，自己还是要做皇帝。这种追求中外也很有共性。但管子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才是古今中外的人类普遍的、不变的追求。古人见钱眼开，现代人一样见钱眼红。现代不过是钱更多了，奔得更欢了，异化自己，透支未来，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掠夺大自然的能力登峰造极。这和古代有什么根本区别？市场经济也不是现代才有，法治社会也不是现代化才出现，民主共和国也是古已有之。不能自其不变而观之，就只能以西方划线，而忽略了古与今，中与外共通的人类本质。不仅失去了观察历史的另一角度，而且对现代化只见其利不见其害，只见现代化的各种好处，看不到、参不透历史上的好坏之间的复杂关系。言必称希腊成为必然，就不能直面看西方，直面看中国，直面看古代，直面看现代，失去了中性的评价标准。人类的终极问题是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现在不能，今后也不能。李零概而言之：
人类有很多病都治不好，就连牛皮癣都治不好。大家读了可能会失望，我没有给大家开什么药方。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药方。
人文关怀是终极关怀。终极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属于永恒话题。
所以，这里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有人说我悲观，不一定。无解的问题，不必有答案。人的生活态度分三种。一种是从现成答案挑一种，权当答案，今天选黑道理，明天选白道理。一种是跳出现成答案，没有答案就找个假答案，把虚无的东西（比如宗教）当答案。一种是没有答案就没有答案，该活还得活，该死只好死。
癌症治不好，病笃乱投医，西医不行看中医，中医不行看巫医，不能算乐观。什么辙都没有，也不求神问鬼，吃饭吃药，维持一天算一天，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才是乐观。不算乐观，也算达观。
中国出了个史玉柱，先搞了个“脑黄金”，掘得第一桶金，后来心太贪，盲目扩张，求荣得辱，欲发反损，破产了。几年后，他东山再起，搞出“脑白金”。虽然主流媒体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论证“脑白金”与“脑黄金”一样，既不能治病，也无法被人体吸收。而史玉柱却成为亿万富翕。我才明白，治不好病，又吃不死人的药有永恒的魅力和无尽的需求。这档不住的诱惑，来自人类的本性。
均贫富，等贵贱，这梦老祖宗做了几千年，但共同富裕，总有人说，走着瞧，就是总也瞧不见。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大家爱听。说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大家也真信。实践检验，带来幸福的人，也可以带给人灾难。幸福绝不是一个人独创，灾难也不是一个人的罪恶。把幸福归一人，同把罪责归于一人一样的荒谬，同样违背历史真相。还是国际歌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亘古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历史上就一直是这样干的。共产主义的前提就是物质极不丰富，原始社会可以，物质稍一丰富，多出一块肥肉来，狐狸为两只小熊分饼的故事就会出现。人类只要有商业秩序，法律秩序就会出现，任何社会都需要管理者，最自治的地方也有公众利益的代表者，历史上也是允许他们先富。“不息寡而患不均”，穷人总是多数，从社会危机的角度可以理解，但经济学告诉我们，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永远讨论不怠的主题。“均”的成本非常高，普降甘露，一人只降一滴，那也是一大笔财富。要是降到几个能人的手里，富人一碗，穷人一锅，富人奔财富的干劲冲天，经济就会大发展。全部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少数人的发财史，俄国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改革如此，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同一条路线，当然改革的力度要考虑多数穷人承受能力。打碎砸烂这套旧秩序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早已结束，在东方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易帜，陷入谷底。其实，人们将苏联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时，这种试验旱就结束了。
现代社会主义试验一直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总体系之下，马克思主义没有战胜资本主义，它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负面反映，必然出现的调试者。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一切文明、进步，一切可以称之为先进的东西，都是马克思主义代衰弱势群体的斗争结果。但马克思所预言的未来社会，不要说共产主义，就是它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近 160年的试验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马克思认为：第一，这种社会主义同时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第二，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资本是国际的，反对资本的社会主义也是国际的，而且在国际上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产生、建立，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第三，这种社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短暂过渡时期，将建立无商品、无货币、单一的社会所有制的经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生产和分配的惟一尺度，价值真正还原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国家的政治职能逐渐消亡，国家消亡，成为半国家、非政治国家。军队、警察都被人民的自动武装代替，国家的领导人可以随时罢免、撤换，并且只拿普通工人的工资。
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完全相反，所以，马克思将其理论概括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实践证明这种条件过去没有出现过，今后也不会出现。与1848年成熟的马克思时代相比，人类的生产力扩大了一百倍都不止。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被后来的实践超越。东方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越落后越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俄国、中国、北朝鲜、越南直到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终于让传统杜会主义的威信彻底扫地。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实钱，其最高成果是20世纪40年代毛、刘等所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理论最彻底，实践最完整。但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不许这种理论与实践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帝国主义和斯大林都只允许中国一边倒。毛泽东也放弃了这种理论和实践。只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上实现了，而政治却纹丝未动。也许今天实行正是时候，也许机会最终错过。
现在，大家都知道李零是“三古”学家（考古、古文献、古文字），更清楚其《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丧家狗》独步文坛，却不知道李零在 20世纪 60年代就通读马恩列斯毛鲁全集，就《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双重来源写过专门的考据论文。上述论述李零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已有清醒的认识和表达，早就有系统的理论阐述，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这可是产生于黄泥小屋，油灯一盏的知青插队年代。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地坚持“异化论”，从来拒绝任何人道主义说。
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历史进化论、方法论要重新认识。你可以自其常变而观之，一个永恒连续运动的宇宙，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鹰击长空，鱼翔潜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我们读出的是西方思想进化论。也可以自其不变而观之，江上何人初见月？月有阴晴圆缺，好像老在变动不居，缺了又圆了，不是还是那个月亮吗？大江东去掉头东，水哗哗不停地流，长江还是那个长江，黄河还是那个黄河，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世界三大文明圈，实际上原来的伊斯兰文明、亚洲文明都高于欧洲文明。欧洲只有南欧属于西亚、北非、南欧地中海文明圈中比较先进的部分。欧洲现在反省自己的来源，文艺复兴时认宜归宗于古希腊、古罗马。实际上欧洲中世纪和中国的南北朝类似，是文明的衰退期。但希腊、罗马的文明又有别的来源，其来源虽然极其复杂，世界上的文化若要追根溯源，最早的文明还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中国文明离不开它周围的文化，它的根也离不开那两河流域。三大文明圈都很辉煌。谁也不必贱视别人。我们也不能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挫折感，把西方文明看成一朵花一样，而视其它文明为臭大粪。更不能跟着美国的愚夫愚妇跑，视其它文明为敝屐。美国以已划线，大兄弟是欧洲，小兄弟是日本，中国也就是排老三。实际上，原来最落后的西北欧，从三大文明中吸收了大量的文明，资本主义如同基因变异而产生的新物种，发展的极至就是今天的美国，不占尽全世界的便宜就难受，占尽全世界的便宜就更难受。恐怖主义本来是美国扶植起来的，现在的恐怖主义战争成为全球最弱势群体的兵法利器，自己搬起的石头砸自己的脚，后面还有伊朗问题，巴基斯坦问题，动静越来越大，恐怖主义全球化，战争私有化。
西方价值观，全球西方化，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落后国家强弱不敌，无所逃遁。所以，那些反全球化，反战的左派，他们的旗帜是要重新寻找答案，“上下求索”，他们这些组织的特点就是找答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寻找答案，没答案可能是惟一的答案。人类渔猎采集几百万年、农耕文明一万年，工业文明也就几百年的历史。人类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它深厚的背景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确实困惑着人类，人们上下求索却总是大惑不解，可能大惑就是无解。人们希望看到一盏明灯，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王小强称之摸着石头过河，岸在哪里？你要是对有没有岸都怀疑，那人类就更没戏了。
历史学就是超越自己，超越生命的科学。人类寻求人之所以为人答案的一门学科。李零处于无胜于有的境界，虽然现在不可知，但知道已知的成说有许多是值得怀疑的。知同一个人从没有钱到有钱这是一个境界，一个重大转折，但有钱了要什么，就有一个选择，如同小康之家的孩子，常有嘴刁的时候，端上来的菜，哪个菜他都说不喜欢，不愿吃。而且前提并不是无菜可吃。你不吃就把这些菜全撤，他就说不行，我还得吃，反正我真的很不高兴，但我也得选一个吃。这也是一种选择的态度。这个世界被迫接受的东西大多了。中国内需起不来，就只能搞外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太高，外汇储备太多，强制结汇，基础货币发行太多，流动性泛滥必然出现。本来我们买美国的专利，买美国的国债，美国占便宜多多，现在反成为中国请求美国帮助我们解决金融问题。这也是一种被迫选择。现代化带来空气污染，你能说你拒绝呼吸吗？人类历史上无可奈何的事还少吗？太多了，很多事情你都奈何不得。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无非是提出你的批评，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现代资本主义如同摆在你面前的一道道菜，你选哪道菜，都是资本主义的菜。现代化的魅力就在这儿，反正你得吃饭。
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肯定有禅学之玄机。他所讲的水与月自其不变而观之，是一种禅机。菩提本无树，明镜自为台，世界上最多的是佛教徒，大彻大悟的本质就是无咒念。这种禅机对支招、开方想做大事的人，味同嚼蜡，不如放屁。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只能剥去，堂•吉诃德的挑战机遇，如毛泽东所说，枪一响，什么兵法都忘了。首先是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本来，全世界就处在这样一个荒诞的时代，荒诞的事，胡涂官判胡涂案，假做真时真亦假，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也是一种选择。反正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仅在世界上没有出现过，在中国也渐行渐远。但是，你再初级，再特色，充满了个性，总要有点基本共性吧？反正任何当政者都不会提出，我的发展观是非科学发展观。这也是现代化的被动选择，你不吃这道菜，就没菜可吃，当然吃是前提，你选择了一圈，最后还就是这道菜了。而且，可行的办法也不是一个无灾无痛的办法，可行的办法大抵都是一些无可奈何的选择。那种理想主义，那种幼稚的启蒙派，开方、支招，给你一个药方，保证是灵丹妙药，又能治病，又无痛苦，肯定是骗人的谎言，肯定是卖假药。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更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就是太平盛世，也是盛世不太平，给人带来很多的痛苦，古已知此，于今更烈。而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身受其苦，他都有反抗的理由。富人总是讲富人的道理，过去是，现在还是。过去地主说贫农，你种我的地，就不能欠我的租子，欠租子就别种我的地，不种我的地你吃什么？我这锅里有了，你的碗里才会有。但穷人有穷人的理，没饭吃的人，造反有理，这也是人类不变的追求。
人类一直改变不了贫富对立。但是，人类也一直在反抗这种对立，应该看到人类所有的进步，其实都是反抗的结果。但从来有组织的反抗，都是富人中的觉悟者领导穷人，穷人也从来反抗富人，但是穷人的反抗归根结底永远斗不过富人，打倒皇帝做皇帝，穷人富了斗穷人。但是，富人也是靠穷人绵绵不绝地反抗才逐渐明智一点，明白一点。
公元前484年，罗马的许多平民因为债务变成奴隶，矛盾日趋尖锐，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开罗马城，去了东部的圣山，“永别了，罗马”。平民大量出走，生产停顿，兵源匮乏，这是历史上最风情万种的用脚投票，最后贵族与平民谈出了护民官制度。只要平民护民官否决，就可以否定政治法令和元老院决议。作为罗马法渊源的《十二铜表法》，同样是平民与贵族博弈的产物。
这样的对立，在西典中是罗宾汉、佐罗之类的故事。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除暴安良。查查历史，这样的人多是一些江洋大盗，结局是多数上了绞架，也很少有什么人组织劫法场之类。而约克郡长，多半也就是常见的绅士，也没有那么怀。但是大家在文学中总是站在罗宾汉一边，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总是站在约克郡长一边。这种西方的经典故事也比不上中国的四大名着之一的《水浒》。那是歌颂反抗的开山之作，几百年过去仍令人荡气回肠。然而，好汉也不是永恒正义的化身，从来不是人道主义的守护者，正如鲁迅批评的，李逵大斧一挥，排头砍去，刨瓜切菜，人头落地的多是看热闹的百姓，官家的人又有几许？人们讴歌反叛，挑战秩序。人类其实需要秩序，但正义的秩序需求异化为秩序的不正义，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也是历史的怪圈。人们从古拉格群岛的斯大林迷梦中清醒后，又重新回到老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的巢窟，愚弄自己，恫吓别人。西方再大的贫富悬殊，也比斯大林的大清洗、集中营好，也比中国的内腐外侮强。人们为什么就不问一问：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亚非拉为发达国家垫底，又会是什么样？
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老问题，他的范围远远超过50年、一百年，甚至超过五百年。现在最时髦的就是颠覆，一切都要重构。周思源教授从李逵滥杀无事得出新结论：“宋江受招安，有功无罪”。马立诚认为国民党不如保皇党，他“给革命开出的公式就是：‘革命一动乱一专制”’。给立宪保皇“开出的公式则是：‘开明专制一君主立宪一民主立宪’”。颠覆重构，对中国的一切革命，誓当枕戈泣血，以求一洗。历史可逆，已发生的一切都可“假如”。这种鬼打墙，转磨磨的思维方式，过去有，今后还会有。
美国人现在特别国际主义，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统统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其实也是一种错觉。他们是在另外一个时间和另外一个地点，以另外的方式，做过类似秦始皇的一些事情。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主体，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当然新大陆什么人都有，杂种特别多。当然他不会承认自己和秦始皇一样。因为秦始皇很暴虐，很寡头，很专制，他们和秦始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有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这也是用今日之尺量昨日之是非。他们今天代表着国际化，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中国人的现代化首先面临的是亡国灭种，当然要救亡图存。以美国划线，当然认为中国人民族主义特别厉害。中国确实还没有成为他们标准的现代国家。潜台词是你为什么不学日本，日本是他们看待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榜样。美国人认为你早晚是归去来兮，早晚要进入我的全球化过程。
李零比较反感的是，美国人自二战以后，几个骂人的话：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说你是民族主义等于骂你自绝于主流文明之外。历史上的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自愿融合，从来都是强势文化取而代之。当然，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高高在上，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理所当然会做出反抗。美国所说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弱势文化拒斥强势文化的强迫统一。西方放出的狠话，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骂现在仅存的少数几个自称坚持杜会主义国家的西方话语霸权。
李零不赞成西方人对民族主义的话语霸权，实际上西方是自己跟自己的影子打架，应该看到，民族主义绝对不是传统文化塑造的怪物，民族主义（包括民主革命）都是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副产品，包括主权、领土、疆界、现代化国家，都是很西方化的产物。作为弱小一方，当然要力争保留一些自己的特色，尽可能保留一些自己的传统。但落后国家根本不可能改变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
李零说：“世界已成一盘棋”。
全球只有一个道理，即过去叫“资本主义”，现在取其广义，叫“发展” 的大道理，或曰“硬道理”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
中国历史一向受两股力量拉扯，生拉硬拉，方向相反，好像拔河的绳子，一股力是西方的馈赠，叫强国梦；一股力是自己的本钱，穷山生恶水，恶水生刁民，刁民生酷吏，拉拉扯扯，就进了高粱地，不知怎么说，我叫人民大爷。身板极差，酒劲极大。清朝倒了，国民党，国民党倒了，共产党。中国什么都能打倒，只有这两股力打不倒。
“强国梦”的根本是一个“抢” 字，明火执仗的抢是抢，巧立名目的骗也是抢，归根结底都是抢，马克思的术语叫“原始积累”。第一桶金都不是好来的。
先下手者为强，后下手者遭殃。
中国无力抢别人，只能自己抢自己，（而且还得保护自己，别让人家先把自己抢了）。我们的说法是“自力更生”
八、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民主传统的偏见
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语成谶。黑格尔将中国比喻为“早熟的婴儿”，“长不大的婴儿”。他把西方视为正常，以西方划线，那么，他不了解的其它文明肯定是反常的。现在的全球化绝对是西方的全球化。本来世界在西化之前是一个多元世界，西风东渐，那种东方的世界，西方以己划线，看不明白的世界，就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西方人对东方世界不理解的笼统模糊的表达，不知道东方文明是怎么一回事。这种笼统模糊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重要价值。由于马克思继承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之说，就成为人们描述中国从根子上就落后于西方，根不红，苗不正的根据，古已有之的不正常。这是19世纪西方历吏学的偏见。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大发展，代衰弱势群体反抗资本压迫的理性学说，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当然要继承和发展。但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西方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其实各民族的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中国人会种地，养活了许多人。现在是难办之事，古代却是文明发达的表现。
为了驳斥西方的傲慢与偏见，李零专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古典时代。
早在古典时代，欧洲人就有一种说法，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文明人”，他们的北边，他们的东边，都是“野蛮人”。中世纪，北欧和南欧成为同一个基督教世界，但异教的东方还是属于“野蛮人”的世界。
古典作家说，西方特民主，东方特专制；欧洲人酷爱自由，亚洲人奴性十足。他们说的西方是希腊城邦，东方是波斯帝国。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
最近，美国拍了“样板戏”，《亚历山大》、《斯巴达三百勇士》，就是再现这种偏见。亚述、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是最伟大的文明。波斯（现在的伊朗）继承了这两个文明，包括他们的地盘。它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行效率很高的大地域国家，所有考古发现和文献史料都证明，希腊比不了。古典作家嘲笑波斯，正如由余入秦嘲笑秦，自豪的不过是戎钬的蛮风。
换位思考，亚历山大征波斯，其实是蛮族入侵。欧洲历史，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总是落后征服先进，后来的罗马，后来的日耳曼，都是如此。
古代东方有很多大国，没错。这些大国很专制，也没错。但很长时间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文明古国，少所见，多所怪，以为只有他们的小国寡民才叫文明，这是颠倒黑白。
近代欧洲，他们的地理知识有长进，但文化偏见没有变。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沿袭了古典时代的偏见。他们把西方炮舰所及的整个东方，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尔帝国，从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全都装进同一概念。这一概念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 是个十足的历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乱的印象：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组织，大河灌溉和水利社会，绝对专制和普遍奴隶制，没有法律，没有贵族，还有早熟、停滞，等等。
黑格尔使用了这类概念。他把整个东方，叫做“暴政的舞台”。
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虽然他更关心的并不是“暴政”。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式提出是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但这一概念，在他第一次讲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就已存在。对比二书，我们不难发现，他当年使用的“部落所有制” 一词，就是相当这一概念。他把“部落所有制”（相当亚细亚）排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相当希腊、罗马）、“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相当日耳曼）之前。在他眼里，这种形态更古老。所以，他还保留了黑格尔爱用的“儿童”一词—和欧洲相比，我们只是早产的小儿！
今天，我们都已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陈旧过时的概念，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很多“特点”似是而非，很多“特点”不能成立。这一概念，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日凿一窍混沌死”，已经寿终正寝。
专制主义只是东方的特点吗？并不是。东方，很多国家，早就是大地域国家。这不能叫野蛮，只能叫文明。更何况，西方大国有专制，东方小国有民主，双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专制。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历史虚构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近代反专制，说我们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这是误用西方的概念。
我的朋友，刘北成先生，他是治欧洲思想史的。1990年代，他就提出，人家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这两个词怎么可以搁一块儿？最近，他再申此论（见他为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写的中译者序言），讲得更清楚，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它要反的是“绝对主义” 而不是“专制主义”，更不是“封建主义”。过去，我们把absolutism译为“专制主义”已经不太合适，理解成“封建专制主义”就更加荒唐。
研究中国历史，同期比较很危险。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欧洲，从起点上就很不同，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大错位。
第一，中国从很早就是大地域国家，君主制很发达。早期民主制，很难查考，没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蛮荒之地。蛮夷列传诸蕃志，汉族以外的地区倒是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好像很重视民，但这是“事后诸葛亮”，越是大讲“民贵君轻”，越是说明民太轻。现代民主制，不管是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都是外来。两千多年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中国只有君主制，没有民主制。
第二，中国从很早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种大一统，两千多年不变，每个王朝都是二三百年的连续体，和欧洲对比很强烈。西周时期，我们也有封建，但不同于欧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间，有异族征服，异族多被汉族同化，接受的是汉族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有专制可反，无封建可反。
第三，我国的帝制，从一开始，皇帝就有绝对权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纳入同一个版图，类似现代的民族国家。政教分离，宗教被国家控制，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也类似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国家。这样的国家，有君权可反，无教权可反。
当然，中后期，中国人口能发展到四万万，也和吸收其它地方的文明有关系，美洲的玉米、红薯、马铃薯、南瓜在中国落地生根并改良发展，是人口大发展的直接原因。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没法比，中古时期的帝国也没法比。它更像欧洲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欧洲绝对主义，高峰是 18世纪。难怪当时，欧洲各国，群拜康、乾为榜样。这段蜜月期，很让国人自豪，但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他们崛起，我们衰落，反被他们骂，就连老学生日本都骂（日本的现代化是个例外，它是从封建制直接进入现代国家。欧美特喜欢）。
近代中国是在骂声中长大。别人骂，我们自己也骂。
我还记得，“文革”后，中国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国落后，对“封建专制主义” 曾力加挞伐。他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极权主义等同于绝对主义，把绝对主义等同于历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现在，放着眼前说天边。当时的大家，真是骂昏了头，明明是眼跟前儿的事，什么都赖秦始皇。
现在倒好，自从有了盛世感，非常糟糕，只有帝王的绝对专制，才有盛世说，中国人又找不到北，康、乾又成香饽饽，大家特别健忘。
长期以来，“专制一锅粥”，“民主一锅粥”，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神话深信不疑。还以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
这个酒劲儿应该醒醒了。
九、五百年的大梦和大梦初醒
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生产力决定论，实际上也是一种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观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认为西方和古代比，其历史发展突飞猛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描述它的最好指标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这种科学技术是可以测量的历史变化的标准。生产力决定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衡量历史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也追求、寻找一种可以测量历史变化的尺规。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当作一个自外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非此即彼，二律背反的存在，它也离不开“大问题管小问题” 的范畴。
我们之所以可以也可能学习马克思，继承马克思，超越马克思，是历史的眼界与日俱进了，历史的信息量远比马克思丰富和透明了，历史的实践已大大超越了、检验了马克思的科学假说。
西方对中国，18世纪是不同观点，但总体是顶礼膜拜，但19世纪就完全唾弃了。以资本大发展划清界线。欧洲人很忘本，数典忘祖，不但与自己落后的过去划线，也与周围的其它文明划清界线，此疆彼界，泾渭分明，是否现代化。这一化，化遍全球，而什么是现代化？标准是变动不定的神话。
世界文明，古与今，中与外，文明的传播都是相互学习，不断反馈的过程，中国的文明传出去，外国的文明传进来，如同大浪淘沙，复来又复去，循环往复，形成人类共同的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客体与主体。需要更高的眼界和世界的眼光。不能只停留在古与今、中与外的对立中。中国如果与西方总是较真儿，就永远会被人家牵着走，因为从当今的文化态势上，总是他在你上面，你在他底下，我们用不着幻听幻觉，自大之后自卑，自卑之后自大，一会儿说我历史上如何阔，一会儿又感到望山跑死马，总是寻找赶超的信心，而实际上又没有赶超的实力。这是乞丐与龙王比宝，望山跑死马的悲剧。
直面现代化的过程，反省现代化的来源，参透现代化的利弊，看清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问题，坚定对其批判的立场，面对现代资本主义，千万不可幻想超越。当年傅思年提出“四海为家，六亲不认”，到国外去努力苦读，学完了再治中国学问，超过人家。赶超论是一代中国人的强国梦，但梦总是梦，不是现实。现实是人家的“四海为家”，文化态势要比你高得多，鬼子的中国文字考据不如中国，但你所有的成就都是他“四海为家”的组成部分，中国成千上万搞中国文史研究的人，他们的汉学家就那么几个人，可他们就敢傲视你，看看战争史就明白了，他们的“四海为家”太大了，他跟你根本不分彼此。你的台湾问题，只是他的全球战略的小小组成部分，现在的全球军费开支大大超过冷战时期，而美国一国就占了一半以上。冷战看似结束，当戈尔巴乔夫给老布什打电话称：“你们胜利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阵狂喜之后，整个世界仍处于恐怖的和平之中，大战未到，小仗不断，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伊朗，这个单子还要一直排下去，越开越长。
中国人看历史要能够摆脱自己很难，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老是在欺负你，你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鬼子”，我只想把自己的事办好，决不想挑战现有的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秩序，你就是想胸怀宽广一点，也常常会又被它憋回去。在鬼子的全球化中，根本就没有你自己的事情。他非要你接受他普世的价值观、文化观，全球一盘棋。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资产阶级的世界本性看得通通透透：“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球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民族基础……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发展中国家80％的文化市场是何人天下？一不争的事实，欧美文化娱乐业独步亚非拉。
西方18世纪，该学的人家一点不含糊，但人家学完之后，吸取全世界之精华，完美无缺，美轮美奂，新造物都看不到一点你的痕迹。今天中国人再怎么说人家如何受惠于我们，人家已经学了，而一切都淹没于人家利已主义的冰水之中，而且学了之后再造出来的东西，确实比我们原来的厉害。当然，这是不是历史的进步，还需商榷。历史进步的概念一直包含着一种理性主义的胡吹，好像只要发展了，就是进步了，只要进步了就特别好，值得讴歌。好像一切发展带来的肯定是好东西。这是一种现代迷信。实际上，人类历史的进步一直都是散发着血腥肮脏，它给人类带来不仅仅是快乐，也有更多的痛苦，甚至是种族的灭绝。所以历史的道理还是两面观，是进步还是退步，至少不能把历史的进步说得田园诗似的牧童歌会。而且进步总如怪圈，进步就好，旱就受到各种挑战，有一进就有一退，这就是绿党为什么风靡世界的本源。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螺旋上升，那不就是猴爬杆，现代化就是猴子爬杆，一敲锣大家都住上爬。螺旋上升也未必反映了真实情况，好多方面恐怕是巨大的倒退，历史的进步也带来巨大倒退和灾难，比如生态环境和资源环境已到了灾难的边缘。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提倡“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人类只要用最简单的加减法就会发现，全球人都过美国人的日子要20个地球。随着人类玩命开发的步伐，人类的生态底座摇摇晃晃，改变这种发展观，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资本主义带来世界突飞猛进，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最能把握的东西就是技术，而且技术用科学是可以测量和证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学说在这里表现为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想找到一种可以测量历史变化的标准，唯物史观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学说。而它的来源进化论也是资本主义理念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时代阶级简单化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继承的最合理内核，就是它始终代表无权、无产、无势的最大多数穷人。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160年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出现过，所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包括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是以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为模板的，它在全球已彻底失败了。而已发生的事情不可逆转，历史不允许“如果”，更没有“假如”。马克思主义没有战胜资本主义，却不断帮助资本主义改变其落后形态，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惟一的批判资本主义最彻底的理性学说。我们要回答的是至今仍能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是什么？因过时而需要扬弃的又是什么？
资本主义是一个五百年大梦，大梦又分成许多小梦，全世界按图索骥，始乱终弃，负石赴河，西方干成的事情由于历史边界条件和地理环境界条件的不同，你一干就走样。迷梦一圈一圈地做。高山仰止，心向住之，够好多人“一生只为那一天”，一圈一圈地做下去。何时大梦初醒？不知道。
十、畜牲人类学和人类畜牲学
人类真正的原罪就是人和动物的关系。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人就是动物，人类所有的恶实际上来源于动物本性又比一般动物更凶猛。人类一开始的渔猎采集就是学习动物，学动物还要骂动物，什么狐狸狡猾，笨如蠢猪，毒如蛇蝎。人类使用动物，剥削动物，理直气壮，谁让那家伙只生蛮力，不生脑力，几把草料就让它怕打听喝拼命干。人类用动物、用奴隶、用机器，现在又大造机器人，本性一脉相承，江山好改，木性难移。你看小说《藏獒》，哪儿是写狗，明明写出的就是人性。再肴《狼图腾》，哪儿是什么蒙古民族的图腾，明明是现代化过程中另一种版本的《河殇》。
动物是一把钥匙，动物是一面镜子。这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人的本性。李零把这种学问叫“畜牧人类学”
酒色财气黄赌毒，不光是警察叔叔的事，也是历史学家的事。
文明的特点就是忘本。
动物行为是靠本能，人常常忘本，忘记了自己也是动物。
本能的爱恨情仇，条件反射，好吃怕打听喝，趋利避害，是动物本能。驯化是顺应和利用动物的生物本能，建立动物的第二本能。发自本能的人类行为都是道德的行为，有美感的行为。比如农村妇女爱孩子，季羡林笔下的母亲；普通士兵，置之死地而后生，作困兽之斗的诸劌之勇。这些才是道德的源泉。狗对人好超过人对狗好，他们的行为，很自然，也很本能，存天理、灭人欲，压制本能；是最扭曲和丑陋的东西。
动物和人类的最大区别：动物与环境是相互适应，适者生存。人和人的区别大于和动物的区别，也大于动物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能适应环境，而人类却创造了透支环境，透支环境就是透支未来，科学技术与环境的承受能力赛跑。
福柯提出人的驯化问题，非常深刻。人是要受驯化的，人不受驯，绝对像畜牲，就是受驯化，也脱离不开动物本能。李零虽然挺讨厌纲常伦理那一套，那一套说教中充满了虚伪。但完全抛弃，小孩子确实都会跟小畜牲一样。更不要迷信所谓现代化科技的规训，网上的电子垃圾最多，计算机有用也常常成为孩子们的电子鸦片，一训练，就训练出一批小妖怪。现在小妖怪们对美国遭9．11袭击都特别高兴，比谈美国大片更兴奋。而且这些小妖怪都是美国文化全球化的产物，美国终于尝到自作孽的苦果。让全世界最引为自豪的来自美国，但许多现代化的陷阱与罪恶也来自美国。
这个世界最大的弊病都集中在全球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总过程中，这个世界最先进、最进步、永无止境的诱惑也来自美国。这个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更加分化；物质空前丰富，生态极度破坏；科技日新月异，资源渐近枯竭；生活蒸蒸日上，信仰严重危机；高楼大厦林立，道德丧失底线。美国的硬道理，要多硬有多硬，许多现代罪恶渊薮之地都在美国。而且人类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这个“均”实际上是一轮又一轮的“均”。以前一人一个馒头可以令大家满意，现在可能是一人一台电脑。人类的七情六欲永远就没个够。原来马克思的结论是物质极大丰富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现在看来物质极大丰富一直是私有化的根源。
啥叫进步？现代化的本质是千军万马，数字管理。数字说话，说历史上一场战争要杀多少人，现在的高科技，导弹是精确制导，杀人像外科手术一样。什么进步了，杀人的方式？杀人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了，对平民来说，都是死。所以要自其不变而观之。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人类随时随地都会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如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小草屋，破木盆。
十一、战争与革命，革命是逼出来的
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代表着改革开放后的反思，其实也是倒霉看反面，反着思考，也有极大的回溯性反差。“革命” 之所以成为20 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推翻国民党，都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军阀内战逼出来的。李刘二人认为“分析不够的是，中国是‘巨大农民国家’，‘20余年的军事斗争’这场革命及其后果不同于任何其它革命”，包括“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他们没有看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还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革命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要想告别革命，先要告别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是帝国主义的DNA，美国就有战争依赖症。只要有帝国主义战争，就会有反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
李、刘认为“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思想上绝对统一”，“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 。毛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统一思 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连苏共都没有的“思想改造”，“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尽管毛反儒，但自己躬行的恰恰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学雷锋”、“斗私批修”，“六亿人民尽舜尧”，“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说白了，毛泽东的革命是历史怪圈，革命的结果还是封建专制。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曲折复杂，但绝不是传统的复辟，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北伐战争，打倒军阀；抗战胜利，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都是反专制。中国革命，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大敌对恃，用一种专政或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这是残酷的环境使然。将毛说成封建帝王，不公平。毛设想过“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共同纲领”。毛对来延安的美国人讲了许多今天看来都很右的“好词”，甚至讲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毛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改革开放，从来都是双向的，中国、外国，双方都选择才有可能改革开放。文革左到家了，英葡想放弃港澳，毛泽东不接受。抓住一切机会，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请来尼克松。说中国革命“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既夸大了中国传统的力量，也亵渎了中国革命。
李、刘认为：“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历史没有“假如”，历史不可逆。李、刘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缩水。”
中国革命的发生与毛的“个人魅力”无关，和毛的“浪漫风格”、“好动喜斗”无关。法国革命革出一个“革命皇帝拿破仑”，当然是讽刺。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的逻辑，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又革命，又不流血，好是好，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中国革命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仍很伟大、光荣、正确。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这是一百多年来，整个中华民族的选择，几代人的功过问题。中国革命救亡图存，解决了亡国灭种、列强瓜分，岂容恶搞？中国摆脱了列强瓜分和四分五裂，中国已近60年没有挨打，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无案可翻。毛泽东有许多错误，但如果认为毛泽东专和现代化对着干，这是时空逆转的历史误读。毛泽东的强国梦，强到“一天等于20年”，不仅“只争朝夕”，而且要超英赶美。这话，西方人最不爱听，但也是从西方学来。
针对现代时髦，一切都要颠覆，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维新派，维新派不如老佛爷。李零针锋相对：
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论革命》）。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20世纪，17－19 世纪也是。
回首20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论革命》）。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他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 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五百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
袁伟时恶攻孙中山，辛子陵臭骂十月革命，马立诚为西大后正名，从法国大革命骂到暴力社会主义，高歌一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人家的核心价值观和软实力多西化，凝聚力多强大，羊头都可以不挂了。而老一代的革命家早就离开这世界，山川不能语。人不是蛋糕，不能三七开、四六开，他们的功过是完整的两面。当我们为日本教科书案怒发冲冠时，应该听到的是凄风血雨中，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的黑奴“孤魂野鬼鬼唱歌”。日本脱亚入欧后的野蛮，只是当了一回西方的学生，老师的问题更大！
1990年到现在，这18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到最后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战争。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论革命》）。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论革命》）。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紫禁城下的黄昏》）。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1937~1941年，长达四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1950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介石）、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 S.O.B（狗患子，son 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本•拉登和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21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它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水垂不朽！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冷战时代，从冷战中观察世界。《雅尔塔协议》，美、英、苏重新瓜分世界，回到一次大战的格局。我记忆中最有震撼力的几件大事：抗美援朝、斯大林去世、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中苏论战、越南战争、苏联出兵捷克和入侵阿富汗、中美交好、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六四”风波、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和东欧易帜……不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看不懂，参不透这些大事。
最后，我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段话抄录如下，他们似乎已经预言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不限于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留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它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底是去实行的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我们会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出现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史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史的辩护。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 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不适当的地方）；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环球视野》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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