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力纠“五风”(旧文)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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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力纠“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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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毛泽东力纠“五风”
第一节 从毛泽东力纠“五风”的历史考察
第二节 刘少奇是“五风”的源头
第三节《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刘少奇、邓小平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的思想政治纲领
第四节 刘少奇去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视察的讲话、指示，是推行“共产风”的具体行动
第五节 刘少奇在视察中大肆鼓吹和推行“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
第二章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敢于抵制“五风”
第一节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第二节 吴冷西道出宣传口的主要把关人物
第三节 吴冷西说，人民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主要责任不是他，而是把宣传口关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和邓小平
第四节 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章 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力纠“五风”
第一节 郑州会议
第二节 武昌会议
第三节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第四节 第二次郑州会议
第四章 为反“五风”，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
第一节 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
第一节 从毛泽东力纠“五风”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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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毛泽东力纠“五风”
第一节 从毛泽东力纠“五风”的历史考察
何为“五风”？指的是１９５８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泛起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这五股风。这五股狂风，歪曲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一律归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给国家带来了很大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
这五股狂风泛滥于１９５８年７、８、９、１０月份。１９５８年８月９月，毛泽东深入调查发现，１０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从１０月起，一直到１９５９年７月，庐山会议前期，都在不断努力纠正。
也许有人要问，８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８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英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企图扼杀新生的伊拉克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时，美帝国主义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扇动准备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炮击金门，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平定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叛乱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里都明白。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邓小平却把鼓吹“五风”的责任推给毛泽东，把毛泽东说成“五风”的风源。这不公正。
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
第二节 刘少奇是“五风”的源头
从历史事实考察，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刘少奇原来是比较右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极力主张中国先搞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因此，他极力反对农业合作化。为此，曾经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以后，刘少奇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很左。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一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４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２７岁（一说２５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１４７１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１９５８年６月３０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１９５８年７月５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９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１１９、１２０、１７５、１７６页）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４日到１８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１９５８年８月４日《光明日》）
刘少奇讲来讲去，就是有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养老院、幼儿园、学校、戏院、电影院、图书馆等设施，就是共产主义了。试问，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有了这些设施，那么，他们不就早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
现在，我们就刘少奇所讲的问题，归纳起来，和毛泽东所讲的有关问题对比一下：
毛泽东说：我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
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明年后年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
赫鲁晓夫讲：苏联要在十五年在工业产量和农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
刘少奇讲：我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刘少奇说：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净种地，作工的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兵学商。
毛泽东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社会性的服务组织，过去已经有了。（即在旧社会的中国、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有了，不是什么新鲜事……。）
刘少奇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
１９５８年８月６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１９８７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１２０万斤，一棵白菜５００斤，小麦亩产１２万斤，皮棉亩产５０００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人民日》）
这两篇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少奇、邓小平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至１１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帐，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派。（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８日《人民日》）
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９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人民日》）
青年一代不懂什么叫“共产风”，不知道什么叫“穷队和富队拉平”，“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等等，看了刘少奇在河北徐水县搞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的经验情况，看了李先念的简要介绍，就略知一二了。
第三节《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刘少奇、邓小平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的思想政治纲领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３日《人民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纲领。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鼓吹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鼓吹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鼓吹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公然把毛泽东加上去，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刘少奇、邓小平的以上所为，说明了以下问题：
第一，刘少奇、邓小平主张跨越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情非常急切，本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刘少奇、邓小平把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删去，就更快了。
第二，刘少奇、邓小平极端独断，象这样些重要的牵扯到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社论，他们不经过身为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审查同意，就贸然自行决定发表。违背了中央政治局西柏坡会议关于有关重要的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文件，必须经过毛主席审定的决定。
第三，刘少奇和邓小平藐视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因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大家通过的，修改决议也必须大家讨论同意。
第四，刘少奇和邓小平违反了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
第五，他们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前一个星期发表社论，造成了下面按他们的意图去做，成了事实。
第四节 刘少奇去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视察的讲话、指示，是推行“共产风”的具体行动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６日到１８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９月２４日人民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９月３日的人民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详细的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一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１９日，少奇同志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
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刘少奇违背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１１６页）
刘少奇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文规定，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
──────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
──────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
──────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刘少奇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决议》规定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７０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６０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７月１４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１３７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６５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１２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４１年，我们才搞了９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１１１──１１２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尊敬的读者：读了毛主席这段话，难道你不觉得邓小平讲的“公正”话，是在耍欺骗手段吗？
《人民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为了读者了解刘少奇的做法和深入研究，现将吴冷西的调查情况经过和毛泽东的评论附录如下：
一 出发前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二 情况调查经过
我和田家英一行１０月１８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修武的一县一社〉
我和记者们１０月２９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１３.５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响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２４５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狠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９００万斤，到１０月底只收到１５９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我们１１月１日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也从修武转到新乡），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二〉七里营十六“包”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５个大队，７９个生产队，人口３万，耕地９万亩。年收入１２１８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７８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８０００多人，１９００亩土地，总收入１５３.１万元，人均分配１０４元（１９５７年即为９６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三〉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４０００户，２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１５个营，５０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２２４户，开始时有１５０户男女老幼都分开住，现在仍有６０户集中在８个地方，男女各住４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按：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他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日到２８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放在第四条，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是刘少奇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就是男女老少分别编班，以便调动去做各自“力能胜任的工作”。也是刘少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家庭革命”的的一个举措。（笔者注：以上所引，见《人民日》１９５８年９月３０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三 向毛主席汇
〈一〉关于“一县一社”问题
１１月６日，我们从新乡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着重汇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付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二〉关于供给制问题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要４２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２１尺布，二斤棉花，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１８元，医药费每人每年２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２０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１０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四 毛主席的评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当我们汇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体住宿”刘少奇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军事化生活”，“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办法，这就是刘少奇的主意──笔者注）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１０７０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９５──１０３页）
尊敬的读者，读了毛泽东的这些话，难道你还不意识到邓小平讲的“公正”话是在撒谎，是在搞欺骗吗？
现在我们看刘少奇在江苏视察，又是怎样兜售他的“共产主义”的。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日到２８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
“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刘少奇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是他在讲到第四条时，向江苏推销他在河南搞的“改善劳动组织”的经验做法，这就是：第一，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时，要把劳动力编为班、排、连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第二，“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据刘少奇说：实行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是刘少奇在河南搞共产主义试点创造发明的，现在他又要在江苏省推广了。刘少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现在他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实施这一举措。这一举措的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反感。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１９５８年９月３０日《人民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９月２７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的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直到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产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１５０元至２００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１５０元至２００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３版１８７、１８９页）
第五节 刘少奇在视察中大肆鼓吹和推行“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
刘少奇在视察中是怎样由相信浮夸风、高指标风到鼓吹和推行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的呢？看以下事例就清楚了。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４日到１８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３万至５万斤的玉米，３万至５万斤的谷子，３０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１５０００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刘少奇的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导亩产数几万斤，都跟着大胆的吹起来了。
１９５８年８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５万斤、１０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８千斤、７千斤，提５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７日《人民日》）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至１１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１２０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８日《人民日》）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日到２８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１万斤。少奇同志说：“１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１９５８年９月３０日《人民日》）
第二章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敢于抵制“五风”
第一节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一 鼓吹浮夸风，鼓吹高指标的一律不登，一定要卡住，要大家按实际办事。
据当时任人民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中、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１９５８年３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人民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纸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６３、６４页）
二 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轻易宣传实现什么“化”，实现什么“无”，也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计划指标不要讲过头。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１９５８年４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１、近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２、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的，有的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３、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４、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作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５、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存在，省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 ７０、７２ 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有“纸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什么人民日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越来越厉害？吴冷西个人有这个胆量吗？如果没有，他的后台又是谁？
第二，毛泽东于１９５８年４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的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他个人肯定不能作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他一定有后台，这个后台又是谁呢？是邓小平和彭真吗？或者还有更大的后台？
第三，１９５８年８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共产风却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
三 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新闻工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冷静。 听说人民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会议上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的，你们听了哪个政治局委员的话，把它删掉的？
吴冷西回忆说：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６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和新华社天天作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１０４页）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２日，毛泽东就人民日和新华社的宣传导，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面明白，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１０８──１１３页）
四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就有变成中央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１９５８年３月起，一直到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２日，先后找人民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作新闻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味地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推波逐浪。到了１９５９年６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吴冷西回忆说：６月１４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同志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讨论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通（草案），１７日彭真同志再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送给刘少奇同志审批，刘少奇同志认为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６月２０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就有变成中央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说：“我看人民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３６──１４１页）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刘少奇而发的，因为刘少奇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会后毛泽东仍然按照１９４９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规定”，仍由少奇同志和恩来主管宣传口的把关工作。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在会后，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吴冷西：《忆毛主席》１４２页）
第二节 吴冷西道出宣传口的主要把关人物
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如果他认为很重要，自己不能决定，就送给毛泽东审定。如果认为自己能决定，他就自己决定。不再麻烦主席了。这是１９４９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规矩”，到１９５６年６月毛泽东又重申这一“规矩”，一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
这里顺便说一点，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谈到，原人民日总编辑是邓拓，他因为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拓连消息也不发，因而被毛泽东批评为“是死人办”。到这年６月，被免除人民日总编辑职务，而由吴冷西正式接替，邓拓仍任人民日社社长。对此，吴冷西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半个月以后（即６月１３日以后──笔者注），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了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吴冷西：《忆毛主席》１５８页）
第三节 吴冷西说，人民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主要责任不是他，而是把宣传口关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和邓小平
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１９５９年的６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３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任编辑时，毛泽东告诚过他：“你到人民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１５７──１５８页）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听得进耳了吗？如果他听不进耳，为什么３７年以后的今天，他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本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一系列要求，他是听进耳的。然而，他确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和邓拓一块利用人民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煽风点火，推波逐浪，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６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着宣传口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着传口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１９５８年人民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着宣传口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和新华社应对１９５８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７２页）
吴冷西的这个检讨，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把选宣传口的这些中央领导，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不然。
第四节 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从１９５６年“八大”起，毛泽东就有意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据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他基于苏联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即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没有给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很轻易的就篡夺了政权，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吸取这一严重教训，他要采取及早培养接班人的措施。当然，毛泽东这一设想，在当时还不能公开说。他是以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出的。
一 毛泽东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的过程。
１９５６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讲了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连任期数的问题，他提出国家主席连任期数不得超过两届，他不再作下届主席，党的主席将来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实行这种任期制。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子退下来，搞理论研究。
中共“八大”前夕，９月１３日，毛泽东在谈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基于这种考虑，“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名誉主席是为毛泽东不当党的主席后设的荣誉职位。
１９５７年４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人士谈话时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要辞去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他嘱托黄炎培、陈叔通二老透露消息，以便有所准备，打通思想。不料黄、陈二老思想不通。第二天即“五一节”，他两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披沥直陈，希望毛主席再任一届国家主席。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国家并未根本巩固，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激烈斗争。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刘、周阅后，将信转给毛泽东，毛于５日对黄、陈的信写了批注。批注说：“国家的基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为不连任而有所损失。”
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没有规定国家主席任届的次数，毛泽东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但他坚持不再连任，理由是：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不可连任。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任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１９５８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中央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仍可以做主题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害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的多了起来，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他要求将黄、陈的信和他的批注，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党的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许全兴：《毛主席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３１－－３２页）
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作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我的身体状况也极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得误会。（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１９５８年１月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研究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二册３９９──４００页）
二 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的经过及当时他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不作国家主席的提议并发表了公，公说：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专做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
第三章 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力纠“五风”
第一节 郑州会议
１９５８年８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从９月开始，毛泽东相继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受刘少奇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穷过渡”等讲话的影响，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他于１１月２日至１０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五风”的意见：
一 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以上讲话内容，见他４日和１０日讲话稿）
二 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１０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１９５８──１９７２”的３６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１１月９、１０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三 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成绩，隐瞒缺点。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四 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９日）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１９５８──１９７２ 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１１月１２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五风”错误开了一次头。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１１月１３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１、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做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２、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
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作准备。所谓当做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
尽管毛泽东辛辛苦苦力纠“五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们听了吗？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鼓吹浮夸风。１１月２１日，人民日以显着标题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１０００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１６００斤，３０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２.２倍。“共产风”、“高指标风”，他们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第二节 武昌会议
为继续纠“五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７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正“五风”的意见，有以下要点：
一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４１年，我们才搞了９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二 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
毛泽东在２１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说这一句，在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三 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
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１９５９年钢产量为２７００──３０００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２７００到３０００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
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四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
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他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五 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
毛泽东在２３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六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３日）
第三节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五风”错误的认识成果。
一 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
《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接着《决议》还分析了那样做的危害性。
《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１９５８年１２月人民日有关刘少奇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请参阅本文前面的有关文章）
二 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
《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这是我们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的明确肯定。
三 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２７００──３０００万吨降为１８００万吨左右，仍没有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
全会期间，毛泽东于１２月１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１２月９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１２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
１、“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是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我的意见就是说，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我曾经是有怀疑的，在４月武昌１０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一点，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
２、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３、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１９５８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要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４、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夸台，共产党夸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尽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夸掉，或者要作夸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
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耳发聩的指导作用。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从１９５６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人民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名单人选，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关于内定刘少奇接任毛泽东当共和国主席一事，有个材料记载，现录如下供读者参考：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会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作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去，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１９５９年４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３５６页）刘少奇在推行“五风”受到批评，但是，他的职位都提高了，并且由他组阁，这无疑会增加毛泽东纠正“五风”的难度。
第二，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力纠“五风”，并且亲手在《决定》中加了大量纠“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中却只字未提到，这说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坚持“共产风”的势力还相当大，说明毛泽东今后纠“共产风”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第三，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
第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偏高。《公》用大量文字加以宣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一九五八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坚持高指标的领导还占有相当数量，要使他们脑子冷下来，看来还要花一番气力，毛泽东很可能还要发几次大火，再给这些人头上泼几大盆冷水才行。
第四节 第二次郑州会议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１９５９年２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作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５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９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３月５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 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
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
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 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 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８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
第四章 为反“五风”，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
第一节 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狠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研究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沉重地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并且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１９６１年成为调查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至此，在毛泽东的坚决斗争下，彻底纠正了由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大力推行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这五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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