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之病

　　

　　赵大可（加拿大）

　　

　　
选举，选举

　　

　　加拿大2008年联邦选举与美国2008年总统选举几乎同时了局。加拿大联邦选举犹如一出即兴的幕间短剧，而美国总统选举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汇演，也有加拿大的评论称之为“大吹大擂的广告宣传”。〔1〕加拿大2008年联邦选举，从保守党政府突然出招自我倒阁到反对党仓促应战，到全加选举结束，历时五周，耗费纳税人3亿加元。美国2008年总统选举，党派竞选机器全国上下巡回拉票，媒体炒作趋于饱和，历时两年，耗资53亿美元。

　　

　　世界上很少有人留意加拿大的大选，似乎人人都知道了美国的大选。英国《卫》10月15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为此抱不平，认为英国人更应该关注加拿大的大选，因为加拿大较之美国更类似英国和其他主要的欧洲国家，加拿大的大选因此更值得当下的英国政府思考与玩味。〔2〕

　　

　　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将联邦选举的时机选择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风暴越境横扫加国、股市持续暴跌、社会充满恐慌的当口。以哈珀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不去应对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反而急于撕毁一年多前刚上台时通过的立法，提前举行全国大选，玄机何在？哈珀说，他的少数党政府受到在野反对党的“掣肘”，为了顺利施政必须重新选举改变朝小野大的局面。猝不及防的几个在野党纷纷指责哈珀政府利用金融危机，利用选举，操纵党派政治谋取一党私利。英国《卫》的文章评论说，这是议会党争，借提前大选谋取政党利益。〔3〕

　　

　　哈珀政府上台执政的这段时间，加拿大经济虽然受到美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但受惠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一路飙升，依托丰富的资源，多少兑冲了美国经济的拖累。始料未及的是，美国次级房贷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雪崩一般迅速蔓延波及到加拿大。如果不能将此前的经济利好转换成保守党的现实政治利益，眼见得经济衰退，保守党势必在此后的大选中下台。同时，2006年联邦选举中下台的自由党，作为最大的在野反对党，一直内讧不已，群龙无首，正是保守党放手一击追杀政敌的好时机。保守党于是指示其议员在议会里搅局，造成议会与政府空转与停摆，反过来嫁祸于反对党“掣肘”，以此为由要求解散议会及政府提前举行选举。〔4〕保守党政府借此告诉选民：它在台上搞得经济不错，但反对党“掣肘”而且不成器；现在金融风暴、经济危机来了，是否投票让它拥有多数议席自主施政，请掂量吧。

　　

　　加拿大2008年联邦选举，是保守党政府针对反对党精心设计的一次闪电偷袭；是对加国公众的一次政治讹诈；也是对加拿大纳税人的钱袋的一次扒窃，因为加拿大联邦选举的花费依法由所有纳税人分担。

　　

　　
症状（一）：令西方“民主”气短的投票人

　　

　　过去三十年里，加拿大的选民投票人数持续下降，比如，1993年70%，1997年67%，2000年61%。过去四年里，加拿大举行了三次全国大选，先是几个在野党赶自由党下台，联手倒阁，争权夺权；后是接着上台的保守党设计自我倒阁，力图攫取更多议会席位以便一党专政。2008年，加拿大联邦选举，选民投票跌至历史最低点，仅占选民总数的59%。

　　

　　同一时期，在其它几个工业化国家，选民投票人数也在持续下降。法国如此，英国更低。在美国，难得有过半的选民出来投票参与联邦选举。过去26届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投票率平均为48%，而参与其他公职选举的投票率更低。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某些人捧为历史性选举广为炒作，但投票的选民也仅占选民总数的61%左右，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5〕

　　

　　相当数量的选民对政治参与的冷漠，不仅表现在全国性政治选举上，也伴随出现在地方政治事务的参与上，例如志愿参与政党、作为旁观者列席市镇会议。与此同时，另一种形式的参与上升了，人们变得更可能参与抵制、示威以及致力于政治竞选运动。〔6〕

　　

　　在西方，选举权被认为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公民权利。选举，也是无数的普通选民指望政客、政党、政府听取自己声音的为数不多的机会。按照西方政治学说，选举投票，对选民意味着政治参与和政治授权；对政客意味着取得授权；选举投票，代表着西方社会政治权力的的合法性，也标示着政府、政党、政客行使公共权力的社会认可程度。高投票率的政治意涵在于，它被视为与西方现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相关联，〔7〕与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强行推销其政治模式及价值观的话语权相关联。高投票率所蕴藏的意识形态含意在于，它与某些西方人标榜的所谓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相关联。选举、投票、投票率等西方政治模式背后是政治制度的竞争，意识形态的角力。

　　

　　西方政治学的一大学问是如何选举和被选举。选举是选民和政客共同参与的政治游戏。选民投票持续下降，游戏日益冷场，政客难免尴尬。独角的“民主”游戏是演不下去的。“民主”游戏演不下去，“民主”政客如何登场？大选前，加通社9月21日的一则消息的标题就是：《选民出场是各政党苦恼的问题》。大选后，针对跌破历史记录的选民投票率，针对各政党动辄操纵选举公投、愚弄选民谋求私利的局面，多伦多大学皮特•拉塞尔教授撰文呼吁加拿大的政党政客们：“分享议会，饶了选民吧。” 〔8〕

　　

　　美国官方对外宣传的一个网站介绍说，美国选民投票率持续低迷的原因，或是选民感觉对政府满意或是选举缺少竞争所致，换言之，过于幸福与缺乏刺激导致选民投票率下降。这似乎不便用来解释2008年的加拿大联邦选举和美国总统大选。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加拿大和美国自觉幸福的是少数人，而破天荒第一遭带有黑人血统的有色人种出来角逐美国总统大位，在种族矛盾依然暗潮涌动的美国社会则是过于刺激神经了，以致于奥巴马尚未上台，图谋行刺的嫌犯已经出场。

　　

　　
症状（二）：西方民主，多数服从少数

　　

　　加拿大2008年联邦大选，大大小小二十多个政党参选；一千三百多万选民投票，占选民总数的59%。参选的主要政党分割了大部分选票，其中保守党占37%，获得五百二十万张选票；其他四党共占61%，获得八百四十多万张选票。相对于政敌阵营，保守党仍然属于少数党。但因保守党得票超过其他单一政党，按照西方“民主”政治胜者通吃的规则，获得37%的选票的保守党胜出上台继续执政，总共获得了61%的选民投票的其他党则继续成为在野反对党。相对于全加选民人数，保守党仅获得了其中两成出头的选民的政治支持和施政授权，但却要治理八成左右反对或不支持它的选民。保守党政府势难拒绝政治反对派的扯皮、捣蛋、掣肘或者“民主制衡”，也排除不了包括它自身在内可能再次导演的政府空转或停摆。劳民伤财之后，事情又回到原点。2008年联邦选举刚刚结束数周，几个在野党就联手发动了新一轮争权夺权的倒阁。

　　

　　同理，美国2008年总统选举，大约61%左右的选民参加投票。奥巴马获得其中53%的选票，麦肯得票46%。相对于全美选民总数，奥巴马仅获得其中33%的美国选民的政治支持和施政授权，但却要治理六成以上反对或不支持它的选民。按照西方“民主”政治胜者通吃的规则，鉴于美国历届总统大选的低投票率，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胜出，不管黑白，美国“民主”政治，形式上、实质上没有超出少数主宰多数，多数服从少数的政治游戏模式，尽管都打着代表多数、代表全体的旗号。

　　

　　西方“民主”的含意在于接受和奉行这样一种规则：你吃我，我也吃你；你通吃，我也通吃；谁得势谁通吃。这是奠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这也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国家始终无法抹去丛林社会弱肉强食的胎记。

　　

　　历史上，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或选举，先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仅限于拥有一定财产的白种男性，排除女性、穷人和有色人种，后是仅限于白人，排除有色人种，都是少数人治多数人的“民主”游戏。吊诡的是，实行了普选权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现实依然如此。在西方国家，无数人曾经为争取普选权而奋斗，现在无数人却漠视、放弃经过艰苦斗争之后才到手的权利。

　　

　　那么，西方“民主”，在西方，何以受到冷落？

　　

　　
诊断：民主幻灭感与政治冷漠症

　　

　　选民投票率持续下降以及数量相当多的选民对于政党政治的冷漠，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媒体、政客、政党及其议会的关注与忧虑。他们试图解读症侯，根据症状作出诊断，开出药方，治选民政治冷漠之病，救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之命。2002年，加拿大联邦议会下属的负责全加选务的名为“加拿大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机构，委托专家组织了民意调研，提交了专题调查告。上世纪六十年代经皇家特许而成立的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为启动2005年社会科学周发表了研究告《七项遭天罚的罪过》，其中探讨了英国选民投票持续下降的原因，认为选举，从表达公民身份的角色看，正日益展示英国的社会不平等；低投票率反映了英国政客的失败。〔9〕

　　

　　根据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发表的《解读加拿大联邦选举投票下降：对不投票者的新的调查》，选民不参加投票的主要原因是对选举兴趣下降和对政治抱有否定态度。“公众不满的焦点是政客和政府。普遍存在的观念是，政客们是不值得信任的，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缺乏信用，口是心非等；与之类似，政府背叛民众信任，一事无成。候选人……同政客一样的毛病。政党也被剔出来，因为一些人把低投票率归因于选民难于发现任何好的选择，现有的政党都是一丘之貉。”〔10〕 这些认识不止存在于不投票的选民中，同样存在于参加投票的选民中。该告警告说，对政客、政党、政府的否定性的态度和情绪是“相当普遍的”。〔11〕

　　

　　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的前述告，就选民投票率下降所进行的英国公众意见研究，回应了他们的加拿大同行的调查发现。“在那些存心不去投票的人们中间，对政客与政党的自私自利及缺乏诚实的认知确切地起了作用。”英国的公众意见是讥讽的：“我们并不很喜欢政客们，我们并不对他们的诚实评价很高，我们期望他们，哪怕不撒谎，其次不‘忽悠’和利用我们。”该告承认，一个全英范围内的趋势是，一个最缺少选举兴趣的“受歧视的贱民阶层”正在形成。〔12〕

　　

　　如果持续下降的选举投票率起因于选举兴趣的下降，如果选举兴趣的下降归因于无良的政客与政府，选举派何用场？“你的投票在这个国家有作用吗？”调查中60%的加拿大受访者的回答是否定的。选民普遍的日益增强的认知是“选举参与没有意义”，“政治参与没有意义”，“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13〕选举投票，理论上说，是选民参与政治，挑选政客及政府，使政客及政府贴近民意、民生；从西方实用政治的角度说，利用选举进行权利转换，给政客们及其利益集团提供轮流坐庄的“民主”机会，也给选民提供了由我来点政治菜单重开席面的“民主”幻景，如同奥巴马的“变革“旗号所提示的那样，虽然菜单是由政客及其后台老板拟定的。然而，一次次的权力转换，成为相似的无良玩家的一次次轮流坐庄，上场下场，换汤不换药。同样的戏码重复上演，除了护盘或捧场的党派选民，便不再叫座。这便引发了“民主”幻景破灭之后的政治冷漠症。

　　

　　然而，问题在于，根据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发表的研究告，那些对政治、对选举“最少兴趣的常常是处于最劣势的社会地位的人们”。〔14〕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发表的调查告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佐证：越是收入高的人越是积极地参与政治、参与投票选举。〔15〕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参与选举投票，即使受到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制约；而越是富有的人越是更可能参与选举投票，不管其教育背景如何。〔16〕这意味着，在西方“民主”国家，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政治觉悟高，政治参与意识强，参加选举投票率高；相对于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穷人则政治觉悟低，政治参与意识弱，参加选举投票率低。

　　

　　因此，有钱有闲阶层或资产阶级，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精英，凭借其活跃而雄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能量，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权利游戏中，总是得以以少搏多、以小搏大，占据少数战胜多数、“领导”多数的上风口。

　　

　　穷人或“受歧视的贱民阶层”或许并非自愿放弃“民主“参与的机会和权利。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大选后播发的的网络新闻《选民投票跌到历史低点》下面，读者留下了上千条评论，其中位于诺瓦斯高舍省的读者韦恩•科迪讲述了他拒绝参加投票选举支持“这个邪恶的蓄意欺诈的政治体制”的理由。科迪自1999年一直为受伤工人作辩护律师。由于刁钻的蓄意忽悠人的工人赔偿法的妄用、滥用，全加受伤工人自杀的人数令人吃惊。这都发生在联邦政府的鼻子底下。多年来，科迪为此写信、传真、电邮找遍了加拿大的所有政党，因为政党政策影响了立法机构和议会所通过的法律。科迪也为此帮助受伤工人向立法及司法部门申诉。当科迪和其他人有机会在诺省立法修订委员会面前进行申述时，司法部长打起了磕睡。一切如旧。〔17〕听起来象是托尔斯泰笔下《复活》里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社会的法庭场景，但是二十一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故事。

　　

　　
药方：立法，强制性投票？

　　

　　基于于2002年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加拿大的专家们认为尚难发现有效的办法扭转选举投票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并且预测在可见的未来选民投票率将会继续下降。2008年加拿大联邦选举，跌到历史最低点的选民投票率，证实了专家们的预见。

　　

　　在《解读加拿大联邦选举投票下降》的调查告中，专家们试图提出能够刺激选民提高投票率的改革建议，一是尝试比例代表制，一是通过立法实行强制性投票。前者触及现行的西方民主“胜者通吃”的游戏规则，自然引发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人们看到，刚刚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如何以“民主”的名义激烈抨击任何意在改变这种政治游戏规则的作法。后者则已经遭到公众尤其是不投票者的强烈反对。

　　

　　通过立法强制选民参与选举投票，以获得高投票率，以保障政治“民主”，不投票者将课以罚款。这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反讽。不过有些国家已经采用这种办法，如比利时、澳大利亚、智利、巴西、新加坡等。当代世界似乎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一面是人们为争取自由选举权而抗争，一面是人们被强制参与“自由”“民主”的选举投票。

　　

　　民主政治，政治民主，如果意味着允许有肯定与否定、支持和反对、参与和放弃等等不同的自主选择，不投票者应该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蓄意不投票者或者否认参与现行的政治活动具有意义的选民，事实上投下了弃权票或反对票。提高投票率以装潢“民主”门面，或者假民主之名以强奸民意，只是表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已经遭遇的窘境。西方选民的政治冷漠症靠立法强制投票是无法治愈的。因此，加拿大专家开的药方是无法治愈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之病的。

　　

　　这无疑将引发出更多的诘问。如果持续下降的选举投票率起因于选举兴趣的下降，如果选举兴趣的下降归因于不合民意的政客与政府，是改造选民以适应政客、政府，还是改造政客、政府使之服务于选民？如果应该改造“背叛民众信任”的政府，是否需要改造那些“不值得信任的，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缺乏信用，口是心非” 化身成为政府的政客们？如果需要改造那些 “不值得信任的，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缺乏信用，口是心非”化身成为政府的政客们，是否需要改造哺育了政客们的自私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如果要改造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否需要改造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需要改造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依托于富人和精英们的良心发现与自我改造，还是依托于最缺少选举兴趣的“受歧视的贱民阶层”提高选举投票率？那些对政治、对选举“最少兴趣的常常是处于最劣势的社会地位”的人何以自觉承担清理“奥吉亚斯牛圈”的任务？如何才能使那些对政治、对选举“最少兴趣的常常是处于最劣势的社会地位”的人象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样政治觉悟高、参政意识强、选举投票率高、自愿地而不是被强制行使“民主”选举投票的权利？

　　

　　西方民主之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缘自基因的社会慢性病。西方国家的精英们正在寻求袪病延年的药方，寻求将懵懵懂懂的普通选民或者看破机关不愿入场的不投票者们引进政治玩家设局的“民主”游戏场。在可见的未来，西方的政客、政党及精英们也许不得不考虑或引进政治改良，而社会动荡的风险则相对较低，瞬间革命不会发生。重要的原因在于，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利用全球化，利用高科技与所谓的知识产权同劳动力与原材料之间的剪刀差，利用金融掠夺，利用施加压力或使用武力将国内的经济矛盾打包外销给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也同时将其国内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走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扩张、掠夺积累、纾解内困的老路，不能走少数西方仆从国附着于西方资本主义产业链上求发展的路，发展中国家就不得不在本国范围内同时消化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双重压力：解决本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问题，解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转嫁的经济、政治、文化危机。于是，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国家，人们经常看到，一面是经济停滞，社会动荡，贪污腐败；一面是西方模式的政党政治，选举公投，示威游行，街头革命，政变暴乱。

　　

　　
西方“民主”与中国：“同国际接轨”，怎样？

　　

　　“同国际接轨”，或曰“接”西方“民主”到中国，不是没有现实根据的假设。三十年来中国朝野上下的各路精英一直煞费苦心地呼唤和操持“同国际接轨”。这自然是蓄意“忽悠”大众的说法。何谓“国际”？显然不是第三世界。因为，远在邓“开放”、“接轨”之前，中国已经同第三世界国家声气相通，打成一片。第三世界之外的“国际”无非是欧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国际”正名，简单明了的说法应该是“同西方接轨”。西方是资本主义世界。同西方接轨，自然是同资本主义接轨。经济接轨，政治不接轨也难。难在里应外合，内外夹击。

　　

　　在中国国内，破茧而出的大大小小的成千上万的资产者以及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各路精英是“同西方接轨”的内应。所以，这些人一有事就往西方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精英们也忙着接。这些人分别在体制内外活动，或鼓吹西方政党政治，权力制衡，散播西方“民主”神话 ，敦促当局加速政治改革，为结党参政、当政铺路；或跻身成为各级“人民代表”，担任各种政府公职，被接纳入党成为执政党的成员。资本家、企业主及其代言人同工农或者“受歧视的贱民阶层”一起组党建党，政党便成为全民党、小社会。大社会内的斗争搏弈将同时在小社会内展开，政党的变质、裂解、或消亡是迟早之事，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终将登场。

　　

　　在中国外部，西方列强结成一伙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力促中国朝他们所设计的方向“演变”，“演变”成他们所中意的模样。西方“民主”也许是西方国家唯一自愿放弃知识产权、拱手白送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苹果”。1998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开办的卡特中心同中国政府签约，卡特中心获准在中国“（1）帮助成立全国选举资料搜集系统；（2）建议和援助选举程序标准；（3）帮助宣传选举和操盘国际交流。” 〔18〕2002年，卡特中心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作为向中国“各级官员提供治理与选举事务的资源中心，给世界范围的学者提供机会研究中国政治以及提供改革措施。”〔19〕美国资产阶级政客及其政治机构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提供政治改革的方略。美国政府会允许古巴的卡斯特罗在美国“建议和援助选举程序”吗？“道不同，不相与谋”？事实是，美中合办“美国‘民主’培训班”，共同经营“民主”联盟。这是中西联手在中国合办西方政治样板“试验田” 、引进西方“民主”生产线的合作范例。实质上，这是允诺和授权西方政治势力介入和插手中国内政、操纵和干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方向的严肃事件。类似的事件曾经是引发中国现代史上民族民主革命的原因之一。然而，这在当代中国未曾激起任何质疑和抵制。67年前，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合办“中美技术合作所”；67年后，美国政客及其政治机构同共产党合作开办“美国‘民主’培训班”，教育中共官员如何管治、如何“选举”。美国，对内，其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未变；对外，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未变，反华与遏制中国的帝国主义战略目标未变。美国政府及其政客自然也未曾改变，改变的是合作对象。沧海桑田。

　　

　　因此，西方的“民主”游戏是可能在中国全面上演的。设想西方“民主”游戏全面移植或搬演到中国，对推演和思考中国社会制度的“西方化“，不无启发。加拿大的民主政治及选举应该可以成为自由结党、多党制衡的西方政党政治范本。2008年，三千万人口的加拿大有二十多个政党注册参选。如果中国人能够具有加拿大人自由结党参政的“民主”意识，13亿人的中国应该会有八百多个政党参选，足够“制衡”了；如果中国人能够达到西方“民主”先驱们的“民主”水平，象加拿大的政党政客们一样四年操作三次大选，花销由纳税人分担，中国的老百姓为此应该承担363亿加元合计2500多亿人民币的花销。

　　

　　参照美国民主范本，三亿人口的美国，两大政党政客上上下下“跑透透”拉选票跑了两年，虽然有海岛上的政客可以有样学样饶岛跑，但13亿人口的中国，政党政客要花两年还是四年、八年去“跑透透”搞“民主”竞选呢？政治的可操作性当然属于技术范畴，相对于“民主”政治之大，对中国的精英们来说，代价再大不足说道，即便这在美国都遭人诟病。即便如此，按照过去26届美国总统选举平均投票率48%、三成左右的选民胜者通吃的范式，假如中国人的“民主”意识能够达到美国“民主”先驱们的水平，中国应该也有至少一半公民不参加选举投票，有七成左右的公民属于在野反对派。那些处于“最劣势的社会地位” 常常对政治、对选举最少兴趣的亿万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低薪阶层是否会被轮番“通吃”？富人们或依附于资本、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精英们是否就有理由打着“民主”的旗号，象他们的西方启蒙老师那样，合法地承包了本国的“民主”事业呢？如果中国的精英们“接轨”之后，也象他们的西方“民主”先驱们那样，“不值得（选民）信任，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缺乏信用，口是心非；政府背叛民众信任，一事无成”，中国那些处于“最劣势的社会地位”常常对政治、对选举最少兴趣的许多人以及韦恩•科迪们又当如何？

　　

　　
为“民主”而战？

　　

　　加拿大2008年联邦选举于10月4日结束。保守党获得联邦议会的少数席位，但凭借“胜者通吃”的“民主”规则得以继续上台执政。12月1日，选举之后数周，三个在野反对党签约联手启动不信任议案再次倒阁。刚上台就被逼走人的保守党总理哈珀气急败坏，指责在野党的举动是对“民主制度”的“攻击”。当然，它不符合“胜者通吃”的西方“民主”规则。反对党则说，不能获得议会多数信任的政府应该下台，由议会多数组阁，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加拿大的媒体则翻出了哈珀的老账：哈珀在保守党当年在野时表示，政府不能一天没有议会的信任。

　　

　　加拿大朝野政党的“民主”斗争激怒了、也分裂了加拿大民众。民众的电话挤爆了电台、电视台的叩应节目，网络新闻下面跟贴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评论。党派选民各选一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中间选民们则对朝野政党恶斗表示“恶心”、“厌恶”，要求政党政客们“丢下党派政治，优先考虑国家、公众当务之急”。加拿大的政党政客们显然并不听取拉塞尔教授或者中间选民们的建议。政治割喉战目前正在上演。加拿大在朝在野的政党政客们、党派选民们、中间选民们、拒绝参与选举投票的选民们，各自声称代表“民主”、谴责他人破坏“民主”，都在为“民主”而战，为“民主”打成一团。但谁的“民主”是正牌呢？“民主”是什么？

　　

　　西方人曾经为“上帝”而战，为争夺“上帝”的代理权而战，先是为之自相杀戮，后是为之杀戮异族，一直闹腾了千百年。之后，“民主”替代“上帝”。西方人又开始为“民主”而战，为争夺“民主”的品牌和代理权而战。这就给以西方为师的当今中国出了难题。当西方“民主”原本疾患在身，当西方社会仍在为各自的“民主”混战的时候，中国“同国际接轨”同谁接？何处接？怎样接？西方国家或者如卡特中心之类的西方机构何以向中国倾销在西方未出厂就已经聚讼纷纭的伪劣产品呢？

　　

　　西方国家的政客或精英们指称，中国应该采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的精英与买办们宣称，中国只有封建专制和毛泽东时代的独裁专制，没有民主传统，需要西方“民主”。然而，美国小布什总统治下的对内对外政策也许并不比中国唐太宗治下的政治更加清明，更富于人道。在毛泽东挥手告别这个世界之后，东西方的精神侏儒们都在勇敢无畏地控诉伟人的独裁专制，但他们都有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波澜壮阔的人民民主实践，是激发了无数亿普通老百姓积极参与的民主实践。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所依靠的也是中国民众，而不允许居心叵测的西方国家及其政客或政治机构插手中国的政治建设。毛泽东时代类似于对红军时期士兵委员会的民主作用和民主意义的思考和探索、发动批判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尝试等等，即便没有结果，即便失误，但清晰地指示着社会主义民主方向，即为中国老百姓服务的方向。这自然已经成为未竞的事业。民主，说到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其实早已经有了“民主”混战。昔日的工农大众今日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所呼唤的民主也许并非同精英买办们所引进的“西方民主”、“美国民主”是同一个指向。

　　

　　在毛泽东挥手告别这个世界之后，中国的精英们需要美国资产阶级政客们“帮助”、指点、搀扶才能上路；对中国那些处于“最劣势的社会地位” 常常对政治、对选举最少兴趣的无数农民、工人、低薪阶层来说，那也许是一条被轮番“通吃”的路。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2008年12月7日

　　

　　〔1〕George Clark，Stacked up against American election hoopla, Canada's seems bland， London Free Press, 24 November 2008

〔2〕〔3〕Martin Kettle, The other north (of) America election, Guardian, 15 October 2008
accessed 06/12/08
〔4〕Brian C. Mooney, Voter turnout didn't set record， Boston Globe, 14 November 2008

〔5〕〔6〕〕〔16〕Voter turnout，Wikipedia,
accessed 06/12/08
〔7〕〔9〕〔12〕〔14〕Charlie Jeffery, “By much slothfulness the building decayeth”, Seven Deadly Sins, esrc society today, June 2005
last accessed 06/12/08

〔8〕Peter H. Russell, Share the House, spare the voter，Globe and Mail, 17 November 2008

〔10〕〔11〕〔13〕〔15〕Jon H. Pammett and Lawrence LeDuc, Explaining the Turnout Decline in Canadian Federal Elections: A New Survey of Non-voters, Elections Canada, March 2003

〔17〕WayneCoady, Comment on Voter turnout drops to record low, posted on 15 October 2008
Comments1327Recommend584, CBC News, October 15, 2008

〔18〕〔19〕About us,《中国选举与治理》
accessed 06/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