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化革命的序曲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的枪炮声在河溜镇的夜间依稀耳闻。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成群结队，满身血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狼藉。伤兵对国民党中央政府骂声不断，做小生意的人遭殃了。　　

　　

　　炮声离河溜镇越近，河溜离解放的日子也越近。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枪声终于在河溜的东面涡河边上响起来，是解放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自卫队开火了，枪榴弹就在我们住处的上空爆炸，父亲把我按在地上趴下，我就要冲出房外看热闹。想看看真仗是怎么打的，没能看到双方如何拼刺刀，所能看到的还是枪榴弹的爆炸。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枪声停了。下午，我和大人一道去看战场上的尸体，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死在河边的尸体都是自卫队的。后来听说那位叫我“西瓜皮司令”的毛副官，也未能幸免一死。河溜镇解放了！　　

　　

　　一、走进学校，走进文革　　

　　

　　解放军的枪声结束了一个时代，毛泽东所说的两件大事中的第一件完成了。他心中的第一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开始实现了。“天下大乱”结束的同时，也结束了我的流浪生活。游艺场的旧式“教育”也随着枪声一起结束，五星红旗的飘扬使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东方红，太阳升”、“共产党像太阳”这类文化形态走进学校的。这种艺术形式与关公的忠义，岳飞的忠烈，包公的刚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正是这些我完全陌生的文化在改造着我在游艺场里学到的旧文化，让这些新的东西占领、植根在我的心灵深处。所以我把自己走进学校称之为走进文化革命，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场革命。　　

　　

　　由于我在解放前处在流浪或半流浪的生活状态下，当然也无钱读书。但一位好心的邻居叫葛义久的老先生，动员我父亲把我送到他办的私孰学堂读书，并答应不收钱，还给我起个学名叫梁守富。父亲虽不识字，但他知道“富”和“福”的内涵是大不相同的，也许又受到麻衣相先生的影响，说我大福能享，大罪能受，父亲还是坚持叫梁守福，就这样，我的学名算定了。记得进私孰学堂就读《百家姓》，其实书里的“赵钱孙李，周武郑王……”我都没念几行就解放了，我进学堂仅仅混个学名而已。　　

　　

　　解放后，穷人家的孩子必须进学校读书，我当然是在必须读书的孩子之列。所以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也要到“怀远县河溜小学”去读书。到学校后，我应该读几年级？同负责到的老师发生了冲突。老师问我：“有没有名字？”　　

　　

　　“我叫梁守福，福气的福”　　

　　

　　“你上过学没有？”　　

　　

　　“上过”　　

　　

　　“认识多少字？”　　

　　

　　“百家姓没读完，只读了几行解放军就来了。”　　

　　

　　“你想读几年级？”　　

　　

　　“二年级。”　　

　　

　　“你不识几个字，读二年级能跟上班吗？”　　

　　

　　“我还没念呐，你怎么知道我跟不上？”　　

　　

　　“二年级有算术，不像私孰只识字，我看你还是上一年级好。”　　

　　

　　“我都九岁了，还要我上一年级？我看比我小的都了二年级，你也答应，你不让我上二年级，我就不上了。”说着转身就要走，老师赶忙把我叫回来，答应我上二年级的要求。　　

　　

　　开学后，我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不会写字，汉字不会写，算术中阿拉伯字也不会写，尤其是阿拉伯字母中“3”﹑“8”﹑“9”，第一次月考我是班上倒数第一，考了“双零蛋”。就在我心里很不高兴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第一节上劳动课，到学校附近的泥塘去挖藕。这是我的强项，我当然想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表现一番，我用脚很快就从泥里挖出藕来，而且我知道哪样的荷叶下面有藕。我的表现触动了几个没下过水的女同学，她们小声嘀咕，说我除了会干活，还会干什么？作业不会做，考试大零蛋。尽管声不大，还是被我听清了，我这时火气不打一处来，抓了两把烂泥，冲上岸边，不由分说地向她们的脸上抹去。一个叫沈玉美，一个叫孙玉英的两个女同学脸上被我抹满了烂泥，一面抹一面还大声地喊着：“你们哪个再敢讲，谁讲老子跟你拼命。”小流氓无产者的野性终于爆发了，站在塘边上的班主任牛老师拦住我，并宣布停止劳动，洗洗手准备上美术课。我知道没有我的好果子吃，慢慢洗手脚，用这种办法拖时间，想躲过这一关。没想到我是错上加错，迟到了。老师本来就有气，再加上我迟到，老师不让进教室，罚我站在门口。我使劲往里挤，老师抵住不让我进，我就用头顶她的肚子，就这样僵持着。也许是牛老师气糊涂了，用她手里的尺对我头上敲打几下。好像这几下敲打使我们都醒悟了什么，我把头收回来，老师也把手举了起来，轻声地说了一句：“梁守福同学，你先到坐位上好好听课，下课后到我宿舍来一下。”其实，“好好听课”对我来说是句空话，脑子里老是想“下课后到我宿舍来一下”这句话。　　

　　

　　下课的钟声响了，漫长的四十五分钟终于过去。我尾随其后走进牛老师的宿舍，这时我无心观看女老师宿舍的陈设，忐忑不安地等待老师发话。没想到牛老师抚摸着我的头要我在板凳上坐下，并拿出糖果要我吃。气氛缓和下来，我才真正敢看老师的脸。她像大姐一样的可亲，她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不该在课堂那样罚你、打你、不尊重你，我向你道歉。”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听了老师的话，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委曲，还是感动，这是我记事以来从未有过的。我抽噎着对老师说：“我打人也是对别人不尊重，请牛老师相信我，看我以后的行动”。临走时，我深深地向老师鞠了一个躬。　　

　　

　　我没有践踏自己的诺言，学习开始真正用功，不会在课堂上向同学再讲什么“三侠五义”，“话说黄天霸，头有八斗大……”之类的东西，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二次月考，算术考了40分，语文考了60多分。同学、老师都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学期结束时，我是全班第七名。当时我们班是42名学生，我不仅在学习上有了进步，而“劳动课”干的特别出色。记得有一次班上做粪饼，挖粪的瓢头掉在粪坑里，大家都没有办法捞出来，我脱去上身的夹衣，用手把瓢从粪坑里捞出来，同学为我鼓掌，后来还受到学校黑板的表扬。　　

　　

　　按照解放初期的教学制度，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跳级，班上前十名的学生，经过考试可以直接升入三年级。我该怎么办？我又走进了班主任的宿舍求教，牛老师仔细分析我的学习基础和接受能力，认为我上三年级语文课没问题，算术基础差一些。因为三年级算术课有除法，不知能不能跟得上，要是跟不上再留级，等于春季没跳级，还留个留级的恶名。经老师分析，我也有点怕，不过心里还是不服气，我要不去参加跳级考试，后面的名次怎么办？心里还是想试试。于是我问老师：“什么是除法？”老师想了想说：“除法是分的意思，是等分”，我又问：“什么是等分？”老师再没就字面作解释，而是举个例子：“四个馒头分成相同的两份，一份是多少？”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一份是两个。老师高兴地说：“对，这就是除法，叫4除以2，等于2”。在老师的点拨下，我参加三年级春季入学考试，算术得了满分。学期结束时,我居然进入班级前三名,并第一批加入了少年儿童先锋队，当时称“少儿队”。这样，我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了三年的课程。一九五〇年秋季入四年级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辍学，又走进另一类学校　　

　　

　　一九五零年秋，我顺利进入河溜小学的四年级。就在这年秋，家乡的土地改革开始了。土地是农民的根，是农民的生存之地。父母得知家乡开始土改的喜讯，义无反顾地收拾东西，又用推着我外逃的独轮车把它们推回了久别的故乡。我因为要继续求学没有随父母一同离去，留在哥、嫂身边。由于哥嫂的房子很小，这时我已十岁，还有个两、三岁的小侄子，实在无法同室住在一起，我只好寄居在同村在河溜做生意的爷爷家里。寄人篱下，总有许多不方便，但我还是坚持读完了四年级的秋季学期。这时，我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名列四年级的榜首了。寒假时，哥哥将我送回家过年，河溜的生意也日渐萧条，哥嫂的日子也很艰难，但春节后，我还是随哥嫂回到河溜继续求学。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抗美援朝已经热火朝天，“雄纠纠、气昂昂”的歌声响彻云霄，我亲眼看到许多热血青年戴着大红花参军打仗，当时只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生几年，也同他们一样参军抗美援朝。但年龄并不能随着我的愿望一起成长，我只能参加集会，举着小旗呼口号。但在游艺场里种植的爱国文化遗传，真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被点燃了。读书的心思日淡，每日总是想回家乡参加土改，斗争地主恶霸。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残垣断壁，家乡的人情，家乡的一草一木，连战后的那种荒凉，也成了另一种美。都成为我挥之不去的记忆，我真的想家了，想得我会一个人偷偷地哭泣。哥哥无奈，只好把我送到父母身边。这样还可以多分一个人的土地。我辍学了。为了能多分一些土地，不久哥嫂三口人也回来了。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既是抗美援朝的高潮，也是家乡土地改革的高潮。我回到家里正好能派上用场。我是小学四年级的文化人，我可以配合大人丈量地亩，记下数量，还可以帮助大人登记农具、写地界标识，还可以书写斗争地主的标语口号什么的，后来成了儿童团的团长，还要站岗放哨，防止地主、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也许更符合我的天性和社会遗传，我过得很快活。土改结束后，我居然成了乡里的积极分子，并参加了积极分子大会，在村小组里，还要我带头发言。这样，我成了稍有名气的小人物。　　

　　

　　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高潮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家分了几亩地和一些小农具，哥哥卖掉在河溜做生意余下的货物，家里又添了一头小牛，土改后的农耕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哥哥由于不会务农，他一个人又到南京做工去了，父亲和我便成了家里的男劳动力，由于解放初期农村教育特别落后，我们附近根本没有学校，我也只好跟在父亲后面学农活。农忙时跟着父亲犁田播种、收割打场；农闲时，我就负责喂好那头小牛，它是真正的顶梁柱。夏天牛是要吃青草的，由于人多田少，我的家乡绝无放牛的习惯，必须人工将野草割到家里喂牲口。这样一到春、夏、秋三季除了农活外，还必须每天上、下午各割一粪箕青草回来喂牛。由于我个头小，草多了，背不起来，只好将草筐放在田边的沟沿上，我站在沟里，这样才能用镰刀把子将筐子背在肩上。上了肩就下不来，必须一直背下去，累了，我就数着田头走，以此作精神上的转移。它实实在在地磨练了我的意志。这样的农活我干了一年半，直到一九五二年的秋季才又在任桥小学重上四年级，但这个学校只有初小，没有高小。　　

　　

　　三 . 独 立　　

　　

　　一九五三年的夏季，初小毕业了，我所在的乡没有高级小学，整个涡北区只有一所高级小学，就是涡北区母桥小学。这所学校座落在我家的西北，距离我家最少十华里，而且我们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初小升入高小也是要经过严格考试的。学校离家太远，走读已经不可能，只有住校。当时的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学生必须自己带粮食、带炊具在学校附近的空房子里烧着吃。同学可以结伴搭伙，我和表兄郁殿文结伴。不管刮风下雨，春、夏、秋、冬，都是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星期天下午带着一周的粮食和柴禾返回学校。这样的学习生活过了整整两年。一九五四年夏季的大水，冬季的大雪，手脚均已冻破，都没有挡住这样求学的脚步。　　

　　

　　在这两年的学习生活中，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的数学老师王体成。他平时上课就喜欢用实例说明比较抽象的数学规则，亲手做教具，还好提一些另类的问题。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他手里拿了一把铅笔，喊了一部份同学到他身边。他说：“我今天给你们出一道有用的算术题，我这里有十支铅笔，是我自己买的，谁做出来，这十支铅笔就奖给谁。题目是：一支攻城部队到了城下，发现护城河灌有水，深约一丈、河宽一丈，他们只随军携带两块长七尺的木板，没有绳子捆绑，也没有钉子钉，时间也不允许，他们必须借助这两块木板过城河，你们想想看，该怎么办？思考时间三分钟。”说完就看手里的马蹄钟。这时，我提一个问题：“城是不是方的？”老师说：“是的”。我说：“我做出来了”，老师以惊喜的目光看着我，“你说怎么过？”，我说：“城是方的必有拐角，利用角横一块，再把另一块搭在模板和城河里面的拐角上，成 ‘丁’字形不就可以了吗？”说完我又用树枝在地上画了图。王老师高兴地把我抱起来：“你真是我的好学生，我就知道你能做出来。”说完就将手里的十支铅笔送给我，我拿七支分给在场的其他家境不好的同学，我只留下了三支。这是我在学生时期第一次获得老师掏钱买的物质奖励，也是唯一的一次物质奖励。以后王老师又送给我一本《数学游戏》，这本书一直伴随我上初中，我从中得到了许多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许多年以后，当时我手里握有一定的权力，王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一直得不到解决，还在农村劳动，希望我能帮助他解决此事。由于文革时期，上下并无垂直的组织体系，各地又分成两派，我记不清是否给他回信，只是给蒙城县夺权的一派打过招呼，后来又给支左的县人武部部长打过招呼，问题是否解决，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没有解决，我实在是愧对他，如果他已过世，应该向他的在天之灵忏悔。　　

　　

　　由于农村的孩子读书迟，我虽已经十三、四岁了，但年龄依然是偏小的。再加上我人长得又矮小，所以在老师的心目中，我总是个小孩，加上学习成绩优异，总是得到学校的偏爱，每当区里搞庆祝活动，这所唯一的高级小学总得派出儿童代表到大会发言。所谓发言，也只是将老师写好的稿子，由我到大会主席台上去背诵一遍。这样，我在区政府领导心中就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所以，我十四岁时，还不够法定年龄，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其实当时入团的法定年龄是十五周岁，我等于是提前一岁入团。由于我的年龄偏小，在班上、学校团组织里总是担任不了干部，当时团组织的任务主要是掌握班上同学的思想情况，由于团员较少，不能成立团支部，只能成立团小组，我们的组长是年龄比我大得多的杨连才，管我们的是一位姓周的老师，他教我们体育课，据说，他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共产党员。团员除了要向团组织汇同学的思想情况以外，有时也要反映老师的教学情况，还要如实反映自己的思想情况。主要是以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道德标准来检查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叫“小组生活会”。这对我来说，文化革命正式开始了。入团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政治性的，在区政府的小广场听取有关“高饶反党集团”的告，在告里详细列举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各类罪行。由于我当时只有十四岁，对政治还一窍不通，许多名词术语也不懂，只是凑数听听而已。但听完告后，团小组还得组织讨论，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这对我成了难题，记忆力再好，由于不懂政治，不懂术语就无法理解记忆，只知道说两句话“党中央的决定英明正确”，“高岗、饶漱石是大坏蛋”。不管如何不理解，对我来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普通教育转向政治性的、组织性的教育，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以政治的形式开始了。这种革命到了中学变得更加系统了。　　

　　四 . 知识与过错　　

　　

　　一九五五年的夏季我从涡北区母桥小学毕业了。上中学我当时有几种选择：可以考蒙城师范，免费读书，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也可以考蒙城初级中学，对学生成绩要求不高，还可以考安徽省蒙城中学，这是一所历史较久的完全中学。当时涡阳、利辛和蒙城三县共用的一所完全中学。蒙城中学当然是我心目中的首选，王体成老师极力鼓励我好好考试，准备到蒙城中学读书。考试前，我们也填写了志愿，我的志愿表只有一所学校，蒙城中学。当时上中学并不容易，只是蒙城县的高小毕业生，要考上蒙城中学要七点五比一，加上其他两县的毕业生就不知是多少。最终我是以194分（总分是200分）被蒙城中学录取，被编到初一乙班，甲班是年龄更小和女生编在一起，乙班基本都是四0年出生的孩子，年龄偏小，成绩较为优秀。由于我家境困难，学校给了我乙等助学金，每月集体伙食是七元，乙等助学金有四元，就这样，家里的负担也不算轻。暑假有时还要找点零工做，补贴秋季开学时所需杂费。　　

　　

　　在初一乙班，我的年龄不是偏小的，而是偏大的，与城里的孩子相比，我等于晚上学两年。由于我又是青年团员，班主任高则尧让我担任生活班长，等同学们都彼此了解了，再重新选举产生班委会。工作干得不错，学习成绩又棒，我还兼任着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与年龄比我小的同学相比，我在思想上成熟得多。所以在班上威信比较高，与同学、老师关系相处的也比较好，文艺方面还有一定的表演才能。这时我崇拜鲁迅，往往学鲁迅的笔调写点议论文章。到了初中二年级，我不仅是班上发展最全面、最富才华的人，而且是在全校已崭露头角。写到这里，不能不让我回想起一九五七年春夏时那场反右派的斗争，那是“达到天下大治”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乐章。　　

　　

　　一九五七年，我已经十七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龄。初二的学生，有关人性教育的课程，除哲学外，几乎全部开启，对许多政治问题也是似懂非懂。当时按照有关规定，中学生不参加“大鸣大放”，不参加反右派斗争，只接受正面教育。但校园里的大鸣大放，学生不能充耳不闻，对到处张贴的大字、大标语，学生不能视而不见。十六、七岁的学生对自己的授课老师不能一无所知，毫无感情。学生之间不能没有各种不同的议论，事实上，我们初一乙班的同学已经将自修课变成了辩论课。人心有些浮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陈法贤，对班上的情况已经控制不住了，学校要采取措施，首当其冲的是抛出了我们的历史老师王喆 ，他年纪较轻，经常讲些课外话，又是单身汉，晚自修有时也喜欢到我们班走动，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也不知道他在课外鸣放了些什么不该鸣放的东西，他作为极右分子被抛到了校园里。到处都有王喆的大字、大标语和漫画，并组织班上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揭发王喆的问题。其实他讲课远远比不上初一时的历史老师钱东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听他讲课。至少我就不喜欢听他的课，所以同学们揭来揭去也没有揭出他的什么反动言论。但历史老师的“极右分子”的出现，对学生的情绪产生了弹压作用。接下来，就在正常秩序下进行正面教育。第二个作为“反面教材”的老师是前任语文老师刘成德。正是因为他有了右派言论，才让陈法贤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对刘老师的课同学们比较注意听。所以在接受正面教育期间，还是要求学生对刘老师进行检举揭发。班上实在找不到他有什么反党言论，最后，就把他在语法课上说的两句话：“打席的睡光床，卖盐的喝淡汤”作为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了上去。其实同学们都知道，这两句话就在语文课本上，并不是他的发明。这两句揭发材料对他定罪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我们不知道，只是后来听说，刘老师的问题不是言论问题，主要因为地主家庭出身，还有什么历史问题等等。说实在的，当时学生中有“右派言论”多得很，“什么合作社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等，这些言论我就有，如果在学生中打右派，我们班最少有一半。　　

　　

　　虽然在学生中没有抓右派分子，但对右派分子的子女有株连。我们班上有个叫张存厚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相当好，就因为他父亲是蒙城师范的语文教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班上在瞎起哄时，他也讲了和我们差不多的话。我们都因为家庭出身好没有什么问题，他却留下了一本老帐，一九五八年考高中时，他因为以前有言论而未被录取。从此后，他下落不明地消失了。　　

　　

　　反右斗争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七年秋季开学。暑期里，学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但回来后，校园里到处都有右派老师的漫画，什么“一屁股坐在钱眼里”，“九尺布的棉裤可以包住头”（因为有老师说，当时发的九尺布票只够做一条棉裤）。但学生的情绪基本平稳，加上新上任的班主任是我们的政治老师，讲课时经常会含沙射影，学生也有点怕。右派老师也开始公开批评，有的甚至送到劳改农场。我们的刘成德老师和王喆都是如此，有的还戴帽子留校监督劳动，作为反面教员。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校园没有风平浪静，大跃进的号角又响彻天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像三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学校，拍打着年轻学生的心灵。一九五八年秋季我是班上唯一被保送到本校高中的，编在高中一年级甲班。班主任是副校长汪鹤楼兼任的，团支部书记是戴明杨，我也是他初中入团时的介绍人。在这个班级里，学习成绩好的比较多，干部子女比较多，所以是副校长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这时我也调到校学生会任生活部长。　　

　　

　　大跃进对学校的教学冲击是巨大的，特别是大炼钢铁，几乎全面停课。偶尔上课，也是放在晚上。经过一天的劳动，同学们晚上已是乏困难忍，根本听不进什么课，脑子像不会思考的木头。炼钢时我是最苦的炉前工，有一天开炉抄钢时，钢花被风吹得四溅，铁碴飞到我的鞋子里，穿的深筒力士球鞋，甩不掉，拿不出，只有咬着牙任它烫，结果脚面烫了一个洞。还有一个同学铁碴钻到了脚下，结果脚指被烫破，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几天后发生严重感染，得了败血症。当时缺乏治疗这种病的金霉素，病情十分危急需要输血，他的血型是B型，经医院化验我的血型也是B型，我已作好了输血的准备.但还没等我的血液流入他的血管里，他吐了几口黑水，停止了呼吸。是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将他抬到学校准备好的小板车上，当晚就把他运回回家之路。一个十七岁的生命就这样走了，家人的悲痛是无以言表的，我只能以好言相劝，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大炼钢铁的时间持续并不太长，因为没有充足的原料。铁锅炼完了、树木砍完了、能拆下来的木头拆完了，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只好停产。　　

　　

　　钢铁不炼了，但还要大办农业。当时没有化学肥料，主要是靠有机肥，根据南方经验搞起了高温堆肥。所谓高温堆肥，就是搞些野草和长有草根的泥土堆在一起，让草和草根的泥土里慢慢烧，无明火，由于温度较高，泥土里的草根变成草木灰，增加泥土的肥效，再撒回田里，增加田的肥力。按正常情况，这些高温堆肥应该放在田边.但可笑的是，这些肥堆却堆在公路边。对这种做法，我开始发表议论：“高温堆肥是用来肥田地的，不堆在田边，堆在路边干什么？路又不要施肥，这纯粹是给检查团看的，这不是搞浮夸吗？”同学们当时对此并不以为然，而且认为讲得有道理。可以后这些话却成了我的罪过。与此同时，农业还要搞亩产六十万斤小麦的“卫星田”。为了高产，每个班级都搞了一小块实验田，这种实验田为了提高肥力，对田先挖两米多的深坑，然后一层一层地填上不同肥力的有机肥料。为了找这些肥料，我们几乎挖遍了蒙城老城的每一个角落，最终总算把两米多深坑里都填满了有机肥料，最后在田的表层封土时，正赶同学们休息，我开始运用所学的知识和同学们一起算帐了。我说：“伙计们，你们都想想，一亩地是多少平方丈？”有的同学回答：“是六十平方丈”，我又说：“我们实验田的亩产是多少万斤？”同学们回答：“六十万斤”，这时我说:“六十平方丈的土地上长六十万斤小麦,平均一平方丈要产一万斤小麦，我们都知道，小麦的比重比水大，想想看，这一万斤小麦在一平方丈的土地怎样长？用麻袋装起来堆，恐怕也有几米高，什么样的麦桔杆能支撑得了？麦桔杆除非长得像东关的宝塔一样粗，否则，是绝对支撑不了的。”我的话把同学们逗得哈哈大笑，谁也没当一回事，可以后却也成了我的罪过。　　

　　

　　一九五八年就在狂热的大哄大嗡中即将过去，同学们和我都从劳动中学得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主要是社会实践知识。这些知识对青年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谓革命化，其本质就是无产阶级化、共产主义化。学校也开始了共产主义化，学生不是以书本学习为主，而劳动实践就是人的本质，就是人的一切。学校办起了造纸厂、养猪厂、农场，还有机械厂。我被分到机械厂，先到县农具厂学习翻砂铸造，制造背包式的老式机床。经过五八年的丰产不丰收，再加上共产主义的吃饭不要钱，到五九年的秋季粮食已经非常紧张，我们翻砂组的几个人，经常是饿肚子学手艺，所以学习效果并不好，学了几个月，一台机床也没有造出来，最后只有作罢。当时养猪厂的小猪因为吃不饱，也饿死大半。学校又给我这个生活部长安排了新任务，陪同余永贤老师到怀远县找母桥镇去购买小猪。这时已是六0年元月，农村的状况非常严重，个别地方已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从蒙城县到找母桥是九十华里，我和余老师一早出发，直到天黑才赶到。我们是一路步行，有更多的机会看到沿途的情况，各类农具，如：双轮双铧犁、马拉水车，还有小型的犁耙等扔得到处可见，无人收管，还有机动抽水机依然丢在河边，田地收割后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只有少量土地种有小麦。看到农村这种凋敝的状况，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感受。母亲从食堂里提回一小罐山芋糊的情景也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什么也不想说。因为我想说的太多，但我脑子里反复想到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就是好的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就是不好的制度，甚至是反动的制度。我面对的生产工具，都属于生产力，受到如此的破坏，怎么说现在的制度是好制度呢？我已经将眼前的社会现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了。 　　

　　

　　我带着思想上的困惑和不解来到了找母桥，由于我们有学校的介绍信，生产大队就让我们住大队部的棉花仓库里，虽然没有铺盖，但整个人往籽棉（没有除掉棉花种子的棉）堆里一钻，倒也暖和。但每到半夜我们都会被一种嘈杂的声音吵醒。有天夜里，我悄悄从棉堆里站出来，看看大队部里搞什么名堂，他们原来是偷偷吃夜餐，白面馒头，或白面面条，他们吃着还带着。这样我一连观察了三个夜晚都是如此，这时我就不能不信当时盛传的顺口溜：“上头清，下头浑，生产队长有权饿死人……”。他们吃的不是白面，而是老百姓的命，大队干部的特殊化给我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由于找母桥不是天天逢集，隔一天一次逢集，我用背集的时间走访了几家农户。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孤老头。一天吃过早饭，我来到他的门前，看他正坐门口太阳底下吃饭，没有任何菜，手里捧着大陶碗。我问；“老大爷吃啥？”他告诉我吃的是红芋茶。并将碗放低些，以便让我可以看到碗里的几块红芋“光吃这能行吗？”老人叹口气说：“就这也吃不了几天了，家里能吃的都给大队拿走了。”我问：“春荒怎么办呢？”老人无奈地说；“没有办法，等发救济粮，要是不发救济粮，只能等饿死……”听到这里，我又想起母亲以前的话：“家里再穷，红芋茶还能喝上”。没想到公社化后，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农民穷到了连红芋茶也吃不到了。于是在我的脑子里就形成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的结论。　　

　　

　　在找母桥收小猪大约呆了十天，很快就到春节，农村的凋敝，共产风的劲吹，再加上反右派的余威未尽，其实“四旧”已经被扫光了，在农村看不到任何过节的气氛，我和余老师也糊里糊涂在找母桥呆到年二十九。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本来一家人要团圆，由于余老师是单身，我还是个学生，父亲在大队里喂集体圈养的牛，哥哥为大队开个代销店，一家四离五散，再加上物资的极度匮乏，过春节成了可有可无的概念。所以直到年三十早晨，我和余老师赶着几十头猪往回奔。一路上我们马不停蹄，因为冬天天短，天晚了怕路上猪跑散，这样我们紧赶慢赶，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到学校。不管怎么说学校里还得有点过年的气氛，三十的晚上，留在学校里忙于工厂工作的人还加点餐。所谓加餐，就是萝卜烩的死猪肉。因为人已无粮（每人每月二十四斤红芋面）猪还会有粮吗？原来养猪场的猪大半已被饿死、冻死、病死，所以加餐用的也是这些死猪肉。不管什么肉，总是香的，再加上食堂里又多留些，表示对我们的慰劳和犒偿。这样我和余老师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同时，每人还喝上了几口地瓜干酒，一九六0年的春节就是这样过去了。　　

　　

　　送走了大办农业的一九五九年，又迎来了死神窥视的一九六0年。但纸上看到的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六0年的春节后，我回家看了一趟母亲，我把在学校里省下的一点口粮，还有从校代销店里买的几块月饼带给她。这时，她已饿得无力行走，半躺在床上，看到这副情景，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悲愤，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母亲告诉我：“隔壁‘懒王’（是我本家的叔叔）夫妻俩已经饿死了，我还好，你爸还能弄点饿死的牛骨头回来，炖点汤，保住了我这条命，不要管我，留点东西给自己吃，不要饿坏了自己的身子，你哥哥在代销店里有时候搞点好吃的可以顾着大佩（这是我侄子的乳名）最苦的是你的嫂子，她主要是靠吃毛根草过日子，你的小侄子已经饿死了……”母亲说不下去了，我也听不下去了。我带着奋不顾身的满腔悲愤和怒火回到学校，我把看到的情况和心情告诉了戴明杨，我说我要找汪校长（我们的班主任，汪鹤楼副校长）反映，戴明杨劝我不要说，说了也没有用，难道汪校长真的一点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他跟谁说？这时我头脑冲动得已顾不上这么多，我觉得把真实情况告诉党，是对党的忠诚，就是死了也心甘，当天晚上我就去汪鹤楼的宿舍。　　

　　

　　见了汪鹤楼，我就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告。结果汪鹤楼非常严肃告说：“不要乱讲”，我当时因为情绪激动，没有理解“不要乱讲”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我以为他认为我说的是假话，我又非常激动地说：“我说的都是真话，都是事实，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如果半点假话，你可以把我的头砍了”。“你那句人民公社不如高级公社的话是从那里来的？”“你知道不知道那是右派言论？”，这时的汪鹤楼已有些生气，但我没有任何的退缩，接着说：“再这样下去非饿死人不可”。这时的汪鹤楼真的生气了，指着我大声地说：“我不许你这样说，你这样会成反革命的，今天在我这里说的话不许你在外面再说”。没过几天，戴明杨通知我，团支部要对我进行思想帮助，你心里要有个准备，时间放在每天的晚上。　　

　　

　　对我的第一次批判由汪鹤楼亲自主持，主要是对我的言行和思想进行批评帮助，要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在批判会上，汪鹤楼有时并不在场，就是同学自拉自唱，无非把我平时说过的话再反复炒几遍，什么“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干部特殊化”、“浮夸风”、“办食堂饿死人”、“麦桔杆像宝塔”、“亩产六十万斤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等等。再上纲上线地批上一通。每天晚上从七时半到九时半，散会了，大家的肚子因为说话多也饿了。按规矩，戴明杨出钱，我出力。因为我是校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同小卖部的负责人的关系很好，只要我去，总能买几个“打狗饼”吃。所谓“打狗饼”是因为月饼里既无糖又无油，只是一块面饼子，特别硬。所以同学们称之为“打狗饼”，硬归硬，那是粮食做的，可以顶饿。这样批判会大约开了一个星期，结束前汪鹤楼参加了，并讲了话，认为会开得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希望我吸取教训，以后不许乱讲，并要求写一份书面检查交给他，并承诺这检查只放在他那里，不入档。我一听到个“乱”字心里就有火，我总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事实，我没有信口乱讲，更没有造谣，对于要写书面检查，当时就没有表态。散会后，戴明杨开始向我交底，这次开会批评是为了封你的嘴，汪校长说的不要乱讲，不是说你讲的都是假情况，而是怕你不分场合地讲。你说的那些话，那一句都可以定你的罪。写一份书面的东西，多少字不限，有一页纸就够了，认个错，这样汪校长的苦心也没白费，我和支部委员们也可交差了。在戴明杨的劝说下，我写了一份大约两百字的书面检讨交给汪鹤楼，汪看了检查后还鼓励我，以后不要再看到什么就讲，这样你会吃大亏的。汪鹤楼的苦心使我想起了我小学的同学戴伯胜，他不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农村饿死人”的话被送去劳动教养了两年吗？　　

　　

　　自从汪鹤楼校长的苦心教育以后，我自己用封条封住了自己的嘴巴。除了学习和搞好学生会的工作以外，对什么人和事都不做评论。六0年三、四月份是青黄不接，饿死人最多的月份，许多同学因在校吃不饱都自动辍学在家。我们班上就十来名同学已经离校，全校不来上学的同学更多。于是，学校就派我下乡动员学生返校上学。从此，我开始走遍蒙城县境内的大小乡镇。这是一项任务艰巨的工作，我每次下乡，都要拿三样东西，粮票、介绍信、当天路上吃的干粮。所谓干粮，也说是用山芋粉做的饼子，因为外出劳累，食堂总是给我多带点，这也算是多吃多占吧。每次外出都要先回家看我母亲，把我带的干粮留给她，另外再把粮票留下一半。因为我每到一处总得先去生产大队，这样可以吃一顿免收粮票的饭，再说，到了同学家里，再难也要管一顿饭。这样，我的粮票基本是省下的，当然也有极少数管不起吃的，我只好在镇上用粮票和每日三角钱的补助费买着吃。五九年和六零年的夏、秋庄稼其实长得很好，但农民宁可饿死在家里，也不肯到田里偷粮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饿得走路浑身冒冷汗，都不愿到山芋田里挖个山芋吃。农民想什么呢？我母亲给我说过一只顺口溜：“小汽车笛笛笛，里头坐的毛主席，毛主席来视察，他问社员吃的啥，社员说：“毛根面、红芋叶子茶……”。这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虽不像杜甫诗中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干部与农民的差距，应是队长吃不尽，路有饿死骨，这都是我当时亲眼所见啊！　　

　　

　　由于我所到之处，大部份学生都回校上课了，学校对我的成绩也是肯定的，所以到了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学校通知我和戴明杨参加入党宣誓大会，从六零年十一月九日起，我已是中共预备党员了。从此后，我必须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服从党的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个人有意见可以直接反映给党中央，直至主席毛泽东。思想革命升级了，人性革命得更单一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一切，我存在的本质就是完成党交给我任务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