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的离间策略：天使的人民，魔鬼的政府

　　

　　：杰弗里.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 N.Wasserstrom)，王炎译 原载：左岸文化网

　　

　　

　　

　　译者的话：本篇文章的杰弗里 N.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 N.Wasserstrom)，印地安那大学的中年教授，是一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汉学家。他曾发表和出版过多种文章和书籍，对美国汉学界的学术问题，特别是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歪曲导进行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认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策略是妖魔化中国政府，而浪漫化中国人民，以保持政治正确的立场。但实际上与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丑化中国人的逻辑一脉相承。意识到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自身的内部问题在政治话语场的投射,而政界和主流媒体关心的对象也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在这篇文章中，以学院派汉学家的身份和立场与媒体和政界保持着距离,并试图阐明和分析这种距离的由来及其背后的原因。本文在方法上偏爱于形式分析,曾多次在文章中运用弗莱(Northrop Frye)的分析框架对政治话语进行结构的剖析。这篇文章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美国舆论、大众文化和美国政治的现实问题和现在的状况。（原题：《邪恶的中国与善良的中国人——一个美国童话》）

　　

　　 在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漫长历史中,可以指认出中国的两副面孔——高度文明或残忍荒蛮之间不断变换,这两副面孔分别在不同时期进入或淡出人们的脑际。但它们从不会彼此取代,而是相互依存,这两副面孔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发生转换,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的复杂感情——或同情或拒斥、或呵护或迁怒、或对中国热情洋溢或敌意有加、热爱或恐惧——几至痛恨。

　　

　　--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d Issaacs)

　　

　　在许多国家中, 对外交政策的公开辩论往往被那些与辩论的对象国家关系不大、甚至无关的因素所扭曲,美国也不例外。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华盛顿的政治斗争经常殃及国际事物,并往往以对某大国外交政策的争吵不休而告终。最常见的是他们对一个遥远的政府的赞扬或批评，往往是基于他们对我国国际地位的幻想或梦魇。这很可能导致一种某国人民渴望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错觉在我国风行,甚至会产生一种更阴暗的错觉,即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其领导人代表着我们所憎恶的一切。

　　

　　 正如在文章开头所引述的,哈罗德.艾萨克斯在他的书中巧妙地分析了这些关乎中国的各种美国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这部书写于四十年前,但遗憾的是它仍能在很大程度上映照着今天。我这样说是因为在１９９９年的春夏之际，美国人再一次做起了关于中国的美梦与恶梦，这些梦想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打造了传媒的头版新闻，但是它们所反映的并不是中国人的、而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状况，这至少是我对媒体评论和公开辩论的解读。１９９９年四月，朱镕基总理对华盛顿进行访问，在他与克林顿总统会谈之后，特别是在关于中国窃取核情的考克斯告之后，媒体和公共舆论对中国的问题愈炒愈烈，“中国”这个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新闻道、社论及政治演说中。并同时伴随着相当负面的措辞如“核间谍”等，对外传达出一个严峻的忧虑：北京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有些媒体和政客却呈现给我们另外一幅图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善良人民的国度（其中也包括改革派的领导人），他们坚定地走向了正确的道路,即把中国美国化(Americcanize)。总之,正如以前一样，这里出现了两个极端对立的中国叙述：一个是要妖魔化中国而另一个则是要浪漫化中国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立叙述的张力和方式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中美关系的话语中，美国对中国的叙述方式也可以在其它国家对中国的叙述中找到。在那些国家里，我们得知人们也是在赞扬和鄙夷中国人之间摇摆不定。而且，我们美国人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也与我们曾在历史上、以及今天仍不断讲述的关于其他不同国家的那些故事颇有雷同之处。虽然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对于这一类问题有争议的分析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就颇受启发)，但仅仅把这一现象归为他的"东方学"的又一个案则显得很不充分。因为萨伊德揭示西方世界对亚洲这个"他者"的武断叙事的作品均显概括，忽略了个案之间的细微差别，对于中国的这个案例更是如此。美国人作为西方人中特殊的一个群体，对中国人（具体的一个亚洲国家的居民）的认识偏差也具有其特殊性，而且这一特殊性一直塑造着并扭曲着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想象。我们在这里借用一下城市研究理论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一对术语:“晴天”与“阴天”，我要分析的是美国对中国描述的晴天版与阴天版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东方学”意义上的一般形式。这两个不同的版本虽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想象同构,但是仍有诸多不同之处。

　　

　　一、１９９９年的晴天版与阴天版

　　

　　让我们回到一些具体的事件上来，回想一下共和党人对朱镕基总理１９９４年四月访美的反应、与克林顿总统在此间发表的演讲之间的张力。在克林顿总统与这位中国总理会谈的当晚，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提到美国近期炒作的“中国威胁”的论调，他说：“越来越多的人谈论中国是下一个对我们安全与福祉的最大威胁。”克林顿与这种敌意和偏执的阴天版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警告说，这些人正在营造一种“不信任的气氛”，这将破坏未来数年的中美关系。更具体地说，克林顿要创造一个善意的阳光主旋律：中国人在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后，将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化”的魅力传递到大洋彼岸,这种氛围将对中国产生积极的影响，并换取中国对世界的开放。

　　

　　正在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马上回击了克林顿，声称克氏又打算对中国卑躬屈膝了。福布斯的措辞使人联想到美国总统正在谗媚一位不义的传统君主。纸的社论和政治漫画开始呼应这两派的论争，事态就这样发展起来，而且几十年来多是如此，只不过有一些花样的不同和焦点的变换而已。

　　

　　为什么对中国叙事的晴、阴版在美国如此长盛不衰呢？是什么给了这两个版本那样一种“随时应时事变迁并不断交替出现”的长久生命力呢，正如艾萨克斯在１９５８年所描述的那样，其中一个原因正是：虽然对中国的叙述都是基于美国人自己的幻想，但普遍被接受的有关外国的童话巳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以致人们认为它们是真切和现实的,并已变成了美国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权威、记者、政策的制定者、大众文化的生产者、甚至学者都陷入了某种幻想，最终联手（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联合）创造并加强了人们对其它国家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想象。特别当涉及到一个在文化和地理上都与美国相距甚远的国度，这一过程则运作得更为顺畅（毋宁说更为拙劣，因为总是扭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睛、阴版道德童话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最终将会把一个笼统的“他者”景象当作现实，这样一来，他们把自己的想象当做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呈现，而不再是从我们自身心理和文化中编造出来的狂想。

　　

　　换言之,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在探究美国对外政策时,我们总能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特别是在某些个案上，这个道理就显得更为真切。比如，当某个国家不仅在实体和符号意义上与美国差距甚大,而且它还是与美国人在传统上有长期复杂爱憎感情的国家；特别当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被视为关乎贸易和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时，而恰恰对象国又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和最强大的国家时,这一点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中国是少数几个在以上三个方面都能对号入座的国家之一。这样我们就不会对中美关系的辩论总是流于过分简单化、事实又总是被扭曲而感到意外了。

　　

　　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战略意义的大国,美国人总是对她有着复杂的爱憎之情。我上面曾提到的《我们头脑中的困惑》一书，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该书是名记者并在中国居住过多年，他对一百八十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美国人进行了采访,从中了解到中国人和印度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的主要观点我已在前面用晴、阴两种形象的互动做了综述：一种是按萨克斯所称的“一连串令人赞赏的品质”，这包括“高度智慧、一贯竞业、忠厚孝道、平和、坚忍，并在对手面前勇气过人”；另一种形象则是完全相对的“残忍、野蛮、不人道、一群无耻顽固之徒，数量之大很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 。

　　

　　最近出版的一些作品中又重新提到了艾萨克斯的问题，同时注意到他在四十年前所描述的195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情况在今天仍然继续着。埃萨克斯本人也写过几部相类似的作品，包括他为这本１９５８年版的原著不断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再版时所做的序言。而每次再版无需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任何改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我们有很多关于这方面问题的作品可以讨论，但在这里我只想提及两部分别在七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的作品，他们与《我们头脑中的困惑》的形式不同，但却增加了这本书基本观点的份量。一部是非常有趣的CBS制作的纪录片《误解中国》(Misunderstanding China),这部影片拍摄于１９７２年著名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由于电影技术结合了声音评论与视觉形象，这部纪录片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艾萨克斯所阐述的各种中国形象之间互动的概念。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运用了大量从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镜头，生动地描述了好莱坞如何向美国观众妖魔化或者浪漫化中国的形象。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文本是社会学家理查德·麦德森的著作《中国与美国梦：一个道德的追问》。这部作品写于１９８９年天安门事件后的当年,但实际上在１９９５年才得以出版。这部作品清晰且令人信服地讨论了冷战后的美国对中国的幻想和梦魇，与我们上述所谈的现象非常相似。另外，这本书还揭示出许多美国人是通过一个奇异的哈哈镜来观察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他们把复杂的冲突简约为至善的力量与万恶的魔鬼之间的角逐。虽然麦德森用了与《误解中国》不同的表述，但他仍然勾勒出美国的晴、阴版如何对中国的叙述一成不变，而毫不顾及中国在经历了“毛时代”到“后毛时代”，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研究最为有力的部分是揭示了一个像传教士那样改造中国的梦想:即通过使中国人皈依外国宗教和外国世俗意识形态来改造中国人。

　　

　　这部著作和其他同类型的作品所描述的妖魔化与浪漫化冲动之间的张力，可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几十年中。那时，有一些美国人对所谓"最古老的国家"与"最年轻的国家"有着共同特点这一观念开始着迷了。也正在此时，这些幻想者的另一些同胞则开始忧虑“巨龙醒来"的冲击波将跨越太平洋。虽然技术进步与中国政权的兴衰都使这些希冀与恐惧花样翻新,但基本的晴天与阴天模式并无变化。

　　

　　政客和权威把中国视为关键贸易伙伴、和潜在和重要的战略盟友，因而增加了对中国存有幻想的份量。但与此同时，还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它不断对外声称的军事实力，中国被长期视为世界霸权并须时时提防。总之，基于种种原因，中国正是那种最容易被美国媒体不实道、及被美国政治话语不当炒作的国家，这就是过去已经发生和今天仍不断继续发生的事实。

　　

　　那么我们如何分析一般的现象与最近华盛顿的中国政策辩论这一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又如何把它们放到具体的背景之中去呢我想有三个相互关联的事态发展可以被提出来并给予关照。第一，那些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以及主流媒体，主流媒体的相关道都试图将复杂的政策抉择简约为对立的两极。与此相关的总体趋势则是：时事评论人依据所持的“接触”与“阻遏”的二元对立立场将中国问题专家们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这里似乎有一个假设：即回答如《时代周刊》号外的头版标题“中国到底有多坏？”这样的问题，只预设了两种可能的回答方式：人们只能选择“非常可恶”（即要求阻遏）或“并不那么坏”（则希望接触）（而这篇文章恰好刊登于克林顿１９９８年六月出访中国之前）。我们在这里干脆借用史蒂夫.福布斯最近常用的赤裸裸的措辞：你要么“卑躬屈膝”，要么拒绝对北京和其代表绥靖。

　　

　　第二个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是出现了一股新的反华势力，它不属于我们谈及的政治范畴，而是典型的后冷战的产物。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类不同的丑化中国的势力联合在一起推动反华潮流，他们中的一些是冷战时期的鹰派人物（如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杰西.霍尔姆斯），但另一些人的政治派别则很难分类。事实上，他们有些人在很多问题上持左派的观点。这个松散的联盟的目标似乎是要说服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中国现政府是有史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最坏的政权。所以，这群人认为任何对中共稍显不彻底的强硬政策都是对专制的纵容。

　　

　　第三种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对第二种事态的某种反弹,即对中国正在或已经迅速"美国化"的幻想增加新的活力。这些反对丑化中国的人们陷人了一种一度曾鼓舞传教士士气的“阳光”传统,只有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是让中国人皈依自由市场和公开选举，而不是过去被认为会让中国人功德圆满的基督教了。但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他们都是让中国变为与我们一样的国度。这里还有一个假设,即只要让中国人自己努力，并指引给他们道路，中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展示出他们对变革的强烈愿望；只有中国人的落后传统（儒家传统和共产主义传统）、以及敌意的政权（要么坐阵紫禁城或在中南海内）才是可以想见的、在变革道路上的唯一障碍。

　　

　　 每当时事评论员发现有中国传统松动的迹象、或中国领导人看起来有大胆把国家引向新方向的动态,“美国化中国”的幻想就立即升温。最近的一次升温是伴随克林顿１９９８年的中国之行，包括中国人上网人数的增加和股市发展在内的任何“美国化”的迹象，都使美国媒体欢欣鼓舞。麦当劳在中国的普及、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打保龄球作为消遣的导，都成为克林顿中国之行的电视新闻热点。

　　

　　 江泽民于１９９７年号召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在１９９８年同意与克林顿联合作现场直播记者招待会等，都使江在一些美国人的眼里成为中国在“美国化”阶段最佳的领导人。以汉堡包、保龄球和乡村选举为特征“美国化”进程，被认为在中国已经开始。一切似乎已经证明了，中国一此为契机正稳步走向实现多党电视公开选举总统的民主进程,朱镕基有时也与江共享改革者的公共形象，他会使一切付诸实现。但这一切主要是得益于早已蕴藏于广大普通中国人民中的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渴望,而正是这种渴望才催生了“美国化”的进程。

　　

　　 以上三种相关的思潮使人们因此产生忧虑：第一，它们影响了公众对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的正确认识；第二，它们使关心公共事务的美国人业已困难的努力——即寻找最好回应变化中的中国的策略（这种努力从来就没有容易过）——变得难上加难；第三，它们使设计有效的官方中国政策变得更加困难。

　　

　　二、 无力的两极论

　　

　　 要想理解上述的神话化作业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得从“二元论”入手，即认为只存在两种对华立场的观念：强硬或者温和，因而也只存在采取这两种立场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美外交政策只能是要么支持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温和政策（有时共和党政要如亨利·基辛格和纽特·金里奇也支持这种政策），要么是支持对白宫恶意批评的人所宣扬的强硬路线（这些人包括纽约时自由主义专栏撰稿人艾贝·罗森索尔和自由撰稿人、保守主义权威乔治·威尔）显然是不明智的。毕竟克林顿的所作所为也有可赞赏之处（如他恢复了中美之间一度中断的高层会晤）也有一些可批评之处。人们可以说现在到了美国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再次直接对话的时候了，但第一次接触大可不必那么热情而应是试探性的。同样，人们可以说克林顿在１９９８年的北京之行做了很多正确的事，包括大声疾呼人权问题,但他却没能对未来将在美国举行的高层会晤定下调子。在这里人们也许会议论克林顿太多的触及表面问题而遮蔽了对抗性的原则问题。

　　

　　 而认为只存在这两种类型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样也是不明智的。有些专家确实认为经济发展可以魔术般地使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也有些专家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不断增长的军事威胁；他们认为中国本土的专制传统与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之以民族主义烘托着的毛主义共同作用于中国，使它成为不可改变的极权国家。但也有很多的学院派中国问题专家（包括这本书的许多文章的和我本人）非常怀疑这两种立场。在我心目中的同行们，包括我们在欧洲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同事们，就不能用一个明确的主张来对他们进行分类。我们经常对中国的很多问题持不同的看法，但我们都会对贸易院外游说团所宣扬的自由贸易和民主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以及持“中国威胁论”的政客们深感怀疑。

　　

　　我们发现，把中共视为恶意的和对变革持一致否定态度的阴天版，或者幻想中国会简单地从汉堡包和保龄球走向"美国化"的阳光版，都很成问题。我们看不出那些不断被提出的像“中国有多坏”和“善良的中国人会最终像我们一样生活吗？”这样的问题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那些真正对中美关系感兴趣的人，往往站在一个既不是完全附合、也不是完全反对克林顿政府政策的立场上。

　　

　　 但是遗憾的是，如果你只注意主流媒体高分贝的喧嚣和高效率的宣传，你就根本不会知道中间位置在哪儿，也不知道复杂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是否存在着对革命和改革的成就与代价有两难的感情？媒体忙于把对外政策和专家们分为整齐的两类，而似乎根本不可能考虑在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而许多学者却正是在这中间地带倾其一生来研究中国的。

　　

　　三、 美梦、噩梦与大众认知

　　

　　我们前面谈到的以两党政治为基础的潮流，明显地催生了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的二元框架，给予这种两极思维以活力的，正是中国的正负两极形象在美国的政治话语和大众文化中的牢固地位，拒斥“丑化或美国化”这个二元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妖魔化中国来说，有一些较为收敛的作品还是值得研究的，如《与中国未来的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这本书只是企图通过突出中国威胁论来模糊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但另一些书则十分放纵地妖魔化中国，如煽情的杂志用图文并茂的封面来使我们确信中国的威胁之大，最新的阴天版来得还要更邪乎。在１９９７年初这种妖魔化达到了他的新高峰,而且新版的中国威胁论融新内容于早应被埋葬的“黄祸”和“红色危胁”的陈词滥调之中。１９９７年三月十日这一期的《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杂志，它的煽情封面上有一条凶残的巨龙把人踩在他锋利的龙爪之下，而此刻山姆大叔却向它祈愿，实在用心不良。更令人气恼的是１９９７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国内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的封面，它授予克林顿总统以满洲国候选人的称号，并用一幅种族主义的漫画，让戈尔和克林顿夫妇长着一副漫画亚洲人的脸谱式面孔：斜眼和包牙。

　　

　　在１９９７年底前有关中共计划私有化的道，又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共领导人要“改弦更张”和“拥抱资本主义的”大肆喝彩，妖魔化的潮流至此略有减退，但是当到了当年年末妖魔化又骤然而起。再次兴起妖魔化的重要原因是好莱坞新推出的三部反华影片，即《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由勃拉德.皮特Brad Pitt主演)、《坤丹》(Kundun)（一部关于达赖喇嘛童年的影片）和《红色角落》(Red Corner)（一部关于一位由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出演的律师在北京身陷囹圄的影片）。影片为丑化中国的热潮提供了一个空洞却有效的由头，但是我倒不是特别关心这三部与中国有关的影片的放映，虽然这是美国大众文化史上很有趣的一件事。我脑子中想到的, 倒是一九九七年初重映的另一部影片的三部曲可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有启发性，这个三部曲与亚洲无关,而是关乎很久以前在遥远的银河系发生的故事。

　　

　　在我继续往下谈之前我要指出的是，媒体在对中美关系的导中有一个用好莱坞影片来启发大众对中国人的认识或使大众误解的传统。如在《我们头脑中的困惑》一书中谈到的那样，对中国人电影形象的正面与负面刻画，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两极观念的图解。这样的影片如美化中国的《净土》(The Good Earth)、和丑化中国的《福满州》(Fu Manchu)系列。

　　

　　 除了《净土》之外,还有很多影片加强了中国的浪漫形象。这些影片中有颇具影响力的弗兰克.科波拉(Frank Capra)的《为中国而战》(Battle for China),这部影片是二战宣传系列片《我们为什么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Why We Fight World War II）中的一部。在这些影片中，中国人被有的电影表现为优于美国人，至少在是某些方面，如中国人的灵性上优于美国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主题又在新影片《西藏７年》和《坤丹》中表达了出来（尽管大家普遍认为西藏人比美国人和欧洲人与神灵更相通）。

　　

　　 另外还有很多影片虽然不用《福满洲》做片名，但正如纪录片《误解中国》所揭示的那样，它们依然为妖魔化中国的主旋律而鼓噪。这样的影片如冷战时期的《五十五天于北京》，这部片子里就有这样的镜头：查里顿·赫斯顿带着美国骑兵和其他外国军队，横扫了举止看起来很像野蛮的印第安人（在约翰·韦恩 John Waygn的影片中的那些印第安人）的义和团，每当观众看到这个镜头时无不欢呼雀跃。在这里，我试图就《我们头脑中的困惑》和《误解中国》等作品对好莱坞电影叙事的各种模式进行一下归纳，以便用来对最新近好莱坞中国题材的电影进行分析。这可以使我们在分析时不仅可以把《西藏七年》和《坤丹》这样的电影放入与之相关的电影资料背景中，而且也可以对《红色角落》和特别是迪斯尼动画片《木兰》(Mulan) 做同样的处理。这是因为李察·基尔在《红色角落》里所扮演的战胜险恶环境的角色，正和赫斯顿在《五十五天于北京》一片中一举结束了北京的疯狂局面的英雄壮举相类似。另外，在影片《木兰》中也有表现中国传统是如何阻碍中国人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以便生活得更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镜头。

　　

　　 以上只是我就艾萨克斯和《误解中国》中的分析框架所做出的一个概述，现在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引用一些电影资料进行分析,即把最新近的反华影片放到冷战的叙述结构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提到我将不用任何一部关于亚洲的影片作为分析的起点，而用在各影院上映的《星球大战》(Star Wars) 的三部系列片来开始我们的分析。

　　

　　四、 达斯·威达尔帝国(Darth Vader)和妖魔化中国

　　

　　 值得回忆的是二十年前，当原版的三部曲《星球大战》上映时，美国观众是带着冷战两极的世界观到影院观看这部影片的。而这部影片呈现给观众的，是善与恶之间的史诗般惊心动魄的场面。观众们自然而然地把路加太空行者和其他反叛者们等同于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阵营，把“黑暗帝国”的魔头们视同于苏联领导人。罗纳德·里跟唯恐公众不这样联想，所以称苏联为“邪恶帝国”（Evil Empire），并大肆鼓吹“星球大战”防御体系以对抗莫斯科。

　　

　　 当这个三步曲在１９９７年（即他们诞生后的二十周年之际）再次回到影院上映时，观众已经生活在一个发生了巨变的世界里。在后冷战的环境中，我们还不清楚是否会存在某种应鼓励新一代的观众，把今天的世界大国认同为电影中的邪恶帝国的共识。但我们已有了一个新的共识，即前几代美国人所指认的对美国利益与世界和平有特别威胁的轴心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等专制与扩张政权，在今天已不复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乐观地认为，一个不需要把地球上任何一个政权视为像太空里的达斯·威达尔危险帝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呢？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权威和政客一致努力使我们确信中国符合邪恶帝国的所有条件，并表现出一种把中国领导人归入从成吉思汗、福满洲、到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一类寡头系列的偏好。为了使他们的观点能取代所谓的“建设性的接触”，这些“中国威胁论”的鼓噪者颇费周折。他们称中美贸易利益集团和政府所支持的所谓“建设性接触”外加人权外交的策略为“绥靖政策”，几年前，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要让我们相信中国人工流产的胎儿被卖掉或者吃掉。在1996年总统大选时，阿贝·罗森索尔(Abe Rosenthal) 用他的《纽约时》专栏来唤起人们对希特勒的年代的回忆，并攻击克林顿和多尔对中国的政策更像张伯伦而不像邱吉尔。另一些人则再次使用冷战时反前苏联的措辞，呼吁以“遏制”战略来节制北京贪婪的领土野心。

　　

　　 尽管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政治景观，但妖魔化中国在１９９７年初确实被强化了。不仅著名的中国权威人士如乔治.威尔(George Will)粉墨登场，就连鼓噪中国威胁论的期刊《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 索性直接称中国为有威胁的、必须抵制的新“邪恶帝国”。对香港主权转移的关注和亚裔美国人的竞选资助是１９９７年妖魔化中国的两个焦点,但这不过是美国妖魔化中国的传统和两极化思维在这一年再次出现的多重因素中的两个而已。

　　

　　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标准周刊》上，我们发现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声称，在美中关系策略上的分歧，根本在于对中国情况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划分：一部分人愚蠢之极地认为“统冶中国人的是商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明智的发现“他们都像纳粹”。另一些划分的标准则是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关注,、以及为多卖几个巨无霸汉堡包而出卖或坚决不出卖中国的异议人士来做区别。在1997年3月10号第1期的《新共和国》杂志上，撰稿人以二元的思维将美籍华人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注人权状况，支持异议人士吴弘达以纪念“纳粹大屠杀”的方式来纪念中国劳改营的人们; 另一类则是需要与中国做生意而要求对中国实行温和政策的华人。而该杂志的1997年4月的第21期的封面上把中国问题专家分为错误地认为中国正走向民主的大多数、与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极力保持其已被削弱的极权统治的极少数。

　　

　　 我们所描述的反华浪潮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浪漫化的幻想也矛盾重重，而这两个极端的导和评论充斥着美国媒体和政治话语。这两股潮流又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两个极端徘徊不定。而事情的结局往往使对中国这样一个与美国有着严重分歧、也有共同利益的大国，在外交政策上有始无终。

　　

　　节译自Jeffrey N.Wasserstrom ，Big Bad China and the Good Chinese: An American Fairy Tale, (Timothy B. Weston and Lionel M. Jensen ed, China beyond the Headline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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