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人与犹太游说集团
美国犹太人与犹太游说集团
犹太人在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虽然人数不多，但在美国社会各领域都发挥广泛而重要的作用。犹太人以及犹太游说集团对美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的影响巨大，在确保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以及美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不移的承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犹太游说集团的成功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 美国犹太人
犹太人是一个历史悠久、伟大而特殊的民族。根据2002年的统计，全球犹太人约13，296，100人，约占世界人口的2.19‰，也就是说全球每457个人中有一个是犹太人。从分布看，各大洲中美洲最多（6，476，300，其中北美6,064,000，中美洲52，500，南美洲359,800），亚洲次之（5，069，900），欧洲第三（1，558，500），再后是大洋洲（104，200）和非洲（87，200）。从国别分布看，排在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5,914,682；以色列5,640,506；俄罗斯717,101；法国606,561；加拿大393,660；英国288,000；德国220,000；阿根廷195,000；乌克兰142,276；澳大利亚120,000。从城市分布看，特拉维夫最后，为 2,560,000，纽约其次，1,970,000，海法第三，655,000；洛杉矶第四，621,000；耶路撒冷第五，570,000；迈阿密第六，514,000；巴黎第七，310,000。值得注意的几个穆斯林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口，如以色列不共戴天的敌人伊朗有名犹太人，排名第25位；穆斯林国家，土耳其17,415人，排名第29位；摩洛哥，5，236人，排第41位。此外，巴基斯坦1000－5000人，也门2000人，突尼斯1813人，埃及100人，伊拉克100人，黎巴嫩100人，叙利亚100人，阿尔及利亚100人，利比亚1人。在亚太地区，犹太人也有少量分布，其中印度人，日本1002人，中国1000人，新加坡300人，泰国199人，菲律宾100人，韩国100人。
目前美犹太人约600万（2006年美国犹太年鉴人口统计为640万），是全球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犹太人口主要集中在纽约、迈阿密、洛杉矶、费城（）、芝加哥（）、旧金山（）、波士顿（）和巴尔的摩－华盛顿（）。其他分布较多的城市还有：克利夫兰、圣路易斯、休斯顿、达拉斯、菲尼克斯、凤凰城、亚特兰大和拉斯维加斯。其中，来自以色列的移民多分布在纽约、芝加哥和迈阿密。来自欧洲的移民多分布在得克萨斯。来自前苏联的犹太移民多分布在洛杉矶、旧金山、达拉斯、纽约、休斯顿和巴尔的摩。来自伊朗的犹太移民多分布在洛杉矶和长岛。
犹太人是美最成功的移民群，在美政治、经济、科技、法律、新闻和文化艺术等领域有着广泛影响。犹太人属于美最富有阶层，2％的人口占美整个国民收入的5％。全美百万富翁中约20%是犹太人，犹太人掌控着美毛皮业的90%、粮食加工业的60%、电影业的40%和钢铁业的25%。犹太人在金融界的实力首屈一指，在美一直有“犹太人控制华尔街”、“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等说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现任主席本·伯南克都是犹太人。美1750家纸中，犹太人经营的占50％以上。《纽约时》、《新闻周刊》、《华盛顿邮》、《华尔街日》和《大西洋月刊》等世界著名杂都为犹太人所有。美三大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均为犹太人创建。美大学教授10％为犹太人，名校的比例更高达20％，其中医学院校中占25％，法学院校中占38％。美科技人员中犹太人占60％。据统计，美诺贝尔奖获得者中37％为犹太人，是犹太人口的19倍。著名的科学家如奥本海默、爱因斯坦等。自美最高法院成立以来共有108位法官，其中7名为犹太人。犹太人占美国律师总数的30％。
在政界，知名人物主要有：美内战时联邦司法部部长、战争部长以及国务卿犹太·本杰明、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商务和劳工部长奥加斯·斯特拉斯、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中情局局长和国务卿詹姆斯·斯莱辛格、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老布什政府的罗伯特·杜伯斯坦、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中央情局局长约翰·多伊奇、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农业部长丹·戈尼克曼、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和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以及负责美国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丁·英迪克、前美驻以色列大使丹尼斯·罗斯、前美国中东和平特使安龙·米勒、副总统戈尔的国家安全顾问利昂·弗尔斯等。小布什政府的白宫新闻秘书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白宫办公室主任约苏亚·保顿（Joshua Bolten）、白宫撰稿人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Feith）、国防部副部长达夫·扎克海姆（Dov Zakheim）、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副国务卿马克·克罗斯曼（Marc Grossman）、副国务卿博尼·科恩（Bonnie Cohen）、副总统切尼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I. Lewis Libby）、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詹姆斯斯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商业部副部长塞缪尔·博德曼（Samuel Bodman）、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副国家安全顾问埃利奥特·艾布拉姆（Elliott Abrams）、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梅尔·塞姆博勒（Mel Sembler）、助理司法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总统高级顾问斯蒂夫·戈登司密斯（Steve Goldsmith）。在国会也是如此。1998年选出的106届国会中,犹太裔众议员23人，在众议院中占5.1%；犹太裔参议员11人，在参议院中占11%。107届国会中，参议院有10名犹太裔议员，占总数的10％。众议院有27位犹太裔议员，占总数的6％。截至2006年11月中期选举前，参议院中犹太裔议员达14人，占参院总数的14％。中期选举后，目前参议院犹太人为13人，众议院犹太人为30人。著名代表人物如参议员利伯曼、本·加丁、伯尼·桑德斯、卡尔·莱文、芭芭拉·博克瑟、赫博·科尔、诺姆·科尔曼、阿伦·斯派克特等。前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曾指责美国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纸、银行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机构。
二、 强大的犹太游说集团
犹太游说集团是指积极参与影响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亲以集团和个人。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组成复杂，既包括个人，也包括组织，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既有专门的游说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也有许多思想库、政治组织和媒体监督机构。犹太裔美国人是犹太游说集团的核心。调查显示，75％的犹太裔美国人认为他们与以色列关系密切，以色列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犹太游说集团成员还包括众多非犹太人，如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代表人物有共和党人士加姆·鲍尔（Garm Bauer）、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 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迪克·阿梅（Dick Armey）、共和党国会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他们相信，以色列的再生是圣经的预言，不仅支持以色列的扩张政策，还认为向以色列施压有违主的意愿。此外，还包括非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如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华尔街日》编辑罗伯特· 巴特利（Robert Bartley）、前教育部长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nett）、美前驻联合国大使詹内·基尔克帕特里克(Jenne Kirkpatrick)、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
犹太游说集团内部并不统一，也有左和右，温和与强硬之分。其中右翼占多数，属于强硬派，多支持以色列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反对《奥斯陆协议》以及对巴勒斯坦人作过多让步等，如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重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CPMJO）、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JINSA)等。有批评者称JINSA就像是利库德集团在美国的分支。左翼派别多温和派，愿意对巴勒斯坦人做出妥协、让步，反对占领、修建隔离墙和定居点，不赞成美政府无条件、无原则地支持以色列，代表如“犹太和平之声”等。不过，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是温和派还是强硬派，都希望美坚定地支持以色列，保守以色列的安全。
犹太游说集团数量众多。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每年发表的《美国犹太年鉴》统计，在美国共有犹太人团体500多个，其中约有300个全国性犹太团体和200个地方性犹太组织。主要犹太游说集团有：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是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一个，号称“国会山之王”。成立于1954年，是在美国会注册的合法游说组织，主要活动是游说国会议员。成员不少专家“对美国政治事务的程序，尤其是国会的工作程序及美国犹太人的社团有过专门研究”。1997－2001年美《财富》杂志将其列为华盛顿“外交政策第一大院外活动集团”。《纽约时》称其是，。其影响力在美仅次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但排名在全国步枪协会之前。法国《费加罗》曾指出，以色列驻华盛顿的记者谈起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时就像谈起他们的“第二使馆”。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曾表示，有人问我怎么帮助以色列，我告诉他：“帮助AIPAC吧!”其他重要的组织还有：重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CPMJO）、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委员会（AJC）、美国犹太大会（AJ Congress）、犹太政策论坛等、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JINSA)、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INEP)、企业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美国中东道准确委员会（CAMERA）、反诽谤联盟（ADL）、“现在要和平的美国人”、以色列政策论坛、美国拉比中央委员会、芝加哥拉比委员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利库德美国之友、以色列国防军之友、犹太公共关系委员会、犹太劳工委员会、美国犹太大屠杀幸存者联盟、美以友谊联盟、美以商会。其中，重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由51个犹太组织组成，1954年成立，其现任主席马尔科姆·霍恩莱因(Malcolm Hoenlein)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犹太领导人。该机构主要负责协调美国各个犹太社团的活动。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与美国政府关系尤其密切，其董事会成员多来自小布什政府中的鹰派，如副总统切尼、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前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副总统切尼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现驻伊拉克大使扎勒米·哈利勒扎德、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副国家安全顾问埃利奥特·艾布拉姆。
三、游说策略与手段
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深深认识到，要维护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安全和生存，离不开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为此，大量犹太游说集团应运而生。亲以游说集团的基本任务，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海曼·伯克宾德尔的话说，就是“使美国老百姓懂得帮助以色列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犹太游说集团的对美国中东政策施加影响的手法和途径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总体而言，主要有三大游说战略：一是影响选举；二是直接游说国会和政府部门，以推动其采取亲以政策；三是媒体和舆论的公关，竭力影响公众舆论，塑造以色列的正面形象。
概括起来，犹太游说集团的主要游说手段和策略有以下几种：
（一）影响选举，尤其是总统和国会的选举。美国犹太人只有600万，但却是美少数民族中投票率最高的族裔，投票率高达90％，相反美国人平均投票率只有约50％。犹太人口居住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纽约州、新泽西州、哥伦比亚特区、马萨诸塞州等以及如纽约、芝加哥、费城、洛杉矶、波士顿等大城市。居住相对集中，高投票率，以州为中心的美国选举体制，加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政党在总统选举时常常出现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些决定了人数不多的犹太人的高投票率往往能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参选者无论来自哪个党派，都十分重视犹太人的选票，不敢得罪犹太选民。1960年肯尼迪赢得了82％的犹太人选票，一些关键州如纽约和伊利诺斯州的犹太人选票对肯尼迪当选起了重要作用。这后来又影响了肯尼迪作出向以色列出售鹰式防空短程导弹的决定。1962年肯尼迪曾为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提出了“约翰逊计划”，同意难民可选择返回家园，回到他们原来的居住地，也可选择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定居，以色列负责提供经济赔偿。但这项计划遭到了以色列和美犹太人的坚决反对，后因大选临近，肯尼迪被迫放弃该计划。1967年中东战争后，以色列要求从美购买50架F-4鬼怪式飞机。为防止加剧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缓和该地区的局势，白宫和五角大楼都不赞成向以出售武器。美犹太人组织积极支持以的要求。1968年正好是大选年。3月，AIPAC在国会展开游说活动，其他犹太人组织也展开公关活动，赢得了媒体的支持。当年夏天，国会两院通过决议，要求约翰逊总统批准向以出售飞机。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会见犹太社团领袖时都表示支持向以出售武器。1968年年12月，约翰逊总统最终宣布以色列可以得到这批飞机。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在1979年称，1980年将是以色列的一个比较好过的一年，因为它是美国的选举年，“不能现象在选举年美国政府会作出不利于以色列的决定”。1987年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迪恩曾说，几乎所有次年将参选的候选人都和AIPAC的官员进行了接触，阐述了他们各自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2000 年大选期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甚至挑选犹太裔参议员利伯曼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开创了犹太人参选美最高行政领导的先例，充分显示出他对犹太裔政界人士及其影响的重视。根据对选票的最终统计，犹太人选票的79%投给了戈尔—利伯曼阵营。2002年，约一半参议员、90名众议员和13位政府高官参加了AIPAC年会。2004年8月，共和党通过了竞选纲领，强调要毫无保留地支持和保卫以色列。总统选举前，为候选人慷慨解囊，支持亲以候选人当选，是犹太人影响选举的另一种方式。传统上，犹太人是美选举的主要捐资者。有资料显示，民主党竞选经费的绝大多部分和共和党竞选经费的1/4以上都来自犹太人。1982年犹太社团资助的31名参议员候选人中有28位当选，73名众议员候选人中有57名当选。1996年克林顿竞选连任的经费50％来自犹太人。犹太人提供的政治捐款与其获得的“政治回”成正比。根据对1970-1982年期间在任的130名参议员投票情况的调查，在国会对有关以色列问题(如向以提供武器等) 进行投票表决时，议员的支持率与其接受犹太人政治捐款有直接关系。在30名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犹太人捐款的议员中，接受款额越多，支持以色列的比率就越高。这些候选人一旦当选通常会支持以色列，在国会提出或支持有利于以色列的议案。2001年11月，89名参议员致信布什总统，督促总统不要限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恐怖活动作出反应。发起者查尔斯·舒默就接受了亲以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捐助。
（三）游说国会，培植国会亲以势力。这是游说工作的重中之重，迄今为止也是最为成功的部分。有位国会议员曾表示:“很多年来，国会议员一直受到亲以游说活动的影响”。他在比较了美国犹太人、爱尔兰裔美国人、东欧裔美国人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后指出，美国犹太人的游说活动是最有效的。1、竭力向国会输送更多的犹太裔议员和亲以议员。犹太裔议员在美国会中所占席位已大大超过其占美总人口的比例。1998年选出的106届国会中,有犹太裔众议员23人，在众议院中占5.1%；犹太裔参议员11人，在参议院中占11%。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中，犹太裔委员所占比例约为25%，在该委员会下属的中东小组中占30%。在107届国会中，参议院有10名犹太裔议员，占总数的10％。众议院有27位犹太裔议员，占6％。众议院的犹太裔议员平均每月聚会一次，讨论美以关系等问题，并负责起草有关法案，敦促政府援助海外“受压迫”的犹太人。他们还经常借以色列总理访美之机，要求美国政府增加对以援助。犹太裔议员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犹太人和以色列的代言人。这样，国会诸多关键成员都是犹太人和亲以分子。2002年9月，参议员迪克·阿米（Dick Armey）公开宣称，“美外交政策头号任务是保护以色列”。在国会，每天都有众多激烈辩论的议题，但一旦涉及到以色列，议员们通常会保持缄默，国会基本上也很少批评以色列。2、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和公关。据统计, AIPAC的成员平均每年与国会议员们会面约2000次，并促成约100个亲以色列的议案在国会通过。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经常发出倡议，敦促全国政治委员会在美国各地的分支机构以个人名义邀请该地区的议员访问以色列。如果有议员在与以色列有重大关系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话，这些议员通常就会收到来自犹太选民及其支持者的大量信件和电，而这些人多是议员的捐助者，从而对他们施加影响。1995年在AIPAC和其他亲以力量的施压下，国会决定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1996年又通过了《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3、游说国会工作人员和议员助手。国会山工作人员的地位比较特殊，也是公关的重点对象。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前主席莫里斯·阿米泰曾表示，在国会山有很多小伙子，他们要么正好是犹太人，要么愿意从犹太人角度看某些问题，他们的职位可以让那些参议员在这些领域作出决定。大部分参议员至少都要雇佣一名犹太助手。4、安插工作人员，对国会及议员实行全面、实时的监督、跟踪。AIPAC雇有全职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和国会打交道，出席他们认为需出席的国会会议，密切注意议员们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和投票情况，以便及时干预。AIPAC还备有每个州和国会议员选区的以色列支持者的名单。前国会议员保罗·芬德利（共和党，伊利诺斯州）曾说过这样一件亲生经历的事：他曾经打算建议国会削减一小部分对以色列的援助，他刚和个别同事提起过，还未来得及起草书面材料。但此后不到半小时，先后有两位议员找他谈话。这两位议员都接到了来自各选区的选民的电话，称保罗准备建议减少对以援助，希望议员们能有所行动。5、惩罚反以的议员。对那些敌视以色列的候选人，亲以游说集团通常会为其对手提供强大支持，同时采取大规模写信、媒体宣传等手段去支持亲以候选人。1980 年加州众议员保罗·麦克洛斯基提出一项修正案,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要求政府削减对以援助。但由于犹太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该修正案被扼杀。麦克洛斯基本人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来他在参加参议员竞选时,不仅在舆论界受到美犹太人的猛烈抨击，而且失去了原来犹太富翁资助的竞选筹款，最终败北。1984年AIPAC帮助击败了伊利诺斯的参议员查尔斯·帕西，因为帕西曾表现出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为此，亲以集团动员了全美犹太人反对帕西。5、为国会议员提供研究告和资讯。国会研究处的一项研究告显示，“AIPAC和其他一些亲以的游说组织能够及时地提供详尽、完整的资料，这些对于工作繁忙的国会议员来说非常有价值。”在紧急情况下，AIPAC可在4小时内就某一问题向国会议员提供系统的参考意见。而且这些意见是经过仔细研究后形成的条理清晰的书面材料。AIPAC的一名成员称，所有国会议员及其助手在需要信息时，通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求助AIPAC，而不是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或政府机构的专家。有位议员称，“每当我需要了解有关中东问题的信息时，我们知道AIPAC总是值得信赖的，她可以给我提供专业的可靠的参考意见”。此外，AIPAC还经常被议员们邀请为其撰写演讲稿，起草立法草案，从事课题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帮助寻找资助者和整合选民等。前民主党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在离职前表示，在国会如果没有AIPAC的参与，你就不可能制订一项关于以色列的政策。
（四）影响政府。调查显示，1945－1984年期间，美国政府做出的782个关于中东问题的决策中，60％是与犹太游说集团的立场一致的，其中297个属于政府最初不愿意，但最终在犹太游说集团施压下同意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主要有：1、影响总统选举。犹太选民对经常是旗鼓相当的总统选举至关重要，因此总统候选人都明智地竭力不与犹太选民对抗。1960 年,一些美国犹太富翁以提供竞选活动经费为条件,要求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答应在当选总统后“让他们决定今后四年美国中东政策的方向”。肯尼迪在大选中获得82%的犹太人选票，当选后便批准向以色列出售美国军火。在1972年大选中，尼克松获得65%的犹太人选票。当选后，他将美对以援助从前任的每年3亿美元提高到6.43亿美元。1976年大选中，68%的美犹太人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1984年大选前，因里根“有意不顾美国犹太人的反对推行其中东和平计划”,他的犹太事务特别顾问艾伯特·斯皮格尔辞职。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里根将失去上届选举中一半的犹太人选票。为确保连任，里根在会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后，宣布大量增加对以援助，且决定将对以援助全部列为无偿赠送。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美犹太人高达85%的支持票功不可没。2000年美国大选期间，小布什为争取犹太人选票，在竞选中明确表示同意将美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当选后，他更多次公开表达了在阿以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的态度。2004年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呼吁美国要在阿以冲突中发挥平衡的作用，为此遭到严厉批评。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指责迪安“出卖”以色列，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众议院所有重量级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迪安，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同时，几乎所有美犹太领导人的邮箱里都收到了大量邮件，宣传迪安当选将会对以色列有害。（2）游说政府采取亲以政策。福特出任总统后，宣布准备重估美国的中东政策，要求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后在犹太院外集团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了这一决定。卡特执政时期，曾表示赞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和谈中享有代表权，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要包括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此言一出,四天之内来自犹太院外集团的“827个抗议电话和7268份抗议电劈头盖脸地向白宫袭来”，迫使卡特不得不改变初衷，决定将巴解组织排除在和谈之外。卡特曾公开承认，从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到1979年埃以签署和平协议这段时间，一个名叫里昂·查理的美犹太人对他影响很大。埃以和约签署后，卡特在信中指出，“他（指查理）是我非官方消息的，他给我提供了许多内幕情况和他自己的建议”。1984年3月，约旦国王侯赛因要求美支持联合国宣布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修建犹太人定居点是非法行为的决议。尽管里根非常希望约旦加入美国倡导的中东和平进程，但在犹太院外集团的压力下，他还是拒绝了侯赛因的这一要求。在小布什第一个任期内，以国务卿鲍威尔为首的国务院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但在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下，以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国防部亲以色列鹰派势力最终占了上风。小布什政府提出中东和平路线图方案后，重要犹太人组织领导人会议的副主席马尔科姆向以色列承诺，美犹太组织一定会让美决策者听到反对的声音。参加2003年AIPAC年会的3000名代表也被要求向各自选区的议员表达他们对该计划的不同意见。3、通过国会向政府施压。1975年，在以色列拒绝从占领的领土撤出，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福特政府宣布要重新评估美对以政策。基辛格认为以色列拒绝让步的政策妨碍了美国为缓和中东局势所做的努力，是个“真正的悲剧”。福特政府推迟向以提交以从美购买的武器，包括F-15战斗机；暂停讨论向以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事宜；基辛格还会见了一些被认为反以亲阿的前任政府官员和中东问题专家并指示国务院研究改变目前美以关系的方法。在此情况下，AIPAC积极展开在国会的活动。1975年5月21日，白宫收到了一封有76位参议员签名的信件，信件重申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建议白宫向国会提交对以色列的援助计划，认为以色列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遏止苏联在中东势力的扩张，美国政府应该在以后的和平谈判中和以色列坚决地站在一起，并将此作为重评美中东政策的基础。1984年正当美大选进入高峰时，由于AIPAC在国会的有效活动，在国会压力下，政府取消了原定向约旦出售武器的计划。AIPAC的主席公开表示：美取消向约旦出售武器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AIPAC和美犹太人的努力，因为美国犹太人“向各自选区的议员们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4、安插亲以分子在政府重要职位任职。20世纪50年代，美犹太社团就和美国务卿就达成一致，美犹太社团可以和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每位总统都有专门负责和犹太社团联系的顾问，这为美犹太人提供了通向最高决策层的快速通道。卡特总统曾考虑任命乔治·鲍尔为国务卿，但因鲍尔被视为反以人士，在犹太游说集团反对下这一任命被放弃。克林顿时期，中东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与以色列有密切关系的或亲以组织的影响，如前AIPAC研究部主任和华盛顿近东研究所创始人马丁·因迪克、AIPAC重要成员丹尼尔·罗斯（负责近东事务的副国务卿）、长期生活在以色列的阿隆·米勒（Aaron Miller）。这三人都是2000年巴以戴维营谈判时克林顿总统的中东政策顾问。因此，巴勒斯坦抱怨，巴实际上是同时在和两个以色列的代表团谈判，只不过这两个代表团一个打的是以色列国旗，另一打的是美国国旗。马丁·因迪克还是美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双重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他于1993年5月第一次提出这一战略，后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和南亚事务的负责人具体实施该战略。在小布什政府中有许多非常狂热的亲以分子，如约翰·博尔顿、埃利奥特·艾布拉姆、道格拉斯·费思、刘易斯·利比，理查德·玻尔、保罗·沃尔福威茨、戴维·沃尔姆塞尔。
（五）操纵舆论和媒体，影响公众和政府对以色列以及中东的认知，保证以色列的正面形象。鉴于媒体在美国社会以及影响美国政府决策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控制、引导和监督媒体，树立以色列在媒体中的正面形象，减少对以色列的批评，避免关于美对以政策的公开辩论，也是亲以集团的重要目标。1982年美犹太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监督媒体道的组织“美国中东道准确委员会”。目前，有关中东的道基本为亲以分子所把持。记者埃里克·奥尔特曼一口气列出了对以色列持毫无保留支持态度的61名专栏作家和评论家的名单，但只找到5名坚持批评以色列的知名中东专家。尽管刊偶尔也刊登一些批评以色列的文章，但与亲以文章的数量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如今，美国三大电视网、四大电影制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及《纽约时》的业主都是犹太人。《华尔街日》、《芝加哥太阳时》、《华盛顿时》定期发表亲以社论。《纽约时》经常发表亲以社论。《评论》、《新共和》、《标准周刊》等杂志则忠诚地捍卫以色列。AIPAC每周出版数万份《近东告》，免费广为散发并提供给每位国会议员。告的道内容多是亲以的，宣扬美以友谊和共同价值观、战略盟友；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多负面道，多涉及腐败、独裁、恐怖等活动。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不少美国人。与此同时，媒体对以色列的批评通常会立即遭到亲以分子的“围剿”。1982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进行了道，引起一些美犹太人的不满，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来处理此事。1983年6月，该组织推出了一个记录片，名为《国家广播公司在黎巴嫩：对媒体错误道的研究》，随后又出版了《国家广播公司的黎巴嫩战争：扭曲的道》一书，为以色列辩护，抨击国家广播公司。此外，该组织还连续两次就此事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诉讼，要求吊销国家广播公司在纽约、新英格兰和新泽西州的分布的营业许可证。1983年美国阿拉伯人全国协会（NAAA）在新闻界发起一场运动，旨在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反对美国会议员争取国会批准以色列使用美国资金来研制多用途战斗机。巴尔迪摩的15家广播电台拒绝播出NAAA的节目，只有华盛顿的4家电台同意播出，但随后又在“美国中东道准确委员会”等亲以组织压力下中断了播出。1984年NAAA在纽约举办一次活动，反对美国政府在削减社会服务资金情况下增加对以色列的援助。结果21家电台中只有1家同意播出节目。节目播出后，该电台收到了上百个表示愤怒的电话和信件，很多广告商取消了原定广告节目，使电台经济损失严重。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一名官员称，他们曾在一天内收到6000封电子邮件，批评一个有关以色列的道。2003年5月，美国中东道正确委员会在33个城市组织了针对全国公共电台（NPR）的示威，要求不再给该电台资助，直到该台的中东道倾向以色列为止。为此，该台在波士顿的分台失去了100万美元的捐赠。国会议员们还要求该台进行内部审查，监督对中东的道。这实际上导致美媒体几乎不敢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很少质疑美以关系，鲜少讨论犹太游说集团对美政策的影响。
（六）影响思想库。亲以分子控制着对公众舆论以及政策决策起重要影响的美国思想库。1985年犹太游说集团建立了自己的思想库——华盛顿近东研究所。二十多年来，亲以分子已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赫德森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等思想库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思想库都是亲以的，很少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出资资助促使其更改立场是犹太集团的惯用方式。以布鲁金斯研究所为例，该所原先的中东专家主要是威廉·匡特（William B.Quandt），其在阿以冲突研究中持中立立场。但后来该所接受了犹太裔美国人海米·萨班的资助，成立了萨班中东研究中心，由知名亲以专家马丁·因迪克担任中心主任。这样，布鲁金斯所从原先在中东政策上的无党派倾向转向亲以。
（七）“拷问”学术界，培植亲以势力。校园鉴于美大学内中东学者多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同情巴勒斯坦，为此犹太分子大力向校园渗透，培植亲以势力，“围剿”所谓的亲阿学者。1、增设有关以色列和犹太的课程和研究机构，扩大亲以力量。许多犹太慈善家在高校发起了众多以色列研究项目。据统计，目前全国高校约有130个以色列研究项目，以扩大亲以学者人数。2003年5月，纽约大学（NYU）成立TAUB以色列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目标就是为了反击亲阿拉伯的观点。犹太分子还成立了“公共事务和希勒尔犹太委员会”（希勒尔是公元1世纪初的耶路撒冷犹太教圣经注释家）、“以色列校园联合会”，专门负责协调高校内部的各亲以研究机构的活动。2、对中东研究实施监督，“围剿”所谓的反以学者。“9·11”事件发生后，亲以分子借机大造舆论，对亲以的“美国中东学会”大加鞭挞，声称美中东研究“失败”。此外，还监督学者们的有关研究、教学活动。2002年9月，两名亲以的新保守主义分子马丁·克克雷默和丹尼尔·派普斯建立了“校园观察”网站，专门张贴被认为敌视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学者名单及其活动，并鼓励学生向其告老师们的言论和行为。AIPAC也投入诸多精力，对高校内活动进行监督，其在美各大学招募的积极分子和志愿者有5.5万人。亲以分子还多方向高校施压，要求其惩罚，甚至开除反以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接纳了著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为此经常遭到亲以分子的攻击。学校收到要求谴责、惩罚或开除赛义德的大量信件和电子邮件。当哥伦比亚大学引进芝加哥大学中东专家拉拉希德·哈利迪，因遭到亲以分子猛烈抨击被迫放弃。普林斯顿大学在考虑接收被迫离开哥大的拉希德·哈利迪时也遭遇了同样的猛烈批评。2004年一亲以组织制作了一部电影，指责哥大中东研究是“反以色列的”，并“迫害”犹太学生。2006年3月，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和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联合在《伦敦书评》上发表告《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主要受到了亲以院外游说集体的控制，从而导致美一直对自身国家安全置之不理，而只关心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强调，以色列不仅不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反而是美国的战略负担。该文刊出后，很快遭到亲以分子的猛烈炮轰，并要求两所大学将他们解职。犹太分子还推动国会建立监督教授们的机制，要求被评估有反以倾向的学校不能获得联邦财政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很多中东学者上了犹太分子的黑名单。为此，中东学者多次呼吁，“美中东学术界已失去了学术自由”。
（八）推动“以色列之旅”，对政客进行实地灌输、教育，并加强与以色列官方的协调合作。犹太游说集团最通常手法是邀请政客前往以色列访问。一旦官员亲眼目睹以色列的地理、历史、人口和安全现状，通常就会对以色列产生同情心理。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学习之旅”。小布什在参选前也应邀对以进行了访问，此行对他的以色列观有很大影响。美犹太领导人经常与以官员进行磋商，咨询以色列在某一问题上的政策，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在美影响。“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我们必须看看以色列是怎么想的”。
（九）使用“反犹主义”或“排犹主义”（anti-Semitism）大棒。二战后，排犹主义在西方非常令人反感，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它都是一根高压线，任何人都不敢触碰。尤其是对政治家而言，一旦被贴上排犹主义标签，实际上就相当于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在犹太分子看来，批评以色列就等于排犹。对任何胆敢批评以色列或美对以政策的言论，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给其贴上排犹主义这一标签。近年来美国内对以色列以及美对以政策的批评不断增多，犹太分子声称出现了新的反犹主义。这在美国内那些主张巴以和平、维护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以及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自决的人士中制造了“一种恐吓气氛”，有的学者称之为“新的麦卡锡主义”。2002年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指出，美国内关于以色列在推动伊拉克战争方面的作用的公开讨论很少。这就像一间房子里有一头大象，大家都看到了，但大家都视而不见，没人愿提起它。原因很简单，就是怕被贴上排犹主义标签。
四、影响美中东政策
2006年3月，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和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联合在《伦敦书评》上发表告《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主要受到了亲以院外游说集体的控制，从而导致美一直对自身国家安全置之不理，而只关心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文章强调，以色列不仅不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反而是美国的战略负担。这一文章一经刊出，很快引起轰动。美国犹太人通过选票、舆论、资助候选人、培养与决策者的密切关系等途径影响着美国的中东政策。这些途径行之有效，给美国的中东政策打上了明显的亲以标记。美国犹太人集团也因此被认为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院外集团。犹太游说集团在争取美对以色列支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具体说，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对以色列给予了独一无二的支持。1、给予以色列巨额经济和军事援助。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是美最大军事和经济援助对象，也是二战后接受美援助最多的国家。以2003年美元价格计算，美对以的直接援助总额达1400亿美元。1949－1965年美对以援助年均6300万美元，1966－1970年年均为1.02亿美元，1971－1975年年均10亿美元，1976－1984年年均25亿美元。目前年均直接援助30亿美元，约占美对外援助预算的1/5。按人均计算，每年美给每个以色列人直接补贴为500美元。以色列还从美获得许多特别的援助方式。例如，一般的受援国多采用分期付款方式，但以色列则可以在每个财政年度开始时一次性获得。最近，小布什政府又宣布未来十年将向以色列提供300亿美元军援。
2、安全上，美国是以色列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提供者，美承诺保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多数美军援对象都必须将获得的贷款用于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但以色列则可以将其中的25％用于自己的国防工业。以色列也是唯一不需向美解释如何花费军援费用的受援国，甚至可将援助资金用于美反对的项目上。美向以色列提供北约成员都不能共享的情，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向以色列提供坚定的外交支持。在战时，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总是在战争最关键时刻为以色列提供政治、军事和外交援助，甚至发出不惜发动世界大战的威胁。即使在和平谈判期间，美也站在以色列的一边，尽量采取与以色列一致的和谈立场。曾参加戴维营会谈的一名美官员称，“我们所做的，就像是以色列的辩护律师。”此外，美还多次在联合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机构会议上否决批评以色列的决议。自1982年到2006年春，美在安理会共否决了32个批评以色列的决议，这一数字比其他安理会成员所投否决票的总和还要多。2006年7月13日，美在安理会再次否决了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这是美在安理会第81次行使否决权。在最近安理会五常9次的否决权使用中，美独占８次，其中有7次与巴以冲突有关。美也竭力反对阿拉伯国家企图将以色列核问题提上国际原子能机构讨论。与此同时，美竭力准确国际组织通过有利于以色列的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美国的中东政策很大程度上为以色列和犹太院外集团所左右。可以说，犹太游说集团成功地使美中东政策基本采纳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的看法，并将保卫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视为美中东政策的支柱之一。2003年2月《华盛顿邮》称，布什和以色列总理沙龙在中东政策上观点是基本一致的。1、在巴勒斯坦和阿以问题上。美基本上认可、赞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问题的看法。2003年9月16日，美在安理会否决了由叙利亚和苏丹提交的要求以色列不要伤害或驱逐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提案。10月，美在安理会否决叙利亚提出的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修建隔离墙的决议案。2004年3月，美在安理会否决了一项谴责以色列暗杀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的提案。2006年7月13日，美在安理会再次否决了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早在1987年就有美国著名记者指出，美国的亲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是中东和平的障碍。2、为发动伊拉克战争助推。以色列是美决定推翻攻打伊拉克的一个关键因素。国务卿赖斯的顾问菲利普·齐利科（philip Zelikow）称，伊拉克其实并不是美国的真正威胁，而是对以色列的威胁。伊战前，美以间的战略协调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情官为美提供各种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迫在眉睫的情。以色列一名退休官员称，在关于伊拉克非传统武器能力方面，以色列是美、英情机构的全面伙伴。最初，以色列对布什政府寻求安理会批准动武非常沮丧，甚至担心萨达姆同意联合国核查员返回巴格达，担心战争为此打不起来，再次进行煽动。2002年9月，以外长佩雷斯称，对萨达姆采取军事行动是必须的，核查对萨达姆不起作用。同时，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在《纽约时》撰文，警告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不采取行动。前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华尔街日》撰文，以《推翻萨达姆的场景》为标题，宣称除了推翻萨达姆政权外别无他路。多数以色列人也支持对萨达姆政权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2003年2月的以色列《国土》称，以色列的军政领导人都渴望伊拉克战争的到来。在美国内，犹太游说集团也纷纷活动，推动战争，不断发表声明，强调必须推翻萨达姆政权，摧毁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内部亲以新保守主义分子是推动战争的主要力量。早在1998年初他们就给克林顿总统发出两封公开信，要求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签名者多为近东研究所和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人员，包括埃里奥特·艾布拉姆、博尔顿、道格拉斯·费思、威廉·克里斯托尔、伯纳德·刘易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理查德·珀尔、保罗·沃尔福威茨。“9·11”事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刘易斯·利比、沃尔福威茨和伯纳德·刘易斯在劝说布什和切尼发动伊战上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2001年9月15日，在布什于戴维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沃尔福威茨建议不要先打阿富汗，而应首先推翻萨达姆政权。但布什拒绝了这一建议，决定先打阿富汗，然后再收拾伊拉克。伯纳德·刘易斯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阿德·埃贾米（Fouad Ajami）在劝说切尼同意攻打伊拉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切尼的看法也受到了其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严重影响，如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约翰·汉纳、办公室主任利比。2002年初，切尼成功说服布什同意打击伊拉克。在政府外围，新保守主义分子也不遗余力地宣传推翻萨达姆政权是赢得反恐战争之必需。2002年9月20日，许多新保守分子及其盟友再次发表公开信，要求总统推翻萨达姆政权，即使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与“9·11”事件有直接联系，因为这是旨在消灭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战略的决定性步骤。公共信还提醒布什，以色列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美反恐的坚定不移的盟友。2002年10月1日出版的《标准周刊》上，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呼吁在打败阿富汗塔列班政权后立即推翻萨达姆政权。同日，查尔斯·克劳塔默尔在《华盛顿邮》撰文，称继阿富汗之后，下一个目标是叙利亚，然后是伊拉克和伊朗。“反恐战争将在巴格达结束，届时我们将终结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政权”。犹太游说集团还发起了大规模的情公关运动，目的是使人们相信萨达姆政权的威胁迫在眉睫。刘易斯·利比多次拜访中情局，要求分析员寻找可发动战争的证据，2003年2月，他还帮国务卿鲍威尔在安理会发言起草了一份关于伊拉克威胁的详细简。鲍威尔后来承认，他在安理会所做的陈述有很多错误。两个于“9·11”后成立的机构在这场公关中也发挥了作用。一个是反恐政策评估小组，主要任务是搜寻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主要成员是新保守主义分子沃尔姆塞尔（Wurmser）和迈克尔·马洛夫（michael Maloof）。另一个是特别计划办公室，主要任务是搜寻可用来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证据，由与沃尔福威茨关系密切的新保守主义分子艾布拉姆·舒尔基（abram shulsky）负责。这两小组都直接向助理国防部长道格拉斯·费思负责。费思是一个亲以分子，与利库德集团关系密切，被视为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之一。九十年代他就写文章支持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认为以色列应保留被占领土。1996年6月，他还与理查德·玻尔、沃尔姆塞尔为即将就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撰写了一份著名的告，建议内塔尼亚胡将精力放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上，称这是符合以色列利益的重要战略目标。告还呼吁以色列采取步骤重构整个中东的秩序。沃尔福威茨也非常亲以，被媒体称为布什政府内部最亲以的鹰派。2002年他被列为积极主动推广犹太极端主义的五十名知名人士之一。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授予其“亨利·M·杰克逊杰出服务奖”，以表彰他在促进美以伙伴关系上的贡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将他描绘为“虔诚的亲以人士”，并列为2003年年度人物。2005年3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巴里·杰克布（Barry Jacobs）承认，在美情局认为以色列和新保守主义分子联合起来阴谋使美国卷入伊拉克战争的看法是“非常普遍的”，但很少有人敢于公开置疑。民主党参议员厄内斯特·霍林斯和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莫兰因提出这一看法而遭到谴责。许多人认为，没有利比的努力，美国不太可能在2003年3月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根据Zogby International调查公司2006年10月对美国国民的调查，有40％的人认为亲以犹太院外游说集团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关键因素。 3、以色列与美国的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以色列和犹太游说集团是推动布什大中东民主改造政策的主要动力。对犹太游说集团来说，伊拉克战争只是重组中东秩序这一宏大计划的第一步。伊战后，《华尔街日》在头版发表了标题为《总统的梦想：更迭的不止政权而是地区》，副标题是《一个亲美的民主中东是以色列和新保守派的目标》。早在90年代后期，新保守派就提出，美国的“双重遏制”政策存在不足，认为需要推翻萨达姆政权并把伊拉克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这样将在中东地区掀起一场深远的变革进程。“9·11”后对整个中东地区进行改造已成为新保守派圈子里的共同看法。犹太人夏兰斯基是这一新思维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给布什留下了深刻印象。夏兰斯基的看法在以色列也很有代表性，很多以色列人相信推翻萨达姆政权将会改变中东，中东形势将以色列更有利。2003年2月17日的以色列《国土》称，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和沙龙总理的身边人士如国家安全顾问伊弗雷姆·哈利维（Halevy）都描绘了以色列所期盼的一幅有关伊战后中东的栩栩如生的玫瑰式的画面。他们现象，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以色列在地区的其他敌人也将垮台，同时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将消失。4、对付叙利亚。伊战后，以色列以及亲犹太力量立即动员推动布什政府将下一个目标瞄准叙利亚。2003年6月，沙龙和国防部长穆法兹接受了多家以色列媒体的采访，沙龙呼吁布什政府要给叙利亚施加压力，而穆法兹称由美国去对付叙利亚是合适的做法。沙龙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利维在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演讲，称“现在美对叙利亚采取强硬态度非常重要”。《华盛顿邮》指出，以色列为布什总统提供有关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种种情正为美对叙态度火上浇油。沃尔福威茨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表示，必须在叙利亚也进行政权更迭。理查德·玻尔也表示，“我们应对中东的其他敌对政权发出一个简洁的信号：你是下一个。”2003年4月，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发表告称，叙利亚不应该忽视这一信息：那些跟萨达姆一样有鲁莽、不负责任和有蔑视行径的国家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同月，亲以分子分别在《洛杉矶时》、《纽约时》和《新共和》等刊上撰文，宣称叙利亚是美严重威胁，美紧接着应对叙利亚进行政权更迭。2003年4月12日，民主党总议员埃利奥特·恩格尔在国会提出针对叙利亚的法案，威胁若叙利亚不从黎巴嫩撤军，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就对其实施制裁，要求叙、黎采取切实步骤与以色列实现和平。这一提案得到了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的认可，一些国会亲以议员参与了草拟。随后，法案在参众两院分别以89：4，398：4的绝对优势通过，2003年12月布什签署生效。5、谋划推翻伊朗政权。以色列视伊朗为最危险的敌人，对伊朗可能发展核武器忧心忡忡。2002年11月，以色列总理沙龙在接受英国《泰晤士》采访时公开推动美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将伊朗描绘为世界恐怖中心，秘密发展核武器，要求布什应在征服伊拉克之后向伊朗施加强大压力。2003年2月，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埃雷泽就表示，伊拉克确实是个问题，但如今伊朗比伊拉克更危险。2003年4月，以色列驻美大使呼吁美对伊朗实施政权更迭。称推翻萨达姆政权还不够，美必须继续前进，因为“我们还面临来自叙利亚和伊朗的巨大威胁”。以色列不断渲染伊朗的威胁的同时，还主动向美提供大量有关情。新保守派也不遗余力地推动对伊朗的政权更迭。2003年5月6日，企业所与亲以的民主保护基金会、赫德森所联合举办关于伊朗问题的研讨会，会上呼吁推翻伊朗政权，建立一个民主政权。5月12日，威廉·克里斯托尔在《标准周刊》撰文称，“解放伊拉克只是为了中东未来的第一场大战。但下一场大战——不，我们希望，是一场军事大战——将是针对伊朗的。”同时，亲以分子还推动国会通过《伊朗自由法案》，扩大对伊制裁。2006年，前联合国伊拉克核查员斯考特·里特在其出版的《瞄准伊朗：白宫政权更迭计划的真相》一书中指出，美国的一些亲以分子正在推动布什政府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他还指责犹太裔美国人奉行忠诚于以色列，并甘愿做以色列的间谍。
参考文献：
1.Israel lobby in the United States，
2.Republicans more pro-Israel than Democrats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August 04,2006.
3. Mearsheimer, John J. and Walt, Stephen.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28 Number 6, March 22, 2006.
4. Stephen Zunes, The Israel Lobby: How Powerful is it Really,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May 16, 2006
5. The myth of the `Jewish lobby', Frontline (magazine), August 30 2006
6. Michael Massing, The Israel Lobby, The Nation, 2August 27 2006
7. Madeleine Albright, The Mighty and the Almight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1 2006.
8. Soros, George. "On Israel, America and AIPAC."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2, 2007
9.A Lobby, Not a Conspiracy, Tony Judt, New York Times Op-Ed, April 19, 2006
10. Jeffrey Goldberg, Real Insiders, The New Yorker, July 4 2005
11. Michelle Goldberg, Is the "Israel lobby" distorting America's Mideast policies, Salon.com, April 18 2006
12. Cohen, Eliot. "Yes, It's Anti-Semitic",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5, 2006.
13. Noam Chomsky, The Israel Lobby ZNET, March 28, 2006
14. 郝斋田：美国犹太游说集团对国会及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社会科学版) , 2006年第2期。
15．夏莉萍：试析美国犹太人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途径，外交学院学，2004年第2期。
16：陈双庆：美国犹太人对美中东政策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6期。
条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