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遗传基因或者后天熏陶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两者兼有吧，我对包括西洋乐曲、民乐作品、中国的戏曲唱腔与过门甚至美国乡村歌曲和中国民歌等等在内的音乐作品，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去鉴赏，去陶醉。然而迄今最使我动情不已的，却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歌曲和乐曲。我在欣赏这些脍炙人口的革命文艺作品时，心里更多的是产生一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翻天覆地闹革命、使世世代代倍受欺凌的劳动人民当上新中国主人翁等等一系列壮举的敬佩感。对我而言，这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似乎与生俱来，但细细想来，又感到其实不然。确切地说，它应该属于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先父徐义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1年生于江苏省建湖县钟庄乡徐墩，上世纪40年代来沪谋生，1987年病逝于上海。他一生并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早年仅是一名有相当艺术潜力的专业淮剧演员，艺名小麟童，工须生兼老生和小生，声若铜钟，1955年前后在沪曾参加招待周恩来总理的专场演出，在当时的观众中享有“志成淮剧团‘拉调’头牌”的声誉，并且是剧团主要领导之一；1958年“大跃进”时，主动转业到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工作，后担任该厂总务科科长和糖果车间党支部书记，曾获得“一九六五年上海市五好职工”等荣誉称号。　　

　　

　　我于1956年出生在上海，襁褓中，浓郁的戏曲音乐就象磁场一样，对我产生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开始朦胧记事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述当年毛主席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故事。父亲幼年跟随我祖父在外艰难谋生时遭受土匪恶霸欺压的往事，在我稚嫩的心田里播下了仇恨旧社会的种子。“现在劳动人民都翻身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劳动人民的苦日子真不知过到哪一天呢。”父亲动情地说，彼情彼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曾经在《寻根记》一文中对父亲作过这样的概括：“其时，父亲已经成长为一名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处处克己奉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的事迹在那个时代也许非常平凡，但现在回过头来猛然一看，却又显得那样地不寻常。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父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向，是整个毛泽东时代普通共产党人开千年风气之先河的一个小小缩影。　　

　　

　　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是父亲动员我母亲主动退职，为国家经济困难勇挑重担。　　

　　

　　1960年前后，我国正处在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阶段。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号召城市工人阶级尤其共产党员家庭为国家排忧解难，主动退职，并承诺一旦国家经济好转，这些退职人员优先复工。当时，我母亲在上海某国营纺织厂工作，由于业绩出色，季季都得特等奖，是厂里出名的生产能手。在政府号召正式传达到普通群众的前几天，父亲在党内就已经学习了文件精神。那天开完会后，父亲的心情格外沉重，他在为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困难而感到担忧。晚上，他将情况告诉了我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家庭不挑国家担子，谁挑？我们应该听从党的号召。”他语气坚定地说。很快，他就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几天后，当母亲厂里开群众大会时，早有思想准备的她，会后第一个了名。　　

　　

　　母亲退职后不久，1961年我妹妹出生了，我们家一下子由双职工养一个小孩，变成了单职工养失业在家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家庭经济也由相当宽裕变成日渐困难。再不久，我母亲又做了一桩好事：将一个上吊自杀的邻居成功救下，自己却因突如其来近距离目睹被救者变形的可怕面目而吓出了一场大病，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这场大病如同雪上加霜，进一步将我们家的境况推入谷底。在母亲病情最棘手的时候，父亲曾经在一天时间里，两次送她到远在上海郊外的专业医院挂急诊。在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父母亲变卖了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父亲甚至还悄悄地变卖了结婚时母亲送给他的那件心爱的绒线衫。后来每到换季洗衣物时，母亲就查问到这件绒线衫，父亲都以放在厂里为由搪塞过去，直到那天晚上实在搪塞不过去说出真情时，小阁楼上终于轻轻地传出母亲阵阵伤心的哭声。母亲生病后，父亲对她关爱有加，百般呵护，并时常嘱咐我和妹妹“不要让妈妈受气，她身体不好，要体谅她”。母亲是个意志非常顽强的人，她听取了别人的建议，学会打太极拳锻炼身体，并尽量开朗地融入生活，后来逐步走出低谷，终于赶走了神经官能症这个病魔。　　

　　

　　父亲一生只有我和我妹妹两个孩子，这在他那个年纪的人当中，是不多见的。这也是他当年响应政府号召，率先实行计划生育的结果。　　

　　

　　在父亲的遗物中，至今还保持着一张他当年的剪，那是林放（即赵宪初）于50年代末发表在《新民晚》上的一篇杂文：《丈夫的责任》。文章中心思想是，要想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逐步推广计划生育，丈夫的作用举足轻重。看来，父亲是比较认同观点的。我曾经听母亲说过，父亲当时为了使妻子免受痛苦，是准备自己去接受节育手术的，但母亲斩钉截铁地阻止了他：“男的怎么可以动这种手术呢？万一出问题了怎么办？”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的判断是对的。当时的节育手术确实非常失败，志成淮剧团就有一名青年武功演员动了节育手术，结果在性生活上成了废人，妻子甚至和他离了婚。可悲的是，我母亲也因为做了节扎子宫的手术而体质衰落、疾病缠身，父亲对此更是深感愧疚，悔不当初。据说，上述节育手术现在早已不再施行。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讲求的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父亲也是这样。他对自己担任的基层领导工作兢兢业业，几乎日夜扑在厂里，似乎感到不如此拼命就对不起组织的培养。由于母亲当时病情严重，我和妹妹又十分幼小，他渐渐感到对家庭的照顾实在太少，而这个家庭又太需要他哪怕是最起码的照顾了。经过再三考虑，他最终不得不痛下决心，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领导职务，甘愿下车间当一名普通工人，因为那样的话，至少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来照应这个举步维艰的家。但厂领导在很长时间内不同意他的请求，无奈中他只得一次一次地向组织提出书面申请，据说一共打了28张申请，领导才接受了他的辞呈。不久，“文革”爆发。　　

　　

　　父亲辞去职务后，先在糖果车间做了一段时间工人，然后被安排到厂保卫科工作，“文革”中后期借调到虹口区公安局，直至退休。　　

　　

　　按理说，象父亲这种长期担任基层领导的人，“文革”开始后即使已不在位，一般也会受到群众的冲击或批斗。但他却不然，甚至没有受到过群众丝毫的非难。后来我从侧面陆续了解到的情况表明，父亲在厂里真称得上是“有口皆碑”。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毛泽东时代的群众监督就是到位，那些平时对老百姓不恭不敬甚至有所伤害的干部，在“文革”这场空前的急风骤雨中“倍受磨难”，似乎是情理中事。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政府“一旦国家经济好转就优先复工”的承诺，并没能够及时兑现。直到1973年，父亲给当时的市领导马天水写了一封信，将母亲的情况如实作了反映。不久，马天水在这封信上作了亲笔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核实后尽快予以解决。不久，已届45周岁“高龄”的母亲，被组织上分配到虹口区沙泾中学工作，直到退休。据说，当年马天水根据我父亲反映的情况，要求市有关部门对我母亲以及相同情况的人员，作一次全面的调查，并尽快落实有关政策。后来发现，1960年前后上海因学徒身份被要求退职的人员多达成千上万，他们退职时拿到的证明只有一张《退工单》；而象我母亲这样以生产骨干身份主动退职的人员，全上海只有40多人。与前者不同的是，他们退职时拿到的证明是两张：《退工单》和《失业卡》。马天水的批示，使这40多人的复工问题全部得到了解决。难怪80岁的老母亲至今提到马天水时还以“马老”尊称，因为在她的心目中，马天水的批示，更重要地是兑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许下的庄严承诺。　　

　　

　　1973年对我们全家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那一年不仅母亲复工，而且我也于年底中学毕业，分配了工作，长期拮据的家庭经济顿时出现了转机，一家人喜气洋洋。为了让母亲高兴，我上班第一个月就把全部工资17元8角4分如数交给了母亲，并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结婚成家。1974年春节，父亲还带者我和我妹妹回了一趟家乡。那是我记事后第一次去家乡，见到了许多早已耳熟能详的长辈和同辈的兄弟姐妹，其中包括看见我们就高兴得合不拢嘴的亲人——奶奶。　　

　　

　　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另一件事，是我父亲将厂里分配的新工房，让给了一名普通工人。　　

　　

　　父亲年轻时做演员，平时跟剧团流动生活，常年住在剧场家属区，因此一直没有置办过现在所谓的“不动产”。后来成家后，一度借居别人的房子。转业到工厂后，随着我和妹妹不断长大，家里住房困难问题日益突出。大概在60年代中期，厂里分配了一间面积只有　5.56平方米　的房子，给我们一家四口居住。那间房子非常简陋，地面比外面要低大约将近　20公分　，上面有一只低矮的小阁楼。父母亲的床在阁楼楼上。晚上坐在床上和母亲说话时，父亲必须低着头或者斜着身子，否则头顶会碰到天花板。尽管如此，但因为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所以一家人还是其乐融融，日子过得很舒畅。　　

　　

　　想不到有一天，其中的谜底竟然被人揭开。　　

　　

　　有一天，厂工会负责人华阿姨来我家，无意中发现我父亲分到的房子居然这么差，不由得叹息到：“想不到老徐把分到的新工房让给别人，自己住的房子却这么小。”华阿姨没曾想到，我父亲是瞒着我母亲将新工房让给别人的。华阿姨走后，母亲非常生气地向父亲追问起这件事，父亲显得略微有些尴尬，他自然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情。我记得他是这么向我母亲耐心解释的：“这次厂里的房子少，人家是军属，住房也很困难，我是共产党员，那间大房子应该让给人家。这件事情，要请你谅解。”　　

　　

　　还有一桩事情，在我和我妻子的脑海里同时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文革”结束后不久，一批戴右派和坏分子帽子的人被摘了帽，其中有的知识分子调整了工作岗位，更好地发挥了专长。有一天，母亲在学校工作中，接触到一位新来的语　文　老师。他四五十岁的样子，身材中等偏高，五官端正，很有修养。问起他来自什么单位时，他说“益民食品一厂”。这一答，引起了我母亲格外的兴趣，于是她问道：“你是益民一厂的？那我问你一人，你认识不认识？”　　

　　

　　“啥人？”　　

　　

　　“徐义万，他是我爱人。”　　

　　

　　岂料那人听到徐义万三个字，突然兴奋地大声说：“哎呀，你是徐师傅的爱人啊，徐师傅可是个好人啊！”于是，他向我母亲谈了不少令他感动不已的往事。　　

　　

　　原来，这位老师名叫钱启昌。父亲那天听我母亲　谈到钱　老师后说：“钱启昌是以前的老大学生，这种人是有文化的，历史上出了点问题，后来就在我们厂里的理发室替人剃头，可惜了。”　　

　　

　　其后不久，我还在　钱　老师的教研室里，和其他教师一起欣赏过他拉小提琴，悠扬的琴声凄婉动听，很有韵味。高考恢复后，我专门向他请教过语文。他对我的求教很是热心，真有一种恨不得倾其所有的感觉。那是一段永远值得回味的岁月。　　

　　

　　如今，　钱　老师早已成了一位知名的小提琴教育家。　　

　　

　　考进大学后不久，有一天我和我女友（现在的爱人）在路上邂逅　钱　老师，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快言快语地对我吐露了肺腑之言：　　

　　

　　“你爷（笔者注：上海话称父亲为“爷”。）太好了！他对我的好，我永远也答不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象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是必须按时向单位领导作交待和检查的。说老实话，到你爷那里的时候，你爷叫我跪下来，我也只好跪下来。但是，他和其他人大不一样。我每次到他那里的时候，他总是非常尊重我，笑嘻嘻地站起来替我倒茶，还拖凳子让我坐，和我谈话也总是和和气气，从来没有大声过。你晓得的，象我们这种人以前是落难的，是没有地位的，那些搞运动的人对我们的态度……你爷不但没有看不起我，而且这样尊重我，我是应当永远记牢这个恩情的。所以讲，你后来复习高考时，我想我一定要全力帮助你。”　　

　　

　　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贪污腐化等各种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且有蔓延的趋势，父母亲对此时有议论，忧心忡忡。有一次，母亲不无感慨地说：“象我家老徐，以前在糖果车间工作那么长时间，清清白白，连一粒糖都没吃过。”坐在一旁的父亲不由得笑说：“还真的没吃过一粒糖。”　　

　　

　　小时候因为家里比较穷，父亲只上过两个“寒学”的私塾，后来通过不断自学，使阅读和写作水平得到提高，60年代还创作了不少反映新社会新气象的唱段和剧本，其中有的甚至在当时产生了相当积极的社会影响。“文革”开始那年，有一天他刚回家，就笑吟吟地从包里拿出刚买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毛主席的书里有历史有典故，你要多看。”他对我说，其实我那年才10岁。后来，这套《毛选》成了我由小了解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启蒙读物。　　

　　

　　父亲平时省吃俭用，但对儿女文化知识方面的培养，却向来十分重视。记得我1983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很想买一本《辞海》，但想想价钱太贵，要将近30元，有点舍不得，母亲也显得有些犹豫。父亲听说后马上微笑着对母亲说：“孩子需要这本书，不管多少贵我们都要支持。”现在，这本《辞海》已经陪伴我度过了25个春秋。每当我看到它，就会想起父亲当年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21个年头。面对社会上和共产党内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我经常会想：“如果父亲在世的话，他一定会很难过吧？”有时候，我还会傻傻地问我的一些朋友：“如果共产党能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优良作风就好了，哦？”但得到的回答却几乎都令人失望：“不可能的！”　　

　　

　　真的不可能了吗？我还老是不甘心地这么想。

　　

　　

　　

　　 2008年12月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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