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当达赖被叛乱集团挟持丧魂落魄地爬上拉萨河南岸时，我人民解放军的大炮早已瞄准了他们。毛泽东仁至义尽，网开一面，严令“不要阻截”

　　

　　面积达120万多平方公里的西藏，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汉藏人民的交往就历代不绝。唐朝时，汉藏政治关系日益密切，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藏王）联姻，吐蕃王朝遣使唐都长安言和修好及学习唐朝礼乐制度等；已成为汉藏人民“和同为一家”的象征，家喻户晓的美谈。元朝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以后历代皇朝和政府都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实行有效管辖。藏族人民为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近代以来，西藏同饱经忧患的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遭受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蹂躏，加上封建势力的奴役和压榨，西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解救西藏百万农奴于水火，维护国家统一，毛泽东很早就关注西藏的情况。毛泽东十分清楚，要解放由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操纵的西藏，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更多的西藏上层人士。一九四九年四月，当班禅驻南京办事处迁往重庆后，毛泽东就指示重庆地下党组织积极做团结争取班禅办事处的工作。重庆地下党即设法将中共地下党成员刘统座安排到班禅办事处，对其成员进行宣传、教育，以防止蒋介石集团将十世班禅及其成员拉拢胁迫到台湾。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又给兰州前线彭德怀发电，指示他加紧团结保护滞留在青海的十世班禅，为将来解决西藏问题做好准备。彭德怀接电后立即令兰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杨石具体执行。在共产党紧密有效的工作下，十世班禅及其成员完全站到我党一边。此后，蒋介石准备借在青海玉树修飞机场之机，企图挟持十世班禅去台湾，班禅毅然决然地率所属全体成员秘密进入香日德寺，使蒋介石的预谋破产。

　　

　　一九五○年初，合众社电传发表了西藏噶厦政府将派出所谓的“亲善团”分赴英、印、美宣传和策划西藏“独立”的消息后，班禅及其成员十分愤慨，坚决反对这一错误行径。元月三十一日，他指示计晋美立即再次致电毛泽东与朱德，要求迅速解放西藏，粉碎分裂阴谋。毛泽东接电后，再三考虑，给第一、第二野战军发出电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为争取达赖和向亲英亲印的达扎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一九五○年五月九日，青海省副主席喜饶嘉措受命在西宁向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敦促西藏当局速派代表赴京进行和平谈判。八月三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电，要彭德怀通知班禅代表到北京，听取他们对解放西藏的具体意见。九月中旬，班禅派代表计晋美等入京，毛泽东亲自接见，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了明确答复。班禅此后指示其所属，今后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安排，坚决跟毛主席走。此举对达扎噶厦分裂主义势力是一个迎头痛击。十月，我人民解放军举行昌都战役，突破金沙江防线，解放了西藏东部重镇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此时进退维谷的达扎一伙在万般无奈之中只好寄希望于神灵，请乃穷、噶东两寺的神人“显灵”，为其指路。十一月上旬，噶东寺神汉显灵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玉宝，只要你亲自掌握政权，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于是，年近十八岁的达赖十四世丹增嘉措于十一月十七日正式亲政，从摄政王达扎手中接管了西藏政教大权。

　　

　　达赖深知自己早日主政完全是共产党的力量的作用，他从阿沛·阿旺晋美的书信中对毛泽东有了初步了解，产生了崇敬之意。他一亲政，马上向毛泽东写信，告他已接管西藏政教大权，并且对在他执政前西藏地方政府同共产党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向毛泽东一再解释，信中写道：

　　

　　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呼吁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十月八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毛泽东接信后，立即对达赖的亲政表示祝贺。达赖这时心中确实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敬意，在阿沛·阿旺晋美等人劝说下，他打算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被迫下台的达扎一伙亲英势力察觉到达赖准备与共产党和平谈判后异常恐惧。若西藏和平解放，达扎一伙将无立足之地，他们暗中密谋，要策动达赖外逃以阻止和谈进行。十二月十九日（藏历十一月十一日），达扎一伙胁迫达赖化妆，悄悄从布达拉宫出走，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达到边境亚东。由于英、印等国慑于国际舆论，不敢公开支持达赖出逃，达扎一伙策划出逃独立计划落空，随即在亚东组成所谓的亚东噶厦。刚刚亲政的达赖又失去了真正主政的权力，而且在亚东进退两难，如坐针毡。时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亚东噶厦被迫同意议和后，达赖派人到印度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递交了请求谈判的信，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复电对和谈表示欢迎，请达赖派代表赴北京面商。同时要袁仲贤代表毛泽东主席祝贺达赖亲政。

　　

　　达赖喇嘛收到袁仲贤复函及贺信后，于二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告除令阿沛·阿旺晋美等从昌都赴京外，另派凯墨·索安旺堆及土丹旦达由印度赴京，希望能达成圆满协议。

　　

　　由于帝国主义一直想插手西藏事务，实现其殖民梦想。他们支持西藏亲英势力，在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之间制造了不和，一度拒绝十世班禅入藏。毛泽东、党中央在西藏和谈中，自始至终注意设法促成达赖与班禅的和解。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达赖第一批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第二批谈判代表先后到达北京。二十七日，班禅等人也到达北京。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李维汉及各方面协助努力下，终于使达赖一方与班禅一方就团结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从而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奠定了可靠基础。

　　

　　五月二十三日，经一再努力，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并签订了全部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4时，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全体西藏代表，恳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共产党为了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当官，不是去办坏事。如果汉族干部欺负你们，”毛泽东伸手拍拍自己宽厚的胸膛，说：“你们来找我毛泽东好了。”接着他又讲：“好哇，今天办了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的十七条具体内容，还要靠我们共同努力呀！”

　　

　　为了促进达赖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毛泽东选定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带重礼进藏。毛泽东指示张经武，不要操之过急，第一步是拜会达赖及噶厦的四品以上要员，第二步是向达赖送礼。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本人向达赖送礼。当天上午，由军乐队开道，张经武率送礼队伍向达赖夏宫罗布林卡行进，沿途上万名藏族同胞夹道观看。东夏宫门口，僧俗百官列队欢迎，达赖卫队持枪敬礼。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所送礼品共二十件，主要有：特织哈达一件，毛泽东画像一幅，天安门彩照一幅，象牙雕球、象牙白菜、象牙桥、玛瑙瓶、玉帆船、光绪年景德镇瓷具各一件，象牙笔、黄玉鸟、墨玉和平鸽、景泰兰花瓶各一对，湘绣挂屏四扇，幻灯机一具，黄宫锻、红藏袍缎各十尺，另有伟大祖国照片一套523张，年画30份，幻灯片9套。

　　

　　当送礼队伍进入夏宫厅殿时，十四世达赖站在平时善男信女进香朝佛的跪拜的石阶上候迎。当嵌着毛泽东像的金色相架抬进殿内时，达赖双手合十注目瞻仰，然后用手轻轻抚摸金色的相架。他面带微笑扶着毛泽东像，让新华社记者赵慎应等为他摄下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这天，达赖卧室的门侧特意挂着一幅汉字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当张经武告辞时，达赖破例一直送他到门口，并主动握手告别。

　　

　　毛泽东“礼遇”达赖之后，达赖提出到内地参观，毛泽东很快复电张经武，中央同意立即安排参观事宜，达赖非常高兴。经多方艰苦努力，十月二十日，噶厦召开了全体僧俗官员等300多人大会，经三天争论，在十月二十三日终于形成会议纪要，迈出了贯彻十七条协议的重要一步。同时，给毛泽东发出电，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于一九五一年四月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了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藏历铁兔年八月二十四日呈

　　

　　毛泽东接到拥护电后，十分欣慰，于二十六日向达赖喇嘛复电说：“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达赖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后，立即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及全体进藏官兵慰问，表示对解放军进藏“实为欣喜”，“我达赖喇嘛谨向所有部队敬送大米一百包，菜金一万两藏银。”

　　

　　十月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主力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进入拉萨的入城仪式。

　　

　　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央决定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作为正式代表，于九月四日抵达北京。朱德、周恩来在车站迎候，首都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达赖、班禅非常感激。本来，按藏族习俗应是先由欢迎者向被欢迎者敬献哈达，但一见到朱德、周恩来在车站迎候，达赖与班禅不约而同抢先向朱德、周恩来献上吉祥的哈达。

　　

　　毛泽东亲自交待，一定要接待好达赖与班禅。他们到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愉快地收下了达赖、班禅敬献的哈达，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旅途情况和西藏情况以及到北京后的生活习惯及要求等，设法解除这两位仍十分年轻的宗教领袖的拘束。达赖对毛泽东的雍容威严的仪表、和蔼可亲的态度由衷敬佩。他私下对陪同入京的西藏工委人员徐淡庐讲：“当我向毛主席献哈达时，才感到我自己的渺小，毛主席真伟大。”（配图：毛泽东会见达赖、班禅照片）

　　

　　离开毛主席的办公室时，达赖和班禅出于对毛主席的敬仰，按西藏的习惯，是弓着腰退着走出房门的。

　　

　　国庆以后，达赖、班禅赴东北、华东等地参观。藏历年前，他们赶回北京。毛泽东指示国家民委，一定要按藏族民俗习惯，为过好藏历年做好充分准备，让达赖、班禅一行在北京高高兴兴过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藏历年，藏历年那天，毛泽东按藏族习惯设宴，郑重邀请达赖、班禅一起欢度藏历年。毛泽东特意让达赖、班禅分坐在自己身旁，按照藏俗为他们斟酒敬 （藏语称酒为 ）。宴会后，又亲自给每人赠送了贺年礼品，最后又和大家一道合影留念。

　　

　　藏历年后，当选为副委员长的达赖和班禅要离京到西北和中南、四川参观后返藏。离京前夕，达赖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要求向毛主席当面告辞。毛泽东知道后，不等达赖当面拜谢，而是亲自到达赖的住处同他亲切话别。毛泽东对达赖讲了许多勉励的话，希望他能率领西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西藏。达赖十分激动，他握住毛主席的手，动情地说：“请您放心，我绝不辜负您的希望。”

　　

　　毛泽东作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胸怀广阔，礼遇达赖，凡有重大事项，均尊重达赖的意见，就连配备调整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人这些党内大事，也要同达赖商量，征求他的意见。一九五五年，在决定由张经武接替范明主持西藏工委工作时，事先毛泽东亲自给达赖写信，取得达赖同意后才正式任命。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当印度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时，有的同志担心分裂势力将达赖挟持而不归，主张不许达赖出席。而毛泽东为了尊重和团结达赖，让达赖自行决定是否接受邀请。当年底，在国外分裂势力胁迫下，达赖果然思想动摇，产生了留居印度的念头，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又委托正在印度出访的周恩来，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及次年一月一日连续三次接见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推心置腹地加以教育和劝导，终于说服达赖作出了一次正确选择，从印度返回西藏。

　　

　　 然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了从事叛乱的“卫教军”，西藏噶厦中的分裂主义分子也暗中支持叛乱，并策划挟持达赖，进而在全西藏叛乱。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叛乱分子利用达赖到西藏军区看戏之事制造事端，十日叛乱分子将卸任的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打伤，毁其汽车。准备晋见达赖的爱国人士，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等人也惨死在叛乱分子的乱石之中。同时，叛乱分子拼凑的“人民会议”召开，公开亮出了“西藏独立”的招牌。至此，西藏分裂主义势力武装叛乱全面发动。十七日夜，叛乱分子挟持达赖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拦，顺利达到山南地区。令人费解的是，在公开叛乱发生一周后，达赖为什么能在解放军严密警戒下逃之夭夭？原来，早在叛乱次日（十一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得知消息后，就此问题给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发出急电，明确指示：

　　

　　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的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

　　

　　电还特别指示：如果达赖及其随从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截他们”。

　　

　　当达赖出逃时，我人民解放军早已做好一切准备，对拉萨形成合围之势，只要中央下达命令阻截，噶厦叛乱集团不可能有一个人能离开拉萨半步。当年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着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的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三月三十一日，达赖一行，终于再次出逃印度，从此开始了他数十年的流亡生活。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网开一面，眼睁睁地让达赖丝毫不承担责任一走了之呢？时隔几十年，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许更加体会到毛泽东的用心良苦和高瞻远瞩——首先，达赖喇嘛在西藏是居于首位的宗教领袖，倘若他死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口下，我们就很难向广大藏族同胞解释清楚，甚至为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这样对民族团结及巩固西藏的主权极为不利。其次，在出逃的分裂集团之中，达赖是唯一接受过毛泽东接见，亲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温暖，也是比较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人，这样，他必然或早或迟地影响其他叛乱分子，对分裂势力起到牵制和分化作用，有进一步造成分裂势力集团内部产生矛盾的可能。这从他出逃前两星期写给中央驻西藏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信中或可判断。他说：“反动的坏分子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等。所以，当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另外，达赖及叛乱分子的倒行逆施、叛逃离境，将有利于西藏早日实行民主改革。在西藏，不实行民主改革，就谈不上藏族人民的真正解放，就谈不上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必然阻碍民族团结、主权统一。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的景象是令人发指和触目惊心的——当时西藏的经济政治制度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十分落后反动的农奴制度。在这个农奴制社会里，有两大阶级，一个是农奴主阶级，包括贵族、寺庙、官家（封建政府）及其代理人，即三大领主；一个是农奴和奴隶。在约120万的总人口中，领主及其代理人占不到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多数牲畜。他们建立了上千个庄园，从而构成了僧俗贵族联合专政的经济基础。农奴占人口的90%，奴隶占5%，农奴失去了全部耕地，不得不在苛刻的人身依附的条件下租种领主的土地。奴隶在藏语中叫“朗生”，意思是饲养的家奴。他们的一切属于领主所有，其奴隶身份世代相袭。西藏的政治和宗教紧密结合。据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统计，全西藏有寺庙2670座，僧尼12万多人，约占总人口的10%。宗教在西藏已不仅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与贵族专政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工具。为维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法律。在法典中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各等又分三级；“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甚至“向王室喊冤告状，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广大农奴和奴隶连喊冤告状这个基本权利都没有，是地地道道的会说话的工具。那么“逮捕”后又怎样呢？西藏地方政府和大寺庙均设有法庭和监狱。刑罚是骇人听闻的：肉刑有挖眼、割鼻、割舌、割耳、剁手、抽脚筋、鲸面；死刑有剥皮、碎裂肢体，装进口袋投入河中，甚至钉四肢于木板而钉死等等，其野蛮残酷至极令人毛骨悚然。

　　

　　农奴制的残暴统治，使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暗无天日的悲惨岁月中糊口偷生，啼饥号寒。农奴从领主那里租来的“份地”，一般要将收获物的70%以上交给领主，高利贷是他们背负的沉重包袱。名目繁多的差事，更使农奴苦不堪言。西藏农奴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延续了七百多年的农奴制度是万恶之源。西藏社会的生命力被愚昧和贫困吞噬着，曾经兴旺发达的藏民族显得苶弱不振。旧西藏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手工作坊寥若晨星。没有现代交通公路，在崎岖不平的驿道上人背畜驮，是主要的交通方式。农业上粗放经营，少数地方滞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谈不上有现代教育，只有少数为贵族子弟服务的私塾。缺医少药，疾病流行。农奴主为了永葆农奴制社会这个“最美妙的世界”，利用交通阻塞的自然环境，拒绝接受任何先进的东西，使西藏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尤其可怕的是，农奴制改革前的200多年时间里，西藏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日益减少。据《西藏志》记载，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西藏人口即达130万，到和平解放时却降到了120万。

　　

　　对于这样一种类似欧洲中世纪的落后反动的社会制度，本应采取革命的方式尽可能迅速地予以推翻。但是，西藏是个民族和宗教间十分复杂和敏感的地区。由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长期以来造成了汉藏民族的深刻隔阂和尖锐对立，藏民对汉人的戒备心理并未消除，少数上层分裂分子对祖国的离心倾向一直存在。宗教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又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棘手。鉴于上述原因，“十七条”规定保存西藏现有社会制度，直到人民提出改革要求，西藏上层领导主动变革。

　　

　　然而，毛泽东深知如果让那些处于毫无政治地位的、被三大领主视为草芥的藏族人民“提出改革要求”，让顽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上层领导主动进行变改”，无疑将是一个十分缓慢的长期过程，几近于天方夜谭。而叛乱分子的枪声以及达赖的出逃恰恰给了毛泽东在西藏大刀阔斧地推行民主改革的契机。毛泽东当时就明确地讲：“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更早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告的批语中就说：“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他还饶有风趣的描述了西藏发生的这种变化：“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指三大领主——引者注）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们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十七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此后，一系列关于民主改革的具体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在世界屋脊西藏的广袤大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直到一九六一年基本结束。由于埋葬了万恶不赦的农奴制度，百万解放了的农奴焕发了极大的革命和生产热情。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平叛工作虽然紧张进行，全区农业生产仍获得了丰收。一九六○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4.2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增长15%，牧业生产在遭到叛乱破坏的情况下，得到了较快的恢复，牧区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景象。

毛泽东在处理与达赖喇嘛关系问题上，无论是争取他、团结他、勉励他、还是放走他，其着眼点绝非达赖本人。所以，他说：“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毛泽东一心牵挂着的是西藏百万农奴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以及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毛泽东以其高屋建瓴、雄视百代的伟大气魄义释达赖，是从战略上实施“欲擒故纵”谋略又一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