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完)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完)
文□杜继平
中国大陆完全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会不会丧失自主权沦为屈从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依附型资本主义国家呢﹖这是左翼阵营中许多人关心甚至忧心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或半外围国家能否在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中﹐经过惨烈的国际竞争﹐由下而上逐步跃升为中心国家﹐在左翼的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中有不同的看法。阿明﹙Samir Amin﹚抱持较悲观的看法﹐而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参考﹕Amin 1976, 1990a; Wallerstein 1979﹚
“脱钩”﹙delinking﹚的真正涵义
阿明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推崇备至。多年来﹐他积极鼓吹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periphery﹚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生产体系与中心国家脱钩﹙delink﹚﹐以免受制于中心国家的垄断资本扩张的运动逻辑﹐这样才可望进行以本国为中心的﹙auto-centric﹚发展﹐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否则无以摆脱被帝国主义殖民所造成的经济各部门支离﹙disarticulation﹚﹑生产率不平衡从而依附于中心国家的悲运。阿明的“脱钩论”﹙delinking﹚﹐正是以毛泽东的路线做为典范的。不过﹐“自力更生”并不意味闭关自守﹐断绝对外贸易。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与资本主义世界近乎隔绝的状态﹐主要是美国帝国主义企图扼杀中国社会主义势力于襁褓之中而实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初非毛泽东所愿。阿明也极力澄清﹐绝不能把他的“脱钩论”混同于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autarky﹚。他指出﹐外围国家由于自然资源不足﹐技术落后﹐也难以制造精密的资本品﹐不能不从事出口贸易换取外汇﹐进口短缺的物资与技术﹐这是迫于无奈的“必要之恶”﹐只能力求减少负担而无法避免。阿明再三强调﹐所谓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意指国家的发展战略立足于本国的社会生产关系与价值规律。而不根据中心国家所主导的“比较优势”﹑国际分工﹑“世界价格”行事。换句话说﹐对外交换应服从于本国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让国家发展受制于中心国家资本扩张的要求﹙以上参见﹕Amin 1990a : 18-19, 62-83, 132-133﹚。
中国大陆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号召亿万劳动人民发挥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行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的发展战略才创造出前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所无的优越条件﹐使中国在饱经百年的帝国主义掠夺与兵连祸结后﹐从衰病交侵中﹐淬炼成精壮结实。因此﹐中国大陆在邓小平路线下﹐重新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便具有比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强的竞争力。
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要件
众所周知﹐形式上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实质上仍可能遭到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控制其经济乃至军事﹑文化。阿明指出﹐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就算掌握国家机器﹐只要还不能控制本地的资本积累过程﹐就称不上是真正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其资产阶级也就不够资格称为民族资产阶级。
阿明进一步阐释说﹐所谓“积累的控制”是指本地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控制了积累过程的五个必要条件﹕
一﹑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意味﹕第一步﹐国家的政策要确保农业发展能生产足够多的余粮﹐且在价格上能让资本获利﹐第二步﹐工资消费品的生产量须能同时跟上资本与工资总量的扩张﹔
二﹑剩余的集中。这意味﹕不仅要有国家的金融机构﹐而且这些金融机构对跨国资本的流动有相对的自主性。这样才能确保本国引导投资方向的能力﹔
三﹑为本国产品保留大部分的国内市场﹐甚至在没有高关税或甚他保护措施下﹐也能做到这一点﹔并且在世界市场上也有竞争力﹐至少是特别选定的产品要有竞争力﹔
四﹑自然资源。这意味﹕除了有形式上的所有权﹐国家要有能力开发或留为贮存。就这点来说﹐中东产油国并不真正控制了本国的油源﹐因为﹐就算它们宁可让石油保存在地下而不愿持有随时可被剥夺的金融资源﹐也无法自行“关掉龙头”﹔
五﹑由本国控制技术。这是指﹐技术不论是本国发明或是进口的﹐都可以很快地再行复制﹐不用不断进口生产设备﹑制程技术等必要的投入品﹔
阿明认为﹐只有控制了这五个社会再生产要件的国家与资产级才可当民族资产阶级与国家之名而无愧﹐而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也就等于是“以本国为中心的民族经济”的形成﹙Amin 1990a: 10-11﹚。
照阿明的标准﹐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大体上符合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要件﹐虽不中亦不远。阿明近年来认为﹐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构成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且成为亚洲经济的支柱﹙参见Amin 1997﹚。
中国会不会丧失自主性﹖
当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大陆加入WTO之后﹐工业﹑农业﹑金融业等各领域会否受到重大冲击﹐因而改变了现有的经济格局﹐引发社会﹑政治的动荡﹐从而削弱其政治﹑经济的自主性﹖这涉及到对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评估问题。大陆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今年在接受台湾《天下杂志》专访时表示﹕“想后来居上﹐不靠科技﹐没门﹗”对于大陆集中两百多个专家在清华大学搞的CIMS﹙计算器集成制造系统﹚示范工程在一九九五年得到美国大学领先奖﹐朱丽兰颇为自得地说﹕“这就说明我们从空白开始﹐靠自己的力量﹐同样可以走到世界的前头。所以我们整个发展高科技的思想﹐就是叫顶天立地。你得有自己的创新﹐不是盲目自大说顶整个的天﹐这不可能﹐但是在有些方面是可以完全自主﹐可以从没有走到前头去的。”对于加入WTO﹐朱丽兰更底气十足地说﹕“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更大的一种推动力﹐因为我们不想侵犯人家的智产权﹐同时更大的开放﹐对保护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是有好处﹐激励科技人员更突出创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天下杂志》﹐第231期﹐二○○○年八月一日﹚。
从朱丽兰的思维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经过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已打下从无到有的深厚根基﹐累积了一些家底﹐在高科技领域有本钱也有胆子﹐敢在世界市场上与经济大国一争长短。至于实际较量的结果如何﹐目前还言之过早。“顶天立地”的豪情壮志﹐若因战略失当﹐也可能落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可悲下场。我们特别重视高科技领域的情况是因为技术的垄断控制已是帝国主义国家驾驭﹑榨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手段﹐技术租金成为垄断利润的主要。正如阿明所指出的﹕“有理由认为﹐技术的依附将逐渐取代直接的占有来进行支配。只要垄断了特定型态的设备的供给﹐售后服务﹑零部件的供给﹑专利﹐加上所有各式各样的‘善意’﹐就越来越有可能榨取一家企业的大量剩余价值﹐而根本不需要拥有该企业的法定所有权。今天已经可以设想一种工业虽然是本国所有﹐甚至是公有的完全依附型经济。”﹙Amin 1976: 251﹚换句话说﹐经济所有制已不是关键所在。只要你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参与国际分工﹐按照中心国家根据其劳动生产率规定的社会劳动必要时间而决定的世界市场价格﹐遵循中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实力规定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在世界体系内进行竞争﹐那么不管你挂的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招牌﹐企业是公有或私有﹐都会受制于同样的经济规律﹐接受同样残酷的考验。
二十多年来﹐中共的邓小平派热衷于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忙着所谓“与国际接轨”﹐有心在世界市场上奋力拼搏﹐冀望荣登为中心大国。这是场世纪大赌注﹐对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都会有关键性的影响。胜负如何﹖目前尚难论断。这主要取决于几项因素﹕农业的经营体制与生产效果﹑离农以及﹙或者﹚离乡的农民如何安顿﹖工业结构的调整及民族工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失业工人的数量与处置方式﹑金融业的经营体制与效率﹑经济结构转型后的收入分配方式以及政权的稳定性等等。
可以预见﹐中国大陆走资的势头不到走不下去是不会回头的。这一方面是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连带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不少正确的成份﹐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国际上自八○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九○年代初﹐东欧﹑苏联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所谓“没有其它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TINA症候群更成了右派振振有词的借口。
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学者与中共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假借改革之名﹐正在磨刀霍霍合谋将国有资产或凌迟﹑肢解﹐或待机与内外资本鲸吞国有企业。中共十五大给股份制开了绿灯后﹐资产阶级学者笑逐颜开﹐喜孜孜地相互致贺﹕“私有化的闸门已经启动了﹗”加入WTO后﹐大陆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将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同心协力连手加速推动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化﹐是无可置疑的。面对资本主义的狂澜滔天而至﹐中国的左翼在道德的义愤填膺之余﹐还应当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做出深刻的政治经济分析﹐准确掌握局势的变动﹐与受损害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防止中国大陆出现土崩瓦解的危局﹐更重要的是﹐结合理论与实践找出一条可行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以因应新时期客观现实的变化。这是一个艰苦繁难的过程﹐但若不披荆斩棘以启山林﹐则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会有前途﹐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也不会有出路﹐中国的左翼实责无旁贷。
统一的中国经济圈是大势所趋
近二十年来﹐在中共开放大陆市场﹐港﹑台资金大量涌入大陆下﹐港﹑台﹑大陆已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经济圈。这个趋势在两岸加入WTO后﹐会更加快速的进行。由于两岸在八○年代之前的发展战略不同﹐两岸在经济结构上有高度的互补性。大陆在毛泽东时期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不以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为指导原则﹐主要着力于重工业﹑国防工业与高科技﹐走的是重积累轻消费的路子。台湾则是加入世界体系的国际分工﹐按照比较优势论﹐充当跨国资本的加工出口基地﹐发展劳力密集的轻工业﹐急功近利的结果是﹐重工业的基础薄弱﹐基础科学与高科技都难望大陆项背。因而大大限制了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的潜力。八○年代后﹐大陆与东南亚也纷纷效法东亚的加工出口模式﹐其土地﹑劳动力成本本来就低于台湾﹐加上台湾内部劳工与环保运动风起云涌﹐更加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做为台湾加工出口经济主干的中小型企业除了大量外移大陆与东南亚之外﹐别无生路。九○年代后﹐大陆加速了经济增长﹐内部市场扩大﹐高科技产业也开始茁长﹐而台湾的生产成本有增无已﹐政治斗争在民主化后更形剧烈﹐整个投资生产环境日形恶化﹐催化了台湾企业加速外移至积极招商引资的大陆。而且﹐此际外移的已不仅是中小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大型企业与电子﹑信息产业也趋之若骛地往大陆投资设厂。过去﹐民进党一再以危及国家安全的理由坚决反对两岸三通。近来﹐从总统陈水扁到大批民进党立委却大谈三通为台湾经济发展所必需﹐李登辉限制台商投资大陆的“戒急用忍”政策已不合时宜﹐应早日松绑。以前声嘶力竭地高喊的所谓国家安全忽焉置诸脑后﹐不以为意了。这很鲜明地显示了客观现实的发展趋势。综而言之﹐统一的中国大市场的形成是两岸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结构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二战后﹐中国的分裂是美国利用台湾做为遏制中共的工具所致。八○年代前﹐台湾在美国卵翼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大陆隔绝﹐依附在美﹑日帝国主义下﹐成为美日经济圈的附庸﹐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台湾的依附型经济并不具备自主发展的能力。八○年代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丕变﹐美国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支持转弱﹐大陆实行经济的改革开放﹐台湾的产业结构转型发生困难﹐迫使台湾重回中国经济圈。这些因素使台湾的分离势力陷于愈来愈不利的处境。
台独已是日暮途穷
众所周知﹐台湾要从中国彻底分离出去﹐没有美国的鼎力支持绝无可能。台独运动从来不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过去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面对中国大陆强劲的民族主义﹐美国若公然支持台独﹐就必须冒与北京开战的危险﹐这非但将危及美国本土﹐也破坏了美国推动资本全球化与和平演变中国的大战略﹐无论如何是得不偿失之举。在美国看来﹐台湾进入中国经济圈﹐可与全球资本共同戳力演变中国大陆﹐有利于使中国早日与美国亲善﹐并可降低两岸的紧张关系﹐避免美国卷入战端﹐这远比支持台独符合美国利益。台湾在美国这样的战略构想下也只能俯首听命。主张台独的陈水扁从总统大选前到侥幸当选后﹐一再申言﹐他的两岸政策会让美国满意﹐即可窥见此中消息。
台湾的汉人无论是血统﹑语言文化﹑宗教无不源自中国﹐而台湾与大陆近百年的两度分离又无不为帝国主义所造成。台独在美﹑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肆煽动反中国的情绪﹐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这无疑只能制造两岸人民的仇视对立﹐尤其为深怀反帝民族意识的大陆人民所无法容忍。台湾要搞独立﹐两岸只有战争一途﹐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台独人士经常自说自话什么两岸是远亲近邻﹐台湾独立之后﹐两岸可以亲善友好﹐成为兄弟之邦﹐这些纯属自欺欺人的痴人说梦。其实台独要能成功﹐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敦请美国主子出兵打败中国。不过﹐付出的代价却是﹐美国从华盛顿到洛杉矶都可能遭到中国核弹攻击而死伤惨重﹐台湾也落得个一片断壁残垣。姑不论要美国为台湾建国流血只是天方夜谭﹐果然成真﹐请问又对谁有利﹖从这点来说﹐台独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没什么独立自主可言﹐从而台独也没有左右派之别﹐思维上都是主观唯心﹐实践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奴仆。
最后﹐我们愿再重申本文开首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民族观点的要旨﹕根据历史唯物论﹐由大的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加速社会矛盾的深化﹐而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社会主义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条件。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何以马克思与恩格斯原本鼓吹以由下而上的人民革命促成德国统一﹐反对普鲁士王朝实行由上而下的统一模式﹐但在俾斯麦完成德国统一后﹐依然坚决支持德国的统一﹐绝不同意德国重回分裂﹑软弱的状态。事实上﹐阶级并非存在真空中﹐而是具体形成于民族与国家之内。抽离了民族与国家来谈论阶级是没有意义的。期望台湾的左翼能认清这个事实﹐正视两岸统一的趋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尽一份推进之功﹐那么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也就会多一分希望。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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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二○○○年八月～十月的《左翼》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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