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大眼睛看看：达赖集团的下一个阴谋


新华网 （ 2008-07-01）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离开柏林、伦敦和悉尼，达赖接下来的目的地是美国和法国。达赖这一轮的窜访，计划止于8月20日，也就是北京奥运会闭幕的前4天。

　　

　　 拉萨“3·14”严重打砸抢烧事件已过去两个多月，一些西方媒体对此事暂时出现了“间歇性疲劳”，可是达赖并没有歇着，他在最近这段时间，或是继续诬蔑中国政府对打砸抢烧事件的处理方式，或是在所谓“中国人权问题听证会”上“作证”，试图用自己的煽动再次在西方世界制造反华暗流。

　　

　　 “藏独”组织发起的所谓“挺进西藏”运动，早在3月份就从印度达兰萨拉出发，目标是前往中印边界，企图翻越喜马拉雅山。这场闹剧将进入西藏的时间，同样定在了8月。

　　

　　 6月4日，印度警方逮捕了265名“挺进西藏”的活动分子，其中包括“藏青会”、“藏妇会”等几个“藏独”组织的头目。随后有美联社消息说，另有50名活动分子计划再次尝试进入西藏。

　　

　　 尽管一些搞所谓“西藏运动”的人宣称自己与达赖追求不同的目标，可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呈现的却是一张“藏独”分子协同行动的棋局。

　　

　　一个“网络”的阴谋

　　

　　 7年前，北京刚刚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不久，一个总部设在伦敦的组织——“国际支持西藏网络”，便召集了一个公关策略会议。它为下属成员制定宣传计划，统一口径，还开设了一些训练营，讲授接受采访的技巧，甚至教他们掌握攀岩的悬吊技术——今年4月9日“藏独”分子在美国旧金山金门桥上挂出横幅时，使用的正是这种“技术”。

　　

　　 这个组织原来并不为人所知，与达赖集团中那些老牌“枪手”相比，它是2000年才成立的。此前，类似组织基本上是针对具体事件采取临时行动，而“网络”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平台。

　　

　　 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道，初期，这个“网络”主要是向153个下属会员组织发送侧重媒体效应的公，尔后转向“主攻北京奥运”。

　　

　　 今年3月底，奥运火炬开始中国境外传递前夕，这个“网络”破坏活动的“总指挥”、加拿大人弗雷娅·布特在办公室里给“藏独”组织发送指令，具体指导它们干扰火炬接力时的详细事项。她以华盛顿为中心，一方面把分散的“藏独”分子聚拢起来，一方面设计了一套专门吸引某些媒体注意力的行动伎俩。

　　

　　 另一名加拿大人拉顿德通，2007年4月曾偷偷溜进中国，伙同“藏独”分子在珠峰脚下打出抵制奥运的标语。记者道格·桑德斯在加拿大《环球邮》的道中披露，拉顿德通是这个“网络”旗下“自由西藏学生会”的成员，父亲是藏人，与达赖集团高层关系密切。

　　

　　 最近6个月，“自由西藏学生会”在爱沙尼亚、捷克等地成立了约200个分会。“网络”的伦敦负责人雷诺兹称，他们“已经在开始策划奥运结束后的行动”。

　　

　　 “这一切都与达赖集团的骨干组织‘藏青会’有关。‘国际支持西藏网络’本身就是‘藏青会’组织成立的。”四川藏学研究所研究员谢刚政告诉《环球》杂志，2001年，达赖集团提出“决战奥运”的口号后，“藏青会”开了一个“十一届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如何破坏北京奥运成了一个重要议题，“藏青会”的主要头目都参加了讨论。他说，“‘国际支持西藏网络’下设的‘自由西藏学生会’和‘2008自由西藏运动’工作部，都有‘藏青会’的人在里面策划。”

　　

　　一个瞄准北京奥运会的阴谋

　　

　　 拉萨“3·14”事件之前，“藏独”分子破坏北京奥运的举动就已相当明显。达赖集团重要成员噶玛群佩和“藏青会”先后发表声明，说要抓住“奥运会”的“机会”。

　　

　　 有一种舆论认为，当前的一轮“藏独”活动的起点，应该是一年前的一次会议。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指出，“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策划的。”

　　

　　 2007年5月11日至14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达赖集团召开了第五次“支援藏人国际大会”。由时事评论员和学者建立的德国外交政策网站披露，这次会议“国际支持西藏网络”从56个国家拉来了315人。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桑东仁波切一直在会议现场。经过数天讨论，会议达成了一份“行动计划”。

　　

　　 德国外交政策网站提供的《会议战略计划》全文显示，这一计划为今后3年制订的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包括七个方面，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北京奥运会”。

　　

　　 在这个焦点议题上，他们在这个计划中写道：“同意西藏支持组织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重要的领域。眼前需要注意的一个领域是在涉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问题上关注西藏的运动。”

　　

　　 根据“计划”，接下来的15个月，他们的“奥运行动”有四个目标，并统一于“西藏队”这一总概念之下：A.“西藏队”行动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招募西藏运动员加入，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参赛，接下来是邀请名人、现在和过去的运动员、杰出人士和公众参加“西藏队”；B.发起一场“西藏自由火炬接力”，从希腊开始，向全球传递；当官方的奥运火炬抵达目的城市时，着力突出西藏问题；C.以2007年8月4日为“国际行动日”，开始一年的“奥运倒计时”；D.采取一些行动，以奥运和更广泛的西藏问题与公众进行重要接触。

　　

　　 对此，会议组织者德国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负责人罗尔夫·贝恩特说，奥运会是公开做宣传的“极好机会”。会后，“国际支持西藏网络”随即成立了一支由境外藏人组成的“西藏队”。当年5月，达赖集团也宣称，将于2008年5月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西藏奥运会”。

　　

　　 6个月后的2007年11月，“德国联邦议院西藏讨论小组”组织召开了一个关于“西藏和奥运会”的会议。据关于此会的一份告披露，会议集中讨论了“奥运会是否可以成为影响中国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工具”。当时达赖驻欧洲的代表则称：“这是很有可能的。”

　　

　　一个恶意营造“街头闹剧”的阴谋

　　

　　 随后的2008年1月，境外出现了新的“藏独”活动组织。

　　

　　 1月1日和1月25日，7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并在100多个网站上开始传播，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藏区渗透。

　　

　　 以“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为首的临时筹备小组，负责全面协调及资金筹集。活动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制造舆论、招募人员阶段；二是行动阶段，从3月10日开始，挑起各种事端；三是联动阶段，举行全球性的抗议活动；四是肇事阶段，直接在中国境内尤其是境内藏区以各种手段采取行动。

　　

　　 2月15日至17日，“藏青会”等组织联合在达兰萨拉举办培训班，对“运动”负责人进行培训。

　　

　　 2月21日至26日，开始招募人员。

　　

　　 2月27日，达赖集团“九·十·三运动”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紧急申请了资金，作为“应对危险时期的资金”。

　　

　　 此外，达赖集团还专门对2月前后偷渡出境的300多名藏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他们冲闯边境关卡或秘密潜入境内做准备。

　　

　　 3月10日，101名达赖集团的核心成员正式从达兰萨拉出发，发起了所谓“挺进西藏”运动。同一天，一伙“藏独”分子在希腊点燃了火炬……这恰恰成了“3·14”打砸抢烧事件的前奏。

　　

　　 “实际上他们去年年底就在谋划了。”谢刚政告诉《环球》杂志，这个活动包括几个内容：从3月10日开始所谓“挺进西藏”运动，预计一直走到8月初的奥运开幕前夕；鼓动全球藏人在3月10日请假一天，举行抗议游行，暴力冲击中国驻外使领馆，破坏奥运火炬在境外的传递。

　　

　　 从这个脉络上来看，布鲁塞尔会议策划的“当官方的奥运火炬抵达目的城市时，着力突出西藏问题”，不仅与“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成了后者的一项内容。

　　

　　 “虽然所有的内容都已付诸实施，但是说穿了它就是一场街头闹剧。”谢刚政一针见血地说，“它就是为了吸引世人的视线，恶意制造轰动效应。”

　　

　　一切表象迷惑背后的巨大阴谋

　　

　　 在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背后，其实还有着更大的计划。

　　

　　 4月10日，美国国会研究处发表了该机构亚洲问题专家克里·邓博（邓凯丽）向国会提交的一份告，题为《西藏：问题、前景及美国政策》。告指出，“运动”提出的“要求”除了一些“藏独”主张外，甚至包括“取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3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在一篇题为《敏感时期的敏感事件》的社论中指出，“藏独”分子之所以选择奥运年，就是想借助这个举世瞩目的时机，突出和放大他们的政治企图。

　　

　　 四川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游祥飞认为，“这与80年代以来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有直接的关系。”

　　

　　 所谓“中间道路”，取表面之义，常被误解为介于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与达赖集团谋求“西藏独立”之间。但是在一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却直接解读了其本意：“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

　　

　　 达赖集团的重要人物嘉乐顿珠对“中间道路”的解释更为具体：“首先在‘中间道路’下实现‘大藏区’自治，再过20年后，在‘大藏区’范围内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西藏的前途。第一步先让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

　　

　　 游祥飞说，达赖集团的所谓“中间道路”打了一个“中间”概念，给人以极大的迷惑性，而其本质就是要实现“藏独”。谢刚政则指出，达赖现在制造轰动效应，引起国际关注甚至国际干涉，是想以此向中央政府施压。而2008年北京奥运，恰恰被达赖集团视为一个谋求“藏独”的时空平台。

　　

　　 “要认识达赖‘流亡政府’的实质，可以看看它的所谓‘宪法’。”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洪记指出，从1960年达赖集团颁布的“流亡西藏宪法”到1991年重新炮制的“流亡藏人宪法”，尽管增加了“和平”、“民主”这样的词汇，但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谋求在西藏恢复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统治。

　　

　　“藏青会”与达赖集团的双簧


新华网 （ 2008-07-01 ）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驻新德里记者/廉海东

　　

　　 达兰萨拉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低处山梁上，海拔1770米，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对印度人来说，“达兰萨拉”意为休息之所。可是，自1960年以来，这里却成了“藏独”分子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基地，喧嚣不断。

　　

　　达赖集团建立了所谓“流亡政府”，颁布了所谓“流亡宪法”，尔后又仿照国外一些社团组织的模式，把一些流亡藏人绑上了“战车”。其中一些挂着“民间组织”招牌的“藏独”分子主张异常激进，叫嚣要以暴力手段挑起颠覆活动，1970年在达兰萨拉成立的“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就是其中一支。

　　

　　“流亡政府”与“民间组织”一体两面

　　

　　 “藏青会”是在达赖的直接授意下组建的，目标是网罗国外藏族青年中坚持“藏独”的顽固派。

　　

　　 自成立起，“藏青会”就全面融入“流亡政府”，并于90年代走进达赖集团的权力核心。目前，“流亡政府”各级官员中，90%为“藏青会”会员。尤其是1992年以来，历任“总理”全部来自“藏青会”。

　　

　　 现任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总理”的桑东仁波切曾任“藏青会”第一届副主席。“副总理”兼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哲通丹增格杰、“外交与新闻部长”哲通丹增南嘉，以及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地，都是“藏青会”的创始成员。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让外界看到的是，“藏青会”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似乎有点微妙：

　　

　　 在公开场合，“藏青会”一面声称在达赖有生之年会“听话”，一方面又公然抵制达赖的某些行为，甚至宣称“我们只服从自己的意愿”。

　　

　　 该组织现任头目次旺仁增还曾公开指责达赖“软弱”。近日，在接受一西方媒体采访时，他还表示，达赖的“中间路线”已经走了20年，到现在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另一位与“藏青会”关系密切的人士则威胁，他们可能会寻求新的领袖。

　　

　　 “这只是台面上的演技，达赖‘流亡政府’与‘藏青会’实际上依然是一体两面。”四川藏学研究所研究员谢刚政向《环球》杂志指出，从“藏青会”的纲领和各种行动中可以看出，它仍然是达赖集团支持和利用下的激进组织。

　　

　　 “藏青会”还一直谋求通过向外国政府施压来扩大自身影响。早在成立初期，它就多次发起对印度等国政府的“请愿”和“抗议”。“从这些事件来看，无论是谋求‘西藏独立’还是西藏问题国际化，‘藏青会’与达赖‘流亡政府’没有任何本质区别。”谢刚政说。

　　

　　“藏青会”的暴力手段

　　

　　 次旺仁增在印度南部长大，1993年赴美工作，后成为美国公民。2007年8月当了“藏青会”头目后，他决定暂别妻女，迁居达兰萨拉。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次旺仁增说，“无法保证只会进行非暴力抗争”。

　　

　　 此前，“藏青会”前头目格桑平措就曾扬言，“我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他还计划对其成员进行为期6个月的游击战训练。另一位前头目才旦诺布则说，车臣和波斯尼亚那样的武装斗争手段给了该组织“非常大的鼓励”。他声称可能潜入西藏境内“割电线、炸桥梁、破坏公路”，并曾派人潜入西藏刺探防务。

　　

　　 次旺仁增上台以来，有针对性地将“藏独”极端活动放在“三月”、“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和干扰北京奥运会上。

　　

　　 今年1月，“藏青会”就如何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进行了部署，其中包括开展游击战培训及爆破技术培训。

　　

　　 对于拉萨“3·14”严重打砸抢烧事件，在一篇题为《印度意识到西藏令人头痛》的文章中，印度外交官、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大使M·K·巴德拉库马尔披露，“藏独”分子曾“暗示他们确实在等待骚乱发生”。

　　

　　 谢刚政告诉《环球》杂志，“达赖集团、特别是‘藏青会’，一直在遥控指挥如何打砸抢烧，对于事后如何行动他们也有一系列计划。”

　　

　　 3月15日，“藏青会”在达兰萨拉召开会议，通过了“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他们就人员、资金、武器购置等制定了计划，并拟从事前勘查过的中尼边境偷渡路线秘密潜入境内。

　　

　　 5天后，次旺仁增声称，暴力活动“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此次活动只是今年反抗活动的序曲”。随后，他进一步鼓吹，“可能已经到了采取自杀式暴力手段的时刻了”。

　　

　　“达赖喇嘛清楚其中的所有细节”

　　

　　 4月2日，西班牙《起义》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在西藏的挑衅》，文中指出，拉萨打砸抢烧事件“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冷血挑衅，达赖喇嘛清楚其中的所有细节”。

　　

　　 3月14日当天，达赖集团紧急召开了内部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成果”。这次会议决定，由“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负责调集资金。

　　

　　 达赖集团还煽动寺庙上街游行，发动抗议活动。桑东仁波切在会上妄称要实现“达赖回国”、“三区高度自治”、“废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目标。

　　

　　 随后，达赖集团“藏青会”、“藏妇会”、“九·十·三运动”、“四水六岗”等组织也紧急调动力量，到印度、尼泊尔藏人聚居区，鼓动流亡藏人通过电话、互联网等方式尽快与国内藏区的亲戚、朋友取得联系，“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煽动境内藏区群众“走上街头”。

　　

　　 印度外交官M·K·巴德拉库马尔指出，“流亡政府”迅速而有条理的反应显示他们至少知道拉萨将发生骚乱。

　　

　　 3月18日，达赖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如果事态失控，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完全引退”。国际社会马上有明眼人指出，此番讲话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达赖集团应对拉萨出现的暴力活动负责。后来，拉萨暴力事件中某犯罪嫌疑人也供认，“‘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让我向境内寺庙和社会散发‘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宣传材料”，“3月14日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与那边‘流亡政府安全部’的鼓动宣传有关。”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4月1日，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向媒体透露，3月15日以来，中国警方曾先后抓获了一批和境外达赖集团有联系的、参与组织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的重要对象。

　　

　　 在部分寺庙里面，根据僧人和群众的举，从殿外的僧舍中缴获了大量的进攻性武器，包括枪支176支，子弹发，刀具359把，爆炸品、炸药3504公斤，雷管枚，手榴弹两枚。

　　

　　 这一消息彻底撕碎了达赖集团所谓的“非暴力”外衣。

　　

　　 目前，境外依然活跃着一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据谢刚政介绍，这支部队现在的编制有8000人左右。它有一个恰克拉塔野外训练中心，也叫第22训练指挥中心，有A、B、C、D、E五个防区，部署在中印边境一线，平时它的主要任务是刺探西藏的情。“实际上它就是达赖集团的一支军事力量，一直在进行暴力活动的准备。”

　　

　　 而“藏青会”不仅煽动普通群众参与暴力事件，多年来还积极培训其武装和后备力量。该组织一直在达兰萨拉设有武装训练基地，并且组建了“西藏自由战士协会”进行武装破坏活动。

　　

　　 “达赖集团是暴力和所谓‘非暴力’两手交替使用。”谢刚政说，从1959年叛逃到1974年，达赖一直想组织武装打回西藏，那时是公开的“藏独”和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后来看到用武力无望达成目的，他就打着“谈判”等幌子向国内渗透，又没有进展，就再次采取暴力手段制造轰动效应，向中央政府施压。

　　

　　 “‘流亡政府’与‘藏青会’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像演双簧。‘流亡政府’不便说话的时候就由‘藏青会’出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洪记说，“尽管‘流亡政府’极力想摆脱与暴力事件的干系，但是责任绝对是推卸不掉的。毕竟类似‘藏青会’这样的组织是在达赖的授意下组建的，按照组织章程，他们都是听从达赖喇嘛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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