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粮食危机的历史审视
世界粮食危机的历史审视
《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3期 ：陈祥英,陈玉华
摘要：2009年7月15日，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网站()刊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教授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题为《世界粮食危机的历史审视》的文章，认为世界性的粮食危机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并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粮食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球粮食贸易体系、少数大公司控制粮食的生产、流通、销售以及美国等国不可持续的农业政策应该为世界粮食危机负责。最后指出，2007—2008年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促使人们看清当前世界粮食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模式，以及该模式的社会不可持续性和生态的不可持续性。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7—2008年发生的世界粮食危机只是冰山的一角。饥饿和粮食危机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突然爆发的粮食价格的迅猛增长为观察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窗口。同苏珊·乔治众所周知的观点——饥饿代表着社会再生产机制不断断裂和危险性加剧进程的最后阶段——很类似，这次粮食“危机”意味着发端于殖民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的长期危机的扩大，它是由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所触发的。
殖民时代，欧洲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确立了榨取与被榨取的关系，殖民帝国的利益取代了非欧洲地区的粮食供应体系，殖民地变成了支持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食物和原材料供应地。
近些年来，自由化政策加深了南方国家成为少数全球消费者的“世界农场”的状况，这些少数消费者主要集中在北方国家以及南方的一些重要国家和都市。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这种占有和调向，造成了社会性的粮食短缺和长期饥饿，保守估计有10亿人经受着饥饿的痛苦(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4%)。
2007年和2008年之交，玉米价格上涨了一倍，小麦价格上涨了50%，稻米价格上涨了多达70%，粮食危机因为这次“农业通胀”(agflation)而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并将全世界带入了“后粮食过剩时代”(postfoodsurplus era)。在《经济学家》一篇题为《廉价粮食的终结》的文章中，编者指出，到2007年该杂志的粮食价格指数达到1845年该指数开创以来的最高点。粮食价格2005年以来上涨了75%，世界谷物储备也降到最低点，只有食用54天的储备量。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由农业燃料生产的上升引起的农业通胀将在全球范围导致粮食利用和卡路里消耗的下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将是最严重的。
当前的形势处在石油峰值(peak oil)时代，这同能源需求和粮食需求的加大密切相关。20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有10亿新的消费者阶层正在崛起，其总支出的能力用购买力平价计算，足以和美国相匹敌。这些国家包括经合组织的新成员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波兰，外加中国和印度(占这一总数的40%)。这些国家新消费者阶层富裕的标志是拥有汽车和进行肉类消费。这两种商品的结合，通过对燃料和饲料的需求，加剧了粮食价格的上涨，因为这方面的竞争使土地种植其他作物更加有利可图。
同时，金融投机加剧了这一问题。例如，2008年3月27日大米价格上涨了31%，2008年2月25日小麦价格也上涨了29%。2008年4月22日的《纽约时》道，“这次价格狂潮，吸引了来自华尔街的一股新的投资潮流，估计投资高达1300亿美元”。据这篇文章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指出，“华尔街的投资控制了芝加哥、堪萨斯和纽约商品交易所五分之一到一半的玉米、小麦、活牛等的期货合约。以芝加哥交易所为例，47%的生猪、40%的小麦、36%的活牛和21%的玉米长期期货合约都由华尔街的投资控制”。
传统的解释把耕地压力归因于极端气候条件和生态压力。2007年11月，约翰·维达尔在《卫》撰文指出：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认为，地球上的水、土地、空气、植物、动物和鱼类都在“无情下降”。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世界上有57个国家，包括29个非洲国家、19个亚洲国家、9个拉丁美洲国家都遭受过特大洪涝灾害。南亚、欧洲、中国、苏丹、莫桑比克和乌拉圭的农业收成已受到干旱和热浪的严重影响。
至于农业燃料，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在《农业发展前景(2007—2016年)》中描述了这样的连锁反应：美国可以提炼乙醇的玉米的种植面积正在扩大，而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正在缩小，油料作物价格因此上涨，另外谷物饲料的增长以及生物柴油导致的对植物油的需求的增加也刺激了这一趋势，使价格上涨发展成一次完美风暴。
“完美风暴”这一说法意味着一场由需求变化威胁和供应下降威胁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危机。2008年4月9日《金融时》的社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一些解决办法：
“从中期来看，最紧迫的是必须增加供应，而这一方面的大部分责任在于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包括农产品储备，以备不时之需)，扩大耕地面积，在还没有农业保险和期货市场的地方发展农业保险和期货市场。拒绝引进转基因食品的国家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转基因产品所导致的生产率的提高。粮食供应的安全和稳定只有当市场价格信号明确、可靠并得到政府在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时，才能得到保证。”
市场可以对资源极限给出信号，但是这一形势的出现以及对这一形势作出解释(例如要求改善市场实践)的根本，在于市场的结构和政策。因此，毫不奇怪，此次粮食危机给公司和多边金融机构加强对全球粮食体系的控制和管理提供了机会。同时各国政府纷纷放开粮食进口，对本国生产的粮食进行价格控制和出口控制，以平息国内的骚动。随着各国政府争相到海外寻求粮食供应，全球性的争抢土地的风潮发生了。实际上，粮食价格上涨有其深刻的结构性进程，从由来已久的饥荒和粮食暴动上就可见一斑。
英帝国统治下的粮食暴动和饥荒
无论从“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上看还是从民权上看，粮食暴动都意味着社会常规的破坏。在欧洲之外，在那些殖民主义带来生态和文化灾难的地区，粮食暴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英国殖民主义时期发生了一次遍及印度、中国北方和巴西的饥荒，迈克·戴维斯称之为“厄尔尼诺饥荒”，把它描述为维多利亚晚期大屠杀。这次发生在19世纪末的饥荒使很多人(有人估计大概3000万到6000万)因饥饿丧生。这场灾难表面上是由热带地区发生的严重干旱所致，实际上是英国的殖民掠夺加剧了灾难。比如说，在印度，英国殖民者使粮食商品化，把粮食变成一种出口商品，从而毁掉了印度农村粮食储备系统。
英国建立殖民统治之前，“依赖于铁路运输的全国粮食市场还没建立，农村粮食储备充裕，广泛实行世代承袭的福利，粮食富余地区还没受到投机影响”。戴维斯指出，不论当地的条件如何，交通系统，包括电及其对价格猛涨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都使得商人们可以沿交通线从深受干旱打击的穷乡僻壤向屯粮中心运送存粮。印度被这些设备“拖进了世界市场”，1875年到1900年是印度饥荒最严重的时期，而正是在这期间，印度的粮食年出口量从30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相当于2500万人一年的营养，这约等于这段时期因饥饿而丧生的人数：1200万—2900万。戴维斯评论说：“实际上，伦敦人在抢印度人的面包吃。”他引用了一位评论者的话：“印度能够用饥饿的双手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粮食，这看起来不合情理。”这样的市场反常现象其实并不少见，从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到1943年的孟加拉国饥荒，再到最近的粮食短缺，粮食都被转用于商业目的。
在揭露经济自由主义的短视的时候，戴维斯强调说：“统一市场的恶果就是饥荒可以通过物价上涨出口到贫穷但粮食富余的地区。”第三世界对此的反应就是反抗，这也为20世纪去殖民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博拉尼提出的关于采取社会保护措施以使人们免遭市场剥夺之苦的“双重运动”描述了欧洲现代性的形成，戴维斯则揭示了所谓的“19世纪秘史”——记录金本位制对非欧洲国家的深远影响。对于这些非欧洲国家来说，“现代性”意味着它们的物质生活从属于价格形式，而价格形式则成为一个杠杆，通过这一杠杠，必需品和新的资源可以不用直接的暴力就被运走，被出价的商人输送给接受价格的欧洲消费者。总的来说，“现代性”具有两面性，粮食贸易充分体现了这一矛盾。
一个早期的粮食暴动是为反抗臭名昭著的“寺庙工资”而爆发的。“寺庙工资”由当时处于英印总督李顿勋爵的军事化统治下的孟加拉副总督于1877年提出，目的是削减孟买和马德拉斯政府提供的救济开支。这种大米配额制(没有高蛋白、鱼和肉)“为辛苦劳动者提供的食物比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还要少，还不及印度政府建议的成年男性标准卡路里摄入量的一半”。随后爆发了“救济罢工”，极度饥饿的农民“组织了大规模类似甘地的抗议活动，以抗议大米削减，他们大批离开工作营地，并在本地商人、外地地主和专业人士当中引发了一股短暂的民族主义运动。这迫使孟加拉副总督提高大米配额，降低工作强度。
而中国同印度一样，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有着复杂的系统。在印度，“莫卧儿人和马拉地人随南亚次大陆干旱地区的生态关系和变幻莫测的气候灵活地调整他们的统治”。在中国，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干旱和季风带来的洪水灾害的共同侵害下，“由于成百上千的贪官污吏和奸商勾结，由于大运河只能是季节性通航”，中国谷物储备系统的损害情况暴露了出来。
家里能吃的吃光以后，随着救济粮的缩减，极度饥饿的农民开始走出家门，聚集在低洼的地方，以示抗议。在山东“妇女们还组织了戏剧化的抗议示威活动，让人想起了以前人们抗议贪婪的乡绅和不诚实的官员时的情景”。戴维斯指出这种仪式化的抗议表现了一种“道义经济”，这种富于战斗精神自我组织行为一般只存在于饥荒早期，在饥饿还没有瓦解村子和大家庭的组织结构之前。
戴维斯指出，与印度存在森严的种姓制度不同，“异端教派的繁多和民间反清组织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起义具有组织性和合法性”。鲁山县以土匪和叛贼而闻名，当地农民和灌溉工人举行暴动，向穷人开放粮仓，引发了数万人参加的起义，但最终被政府军队镇压。
19世纪70年代后期，巴西东北部因单一种植糖类经济作物、排他性的商业性粮食贸易和严重旱灾导致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流浪到沿海地区，饥饿的暴民对福塔莱萨市的市场进行了抢劫，由此促成了劳动营的产生，劳动营中实行的配给制“同寺庙工资比起来简直就是宴会”，尽管当地的生活水平“同德干高原一样极为糟糕”。
在上述每一个事件中，农民的骚动都是由饥饿引起的，并表现为粮食暴动。这些起义都是农民在绝望中爆发的，它们使各种千年王国运动活跃起来，这些运动把买办和殖民者看成“不道德的”。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和非洲，同反殖民主义斗争相结合的宗教运动以及毛泽东的延安道路，激发了知识分子对从一个方面可称为“半无产阶级化”、从另一个方面可称为农民革命的社会力量进行讨论。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尽管通货膨胀、通过商业运走粮食或是向难民实行粮食配给，都会导致粮食获取的减少，但是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区(postcolonial regions)的粮食暴动都必然与政治经济秩序的斗争相联系，由此推动了整个欧洲殖民帝国的去殖民化运动。
在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下
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重建，当时，去殖民化进程产生了一个几近完成的国家体系，冷战政治就是通过这个体系得以进行的，美国和苏联制定援助计划，以确保它们各自的影响并加强其各自的工业(军事)能力。因殖民统治而造成的贫困与反殖民主义运动所提出的发展要求，催生了20世纪中叶“发展计划”的形成，此计划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和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详细讨论制定，并促进了世界银行及其姊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
在这种国际秩序中，双边经济力量远胜于多边主义。美国粮食援助计划于1954年正式成为第480号公共法，之后统治了粮食贸易20年。美国将其治下的盈余粮食作为特许粮食援助，分配给处于地缘政治前线的国家，以及那些在它看来将来会从接受援助国变成与其进行贸易，从而变成其顾客的国家。这种粮食出口体制改变了第三世界工业化区域中新兴城镇化消费者的社会饮食结构，实际上是将其西化了。同时，这种出口体制也用廉价的主要粮食破坏了第三世界国家本地的农业。
处于西方(技术和军事)援助与贸易框架下的后殖民地国家，接受了这种发展模式，它们将公共物品(土地、森林、水、基因资源、本土知识)商业化，为给进口技术和奢华消费品买单而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从进口廉价粮食到扩展商品关系，这些国家的生存文化经受着持续的攻击。在后殖民地国家，随着原始积累进程中殖民机制的加深，对农民的剥夺也加剧了。从1950年到1997年，世界农业人口下降了约四分之一。现在世界城镇人口的63%居住在南方国家不断胡乱蔓延的城市及其边缘。
由于美国的资本和能源密集型农业模式通过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实施、农业援助计划为农业综合企业提供的配套资金以及绿色革命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单一种植制度改变了乡村的面貌。随着城市化在南方国家的迅速蔓延，超市出现爆炸式的增长，它们将小生产者或者独立的生产者纳入了自己精细的合同网，进而将其融入全球粮食市场。(然而，大型超市往往消灭传统市场——小生产者的销售出路，让他们没了生意。)与之相关的是公司领导的工厂农业的膨胀，这种模式当前主要瞄准的是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非、台湾地区和泰国。亚洲成为这一全球化进程的主要阵地，例如主要以巴西大豆做饲料生产的肉类的消费，亚洲占了三分之二。伴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中国已由大豆净出口国转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和油料的进口国，随着牛群向亚马逊的“进军”，巴西牧场成了大豆产地。从物质和金融角度来看，全球化的供给链、社会饮食结构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这三者使得粮食价格病毒在21世纪可以在全世界畅通无阻，并给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危机。
从体制角度看，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集中体现于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它实行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制度促进了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和粮食市场的一体化。世贸组织的农业协定宣布，通过贸易限制、生产控制、国营贸易等措施造成的人为的价格支持是非法的。这个协定迫使南方国家开放它们的农业生产部门，而同时美国和欧盟在农业生产上保留巨额补贴，美国和欧盟通过生产出历史上最低价格的谷物、肉类和奶制品，形成了一个被误解的“比较优势”。补贴与价格的脱钩消除了价格的下限，有效地为农业商品确立了世界价格，这个价格自1994年以来已经降低了30%甚至更多。由于农业协定的“最低进口准入机会”原则，很多国家已经被迫放弃了粮食自给自足的战略，——即使允许这个比例相对较低的市场准入，粮食的这种人为的世界价格已经压垮了全球各地的小生产者，并将他们转移到城市贫民窟，或者将他们变成为相对富裕的全球消费者提供出口粮食的农场或种植园的劳力。世贸组织制度下的公司粮食循环的加强已经将“粮食安全”私有化并移交到公司手中。
最初导致小生产者破产的压低粮价的行为，现在又在世界粮食供应的全球垄断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导致农业通胀。确实，在“公司自由化”的条件下，粮食价格的上涨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是自动进行的。作为一个反例，拉吉·帕特尔指出，当2008年东南亚的大米价格上涨的时候，东亚事实上没有受到影响。在中国，大米价格几乎没有上涨，与前一年相比甚至有所降低。而在同时期菲律宾的大米价格有200%的上涨。韩国动用其粮食储备以降低价格。而日本完全没有承受这些痛苦。是什么原因将这三个国家与其他的亚洲国家区别开来的呢首先，它们有自己的国内粮食生产。其次，它们用国内粮食储备来增加国内的粮食生产。第三，它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它们是积极和强有力的一方。长期以来日本就一直认为他们的大米不仅是一种粮食，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超越价格趋势来看，这场危机还植根于世界粮食体系所发生的根本性的结构转变之中。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无处有粮”(food from nowhere)的制度，是通过稳步将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土地用于生产出口作物而形成，这些措施包括北方国家在农业出口上实行倾销、南方国家作为债务清偿战略而实行资本主义出口型农业，等等。因此，作为欧洲和北美最大的反季节水果和蔬菜的供应商的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豆类、小麦以及其他主要粮食作物的多达三分之一的种植面积的缩减，同时公司种植取代了当地的小农生产，农民成为零工。到20世纪末，在贸易自由化和出口农业的影响下，全球范围内估计有2000万至3000万人失去土地。这些流离失所的农民成了城郊附近的零工，公司通过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压低了全球工资水平。其后果是造成了为穷人生产粮食的小农生产者破产和穷人因粮食价格上涨而具有更大的脆弱性。这种趋势只是使得已经非常突出的“全球抢地运动”更加恶化，“全球抢地运动”的突出特点是对农业用地进行私人占有或政府征用，起先的名义是为了能源安全(生物燃料)，在最近爆发“粮食危机”后又加上了“粮食安全”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各国政府对市场基本上失去了信心，它们大量投资海外土地，以便在今后粮食短缺时保证粮食供应。
刺激各国政府采取这种非市场措施的是一直存在的粮食暴动威胁，而政府面对粮食暴动总是很脆弱的。2007—2008年，席卷全球的粮食暴动(意大利、乌兹别克斯坦、摩洛哥、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西孟加拉邦、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也门、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墨西哥、阿根廷和海地)见证了主要粮食价格的上涨，并且迫使海地总统普雷瓦尔下台。发生在城市的粮食暴动表达了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摧毁了公共能力(尤其是粮食储备)，使南方国家加深了粮食上的依附性。为此，很多国家的政府暂停了粮食出口，在2008年，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阿根廷禁止或限制小麦的出口，从而关闭了全球小麦市场的三分之一。至于大米，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印度和柬埔寨禁止或限制出口，使得全球只剩下少数出口国，主要是泰国和美国。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通胀。有一份告说：
“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现在是不可能买到它们需要的大米的，因为现在的价格太高了。多年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告诉这些国家，自由化的市场会为粮食的生产和分配提供最有效率的体系。但是今天这些最穷的国家不得不对现在过得十分愉快的投机者和商人进行顽强的抵制。来自对冲基金和其他领域的数十亿热钱涌入商品市场，以期逃脱股市下滑和信贷紧缩，这进一步增加了穷人获得粮食的难度。据估计，投资基金现在控制着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小麦交易额的50%—60%。”
事实上，这次粮食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粮食制度的固有的脆弱性：大规模的粮食商品化使粮食成为投机目标，而由金融市场和大型综合农业企业控制粮食则使得粮食价格的通胀成为可能(甚至在主要农作物创记录丰收时也是如此)。粮食库存高度集中，5家公司控制着国际谷物交易的90%，3个国家生产了玉米出口总量的70%，最大的30家粮食零售商控制着全球食品交易的三分之一。可以说，这种公司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是由嘉吉公司(Cargill)的董事会主席明确表达的愿望所导致的：“有一种误解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方面最大的需要就是为了本土的消费而发展种植粮食的能力。这是错误的。各国应该生产他们能生产得最好的东西，然后进行交易。”
世贸组织规则下的自由化贸易关系重组了粮食流通体系，在价格低廉时开始加深发展中国家粮食的依附性。1996年至2000年，非洲小麦的进口增加了35%，而这些进口价格一直较低廉的小麦的总价值平均大约降低了13%。在全球，约有70%的南方国家是粮食净进口国。2007年粮食价格上涨时，发展中国家粮食进口的账单增加了25%。这样一种粮食依附状态往往是从大量进口低价粮食而损害当地生产者开始的。世界粮农组织指出，1983年至2003年间669次家禽进口的增加，一半发生在非洲，而只占全球交易的5%。在此期间，因为从美国、欧盟、巴西进口家禽，塞内加尔家禽业的70%和加纳本地家禽生产的90%都消失了。同时债务危机又促使南方国家废除了战略性的粮食储备。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些国家提出条件，使得某些国家(例如马拉维)不得不减少粮食战略储备来偿还债务，另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则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粮食储备。跨国农民运动“农民之路”(Vía Campesina)曾指出：
“国家粮食储备部门被私有化了，现在其运营模式像跨国公司。它们行动起来像投机者，而不是去保护农民和消费者。同样，作为新自由主义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价格控制机制正在全世界各地遭到摧毁，这样就把农民和消费者暴露在价格极度升降无常的风险中。”
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发表的《粮食变得野蛮》一文中阐述了这一问题：正常情况下政府和私人企业通常会持有大量的库存，以应付收成不好造成的粮食突然短缺。然而近年来，这些用于预防的库存被允许降低，这主要是因为人人都相信，如果这些国家的农作物歉收，他们总是可以进口他们需要的粮食。
殖民地国家惯常的粮食储备体系遭到摧毁或者衰败，同时，公司粮食体系取代了满足粮食供应这一社会需求的公共方法。其结果就是，主要粮食价格快速上涨的障碍被消除了。但是商品价格上涨的传递并不单单是市场一体化造成的，它更是农业粮食部门权力集中的结果。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的玉米市场。尽管按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从美国进口玉米被自由化，玉米的价格一直在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的玉米饼价格上涨了2倍。2006年，当世界玉米价格急剧上升时，玉米饼的价格又上涨了一倍，以致那些低收入者发现他们很难再买得起玉米饼，被迫转而食用那些营养较低的白面包和拉面。由于两家食品加工商就控制了全国玉米粉工业份额的97%，国家又减少了粮食补贴，玉米饼暴动就成为政治现象的一部分——由于工资降低10%而引发，而工资的降低又是由于因玉米进口而流离失所的乡村移民大量涌入。
粮食危机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墨西哥人的消费不足与公司的盈利能力的结构密切相关。当玉米饼的价格上涨而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时，玉米饼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在生产方法上做手脚，为穷人生产掺假的食品。这就是说，资本想方设法在国家的支持下降低了商品的成本和提高了价格——这一成就有赖于新自由主义贸易关系所提供的条件，而墨西哥政府的任人唯亲和私有化则提供了有力的补充。
新自由主义粮食体制下农业综合企业的地位的增强为世界粮食危机提供了舞台。自由化和私有化相结合加速了粮食的全球流通，并且按照公司的方针重构了粮食的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使得公司除了通过价格传递(通过对农业产品和粮食产品的市场进行一体化)获取利润外，还能从定价中获取利润。政府给予巨额补贴的农业综合企业粮食体系的垄断格局，不仅意味着生产商能为他们的产品承受较低的价格，而且意味着交易商、加工商和零售商都能够提高粮食价格。农业综合企业的利润率猛增，例如2007年嘉吉的利润上升了36%，ADM的利润上升了67%，邦吉的利润上升了49%。2008年第一季度，嘉吉的净利润上升了86%，ADM的毛利润上升了55%，邦吉的毛利润上升了189%。各家化肥公司也获利可观，例如2007年钾肥公司的利润上升了72%、MOS公司的利润增长了141%。2008年第一个季度，钾肥公司的纯收入增加了186%，MOS公司的纯收入增加了1200%还多。与此同时，各种子和农用化学公司2007年的利润增长也非同寻常：孟山都公司增加了44%，杜邦增加了19%，先正达增加了28%。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的上升解释了这种局面：粮食价格上升而小的农业生产者没有获利。GRAIN(粮食)组织指出：
“这些公司通过密切参与制定那些支配当今粮食体系的贸易规则，通过牢牢控制市场以及全球贸易得以运作的复杂的金融体系，就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上，能够将粮食匮乏变成巨大的利润。人们必须要吃饭，不管粮食有多贵。”
结论
通过以市场自由化为基础的粮食制度而实现的公司控制，是形成下面这样一种全球化体系的直接原因，在这种全球化体系中，粮食价格上涨受到鼓励，并且价格上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递。但是这种全球化体系的根源则在于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及其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最近的一份告声称：“在美国生产一吨玉米需要160升油，而在墨西哥，农民用传统的方法生产同样多的玉米只需要4.8升油。2005年，能源开支占美国农业生产总成本的16%还多，其中三分之一直接用于燃料，包括电力，三分之二间接地用于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化肥和农药当然要为“土壤峰值”(peak soil)这一危机负责，无机肥料和单一种植(源于殖民地种植体系)加剧了“代谢断裂”，打断了自然碳和养分的循环，造成了土壤的退化。这就意味着虽然现在全球尚有可耕土地，但土地的竭泽而渔式的使用方式和遭受侵蚀表明，在当今农业生产对以石油为原料的化肥和农药高度依赖的体制下，世界正面临着产出逐年降低的局面。
石油峰值和土壤峰值这一对孪生危机使得全球农业燃料工程合法化了：用便宜的(主要是南方国家)乙醇和生物燃料补充(主要是)北方国家的燃料需求，但本质上并不影响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业化的农业对石化燃料的依赖促使人们寻找替代性的、可再生的能源，例如生物燃料。但是生物燃料问题更严重，不仅没有减少气体排放，而且增加了耕地的压力。一个曾在十年前宣布将用新的农业生物技术养活全世界的公司集团现在不得不走上一条农业工业化的路径依赖道路，用燃料作物取代粮食作物。普通民众认为食物通胀的基本原因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咎于生物燃料革命。一位指出，美国和欧盟的不可持续的农业和农业燃料政策给美国和欧盟造成了“巨大的粮食贸易赤字”，这是“当前农业商品价格爆炸的核心”。这里的要点是，北方国家的粮食储备由于激增的粮食贸易赤字下降了，再加上高额农业燃料补贴政策(尤其是美国的玉米变乙醇计划)，这被国际机构认为是此次世界粮食价格暴涨的罪魁祸首。
世界粮农组织认为美国的玉米变乙醇计划应该为世界玉米价格的上涨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应该承担70%的责任。世界银行估计美国的政策应该为世界农作物价格的上升负65%的责任，美国农业部前首席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应该承担60%的价格上涨的责任。世界银行指出：“这些用于生物燃料的粮食在过去的两年中价格上涨远比其他粮食快得多，谷物价格上涨了144%，油料作物的价格上涨了157%，而其他粮食作物价格只上涨了11%。”显而易见，美国因其玉米乙醇计划应该为世界粮食价格的暴涨负责。而世界第二大玉米出口国巴西，用甘蔗生产乙醇，因此对世界玉米价格的影响不大。除了美国的玉米乙醇计划，美国的生物柴油计划(大豆)也加剧了粮食价格的上涨。
在工业化的农业将所有农产品转变成无差别的商品(当然涉及对能源作物进行大量补贴以及其他类型的补贴)这一过程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市场拜物教，加剧了农业自由化的遗留问题。农业自由化造成了这样一种贸易体制，这种体制逐步撤去了南方国家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同时允许北方国家继续补贴其国内的公司化农业部门。对农业燃料的额外补贴又抬高了处在价格通胀中的全球粮食市场的价格。同时，自由化和结构调整政策使得南方国家出口某些农产品的状况更为严重，现在也包括被欧洲的排放交易计划鼓励的农业燃料作物的出口。不管是作为卡路里形式的食物还是作为能源作物，南方国家一直在支撑北方国家的消费方式。同时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和牙买加已经大大减少了为国内消费提供的基本粮食的生产。
一个对新殖民主义模式的重要纠正行动是由粮食主权运动(food sovereignty movement)发起的干预。该行动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旨在向粮食安全私有化发起挑战，并认为“饥饿不只是手段问题，而且是权利问题”。换言之，国家和社群，尤其是生产者社群，应该有权利发展他们自己的政策工具(包括保护政策在内)，这样居民就能够以与文化和生态相适应的方式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充足的、有营养的食物。这意味着那种为具有购买能力的人(不论在哪里)生产他们需要的产品的粮食体系——以及控制着这一粮食体系的公司的权力——的终结或大规模缩减。我们站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边缘，在这个时代里，工业化的粮食体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少的支持，而粮食主权的愿望则有机会逐步实现。2007—2008年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提醒世人看到了世界粮食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模式，以及该模式的社会不可持续性和生态不可持续性。
[陈祥英、陈玉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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