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和炮弹

　　此文也还有个题目，叫做“我的　1970”　。也许人们习惯了把大人物和年代联系在一起，比如《列宁在1918》；《我的1919》（顾维钧）还有《刘少奇在1925》等等。可事实上不少小人物也有关键的年代。对于我来讲，1970就是一个痛楚与欢欣交织的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我的初恋被“一打三反”给打飞了；也在这一年里，我在政治上获得了“反围剿”的成功，从根本上树立了我的独立人格。所以我也爱说：我的1970。　　

　　 一　　

　　

　　平和安稳的1969年就要过去了。风暴没有起来，反而扎扎实实地读了些书，动手写了些结合现实的笔记。（详情见《1969：书与剑》）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点振奋。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还差一个星期就到新年的时候，我干活出了工伤。那是两个人配合检修刹车总泵，由于口令听错了，使在车下的我左手食指被拉杆挤了一下，造成第二节粉碎性骨折——其实就是骨尖掉下来一小块。这是起不大不小的事故。立即就被送往河东医院，很快就给包扎好，随后就用车把我送回了家里。　　

　　

　　进场多年一直住在场里，经过了1968的军管会风暴，父母就让我回家住了。而这时由于姐妹先后出嫁，两个弟弟上山下乡。一家三口到也使一向非常逼仄的屋子显得略为宽敞起来了。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有了一个病休两三个月的准备。伤痛很快过去，除去每周两次的换药以外，我倒落得个从没有过的清闲。说是清闲实际上却没有过，因为看望我的人一直不断。　　

　　

　　在平静地1969年里，经过了68风暴的我，得到了场里日益增多的人们的理解和信任。而且跨越了派性的界限。在我和大家的接触里我体会到了许多普通工人的善良和同情心。这样，我就越过了文革前的清高和前两年的“凶神”形象，和越来越多地同事成了朋友。而在我出工伤的时刻，正成了大家对我表达友好和善意的机会。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得在我们那间胡同头里截出的也就10平米的阴暗小屋子里，一个多月的时间竟然先后接待了八十多人次的探望（我至今记得他们的名字），使高兴的父母又为环境感到难堪。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青年工人，我心满意足了。　　

　　

　　我宿舍的朋友也是最铁的战友，他们来的次数最多；我们车队和班组的来得也很多，带着派性观点来的也不少，尤其让我感到可贵的还是那些不同观点的人，他们真心来看我，使我特别感动。　　

　　

　　然而使我感到意外和欣喜的却是何梦的到来。因为她不是我的同事，而只是我同事的邻居而已。他和我是通过借书认识的，我是通过我们车队的司机华子从她那里借过屠格涅夫的《蒲宁和巴布林》一类的书，我也看过她的画。不过这已经到了文革期间，来去匆匆的，没有细聊过。只知道她是南方人，父母在广西原籍，她在天津和当医生叔叔婶婶一起生活，也好像她已经过继给了他的叔叔。这都是华子说的。何梦原来也在工厂里，后来当了小学教员。　　

　　

　　何梦是和华子一起来的。她这时也就二十岁多一点。瘦弱偏高，没有一般人眼里的漂亮，但却有难得的文静。后来接触多了，发现在她熟悉的天地里也还是由于有她的活泼和开朗。和华子到我家来时，她参观了我的新涂了米黄色油漆的小书桌——那是家里的一张小橱柜改的。看到了抽屉底下排列的《列宁文选》、《哲学笔记》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本），她没有去翻，在临走时她留下了两盒藕粉和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有些泛黄的《缪塞中短篇小说集》。　　

　　

　　以后她也来过，还有自己来的时候。这样我们就比较广泛地聊了起来。很快我就吃惊地发现，她浏览的范围和我文革前那段极为相似，当然也还有她自己熟悉的领域。和她聊得尽情时，我真有回到三四年前的感觉。可我也遗憾地感到，对于涉及到政治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她就不愿多说了，是这些书籍的实践性使她望而却步，还是她本来就不大喜欢？我估计不出。不过令我兴奋的是一次她拿来了她的读书笔记，没想到她对于《牛虻》竟然是那么钟情，一册绿皮笔记本居然抄下了三分之一的范里士.列瓦雷士和他的战友与亲人的血泪亲情。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和冲击感同时潜入到我的心中，夜里回想起来就觉得既痛苦又甜蜜。家里的一间屋子逐步使我们感到聊天的局限，我就考虑有机会出去聊聊。父母对于她的来临，又高兴又随意，一次母亲就把新蒸好的热山芋给了她，她就高兴地吃了起来。三十多年了，闭上眼睛我依然可以看见她剥山芋皮的姿势。　　

　　

　　我的手恢复得很快，别人又介绍到中医苏大夫那里去按摩。一次，我借一次去按摩的机会，鼓起勇气对何梦说，明天我看完病，我们一起到水上公园聊聊好吗？没想到她很平静地同意了。　　

　　

　　那是春寒料峭的一天。虽然已经进了三月，可是在树的枝叉上看不到一点绿意。唯有麻雀在和我们打招呼。我们都觉得有些冷。脚下的土路已经不是很硬了，但也没有松软起来。我们靠得很近，我看清了她耳旁的几点雀斑，甚至闻见了说不出来的清新气息。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一直在重复地以前说过的话。我心里一直企盼着守护神——牛虻和琼玛前来帮我，哪怕屠格涅夫帮我们联络一下也行。我似乎不经意地问了句她，你喜欢自己的工作吗？她随即回答，我很安于自己的工作。隔了一会，她好像忽然发现了什么似地对我说，我们可以离开这儿吗？她接着说，我们到一个好地方去……这时她的眼睛里透出甜美迷离的微笑。我看了心头一亮，可是不清楚她说得离开到底意味着什么。使我靠近她的手又离开了。也许是回她的家乡？我的现状她没有多问，我感觉她总是希望我多谈些画甚至继续去画。而这看来也不仅和她对美术的喜欢有关。　　

　　

　　随着三月里风沙的加大，阔别了一年多的整人运动，又重新来临了。今年的名字是“一打三反”，谁要是被打击，就是说明有了反革命的嫌疑。这是一次来势很大的运动。经历了1967年的“三二事件”和1968年的军管会学习，我恨死了这些名目繁多的整人手段，但是它又是无可回避的，只有认真的过关才能说以后。其实，对于运动里的打击与迫害，我也算有经验的“老运动员”了，然而这次想到了何梦，心里却生出了别样的担心来。　　

　　 二　　

　　

　　我不敢说这时是否爱上了何梦，但是我却非常珍惜和她的关系，我很担心着这再次重来的“打反”会很轻易的打散我们那仅仅处于开始的关系，于是也暗中盼望着这次运动最好来个“水过地皮湿”。当在不大的苏大夫的诊所里我也看到了浓墨重笔的“再次掀起一打三反新高潮！”的大标语时，我的担心日益沉重起来。而这时我也要重新上班了。　　

　　

　　我开始了自己的难眠之夜。真的那么喜欢何梦吗？喜欢，我很喜欢。她似乎很像我似乎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女子。一见面就有一种早就熟识的感觉，聊下去许多话题那么相通。我深信在我们相互的环境里，都难找到有那么多共同语言的人。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把她和我们都熟悉的书中人物混合在一起，她有时像《伤逝》里的子君有时像《二月》里的陶岚，也希望它即使不是《牛虻》里的琼玛也会是《白夜》里的娜斯金卡吧。但是我也遗憾地看到，她的心目中没有巴黎公社女英雄路易斯.米歇尔的影响，她的柔顺多于刚烈。也许更像《带阁楼的房子》里的米修司。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她能够留在在我的身边，千万别让“一打三反”之类的斜风把它吹跑。当那股风越吹越紧的时候，我决定给她写信袒露心胸，让她等我一等。——　　

　　 何梦你好！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直率地说，如果没有目前的形势，我的信也许会晚得多，有些冒昧，请你原谅了。　　

　　

　　说起来，我很庆幸咱们的相识，甚至相见恨晚。和你一见面就有早就相识的感觉。这些不知你是否也有同感？　　

　　

　　尽管你没有多问，但是我却不愿丝毫地回避，我投入文革动机的真诚。尽管我为几天的“正义冲动”付出了好几年的残酷代价，可我没有后悔。无论现实的风浪如何颠簸，时间必然会证实我们的理想和正义的价值。尽管如此，我依然把我们在一起读书和聊天当成最快乐的事。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一打三反”又来了，我的经验高潮也就两个月，到了5月它就会偃旗息鼓了。可是在这两个月内，我觉得我们联系是困难的，所以我自作聪明地想出了“冻结”这个词来，我希望我们的关系从现在起“冻结”两个月，到了5月，也就一切正常了。　　

　　

　　到5月槐花就要开了，那时我们还会在充满槐花馨香的街道上一起散步吗？　　

　　

　　 陈风雨 1970.3.18.　　

　　

　　 　　

　　

　　（应当向读者坦白，这封信是我按照记忆写的，不是原文。）我的信是经过华子交给她的。两个月过去了，幸运地使我没有遇到以往的大风浪。但是一直也没有何梦的消息。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心到何梦的家里“闯”一次，我心里一直也想见见她那当主任医生的叔叔。于是就委托华子告诉她一声，我要去还书。　　

　　

　　已经是五月末了，她家附近的街道上槐花盛开、香气袭人。我在去她家的路上心中翻来覆去，说不出到底是担心还是期望。思虑中她家到了。　　

　　

　　她家就在土山公园的附近昆明路上的一座老楼里。看到了阔别两个月的她来开门，我心中一阵轻微的颤抖。随后就来带到了那间略显空旷的大屋里，那是他叔叔和婶婶的卧室。　　

　　

　　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叔叔即将离开天津的前夕，他要随6.26医疗队到广西落户。这究竟是当地的需要，还是他们医院的安排，就说不清了。那天她婶婶正在收拾衣物，出来进去的几乎没有和我正面说过一句话。只有他叔叔坐下来彬彬有礼的接待我。他四十多岁，华发早生，典型地知识分子气质。看上去有点疲惫。　　

　　

　　他从称赞我喜欢读书开始，说是听何梦说的。这使我顿时感到了亲切，可是这个话题并没有说下去，显然都知道这是个读书不属于热门的时代。接着就问了几句单位的事，我也简单地回答了几句。然后他极为诚恳地对我说，现在是个突出政治的时代，关键是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啊！特别是年轻人。……尽管他的态度一直谦和，可我听了却像被针扎了一样，霎时间，我甚至感觉他极可能看过我的信！我的脸突然红了，恨不得立刻离开这里，连说您也很忙……　　

　　

　　一边的何梦看到了这一切，立即给我添水。他叔叔也感到了我的激动和敏感。连忙让我坐下，接着以深有体会的口气说，年轻人有理想有追求是好事，可是也必须要看社会背景，这都是有教训的呵。不知他这是联想到自己还是别的亲友，脸色沉重起来，这时我又生出了对他的一份同情。然而没有多久，他又问起我是否交（女）朋友的话题了，我再次感到了心里被扎。于是我就起身告辞了，和何梦交换了互相借的书，甚至没来得及和他的婶婶打招呼，就离开了。　　

　　

　　他叔叔送我到门口，她又用手电送我到了马路上。　　

　　

　　隔了一会，我回头朝她家的窗户望去，微绿色的灯光依然，但是我心里清楚，永远不会再来了！　　

　　

　　转天一早，我就把夜里写的信交给了华子，他还和我打趣说，事情成了可别忘了感谢我这个邮差啊！他根本不会想到我的心是这样——　　

　　 何梦你好！　　

　　

　　 这是第二次给你写信，也许是最后一次。　　

　　

　　 应当承认我是带着希望和失望的混合心情到你们家去的，见过你叔叔之后，我的感觉明确了——就是对于我的拒绝，尽管他是那么彬彬有礼。他讲的“在政治上可不能犯错误啊！”，对于他可能是人生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却意味着绝对的不赞成。听起来真有心里被扎了一样，以致使我在屋里都有冷的感觉。　　

　　

　　 没有领我到你的小屋（它是你的闺房吧）我理解你，但是，我也有你叔叔代替你向我表态的感觉，是这样吗？也许是我的错觉？毕竟两个月来我没有得到你的只言片语，这也是一种态度吧？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听到你的真正回音，哪怕它再次证实我的失望呢！　　

　　

　　 槐花已经开了，你闻到它的芳香了吗？　　

　　

　　 陈风雨 1970.5.31.23：48　　

　　 三　　

　　

　　隔了两天，我终于从华子手里得到了他的回信，开始我都有不敢看的感觉——　　

　　 陈师傅您好！　　

　　

　　 您给我的两信都受到了，至今才回复您，实在抱歉。　　

　　

　　其实，两个月以来我一直都考虑者如何给您回信，只是一直找不不到合适的语言，所以一拖到今，真是难为您了。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和您还做作永久的朋友更合适一些。我远没有您想的那样完美，也一直感激您对我的帮助，在心里您一直是我的大哥哥。　　

　　

　　您的好学精神我钦佩得很，而且艺术感觉也很不错。我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就是您一定可以成功——当一个画家或者是作家。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或许您不适合干其它的，也许这是性格太浪漫了的缘故，它若表现在政治上那就未必可取了——也许这是我一个女孩子的偏见吧。　　

　　

　　直率地说，我和您在一起的感觉也很好。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当中，必须面对各种实际的问题，我这样说也许您觉得我太俗气。可我也不愿意和您说违心的话。我叔叔这次随6.26小分队去广西已经定下来，（那天你来他的心情不好，也请你原谅他的冷淡），我八成要和他们一起走的，到了广西是否去我父母那里，再看情况。无论如何离开天津对于我来讲已成了定局。回顾我来天津七八年，师傅也许是最值得我记忆的。大概命里注定了我就是天津的一个过客。再见了！　　

　　

　　我会想着你的，也衷心地祝你将来的家庭幸福！　　

　　

　　 我就要走了，临别前我有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我想请你给我画两幅《牛虻》的插图，不知您能否满足我？我将永远地保留着它。于此提前拜谢了！　　

　　

　　 紧紧地握你的双手！　　

　　

　　 何梦 1970.6.2.晨　　

　　

　　 　　

　　

　　她要的画我两天就给画好了，一幅是牛虻在石狮旁开枪射击的场面，另一幅是年轻的亚瑟低头在吻琼玛的手。我用的是红绿两色的书皮纸，画面的光亮处用了白粉。画完一看，我还觉得比较满意。定好了5号也是星期六的晚上八点，我到土山公园的东北门等她。　　

　　

　　那天我比预约提前了5分钟到达，稍等了一会儿，见她从公园南面暗绿的树丛边款款而来。那天她穿了一件碎花的裙子，朦胧的紫色暮霭中感到异常的柔弱和文静。见了我脸上泛起了淡淡地我熟悉的笑容。我们在一张附近的石椅上坐下，路边的氖光灯已经发出了淡橙色的光。她轻巧地取过来我的画卷，打开了它，然后拧开了它带来的小电筒，仔细地看了起来。　　

　　

　　真好！她仰起了头，露出了更甜的笑脸。两幅我都喜欢，真是太谢谢你了！我说时间太紧了，否则还会细致一些。　　

　　

　　不，很好！比我想的还要好！我又问起了她在学校里办调动手续的一些事，她回答后就无言了。我于是说，我们今后继续联系吧。她轻声接着说，到那里安顿下来就会给你写信的。　　

　　

　　她站了起来，沉默了一会儿，灯下的目光多少有些异样地看着我，突然说，你要不是你多好啊！我听了一惊。立即头晕目眩起来。接着又听到她说，我们握握手吧！说着拉住了我的双手。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她的手可真柔和。她说，你的手好凉啊！……..然后她就顺着便道很快地走了。脚步声随后远去。　　

　　

　　事后多年，那天晚上的一幕一直清晰地存于我的记忆之中。最大的后悔大概就是为什么没有趁势把她搂住。也许当时被她的话弄糊涂了，说不清“我不是我”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也许就是那时人的保守和懦弱？可是反过来一想，搂了她也许会被推开的，反而弄得自己很狼狈。没搂也就正常了。然而21年之后，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细节，她居然说，一切都在于我当时缺乏勇气。真的吗？未必。很长时间，我都冥思苦想何梦到底为什么离我而去？想来想去，总觉得没有彻底的答案，也许那时连她自己都说不清到底为什么？也许等自己弄明白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这就是人生的遗憾吧？　　

　　

　　但是，我当时的直觉就是可恨的所谓“一打三反”把可爱的何梦从我的身边赶走的，后来再想，是也不全是。到头来还是推到缘分吧。 　　

　　

　　在何梦离开我的日子里，我要做的甚至迫不及待地要做的，就是对打击我的人的进行反击，我要彻底把它们打垮！

　　 四　　

　　

　　这时谁能够帮助我呢？我要怎样去做呢？　　

　　

　　这时我想起了毛泽东，想起了我此前读过的军事战略。也许在我学过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面就可以找到方法和力量。　　

　　

　　这是一段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1930年12月，蒋介石借蒋冯阎大战的胜利，转而开始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基本情况是：1.第一次出兵十万人，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别由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2.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岗、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岗，谭师主力在源头。……根据上述理由：9.我军决定打并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两个主力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10.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至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于是其他各路的敌军纷纷撤退，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获得胜利。也是四万人对于十万人的胜利。紧接着，在二十万敌军再次开来的第二次“围剿”和三十万敌军的第三次“围剿”，都遭到了失败，第四次“围剿”我军和敌军的比例是：6:40，红军也获得了胜利。惟有第五次围剿敌军多达百万，而红军方面又排除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使队伍不得不撤出江西根据地，开始长征。　　

　　

　　正因为有了当年反围剿中的4：10，3：20，4：30的胜利，甚至第四次围剿的6：40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才会有1945年——1949年的120万解放军打垮420万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的人间奇迹。没有细读过毛选的人，是很难想象这场人类战争史上威武雄壮的空前奇观的。也很难想象读了这些历史巨著给人带来的巨大勇气和快慰。　　

　　

　　毛泽东军事哲学确实是人类精神的核武器。　　

　　

　　它给我的直接启示是，只要你的立场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政治斗争中你同样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个人战胜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器”；而与此相联的是你还必须认真学习、仔细掌握斗争艺术和策略。斗争原理军事和政治也是相通的，都有哲学思想在指导。　　

　　

　　我决心用我学到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指导我的斗争实践，我要用勇气和智慧反击甚至打垮迫害者多年来一直对我的政治“围剿”。　　

　　

　　我对自己找到的精神武器欢喜若狂，对于将要面对的政治斗争信心百倍。于是，我更加认真仔细地学习了具体策略和战术。对于“反围剿”中的“反攻开始问题”的三个原则：必须打胜；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计划的有机的序幕；必须照顾下一阶段。我是反复思考体会的。结合我在近几年所受到的多次的“政治围剿”，和1970年的社会形势，我考虑了自己的基本斗争思路。　　

　　

　　就是在斗争开始的时候，场革委会借助社会形势（“一打三反”）的力量一定会气势汹汹、长驱直入，这时候大字、谣言、甚至领导讲话都会铺天盖地的扑来，它可以使任何抵抗者无还手之力。这是斗争的第一阶段，这是的关键就是必须忍下去，只要不直接“揪”到你，无论说你什么都要装聋作哑的忍下去。这段时间一般也就两个月，这段一过，人们的思想也就“疲沓”了。运动者借势的力量也差多了，直至“再而衰，三而竭”，这时你就要准备“反攻”了。是否敢于反攻是一切的关键，不少原来的胆小者捱到此时都有“侥幸过关”的心理，绝对没有再去“虎口拔毛”的胆量，（这些人，下次运动继续挨整已成定局），敢于反攻、面对机器就是胜利的开始，也是人格力量的树立的开始。不客气地说，那个年月在挨整的人里面，有这种胆略的人绝对是凤毛麟角。然而，仅仅有胆量也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斗争策略。使你的主动进攻必须胜利，不仅要打到对方，而且要尽一切力量把他打垮。毕竟你弱他强，所谓打垮就是在对方整你的问题上，使他哑口无言。而不是指你把这一级的机器摧垮，个人永远是无法摧垮机器的。　　

　　

　　在这个基本思路上，我制定了具体战略。作战目标就是必须在全场的范围内解决澄清我写了所谓的“五项反动纲领”以及了解军管会学习班在1968年对我作出的“内部矛盾”的结论。和场革委会这架机器相比，我不仅是力单势薄的，甚至还被某些人看成无足轻重。作为机器，它不仅可以在全场召集各种类型的会议，也可布置各种规模的宣传形势；可以宣布生产也可以宣布停产，可以传达上级精神（从中央到上一级党委），更可以布置工作；它还也可以对所管的任何职工做出处理决定（无所谓对错，比如将我送军管会学习班）……至于我，仅有几亿人都有的“四大”的权力，什么“四大”，就是一支笔而已。可以说，双方的力量的悬殊是无可比拟的。那么，如何实现我的目标那？　　

　　

　　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避其锐气”，这个在3—5月里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可是到了5月下旬，悠忽间运动走向尾声了，“击其惰归”的时候到了。可这时如果你再平地起风波，不仅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还会有被说成“干扰场里中心工作”的危险。如果不做反应呢？到了明年你继续挨整。怎样对他们开始打反击那？忽然，我想到了革委会副主任、场“打反办公室”负责人武永扬在　4月20日　在全场大会的一次讲话。会上他神气十足地说，有人认为去了军管会，有了结论，那也不见得没有问题。至于你写得“五项纲领”，说是写在几张纸上，我说甭管几张纸，就是五张纸，写了也就是你的思想。不能说是无意识的。我们还是希望你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他的话是一面之辞，可是场里就给了他表达这一面之词的机会、环境和条件。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有单方面的“话语权”。我无论多么委屈，也无论多么有理，你都不可能和他平等、面对面的对话或是辩论。很显然，他可以在大会的讲台上肆意地诋毁你，可是你却无法辩解澄清半句，这关键首先在于你无法召集大会听取你的发言，甚至你也无法在他信口雌黄时反驳一句。这就是机器对待个人的绝对不平等。然而另一方面，我也非常清楚，他的话都是强词夺理、以势压人，如果有一个场合我和他可以心平气和、面对面地争论，那他准会理屈词穷、矛盾百出，直至彻底失败。然而问题在于，永远也不会有人提供这样的场合。所以听了他的这番厥词，当时我只是记下而已。　　

　　

　　想着想着，我突然眼前一亮，想到了一个“分解场合”的办法。就是说，第一，先找个机会和他去谈，而且必须把它问个理屈词穷，然后把双方的谈话都记下来；第二，把二人的对话录整理以后，用大字公布——这样就可以达到“二人辩论大家看”的效果。想到此，我高兴地几乎喊了起来。然而，很快地就想到了实施的困难。就是一面和他辩论并把它驳倒，同时还必须有个比较真实地记录。一身二任，而且都必须一丝不苟，实在是强人所难了。然而这是对掌权者的唯一办法，我是无论如何也必须做到的。　　

　　 五　　

　　

　　于是，就像设计棋谱似的我设计了我和他的对话，对于他可能的回答正、反和居中我预计了2—3种方案。以保万无一失。经过了三天的努力，我终于搞出了我们谈话的“预稿”。并于　5月25日　去找到这位副主任来实施。　　

　　

　　以下是这天我们实际的谈话记录摘要——　　

　　陈：武主任，我可是开门见山。您在　4月20日　的大会上是否讲过这样的话（念）“有人认为去了xxx(指军管会），有了结论，也不见得没问题。你写了五项纲领，甭管在几张纸上，就是五张纸，证明也有这种思想。不能说是无意识的。我们还是希望你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原意是否是这样？（武：是这样。）那好，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我到底写了什么性质的东西，应当怎样对待？第二，“有了结论，不见得没问题”结论还有用吗？　　

　　

　　武：你在重复一下两个问题（陈：重复）　　

　　

　　武：我问你，到底写过没有？（陈：问题不在于写过没写过，而在于写了什么。）那你对自己写的纲领怎么看法？　　

　　

　　陈：关于所谓“五项纲领”一事包括被歪曲的事实，我在今年运动初期所写的一份《我在运动中所做的和所了解的》介绍过。你也是运动的领导，材料我想你可能看了。（武：没看过。）那可以问一下，是否被我们二车队扣了，拿了材料我可以给你念念。至于你今天提到的“五项纲领”前面比过去还差两个字，是不是差“反动”两个字？（武：是。）那你认为我写过“五项反动纲领”了（武：嗯。）你现在还这样认为？　　

　　

　　武：现在，现在也认为是反动纲领。　　

　　

　　陈：那好，我再问你，既然它是反动的，而东西又在你们手里，这是我在　六八年三月五日　交驻军刘志湘的。为什么你们不搞？起码连政策攻心都没有，，更没有把他给群众看看。这不等于放纵敌人吗？　　

　　

　　武：这领导有计划，自然有安排，现在不是说的时候。　　

　　

　　陈：毛主席说：“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希望你能说出我写的是反动的证据来。　　

　　

　　武：你写的事实难道不是证据吗？　　

　　

　　陈：不！那不是事实。而是你和廉保玉之流的捏造歪曲，我还是希望你拿出证明写的是反动的证据来。　　

　　

　　武：你没必要问我，而应该走坦白从宽的路……（陈：你对谁讲？对敌人可以这样；对同志不能这样……）我说得很对，你只有走坦白从宽的路。　　

　　

　　陈：你讲的完全不对！毛主席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你这样的说法却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然也就违背了党的政策。（武：你污蔑！）对敌斗争要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同事则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武：我不听你的，没必要回答你！）但是你要听毛主席的话！　　

　　

　　陈：既然你坚持这点，那么我还是要问你，为什么你和军管会对我的看法不同，到底谁对？　　

　　

　　武：（沉默不语达两分钟）……这，也没必要回答！　　

　　

　　陈：上面两个问题很清楚，不是不处理，而是没法处理；不是你和军管会的说法不同，而是你的说法完全不对！（武：就是对！）这样说来，只能说明你无视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权威……（武：你污蔑，我不听你说！）你这样完全不对，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敌人可以…..　　

　　

　　武：（打断）…你就是敌人！（陈：你说得对吗？）对！　　

　　

　　陈：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去了。”你凭什么说我是敌人？　　

　　

　　…… ……　　

　　这场谈话进行地比预想的还要理想，只是还缺乏立即公布的理由。如果有了机会，只要一公布，那事实真相就会在大家面前一清二楚。可是机会不是靠自己努力就有的，于是，我就开始等待。　　

　　很快，机会来了！　6月8日　召开了全场大会，主题是“点名批判数名坏分子和有部分严重错误的人，而且当场揪出反革命流氓犯xxx”。一位领导在动员告中也提到“最近有那么一个人，跑到整建党小组，进行质问，并要求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并说“你的问题群众是清楚的”云云。　　

　　

　　好！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去整建党小组去找谁，到底问了哪些问题？一下子就成了全场关注的中心。当然，领导提出的目的不在于说明真相，而在于“警告”。他们是从来不给对方答辩的机会的。　　

　　

　　但是，这次却给了我机会——弄清谈话内容似乎是全场关心的焦点了。我心中大喜，公布谈话的时机来了！我立即再次整理的谈话记录。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新的感触，就是谈话固然痛快淋漓，甚至把对方搞得很狼狈。然而有些需要澄清的细节问题，还需要专题做文章。比如所谓“五项反动纲领”、“军管会的结论”、“日记篡改”等具体问题。都必须要借这次机会解决。　　

　　

　　这样，在抄写《谈话纪要》的过程中，我又想到了第二步，就是连续打出人们一直疑惑不解、也是我最需要澄清的几个关键问题。这样一来，《谈话纪要》就成了我反攻中的“初战”，由于它的成功是没有疑问的，于是我就又准备了《坏人漏网，还是政治陷害？——谁写的“文武斗继续进行？”》和《给大家的信——关于我在军管会的学习、结论及其他》两篇材料充分的大字来。准备连续发布，从而给对方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我深信对于这样充分、有利而且连续发射的“炮弹”，无论谁，都是无力回击的。想到此，信心百倍。并立即对于大会发言作出了反映——其实是我公布《纪要》的开场白。它的题目是《尊重事实，相信群众》——　　

　　

　　“　　

　　

　　（简略地提到领导的会上“警告”之后）　　

　　

　　很明显，这是指我在　5月25日　去打反办公室和武永扬进行地谈话，这次谈话涉及到下列几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1. 使我去武永扬那里无理取闹，还是武永扬拒不执行无产阶政　　

　　

　　策？　　

　　

　　2. 是我“用花言巧语欺骗了军管会”(这是武永扬的原话)，还是　　

　　

　　武永扬态度狂妄，根本不把军管会放在眼里，或这就是说完全无视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权威？　　

　　

　　3. 我究竟是一个“几次漏网”而又坚持到底的“反革命分子”；　　

　　

　　还是一个虽有缺点错误但却又是一个被武永扬等人大造流言蜚语、歪曲事实真相、多次陷害可也没有得逞的好人？　　

　　

　　这些都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问题，而且是原则问题、重大问题。也许正因为它不是“可提可不提”的小事，所以才在会上提出。可是对于这个提法，我是有不同意见的。而对这些原则问题，在六.八大会之前由于考虑到某些大局观点，本来也没准备向群众公开说明事实。但事至如今，我也只好向群众公开说明真相了。请全场广大革命群众看一看、想一想、评一评到底谁是谁非？这件事到底有说明了什么？我绝对相信我场广大革命群众分辨是非的能力和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更相信大家在了解事实以后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所以我决定——　　

　　

　　在最近时期公布我与武永扬的谈话纪要。　　

　　这个开场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引子，它有设置悬念的味道。我得意的是这篇文字的文体，特别是结尾方式，完全模仿了列宁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于是就显得斩钉截铁，而且意味深长。　　

　　

　　兵贵神速。第二天下午，我就贴出了《谈话纪要》。下面是此前的继续——　　

　　陈：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去了。”你凭什么说我是敌人？　　

　　

　　武：你就是敌人，运动中你干的完全是反动的事！（陈：你污蔑！我虽有缺点错误，可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愿意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干坏事，策划白色恐怖……（陈：这随你的便说，但事实要靠群众来见证!）　　

　　

　　陈：运动中打人是事实，但到底是谁打的？谁又是负责人？因为我在运动初期做过一段负责人，因而要检查、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也绝不是像你们随意歪曲的那样策划白色恐怖。你所谓的证据是成立不了的，不信，就写出双方理由请群众分析。不过，在此我也问你一下，你对运动初期打人有没有责任？（武：没有。）那么你在当筹委会主任时期有没有扣人，有没有打人现象？（武：打了哪些人？）绝不仅都是定性的坏人。（武：我没打人）难道你也没责任？其实后来，你也承认了自己执行了资反路线。而现在为什么不承认了呢？请你不要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武：我几时承认过？）你再六七年九月的大字里承认过！（武：那是指运动初期。）不是指筹委会时期？筹委会时期到底打人没打人？扣人没扣人？到底执行了什么政策、路线？　　

　　

　　武：筹委会没打人，也没扣人，完全执行了党的政策。你不要说了，没必要谈，你只有走坦白从宽的一条路。　　

　　

　　陈：吓人是没有用的，压人是不会服的。你再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也站不住脚！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武：（打断）你不必讲了，快走！我们要专你的政！　　

　　

　　陈：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也可以说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你想把人吓倒，真是看错了人。我有缺点错误，在群众运动的风雨中经过锻炼，有所进步，仍要继续革命。所以，对于对于一切同志式的善意帮助和批评，我都是欢迎和感谢的；对于你这种态度，我当然不会感谢，也绝不会被你吓倒，而是要和你斗争！　　

　　

　　武：斗争，斗争什么？　　

　　

　　陈：和你违反无产阶级政策的严重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而且一直到你的转变。　　

　　

　　武：现在是工作时间，你别讲了，你快走！（二人走到外屋）　　

　　

　　陈：不，我还是要学习一下主席著作（问同屋的xxx:有三卷吗？回答：没有）（武：不借他！）　　

　　

　　（陈从驻军屋里借来金光闪闪的四卷，打开）：咱们一起学！（武手执从另一屋取来的小座表，晃到陈的眼前：你认识表吗？到点了！）你别害怕！　　

　　

　　武：（继续晃表）现在是工作时间，你再讲就是搞无政府主义，（喊）就是极左思潮的泛滥！　　

　　

　　陈：我要坚持学完，你别怕！（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的战术是剥削阶级和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种手段。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了。”不要怕，不要怕毛泽东思想！　　

　　

　　武：你搞无政府主义……　　

　　

　　陈：（放下书）好了，现在咱们去找驻军！　　

　　

　　武：（放下小座表）去。去就去！　　

　　应当说我的记录是不可能完整无缺的，但是也是基本属实的，特别是对方的行动语言，更增加了《纪要》的生动性和可信度。考虑到这些，我还在“后记”里说明了几句——　　

　　上述内容，是根据谈话过程的中当场记录和事后回忆整理得。公布前也没征求对方的意见，不真实、不正确的地方，也希望指出纠正。而后来在驻军屋里的谈话，驻军XXX同志是在场的。于此说明，至于《谈话纪要》本身不在加按语，相信广大群众的观察力和分析力。　　

　　应当说，这次谈话和记录都是极不容易的，一心二用对于心理消耗极大，可是没有办法。《纪要》贴出后，观看者络绎不绝。但也没有引起任何异议，包括武永扬本人也没有任何反应。这就使观大家相信了它的真实性。（六年以后，我在结婚登记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给人当司机的武永扬，他还向我爱人表示了对我的歉意，说自己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为以后的重磅“炮弹”的发射作了很好的铺垫。此话再说得远一点，就是这次演习，对于十几年以后当记者也是最早的锻炼。　　

　　

　　　

　　

　　 六　　

　　

　　好在那几天连续没有雨，(这有点像打仗，也要考虑气象)就在《纪要》公布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发射了认为可以解决我核心问题的炮弹《坏人漏网，还是政治陷害？——谁写的“文武斗继续进行”》全文如下——　　

　　几乎全场人人皆知的“陈风雨书写了文武斗继续进行，制定反动纲领，策划全场白色恐怖”的舆论，像一朵乌云飘在我的头上，使许多人怀疑我、疏远我，甚至仇视我；　　

　　

　　可也是几乎全场皆知的“陈风雨进了军管会，没判刑，没戴帽，甚至也没有任何处分，而且工资也一分钱没少”的事实，也使不少同志相信我、接近我、理解我。　　

　　

　　客观是矛盾的。究竟是坏人漏网，还是好人被陷？二者是不可调和的，二者必居其一。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是时候了，是澄清事实的时候了。　　

　　

　　在运动初期，（1966年8月）我作为场临时文革小组负责人之一，曾做过许多工作，也写过许多纸条和便条。其中有那么一张：内容写得是场内群众代表的选举问题，同时也写到了一些其他的工作。而其中在这张纸的最后，有了两行字，第一行是“文武斗”，第二行是“六.继续进行。”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当时的场内情况，有武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句话：“六.继续进行。”是工作，是与选举有关的工作。而它绝不是与“文武斗”连在一起的内容。因为首先，上一行三个字，如果与下一行是一句话，完全是可以连续写下去的（地方是由富裕的，而纸的上面就有不少行超过了七个字的情况）而是事实来两行分开的，而且前面还有个“六”字，这和纸面上的一二项是符合的，因此，无论从字面合字义上来讲，都不能说这是“文武斗继续进行”。（见复制图）　　

　　

　　可是场里某些人，在抄美术组的时候，因为发现了这张纸，便决定大做文章。经再三绞尽脑汁之后，于是就把这张纸上两行话，说成是“策划全场白色恐怖的纲领”，以耸人听闻。并作为把我打成“反革命”的证据。可事实也难以达到他们的愿望。于是便用了种种见不得阳光的手法，造出“文武斗继续进行”的舆论，那些手法呐？第一就是“改”；要把原来的两句话真实的公布，把戏就耍不成了。所以先并行，两行合一，而且去了“文武斗”后面的顿点。于是便成了“文武斗六继续进行”。这样一连还不行，于是索性又把当中的“六”字也删掉了，于是这句话，就这样产生了。第二是凑。有了“文武斗继续进行”（先不管是否伪造）似乎还不够，成不了纲领，于是又来个“凑”，就把另一张纸上的四句话（关于这四句话，根据当时社会和场内环境结合个人的情况，写出是合乎情理和可以理解的），硬和这张纸凑在一起，于是就似乎成了“五条”。最后炮制者还嫌不够，于是就亲笔在第二张纸上写上“反动纲领”四个字（她的笔迹，证据确凿！）于是所谓的“五项反动纲领”就“发明”（而不是“发现”了）。第三是“造”。造舆论。因为文字写得和他们大字里写的以至会上讲的不符，于是就来个转移目标，把问题的关键集中到“到底写没写？”而掩盖“到底写了什么”只要一提“写过”这两个字，他们的手段就似乎成功了。第四是“仿”。第一张揭发大字公布后（　1967年3月1日　）别人不信，公布者又不敢拿出原件。怎么办？于是来个仿。就是模仿我的笔迹，凑成所谓“五项反动纲领”（时间在1967年3月间，人证物证俱在）。同志们，看，这就是一小撮人的手段！　　

　　

　　从字面上，我把两种不同的理由都讲了，有原件，大家当然可以断定，到底哪种说法合乎情理，哪种说法歪曲了事实。　　

　　

　　然而我认为比字面上重要的多的是事实，是实际情况。毛主席说：“社会实践以及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和动机的标准”，这我准备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讲。　　

　　

　　首先说思想。我在运动中一直是记日记的（起码从1966年6月到1967年1月），这一时期我的思想里充满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激情，这些都真实地记录在日记中，我的日记记录了我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决心和行动，绝对找不到半点想打人的意思和念头。这也是某些对于我日记感兴趣的人，不敢公布的部分。　　

　　

　　另一方面讲行动。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每个人的行动、表演都跳不过全场广大群众的眼睛。我想全场广大群众也一定会记得以至证明，我，陈风雨，运动中没有打人，而且也没有指使、支持甚至暗中怂恿任何一个人去打人。这点绝对可靠。而相反我在运动中却也尽最大的力量来制止武斗（当然做法和效果并不完全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一切，我是问心无愧的，广大群众也是心里有数的，一小撮人捏造的阴谋正在彻底破产。　　

　　

　　也正因为如此，军管会才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只澄清不检查”的结论。最后希望场有关部门把原件交给群众，以相信群众和不回避矛盾的精神解决问题，因为“有比较才能鉴别”，而且“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　　

　　

　　（口号略） 陈风雨 1970.6.12.　　

　　 七　　

　　

　　应当说所谓“五项反动纲领”很长时期以来，是一个最有蛊惑性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解剖、澄清对于我的本质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篇大字对此产生了不寻常的效果。随后我再接再厉，在　6月16日　继续贴出《给大家的信——关于我在军管会的学习、结论及其它》这篇四千余字的文章内容，在我以前发表的《铁窗冷暖》里已经提及，下面仅就有关结论在此摘录一下——　　

　　　9月23日　我回场前我又问到公安人员，我在运动里的成绩和缺点是七比三还是三比七时，他们回答：“当然不会是三比七，如果是那样我们也不会放你回去。但是你们场文化大革命两年多，情况很复杂，没有经过更多的了解，我们不能作结论。我们只能给你作结论，对于你也只是解决敌我矛盾还是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弄清了，是内部矛盾，其余就不是我们的范围了。至于你在运动中的成绩和缺点，你场广大革命群众更了解你，比我们更清楚，因为你回去还要和大家一起参加革命嘛！”　　

　　

　　关于日记，　9月8日　公安人员说：“经我们研究与分析，从主流和全面来看不是反动日记，但是由于受文艺黑线的影响，在你的日记里有落后的思想，有些也是比较严重的。当然在你后期的日记里，也有毛泽东思想。我们感到你检查批判自己过去的旧文艺思想是对的，但是也应该坚持发扬以后的正确部分。”　　

　　

　　对于所谓“五项反动纲领”。在两次澄清之后，在　8月9日　的谈话，我又提出请他们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说：“这个问题澄清就可以了，有人讲是反动纲领，我们不这样认为，也不必多问了。”　　

　　在这篇长文贴出的当天，我有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起码的标志是，在我贴出第一张的一个来星期里，场里无论是打反办还是整党办都无任何反应）。在深信我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我原计划的“反围剿”目标都已实现时，我在当天的下午就总结这场战役似地，贴出了最后一篇《后记》——　　

　　近期以来，我先后贴出了三四张澄清事实的大字。许多同志热情地看，这当然很好。可是也发现有那么几个人，挤在人群当中不怕阳光照脸，不顾风沙迷眼的忙忙碌碌地在抄我的大字，真可谓不辞辛苦，精神可嘉！但是见此情景，人们也不禁要问：这些人在搞真正的对敌斗争时是否也有这么大的劲头？不过，我的态度是可以表明的：大字写了，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当然也不怕人抄。观点亮出来，就是为了让别人听，当然也不怕驳。不过，为了照顾抄写者的健康，我在留底稿时用复写纸多留了几分，如果你们需要，可来找我。这样可以节省你们一下时间，用来干些有益的工作。不知意下如何？　　

　　

　　根据这次运动泛起的流言蜚语以及某些人否认军管会结论的情况（而且还是在全场大会上），我至今写了四张（包括本文）大字，加上　4月15日　的《四点声明》共五张。内容也没有超过澄清事实、说明真相的范围。对于我在大字中提到的事实和观点，有不同看法，是欢迎讲的；有反对意见，也是可以批驳的。如果把我驳倒了，那我服输；把我驳垮，那我自认倒霉。假如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也不过使大家进一步看清事实罢了。但是，有了争论，尤其是出现了后一种情况，于是就准备给我扣上“干扰运动大方向”之类的帽子也是不妥的。也是扣不上的。因为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发展都不在我这里。这点大家也清楚，可是我似乎还觉得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　　

　　 陈风雨 1970.6.16.　　

　　我的“反围剿”很有效，转过年来查“五.一六分子”我便荣幸地成为“受蒙蔽该醒悟”的人物了。1970年是我文革苦难的终结。而它是用战斗换来的。如同回顾“坏事变好事的”1968年没有感谢，我也一时难给1970年下定论。它已经是逝去的历史了。三十多年过去，回想起自己的大好的青春年华竟然是在“战斗”中度过的。心中难免掠过说不出的悲凉来，特别是看到如今青年的人材辈出和才华横溢，更是生出“生不逢时”的感慨来。但是事情也毕竟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自己年轻时的斗争经历使自己保持了人格的力量，以至后来遇到“生存挫折”的时候，不仅没有倒下，而且保持了信心和尊严。这样说来，也算有得有失吧。　　

　　

　　在这篇文字里，我只是要反映那段实际经历表达自己的伤感和振奋，于是书信、书摘、大字就全上来了，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说是小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想象力（但是比起《铁窗》和《日记》，本篇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略有虚构），更不规范；要说什么“新新闻主义”我也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体裁不大好说，但是我注重的是历史的原汁原味，所以，原文摘录就占了很大的成分，不知这样是可以否获得读者的认同。加之文字素养不高和时间紧迫，更使我有些忐忑不安。总之，多靠读者　和　老师的热情指点了。　　

　　

　　不过，在思想意识方面，自己当时倒是觉得很充实的，令人难忘的中共对于苏共的《九评》很长时期是我们的语言圣经。相信那时期的许多文章都会有它的痕迹。毛泽东语言特色和鲁迅的文风也都是我们心中的楷模，至于学得如何那就是水平了。在编写本文的后半部里，我也时常想起《准风月谈》的后记来。至于勇气，我只提到季米特洛夫在德国莱比锡纳粹法庭质问法西斯的二号人物戈林的印象就够了。　　

　　 八　　

　　

　　最后，再说说何梦。就在我1970“大获全胜”的时候，她已经到了广西，继续做她的小学教师。接到她来信的时候，我们这里的槐花已经凋谢了。听人家说槐花一年开两季，大约八九月份还会再开一次。但是后来我就没有注意过了。我们一直通信，大约过了一年多，由于她调到了新的地方，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1991年的9月，我已经到了社，一天正要去采访，突然就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但很快，听出了是她的声音。我随即改约了采访，和她见了面。　　

　　

　　这是我们那次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屈指算来已经21年过去了。她是到北京去开会——她已经是市级的模范教师了。专程来津看望“老朋友的”。我们在一家快餐厅里见的面，她四十已过，文静依然。只是在风霜感里生出一派干练。她对我的现状感到高兴甚至得意，她说我证实了她的预言。我们谈到了那个夜晚，她说我们都缺乏勇气吧，特别是你。但是送她的两幅画却一直保存，而且成为她女儿学画最早的样板。我们都好象看回放录相似的，重温着那失去的青春时刻。我们都为那时的自己感到激动、温馨和酸楚。我看见了她眼睛的湿润和瞬间的黯然。由于她晚上就要赶火车回去，我们也没有再去土山公园故地重游。（如果我们去了，也说不定会有弥补上次遗憾的可能）更没有机会进一步深谈。只是临走时，我送给了她一包百花出版社出的散文集。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一直保持了联系，甚至还在网上发过邮件。只是偶尔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起当年我们在土山公园的那个夜晚，以及我抄的牛虻给琼玛的那封信里的最后一首诗：无论我死去，还是我活着，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牛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