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网强国社区”看到这个帖子，“ET和UFO”，觉得可以帮助人们纠正某些被故意混淆颠倒的历史，廓清迷雾，准确把握现实，特转过来与大家共享，原帖一字不易，请看：

　　 大跃进”运动，是一个群众参与度极高的社会经济运动，“大跃进”深入开展后，，很多干部，包括高层干部在内出现了机会主义趋向，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 “大跃进” 一经发动，就很快成为一个独立运行的政治经济运动，高理想导致高指标，高指标诱发造假风，造假风导致决策失误，终于使整个运动脱离了毛泽东的预期，并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的局面。

毛泽东在1957年和 1958年初还对“大跃进”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但到了1958年底，毛泽东通过田家英等人的分头调查，已经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他的态度由支持转为担忧，从担忧转为愤怒。他利用一切机会批评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现像。对于有些人提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明确公开的予以批评。“──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 月）──不要谎，不要把别人的猪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谎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人民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然而，毛泽东的话一度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虽然没有人明确反对他，但是大跃进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依旧滚滚向前。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权力运行机制出了问题，中央的指令到不了基层，基层的情况到不了中央，其中县级的官僚主义问题最严重。由于怀疑既有政治体制存在专制霸道、自行其是的问题，在郑州会议以后的几个月后，毛泽东开始连续发出三封《党内通信》。

1959年3 月15日，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党内通信》，要求坚持 “队为基础”，要求“一切改变均须得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同意，不得自上而下地强制提升基本核算单位。”由这封信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正常的政令渠道已经失去耐心，他希望采取更直接的方式，使自已的一些见解直接传达到田间地头。打破决策管道的阻塞状况。

仅仅两天以后，毛泽东又发出了第二封《党内通信》。这种发信频率，足以说明他纠正“五风”的迫切心情。这封信的内容是要求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并且“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以使各种观点正面交锋，以这种方式，使干部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希望“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1959年4月29 日，毛泽东发出了最为著名的第三封信，致六级干部《党内通信》。毛泽东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这封公开信具有的典型意义在于：一是它的交流对象直接到了最基层的党组织，因此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公开对浮夸风敲响了警钟；二是他在这封信中，首次公开阐述了人民群众有权抵制党委、政府的错误命令。等于给了群众一把“尚方宝剑”！毛泽东此举抛开了既有体制，直接指导最基层。这种以个人影响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做法，后来一直被批评者所诟病，也因此被一些人称为“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是 “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