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是怎样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
西方学者是怎样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
徐则荣
【内容提要】针对当前正在肆虐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上都认为，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者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关，是放任自由市场泛滥惹的祸，而国内少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精英”则认为，是自由市场受到国家干预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结果。本文在评述西方学者关于危机产生的原因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周期性的危机就不会根除。所谓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的观点，不符合经济现实。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里斯•哈曼说：“大部分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现在认为，在被打入冷宫30年后，他们重见天日的机会已经到来。”而我国有的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却认为，“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这就是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的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是复活凯恩斯主义的机会，在国内某些信奉新自由主义学者看来，却截然相反地认为是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实际是说，造成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实行放弃了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在这里我们暂不作结论，还是先看看西方学者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学者有些什么看法。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在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的一次对话中，在简单而具体地描述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之后说：“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在大卫•科茨看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有管制的资本主义虽然在本质上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区别，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具有如下特征：（1）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 （2）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非低失业率。（3）社会福利急剧减少。（4）大型企业和政府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劳动市场格局改变，资方完全控制劳方。（5）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6）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
不言而喻，这种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已大大发展条件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会加剧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拉大国际南北之间、国内贫富之间的经济水平的差距，从而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及其派生的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最终演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然而，新自由主义者却迷恋于自由市场万能论，根本看不到放松国家管制所带来的必然发生的上述消极结果。科茨深刻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宣称，如果没有国家的管制，金融市场会更有效率，人们就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回率最高的领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没有管制的市场非常容易发生危机，而且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金融危机会变得更加严重。”接着，科茨又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在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为什么会使金融危机更加严重。他说：“1945—1973年间，在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迫使金融资本尽量把钱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它们被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只能从事指定类型的业务。”然而，在 20世纪 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以后，即在“1980—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样，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因此，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金融衍生品也就越来越多地滋生繁衍出来，而在80—90年代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涌现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创新浪潮。这种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浪潮自然就为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创造愈益成熟的条件和基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2007年的住房次贷危机引发的。因此：“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这就是西方一位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
西方其他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又是怎样看的呢？他们虽然观点各异，可以说，一个经济学家有一个不同的说法，而且一般都不曾像科茨那样能深入地从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特征上去分析，但有的却看出这次危机不仅仅是金融方面的危机，而是把它与生产过剩危机联系起来认识。同时还更有一些学者差不多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对金融和经济疏于管制、放任自流的缺陷视为形成当前危机的重要原因。
著名的左翼经济学者罗伯特•布伦纳更直截了当地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产过剩。他指责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把当前这场危机只简单地当作金融业问题来解释，并说：“深层次的实体经济还是稳固的，所谓的经济基础还是完好的。这种观点最能误导人。”同时纠正说：“导致眼下危机的根源在于1973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力的下降。”为什么会下降？“一个主要的解释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资本投资回率深层的、持续的下滑。……利润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制造业持续性的产能过剩。”“其后果就是，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这样一来既压低了产品价格，同时也减少了利润。”于是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减少厂房、设备和雇佣。……所有这些削减措施最终只会导致总需求长期不振。而总需求的持续萎靡已经成为导致经济长期低迷的直接原因。”应当肯定，布伦纳把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观点是正确的，缺陷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剩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他同时又指出，这个实体经济的虚弱不振与金融危机之间是有联系的。他说：“这两者间主要的联系在于经济为了维持自身运转而不断加深对借贷的依赖与政府为确保借贷的持续进行而不断加深对资产价格走高的严重依赖。”例如，“维持房地产和信用市场泡沫”就是体现这种对资产价格走高的依赖，而要维持高房价和信用泡沫又必须以低利率为基本前提。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再到实体经济的衰退，实际就是这种“依赖”链条断裂的结果，可见，布伦纳在这里已比较深刻地指明了实体经济的衰退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近，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第四届论坛上，意大利经济学家里卡多•贝拉弗尔、约瑟夫•哈里维在题为《明斯基时刻？次贷危机和“新”资本主义》的发言中，对罗伯特•布伦纳上述关于实体经济虚弱与金融危机之间有内在联系的观点结合美国当前这次危机爆发的过程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析。贝拉弗尔和哈里维运用H．P﹒明斯基的经济周期理论来阐明实体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明斯基周期理论的特点是投机泡沫和债务紧缩交替发生，这实际也就成了引发推动这次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这个危机发展的过程与布伦纳的看法一样，是从20世纪80年代就己开始了。他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所谓资本解放运动、货币限制、福利国家解体、全球伙伴之间严酷的竞争引发了强大的停滞主义趋势。”“因为这些政策和竞争使得美国预算赤字大幅上扬，金融活动价格剧增，这既有利于美国的利率级差导致资本流入和美元的重新评价，同时又使美国对外赤字增大。但这后一点（对外赤字增大）由于美元处于全球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对美国经济发展并不是什么障碍。例如，1985年9月22日，美国等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就可冲抵美元美国的对外债务。贝拉弗尔和哈里维还指出正是美元的这种霸主地位，“长期以来日本的经济衰退和欧洲的萧条使得华尔街经济活动的金融资本的集中化变得更加容易。世界上很多金融危机，如 1997年8月的亚洲危机，1998年的巴西危机和俄国危机，使得资本不得不大量涌入美国”，从而使美国可以维持经常的大量的国际收支逆差状态，但一旦政策失当，一种市场非理性的活跃到了一种突发性的状态，“就造成了严重后果”，如“1999年联邦储备突然决定提高利率，导致网络泡沫的通货紧缩。”它会导致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的有效需求增加，“在这种语境中，美国成为全球有效需求的催化剂。”而支持美国国家总收入的因素，在贝拉弗尔和哈里维看来，主要是投资和消费两项。但由于“投资在网络危机后不再强劲。非金融公司实际上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主要出借人。因此，美国促进总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消费。”就个人消费来说，考虑到实际工资在衰落，对于住房和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可以通过增加贷款来实现，同时由于人们对于资产（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期待，于是增加贷款就成为可能。“这种机制集中于金融资产、股票的膨胀，很快就导致价格收益比率出现越来越大的差异。资产收益增长的幅度赶不上资产价格增长的幅度。”这样，银行和金融中间人便通过对家庭贷款实现无限支出，大量信贷透支消费，使“财富效应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时期在所谓新经济下出现的经济泡沫。
然而，经济泡沫毕竟是不能持久的。贝拉弗尔和哈里维指出，在2001年1月网络泡沫危机爆发后，直到2003年，政府赤字大增，超过GDP的7％，而且经常项目逆差也在那个数字周围徘徊。在这种情况下，要刺激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地向家庭贷款，促其消费买房。于是“随着价格上涨和灵活利率抵押贷款政策，房屋成为印钞机了”。美元也就随之贬值，同时也需要依赖于美联储等金融机构和国外美元持有者的支持。他说：“这种纸质金字塔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国外美元持有者的意愿，其中第一位就是中国，要看他们是否愿意为美国的对外赤字提供资金。”这说明，一个意大利学者也认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负债是靠中国的美元储备去支持的。但这种局面也难于持久下去，到2004年联储提高利率以后，次贷危机终于爆发，进而使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都陷入危机之中。“此时，次贷危机就实实在在地成为一场全面展开的经济危机了。”这就是贝拉弗尔结合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爆发过程，对布伦纳关于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衰退之间内在联系的进一步分析。
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针对当前国际金融问题在回答“我们是怎样陷入危机困境的？”时，驳斥了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自由调节能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反对国家宏观调控的观点。他说；“我们从大萧条（指 20世纪 30年代大危机——引者注）中吸取的教训是，市场不会自我调节。……今天，甚至连总统都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政府设法维持经济处于接近充分就业的必要性。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耍了个花招，推广这种理念，即一旦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市场总会有效地分配资源。按照他们的观点，最好的管理，就是根本不要什么管理。”“那么，是否真的不需在微观上进行管理就能使社会宏观经济正常运转呢？他指出，事实是“我们正处于微观经济大规模失败之中。”即由于放弃了对金融市场的管理，使得它们在履行分配储蓄和管理风险这两项关键任务方面“都失败了”，具体表现在有“数千亿美元都分配给了超出美国人支付能力的住房贷款。不是去管理风险，金融市场却创造了更多的风险。我们的金融体系在去做它该做的事情上的失败，其破坏性程度堪比大萧条时期各种宏观经济的失败。”
对于自由金融市场在分配储蓄（资本）和管理风险两方面失败的情景，斯蒂格利茨在2008年9月17 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还作了更具体的解释。他指出，美联储的流动资产（可以低息贷出的金钱）和松缓的规定导致了房产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基于超额估价的资产而做出的融资过度的贷款就成为坏账。而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金融工具的新“发明”，只是隐藏了系统化融资的规模，把风险变得比较不透明。正是这些发明才让这次的经济危机变得比早期的经济危机更加戏剧化。这就是说，近些年来在不受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大潮下，那些创新“发明”出来的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不但不能规避风险，而恰恰相反地把系统化金融风险隐藏得更深，更不透明，以致使当前的金融危机变得比过去金融危机更为戏剧化，更为严重。
为了说明金融自由化必然要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风险，斯蒂格利茨差不多在此同时发表的《命运的逆转》一文中，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以来几次金融危机的历史事实中予以说明：首先是智利在70年代皮诺切特总统上台以后，“受到教条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这种试验结果以灾难告终。……智利现在仍然在偿还因为其不幸而产生的债务。随着1987年（记得黑色星期五，当时股市暴跌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1989年（储蓄和贷款崩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 2001—2002年（安然和世通的垮台）大量问题的出现，人们可能认为，对于让市场自己决定这种智慧，将会产生更多的怀疑态度。”果然，在2002年安然事件曝光之后没过几年，就爆发了当前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而这一连串频发的金融事件，都是与金融自由化，“让市场自己决定这种智慧”分不开的，或者说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必然结果。
这种由新自由主义所引起的上述历史事件的必然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与斯蒂格利茨也持相同观点，只是用了另一些历史事件来做例证。他认为，美国当前这次经济危机是整个近30年未世界危机的一个延续，他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都已经历过了，现在是美国。”意即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和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不仅如此，连美国掌管金融政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前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面对事实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危机的产生与自己对金融业疏于管理、放任自流有关。他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金安全，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以上说明，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甚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者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关，是放任自由市场泛滥惹的祸。而国内少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精英”则认为是自由市场受到国家干预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结果。究竟谁是谁非，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此问题上，当前主要的社会实践就是各国政府采取的应对之策及其效果。
客观的事实已做了明确的回答：这次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快速有力的干预措施。首先是美国参众两院于出2008年2月通过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7月，当“两房”面临破产之际，政府宣布予以接管，并由国会通过成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基金来帮助数百万陷入困境的住房所有者；9月危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时，布什又提出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并于10月3日获得国会通过；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又提出并获得国会通过了7870亿美元的追加救市计划。继美国之后，欧洲各国政府也纷纷效仿。德国政府10月13日宣布拿出4800亿欧元，几乎同一时间，法国政府宣布拿出 3600亿欧元，奥地利政府宣布拿出 850亿欧元，西班牙政府宣布拿出 1000亿欧元，葡萄牙政府宣布拿出200亿欧元进行救市；同时各国政府普遍采取降低利率等措施刺激经济，对付危机：各国政府还通过各种国际会议，以图协调行动，共渡难关，如欧盟15个成员国会议、G7集团会议、G20集团会议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G20集团峰会作出决议：对所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和监督，这就意味着关于当前危机源于自由市场泛滥，因而必须加强国家干预的观点已取得世界普遍的共识。据此现实，却奢谈什么这次危机是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机会，岂不是等于痴人说梦吗？
当然，导致当前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正如上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说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危机必然要周期性爆发的一次表现。因此，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周期性的危机就不会根除。当前各国政府尽管采取干预措施要远胜于执行新自由主义的放任政策，但也绝不能迷信其干预措施能包治百病，更不能一劳永逸地根本消除危机的再次发生，最多只能使其暂时得以缓解而已。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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