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

　　

　　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

　　

　　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话说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其主要课程，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大致规定如左：

　　

　　甲，初级课程：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乙，中级课程：联共党史。马列主义。丙，高级课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丁，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方面经常研究。 戊，军队中应有军事学习课。

　　

　　三、右列课程，可作为初级党校、中级党校、高级党校的一般标准。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得增减伸缩之。在职干部则依其水准及其他具体条件来选择学习课目。但每人同时以学习一门为原则。

　　

　　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应设法翻印中央出版的关于上述各课程的教科书与参考材料，同时编辑各种适合于下级党部用的教材与提纲。

　　

　　五、必须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政权与学校中，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与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知识分子党员，参加干部的自习和教育的工作。

　　

　　六、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须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月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

　　

　　七、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提高其质量，轮流征调干部入学，其因环境关系不能办党校者，必须征调干部送中央、中央局或区党委所办学校学习。

　　

　　八、凡不识字的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必须以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为主。

　　

　　九、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

　　

　　十、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

　　

　　中央书记处

　　

　　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女子大学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延安的作家、艺术家，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的文化工500多人。毛泽东为大会题词：

　　

　　“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吴玉章在大会上致开幕辞，王明作了文化统一战线问题告，张闻天作了文化政策的告。

　　

　　此后，周扬、李维汉、李初梨等人分别作了国民教育、干部教育、边区新闻事业等方面的告;洗星海、柯仲平等11名代表分别代表音乐、戏剧等界发言。

　　

　　冼星海在发言中告了音乐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情况。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份复项英电。

　　

　　此前，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联席会议，决定新四军在遇急变时向浙闽方向发展，并把这个情况告给中央。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乙)陈毅仍应力争江北。(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1月9日，毛泽东开始带病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总结了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他的演讲共分14个部分：1、中国向何处去;2、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3、中国的历史特点;4、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5、新民主主义的政治;6、新民主主义的经济;7、驳资产阶级专政;8、驳“左”倾空谈主义;9、驳顽固派;10、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11、新三民主义的文化;12、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13、四个时期;14、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15、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在讲到“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说到了鲁迅，他说：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在结束演讲时激情地说道：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的讲演十分深刻，请他整理后马上发表。这个演讲最先发表在2月15日《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后来在2月20日，《解放》杂志98、99期合刊登载了此文，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参看《毛泽东选集》)。

　　

　　王明则与大多数人的反映不同，他看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写了一首口语体五律：

　　

　　《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通过了组织新文字委员会、少数民族文化委员会、鲁迅研究委员会等50余项提案，通过了宣言及《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总决议》。

　　

　　会议最后选举了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吴玉章、周扬、李维汉、李初梨、江青、冼星海、柯仲平等97人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吴玉章当选为文化协会主任。

　　

　　1940年初，毛泽东亲自安排3岁的毛娇娇去苏联找她的母亲贺子珍。黄土高原的气候是“夏日热得慌，下雨泥汪汪;冬天透心凉，刮风漫天黄。”这时候的大西北，风还是格外的狂，格外的冷，吹得人们浑身起鸡皮疙瘩，风卷起来的细沙碎石，打在人们的脸上、额头、鼻尖上，像刀割一样疼痛。

　　

　　那天早上，娇娇坐在毛泽东怀里，朱德、康克清带着去苏联学习的朱敏，还有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王若飞的儿子王继飞，同乘一辆轿车向飞机场驶去。

　　

　　机场里满地都是枯黄的杂草，风在呼呼地叫，飞机在轰隆隆地响。娇娇不住地向四周张望，拉着爸爸的手，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

　　

　　这是一架苏联的轰炸机，几个孩子看见这个庞然大物，竟然忘记了寒冷，一个接一个往飞机上爬。娇娇松开爸爸那温暖的大手，也跟着他们高兴地往飞机上爬。

　　

　　此时的娇娇根本不懂得离别的悲伤，也不知道离开爸爸后会孤独，会恐慌，只一味地跟在大哥哥大姐姐后面，在飞机上东摸摸西瞧瞧，感到好玩极了，和大孩子们一样开心地笑着。

　　

　　毛泽东、朱德、康克清把孩子们的行李放好，悄然离去。飞机舱门也慢慢关上了。娇娇觉得飞机一阵颠簸，等她明白过来，飞机已腾空而起。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爸爸呢他坐在哪儿呢左瞧右瞧，都没有找见爸爸。她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坐在朱敏身边。

　　

　　这架飞机转到甘肃、新疆，最后到了苏联莫斯科。当有人把娇娇来苏联的消息告诉贺子珍的时候，贺子珍摇摇头，根本不相信。

　　

　　“莫逗嘛，她怎么会来”

　　

　　贺子珍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也许是真的。当她见到娇娇的时候，一把就把娇娇搂在怀里，问着，亲着，亲着，问着：

　　

　　“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娇娇。”

　　

　　“娇娇干什么来了”

　　

　　“来找妈妈呀。”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

　　

　　“我把娇娇带来了。”

　　

　　贺子珍激动得泪流满面，哽咽着说：

　　

　　“娇娇，我的孩子，我就是妈妈呀!”

　　

　　娇娇也紧紧搂着她，哭喊着：

　　

　　“妈妈!妈妈!”

　　

　　离别两年的母女，终于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聚在了一起。毛娇娇也见到了亲她爱她的大哥毛岸英和二哥毛岸青，一家人虽说是在异国团聚，其乐也融融。

　　

　　1月15日，毛泽东在庆祝吴玉章60寿辰时发表了讲话，他说：

　　

　　“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就太多了，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60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40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终于不变，这是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人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饥饿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定性。”

　　

　　1月15日晚，毛泽东起草并发出“八路军将领致林主席蒋委员长等电”，全文如下：

　　

　　重庆国民政府林主席，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行政院蒋院长，孔副院长，监察院于院长，立法院孙院长，考试院戴院长，司法院居院长，覃副院长，国民参政会诸参政员先生，中央党部各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西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程主任钧鉴：

　　

　　据，政治部陈诚主任在韶关演说，有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事之真实与否未可知;然自汪精卫倡言八路军游而不击以来，好事人四方传播，竟以此为破坏职军信誉，破坏国共团结之口号，陈主任贤者，可信其不作此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然职军将士闻之，未免寒心，愤慨之情，殊难禁遏。仅以八路军抗敌所及，东至于海，北至于沙漠，可谓处在国防之最前线。敌国来华40个师团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者17个师团，占全数五分之二以上。两年半中，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尝后退一步，归绥、大同、张家口、古北口、北平、天津、烟台、青岛、徐州、浦口、南京、镇江、无锡、芜湖，离城十里八里即飘扬我祖国国旗者，始终是八路军新四军。两年半中，我八路军伤亡达10万，而敌伪伤亡则达20余万，我军俘虏敌伪达2万，缴获敌伪抢枝达4万。全军22万人，月饷不过60万元，平均每人每月不过2元7角2分。而币价跌落，实值15万元，则平均每人每月不过6角7分，全国无此待遇菲薄之军。有二三千人而升级为军者，有七八千人而升级为集团军者，我八路军则至今3个师，始终不予升级。八路军对于国家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毁谤之来，则为游而不击，谓发动民众为非，谓实行三民主义与抗建纲领为非，谓恢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为非，谓培植民众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为非，事之可怪，未有过于此者也。冰天雪地，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然而奋战未尝少懈，执行上峰之命令未尝少懈，遵循人民之指导未尝少懈，八路军之于国家于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一切怨毒之矢，不入耳之言，则集中于八路军，奇冤大辱，又有过于此者乎我八路军在晋绥，在河北，在察热，在山东，收复沦陷区，建立根据地，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天经地义，至迫切，至正当也。而论者谓为非是，必欲破坏之。昨日败军之将，丧地之官，望风而逃，唯恐不及者，今日貌堂皇，声罄款，戟指而骂，挥军而进，从八路军阵后打入亦谓之“收复失地”，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游击队，取消我民众团体，杀戮我工作人员，百端磨擦，必欲同归于尽而后快，古今之奇事怪事，又有奇怪于此者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之后方也，区区23县，至今不予法律上之承认。且点线工作布于内，大军包围发于外，今日袭一城，明日夺一县，亦谓之“收复失地”，更谓之“打倒伪边区”，“消灭伪八路”。警纷传，后方不固，磨擦事件，百次千回。而我前线犹死撑硬打，一步不退，八路军亦可谓无负国家民族矣。咸榆公路，陇海铁路，八路军必经之通线也。三民主义青年团，拦路劫人。特务机关，关卡林立。凡赴八路军之青年，一概阻拦，设立招待所，谓之“唤醒盲从八路者”。抗大学生，无走路之自由权，一经被劫，再无踪影。勒写悔过书，绑入干训团。青年何辜，遭此荼毒。甚且盗窃八路军车，伪造八路军护照，物证具在，可以复按，如此例他，他可知矣。此等行为，伤国家之体制，毁中央之尊严，法纪坠地，遗笑万邦，其不可为训，亦彰彰明矣。特务机关，恣意横行，勾引八路军与共产党人员，立有赏格，上级200元至300元，中级150元至200元，下级40元至100元。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厉行破坏，则用无数万之金钱。在湖南则有平江惨案，在河南则有确山惨案。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不足，继之以《对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又不足，再继之以《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开训练班，上磨擦课，“限共”“溶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山雨欲来风满楼，意者又将重演10年前之惨祸乎然而我八路军历千辛，冒万苦，忍辱负重，不敢告劳者，大敌当前，抗日第一，为国家民族负责，寄希望于光明之前途也。抗战两年半，全国事实昭示，军事有进步，政治无进步，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土豪劣绅，作恶无尽，彼辈发国难财，吃磨擦饭，黑暗重重，屈指难数。而官官相卫，壅于上闻，此亡国之气象也。古人有言，“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今且污辱及于苦战之军，纷扰及于后方之地，阻挠及于交通之途，此而隐忍，则国家民族危矣。凡此将士之呼声，德等未敢充耳不闻，默然不告，诚以如此下去，绝不利于抗战，绝不利于团结。再四思维，惟有请求钧座派遣陈主任诚，亲临前线，实地考查，究竟伤亡几人，俘获几事，复地几里，攻战几回，后方之纷扰几端，道路之阻挠几次，俱可一览了然。陈主任贤者，维护前线将士之心，至深且切，必不惮于一行。德等恭候莅临，如旱望云，如饥望岁，钧座一纸派遣之令，陈主任欣然命驾必矣。如此则流言可销，诬谤可止，纷扰可靖，阻挠可息，奸人可以敛迹，正气可以伸张，而前线与后方团结一致，抗战之胜利可期矣。所有请派陈主任诚到前线考查职军情形，以雪冤诬，杜磨擦，固团结而利抗战一节，敬谨上呈，是否有当，敬祈裁决示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第115师师长 林 彪 副师长 陈 光 政治委员 罗荣桓

　　

　　第120师师长 贺龙 副师长 萧克 政治委员 关向应

　　

　　第129师师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政治委员 邓小平

　　

　　晋察冀军区司令 聂荣臻 冀中纵队司令 吕正操 政治委员 程子华

　　

　　山东纵队司令 张经武 政治委员 黎 玉

　　

　　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新市沟举办了综合性的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毛泽东亲自担任展览会名誉主席。

　　

　　这次展览分为边区概况一览、农业和工业3大部分，其中农业部分是这次展览中最丰富的内容。展览显示：边区种植面积呈上升趋势，1936年耕地面积仅818.630万亩，到1939年扩大到1004.019万亩。十几个重达30多斤的南瓜引起了群众的浓厚兴趣。洋芋、白菜、萝卜、番茄、木耳、金针等也出现在展览会上。南方的丝瓜、茼蒿以及美国玉米都已经试验成功。

　　

　　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和边区领导人参加了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开幕式。毛泽东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同志们：

　　

　　这个农展会，我还没去看，好不好还不知道，但我听到说还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过的，今年比去年更是好，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姓的拥护，做出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做出来的，我们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求进步。这是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的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我们边区有23个县，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有些摩擦分子，派了兵来一打，打过我们几个县，这是不行的。你们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们讲一讲，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吃了摩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有许多同志，还有张先生及蒙古同志，我们大家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摩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摩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的窝子摩擦。

　　

　　1月19日，毛泽东委托王稼祥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及东南局的《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项英同志并转东南局各同志：

　　

　　一、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3连人发展到12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9000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10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

　　

　　二、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是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那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

　　

　　三、在全国未公开投降以前，即现在的抗日反共局面继续下去的形势下面，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发展必然会引起磨擦，但只有发展力量，给磨擦者以反打击，给武装进攻者以反攻，才能巩固自己，坚持阵地和克服投降危险，反磨擦就是反对反共派投降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促进分裂而是延迟分裂，阻止分裂，延迟投降，克服投降的有效办法，如不斗争，不足以巩固统一团结和坚诗抗战。

　　

　　四、皖南即不能再调部队过江到皖北，我们同意不再调，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五、同意4、5支队归中原局指挥，但在苏北扬州一带的部队，则仍归项英陈毅同志指挥。

　　

　　中央书记处

　　

　　1月25日，毛泽东就与国民党谈判条件不能让步问题为中央起草复南方局指示电：

　　

　　南方局并告北局：

　　

　　来电悉。中央前电所提边区扩军等各条件都是最低限度的，正当的，合理的，不能再让步，在彼方军事限共到处发展情况下，稍一让步，即可造成彼方向我进攻的机会，故如彼方能迅速承认我方所提各点，则可照此解决，否则，我们须考虑增加扩军数与经费数，并以晋察冀鲁4省及豫东、皖北、苏北全部划为我军防地，方于抗日有利。边区问题在目前形势下，不仅23县不能少，而且须考虑增至28县方能巩固后方，否则，敌在华北、西北之军事磨擦将无止境，抗日阵地将大受破坏也。

　　

　　中央书记处

　　

　　1月2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励。”

　　

　　1月27日，毛泽东以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电文的大意是说：虽然陈士榘支队被攻，吕梁山八路军兵站线被消灭，八路军伤兵被残杀，晋东南7县八路军军政人员被残杀70余人，但八路军仍愿意调停新旧军之间的冲突，恢复山西团结抗战局面。

　　

　　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

　　

　　(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

　　

　　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2月1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2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1月2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书记处《关于晋西事变经过及解释方针的指示》：

　　

　　甲、去年11月间进攻晋西之敌忽然自动撤退后，顽固分子陈长捷、王靖国等在阎锡山指挥下，即动员4军47个团有计划地进攻新军。11月29日陈长捷之61军包围驻在隰县黄土村之第6行政区专员公署及独立2旅，激战终日，政治主任韩钧率部突出重围。12月3日王靖国之19军在永和将新军196旅旅长白汉三扣押，同时向该旅进攻，白旅损失过半，余突出与韩钧会合，同时6区之保安旅209旅，因受旧军进攻与韩约会合，共11个团向晋西北撤退，途中激战数次，双方均有损失。

　　

　　乙、驻晋西北之赵承绶骑兵军郭宗汾之33军亦同时向晋西北新军进攻，晋西北之新军仓卒应战，但甚勇敢，旧军不支退至离石以南，现新军共约20团集中于晋西北。

　　

　　丙、13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到晋东南后，秘商得中央军之同意进攻新军，并用武力解决第5行政区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12月9日由中央军93军刘戡部援助将沁水县府解决，击毙3、5两区长。陈铁军之83师陈武部将阳城县府解决。47军李其相部将晋城县府包围，激战4小时，缴去保安队公安局枪共400余支，死伤百余人，3科科长敲击毙。19日14军彭毓斌部将壶关县府解决，县长洛洪章被枪决。21日40军庞炳勋部将陵川县府解决。26日27军范汉杰部之46师将高平县府解决，27军又将5区专员公署解决。除新军共被解决两团外，各县政府职员牺盟会及群众团体工作人员被惨杀者500余人，八路军干部被惨杀70余人，现旧军仍在准备联合中央军向第3行政区进攻中。

　　

　　丁、当旧军进攻新军时，日寇在晋西南地区与旧军配合行动，并援助旧军粮食子弹。在双池镇日寇送给旧军大宗慰劳品，陈长捷部在兑九峪与日军互通电话并帮助日军招兵。19军王靖国部即委隰县汉奸维持会长为正式县长。郭宗汾军长对军队讲话云我们当前敌人是新军和八路军，我们向新军进攻时不必顾虑日军，他们不打我们并且还帮助我们。赵承绶电云现新军反攻如援军不能即到，我只有求第三者援助(指离石柳林之日军)。闻汪派人到太原向山西活动已非一日，阎曾派副官冯玉昆往返太原接洽，山西伪省长苏体仁曾亲到临汾与山西旧军方面联络，此等勾结敌人破坏抗战之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戊、新军态度为拥阎抗日讨伐叛逆王靖国、陈长捷等，直至现在新军行动仍向阎告并请示，只是要求坚持抗日，惩办向新军进攻的祸首，并恢复牺盟会及群众团体组织，抚恤被杀人员家属等，并无叛变及不法行为。

　　

　　己、我们对山西内部冲突始终采取调停态度，希望旧军停止进攻保全新军，继续实行阎之十大纲领，反对自相残杀。当冲突之始，彭德怀同志曾亲赴秋林向阎痛陈自相残杀对抗战之害，至今我们曾屡次向阎建议愿帮助调停和平解决，但我驻晋西南之陈士榘支队因被旧军进攻，卒不及防，致伤亡数百人，不得已现已撤至晋西北，旧军并截断我兵站线，杀死我伤兵百余人。

　　

　　庚、各地对外解释应揭破旧军首领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4人自退出临汾后，一年半以来已事实上停止抗日，带领整个旧军躲在后面，在同蒲线抗日者均是八路军，新军。去春秋林会议以来，旧派积极反动，到处破坏新军牺盟及一切进步事业，反共反八路军，两个月以来，竟走到积极帮助敌人举行公开内战。新军之自卫行动完全是正当的。现旧军已占领整个晋东南及晋西南之一半，而中央军则积极援助之，八路军陈支队亦被旧军驱出晋西南，山西全境共产党被惨杀者在5000以上，如不设法制止，抗日前途是危险的。

　　

　　中央书记处

　　

　　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说：

　　

　　“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

　　

　　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武装自卫反顽进攻的指示》，他写道：

　　

　　朱彭，杨，刘邓，并告朱徐，陈罗(朱瑞、徐向前，陈光、罗荣桓——笔者注)：

　　

　　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他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应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全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的汉奸”，“打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此方针同样适用于山东，望山东亦坚决这样做。

　　

　　中央书记处

　　

　　1月3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致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的《关于晋西事变后晋西北当前工作任务的指示》，全文如下：

　　

　　贺、关、甘及省委各同志并告朱，彭、杨：

　　

　　你们须在最短期间内，完成下列各项任务：

　　

　　甲、肃清晋西北全境的反动武装及反动官吏。目前主要注意河曲、保德、偏关及杨集贤之雁北全区直达平绥铁路。你们须指定可靠军政人员，率领必要的武装(以决死队及一部八路军临时混合编制而以决死队名义出之)限时向北完成此项任务，否则高双成、马占山、傅作义有乘机侵占可能，但你们对高、马、傅3部应取友好态度，力避冲突。高双成在保德部队，如不愿退，应让其暂驻。

　　

　　乙、完成决死队的整理补充，提高其战斗力。

　　

　　丙、完成政权的改造，从晋西北行署起至乡区机关止，均须掌握在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手中，建设真正的抗日人民政权，各级政府须根据民族革命十大纲领颁布具体切实的施政纲领，并认真实行之。

　　

　　丁、整顿牺盟会，发动最广大民众加入，牺盟会要能够真正解决民众痛苦问题，要经过牺盟会在全境人民中普遍宣传赵承浚，王靖国，陈长捷、孙楚等投降叛变分子的罪恶，造成反投降、反汉奸与拥护决死队、八路军的热潮。特别注意迫近汾离公路一线的群众工作，准备南下讨逆的群众条件。

　　

　　戊、完成120师与决死队南下讨逆的一切军事上、政治上、技术上的准备，这个准备工作要在2月15日以前完成(但究竟是否南下与何时南下须待那时决定)。

　　

　　己、制定全境财政经济计划，并经过政府迅即发布春耕运动命令，务使不失农时。

　　

　　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

　　

　　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3万军民举行讨汪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题目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演讲。他说：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日本灭华的方针是坚决的。汪精卫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还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制造磨擦以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气愤是应当的，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对各部分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我们党的政策是两条：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其目的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政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气，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大会发表了由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一份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通电中说：

　　

　　“2月1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通电中所列“救国大计十端”分别为：“一曰全国讨汪”;“二曰加紧团结”;“三曰厉行宪政”;“四曰制止摩擦”;“五曰保护青年”;“六曰援助前线”;“七曰取缔特务机关”;“八曰取缔贪官污吏”;“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十曰实行三民主义”(详细内容请参看《毛泽东选集》)。

　　

　　通电最后说：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实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甲、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抗战方向两方面展开日益明显日益严重的斗争。由于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就使得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阻力，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阻力，全国人民的阻力，日本灭华的坚决方针，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内国际的条件，就使得投降与举行全国的反共战争甚为困难。由于这两方面的情况，就使目前抗日进步势力和投降倒退势力形成了一个严重斗争的局面。双方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时局的好转，或者是时局的逆转。但好转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如有正确方针，加上全国的努力，是能够改变目前局面，争取时局好转的。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如果以为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只是一个逆转的前途，因而不去力争好转，只是消极地准备对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乙、最近日汪协定的披露，伪中央政府的准备成立，与蒋介石反汪宣言的发表，给了国内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一个新的打击，又给了抗战派联共派与进步派一个新的推动，这是对于争取时局好转有利益的。但是目前投降倒退势力不但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且有更加猖獗的可能，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还会继续发生。这是由于以汪精卫为首领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国内投降倒退势力相呼应，而抗日进步势力一时还不可能迅速团结起来去克服投降倒退势力的原故。蒋介石宣言强调了抗战，但没有强调团结与进步，而没有全国的团结与进步，则坚持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克服逆转可能，争取时局好转，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而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事变)，仍应提起高度的警觉性。

　　

　　丙、为了力争时局好转，克服逆转危险，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坚决执行下列的10大任务：

　　

　　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明确与具体地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骤。

　　

　　第二便要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组织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地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

　　

　　第三便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

　　

　　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

　　

　　第五便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

　　

　　第六便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

　　

　　第七便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对一切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必须加以坚决地打击。对一切暗藏在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必须加以肃清。

　　

　　第八便要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没有这种军队，中国就会亡国。

　　

　　第九便要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

　　

　　第十便要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解决抗日救国的任何重要问题。

　　

　　如果能坚决地并具体正确地执行上述10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强固抗日进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击破大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抗战与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丁、目前宣传鼓动的口号是：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汉奸汪精卫;三、拥护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四、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五、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一切反共的汉奸;六、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七、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抗日民主政权;八、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九、人民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十、发展民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良工人生活;十一、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汉奸反共派顽固派的阴谋破坏;十二、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三、发展抗日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十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2月3日，毛泽东发出由他起草的《参政员毛泽东等为“华北视察团”事致国民参政会电》，全文如下：

　　

　　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诸先生勋鉴：

　　

　　近顷以来，此间迭据告，陕甘晋冀豫等省特务机关通令所属，略谓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行将莅临，主要任务在于搜集材料，证明此数省磨擦事件之发生，其咎均在共产党八路军与陕甘宁边区。然后复返后方，向当局建议处理办法。并在下届参政会中提出议案，实行取消边区与八路军之特殊化，并乘机打击共产党。着各地特工人员，注意搜集材料，并配合党政军各机关，准备欢迎视察团，务达上项目的等情。鄙人等以事属离奇未敢置信。顷接尊处电示，始知果有视察团之组织。复查此视察团之团长团员不仅无一共产党参政员被邀参加，且连第4次参政会中提出组织此类视察团之原提案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诸先生，以及素以老成硕望公正无私著称之张一麟、黄任之、江悟源、张表芳等诸先生，亦无参加，在全体团长团员中，除在二届参政会中，因发拥汪主和谬论而与共产党参政员及坚主抗战诸参政员发生剧烈冲突之国社党员梁实秋及国家青年党员余家菊两君外余皆国民党一党之参政员同志。由此等人选所组成之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收材料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该团之与特务机关配合行动，尤属事有必至。犹忆前年12月间，张君劢即曾著论主张取消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特殊化及取消共产主义。未几，汪精卫发表艳电，竟倡言反共。设该视察团之目的与汪张无殊，尽可以汪张文件为蓝本，在渝作出大文，撰成提案，何必当此朔风凛疾之际，冒此严寒，多劳往返。如以为非有实地视察之名，不足以收牢笼社会视听之效，则以此等有特殊关系之人物从特务机关手里收集向壁虚造之材料，写成一本二三十万字之视察告书，痛骂共产党一顿，谓即足为反共限共溶共之法律根据，则亦仍属可笑之事。盖国内政治问题，原只能从合理之政治原则获得解决，岂有卖弄玄虚，而能真正解决问题者乎。或曰，你们共产党所云，未免估计不当，该视察团此行，盖十分正大光明，毫无腌脏龌龊之心理，其任务在于维系两党合作，立于团结与进步基础上，共谋边区等事之合理解决也。若然，则鄙人等所言幸而不中，而国事实获进步之益，鄙人等当于该回来延安时，准备以陕北特产之小米饭高粱酒，接待诸参政员同人，与之对雪举杯畅论团结救国之大计，决不至慢待嘉宾也。敬祈贵处代为转达为荷。此复，敬颂勋祺。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毛泽东 陈绍禹 林祖涵 吴玉章

　　

　　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自然科学界和各机关、各学校的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在成立大会召开前夕，于光远和屈伯传曾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向他汇延安自然科学办公室筹备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情况，请他参加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作告。

　　

　　大会开始后，首先由筹备人员致开幕辞，告研究会的筹备情况;宣布由吴玉章担任研究会会长，于光远、李苏、阎沛霖、孙鸿儒、屈伯传、丁仲文等7人为驻会干部。

　　

　　大会推举蔡元培、曹菊如、饶正锡、李强、马海德、李世俊、祝志澄、傅连璋、刘景范、周扬、陈康白、屈伯传、武衡和于光远为名誉主席团和大会主席团成员;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名誉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研究会发表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

　　

　　陈云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

　　

　　陈云正讲着，见毛泽东来到了会场，便很快结束了自己的话。与会者们热烈欢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站起身来，发表了即席讲话。

　　

　　可惜他这个讲话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会后，《新中华》只刊登了讲话的一段摘要。后来，《新中华》在3月15日刊登的《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则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讲话内容。毛泽东说：

　　

　　“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改造社会是更好的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不研究自然科学，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2月7日，毛泽东为《中国工人》月刊创刊号撰写了一篇既通俗又言简意赅的《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工人阶级》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这个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一个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办得好。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说：

　　

　　“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各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

　　

　　指示介绍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后方守备部队1939年的生产成绩：

　　

　　“平均解决了两个月的粮食，一套夏衣，全部冬季鞋袜。给养大大改善，大部能维持菜蔬肉食，商业利润除总合作社外，全部约在12万元以上。使机关部队学校在物质艰难状况下，解决了可能和必须解决的困难，弥补了公费的短绌。”

　　

　　指示中还说：

　　

　　“现当阳春开始，应就这一经验在前线部队中广泛开展起来。”

　　

　　2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及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全文如下：

　　

　　朱、彭、杨、贺、关、聂、彭、吕、程、萧克、刘、邓、朱、徐、陈、罗、雪枫、胡服、项英、陈毅：

　　

　　甲 情况：一、日本对华方针依然非常强硬，除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资产阶级外，欧美派资产阶级现时还不愿意接受日本灭华的条件。二、欧战产生后，远东慕尼黑会议无迅速召开之可能，美日间矛盾还很大。三、苏联对中国影响日益增大。四、我们的强硬态度，使顽固派渐感棘手。五、国民党中除投降派顽固派外，多数不愿举行反共的战争。六、中产与小资产阶级不满一党专政，不愿反共。以上是国际国内的的一般情况。七、敌人在华中华北困守堡垒，多次扫荡均归失败。八、敌人与中央军同时进入广西，广西派深感地位危险，因此可能在皖、鄂两省对我减轻摩擦。九、自新军在晋西北完全胜利，在晋东南部分胜利后，阎锡山的投降倒退，受了一个打击，可能稳定于一时。十、自候如墉等投降派被我们消灭后，朱、鹿(即朱怀冰、鹿钟麟——笔者注)顽固派已感恐慌，南移至英河北岸，企图与庞炳勋、丁树本、石友三、高树勋打成一片，由南向北摧毁我直南及直豫边根据地，隔断我山东、河北之联系，而石友三业已完全变成汉奸。十一、韩德勤、沈鸿烈两个顽固力量日弱，绝无好转可能。十二、自我在陇东5县、绥德5县及富县取强硬政策后，顽固派气焰业已稍杀。以上是华中、华北、西北的具体情况。

　　

　　乙 任务：根据上述情况，我应坚持中央的一贯的方针，并坚决执行中央2月1日政治决定，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而这一任务是能完成的。

　　

　　丙 部署：为达上述的目的，我之部署应如下：

　　

　　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2万至3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武沪、沪杭、苏嘉3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3万至5万。

　　

　　二、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

　　

　　三、胡服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4、5两支队应由1万扩大到4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

　　

　　四、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3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

　　

　　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4万。

　　

　　六、陈、罗、徐、朱将陇海路以北老黄河以南化为巩固根据地，扩大军队至15万，坚决消灭沈鸿烈，坚决建立政权，造成华中与华北的战略枢纽。

　　

　　七、刘、邓坚决消灭石友三及一切反动派，决不让朱、鹿顽固派稍微猖獗，将整个直南豫北化为巩固根据地。

　　

　　八、晋东南是持久战争，朱、彭、杨直接指挥该区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目前应确实巩固现有的根据地，有犯我者不论何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此原则适用于任何地方)，同时对旧军暴动区域实行部分的反击，保证对洛阳的交通线。

　　

　　九、聂、彭、吕、程确保五台、冀中两大根据地，深入各方面建设工作，造成敌后的模范，将各种建设经验送来中央及北局，转输至各地。

　　

　　十、萧克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准备进一步向辽宁。

　　

　　十一、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战略枢纽，中央给予直接帮助。

　　

　　十二、对晋西南暂时只发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争。

　　

　　十三、陕甘宁边区在中央直接指导之下，总方针是将23县全部民主化，造成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有进犯者，不论何部彻底消灭之。

　　

　　十四、对扩大军队，在猛烈扩大的总原则下，在晋、冀、察、绥等省以巩固为主，从巩固中扩大中，巩固之。任何军队至少须有五成枪，力戒人多枪少浪费干部与经济力。

　　

　　十五、收集大量智识分子参加军队，信任他们，坚决打破排斥智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使智识分子工农化，抽调大批老兵、老干部进学校，使工农干部智识化。江南、皖南、皖东、苏北、淮北、鲁南、胶东、冀中、晋西北9地，须各办一个抗大分校，各办一个规模完备的印刷厂，各出版一个日版或3日，晋东南及晋冀察边区两印刷厂须更扩大提高，贺、关应在晋西北办一个好印刷厂，出版日版或3日，延安两印刷厂须更加扩大。大大发展军队与人民中的革命文化运动。

　　

　　十六、所有各根据地均以自力更生为主，把外援看做偶然性。

　　

　　十七、所有各根据地均以陕北、五台山两根据地为模范，各地均需学习陕北与五台山，按照自己特点而发扬光大之，陕北与五台山有输送经验给各地责任。

　　

　　十八、以上任务限于一年内完成之。

　　

　　丁：完成上述任务，依靠坚决消灭敌人及一切向我进攻之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但同时还依靠向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猛烈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极力孤立反动派，以便消灭之，极力团结进步派与之长期合作，极力麻痹中间派使之不为敌助，团结一切比较进步分子，争取一切抗日智识分子，政权机关中不要排斥进步的中产阶级与进步士绅，在根据地上要发展广大的有组织的抗日自卫军，一切抗日人民均应使其加入自卫军。

　　

　　中央及军委

　　

　　中央及军委指示中提到的石友三，笔者需要在这里做个交代：

　　

　　此前，在2月9日，八路军冀中、冀南和冀鲁豫部共17个团，由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已经在平汉路东发起冀南战役，反击通敌反共的石友三部。

　　

　　早在1月间，石友三部先后将第129师东进纵队两个连、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又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及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清河县大队大部战死。

　　

　　第129师为了自卫，决定趁顽军朱怀冰部南撤、高树勋部尚在卫河以东之际，集中冀南，冀鲁豫、冀中军区部队，歼灭顽军石友三部及孙良诚部于卫河以西地区。2月9日这一天，第129师命令宋任穷、程子华率领参战部队追击与堵截南撤的朱怀冰部。2月11日，青年纵队第771团、冀南军区特务团等部在清河以西之狼窝消灭孙良诚部1个团;东进纵队第2、第3团及冀中军区第23团于威县东北之史家庄、枣科一带，与石友三部暂编第3师激战，歼其两个营;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先造纵队、筑先纵队各1个团及第386旅第4团在清河西南中兴集一带，与石友三部第181师激战终日，阻滞其撤逃。接着，八路军参战各部将顽军主力包围在威县东南下堡寺、马呜堂、窑安镇地区，并发起猛攻。2月13日，孙良诚部3000余人突围南撤，逃过卫河进至南乐地区。石友三部连遭围攻，伤亡惨重，于2月15日夜突围西逃。东进纵队主力、青年纵队之第771团与冀中军区赵谭支队等部，立即沿顽军左右两侧平行追击。

　　

　　此时，日伪军由河北广平、丘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出动3000余人进至广平、丘县间地区，向八路军进攻，以掩护石友三部。石友三部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向清丰东南地区撤逃。战至2月18日，八路军参战部队停止追击。此役共毙伤俘顽军2800余人。

　　

　　后来在1940年4月间，石友三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受石友三节制的结义兄弟、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树勋部，二人矛盾激化。11月间，高树勋见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便与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策划谋杀石友三。12月1日，高树勋请石友三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友三前往濮阳。石友三率1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热情款待。不一会儿，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借故离去，4名卫兵突然闯入会议室，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将他架走。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其活埋在黄河岸边。

　　

　　石友三一生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曾先后投靠继而又背叛过多人，其中有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还有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时人称其为“倒戈将军”。这一狡诈之徒，没想到最终竟死于自己的拜把子部下之手。这才是：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丢了卿卿性命。”

　　

　　再说2月10日晚，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一周年纪念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他写道：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究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摩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攻新军、摧残牺盟和残杀进步人员，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反对讨9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第2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2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滕代远：

　　

　　朱、彭、贺、关、滕：

　　

　　甲、据南方局电，叶剑英见程潜，程表示如下：关于山西问题，阎对新军认为是纪纲问题，不能不讨伐。但中央对新军不能照阎的办法解决(即进剿)，只能把新军调开山西使之立功，将功赎罪。由中央给经费，不归八路军，因八路军亦无经费。已电朱德转告新军，嘱其派人来行营商议等语。

　　

　　乙、此间用萧劲光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斗争，并愿派人见阎，阎回电辩护其讨伐新军及攻击陈支队之不得已，但无坚决不能调解之语气，对八路军亦无强硬语气，对派人见闻谈判则云，我并不拒绝，如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等语。

　　

　　丙、我们意见：1、阎在中央分化政策下，可能与新军成立妥协。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中央指挥，因为这些都是不利的。2、如朱彭接到行营电，即转告新军领袖，要他们把行营的电通知阎，表示新军仍旧拥阎，不超过阎而与中央联络，新军绝不宜派代表到行营或重庆去商议。3、与阎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而新军领袖则用电与阎联络，表示希望新旧军恢复团结，共在阎领导下一致抗日。电中只提此种愿望，不提处罚陈长捷等条件，语气须和缓些，放诚恳些，使阎面子上过得去，方有转弯余地，使阎与旧军觉得有希望，以利萧劲光前去谈判。4、于涛可留他在行西北住两星期，那时如有用他之处，再决定要他去秋林。5、新军内部之团结，特别重要，梁化之屡次放出空气，新军3月内必有分化。此事请你们严重注意，新军应当独立自主求生存，求发展，八路军应多给以帮助。

　　

　　毛 王

　　

　　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

　　

　　二、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可依自己的环境和能力办理以下几种党校和训练班：甲、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乙、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丙、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

　　

　　三、中级党校训练时间由半年至1年，区级党校3个月至6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2星期至2个月，可根据当地情形来决定。

　　

　　四、党校课程可依学生程度并参考本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之。

　　

　　五、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因此整个党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均应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

　　

　　六、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党校各种组织形式、会议以及课外活动，均应力求简单，以保证学生每日有8小时的学习时间，使学生在此时间内多多读书，而在此时间外，能多多休息。平均每日上课一次，约3小时，其余为自修时间。每周上课5次。

　　

　　七、教学方面，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以达到学生对所学的功课真能切实懂得之目的。

　　

　　八、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小组会的集体研究只是帮助个人学习的辅助办法。自习为主的原则，无论低级和高级班都是适用的，但低级的班应取得教员的帮助。对于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生，应引导与帮助他们去直接阅读与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

　　

　　九、党委必须慎重地选择教授人才，学校中须有必要的专任教员。学校所在地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到学校作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在教员力量一般缺乏的现在情况下，可采用各班合并上大课的办法。

　　

　　十、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为了这个目的，学校可专门指定一天为党日(每星期内5天上课，一天党日)。

　　

　　十一、以学生程度及上述教学诸原则，学校应制定教育计划及教授提纲经当地党的领导机关审查之。

　　

　　十二、党校内部的领导组织可采取党与行政合一的制度，校长由党委的负责人兼任，校长下设一总支委管理校内一切日常工作，总支委可分设教育科(管理教务)、组织科(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总务科。党委须派一得力干部担任总支书记。各班可成立一个支部，支委人数可依班的大小决定之。总支委及支委的基本工作，均为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

　　

　　十三、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

　　

　　十四、对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学生，首先应以消灭他们的文盲为主要的任务。只有在能看普通文件或普通信件识字近1000者，才能称为文盲之消灭。

　　

　　十五、为了培养更高级的干部，各地党的领导机关须有计划地尽可能地派送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到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

　　

　　十六、以上办法一般适用于抗日民主的地区，在沦陷区及国内顽固分子、反动分子、反共分子的统制区，则应依照秘密工作的条件来办理短小精干的干部训练班。

　　

　　中央书记处

　　

　　2月20日，延安宪政促进会宣告成立，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他说：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11月12日召集了国民大会(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笔者注)，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

　　

　　2月20日晚，毛泽东为薄一波起草了致阎锡山的电稿，他是这样写的：

　　

　　长官阎钧鉴：

　　

　　3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接着，他在电稿下面又指示薄一波、续范亭等人说：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使阎及旧军好转弯。待萧劲光去谈判时，再与阎磋商条件。如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等。此电只用薄一波出名，续范亭也可打同类电去。如阎同意妥协，再由新军诸领袖联名发一团结抗日宣言，就可了事。山西全省新军应公开发表下列口号：1拥阎抗日;2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4枪口对外，停止内争。以上这些口号，应在一切接近旧军的地方写出来。”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上述电以薄一波的名义发出后，续范亭、戎子和等人也连续致电阎锡山，痛陈：虽然赵承绶、陈长捷、孙楚等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我们还是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这就给了阎锡山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于是，阎锡山复电说：“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续范亭早在1939年参加了秋林会议后，曾通过延安交际处，单独拜会过毛泽东，那次会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教育。他1940年1月开始担任山西新军总指挥。

　　

　　2月25日，毛泽东派萧劲光、王若飞持他的亲笔信到秋林面见阎锡山，面陈党的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功在国家，万方敬仰……亦无非受先生所赐，目前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阴谋，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未尽之意统由萧、王二同志面达”。

　　

　　毛泽东还要萧劲光、王若飞告诉阎锡山：

　　

　　“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弱可欺”，“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萧劲光、王若飞到了秋林，向阎锡山呈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又向各方转达了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赞成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锡山之地位的意见。

　　

　　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把新军拉过去或者搞垮，他虽然扫荡了晋西南，却完全丢掉了晋西北，晋东南也让国民党中央军插了进去，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正当面临困境之时，毛泽东的信给了他一个既能保全面子，同时政治上也可挽回一些损失的机会。因此，不但他表示欢迎，连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王靖国、薄右丞等也表示欢迎。

　　

　　在融洽的气氛中，萧劲光、王若飞向阎锡山提出了和平解决办法：

　　

　　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中央政府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要;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

　　

　　阎锡山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

　　

　　阎锡山还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他答应新军提出的恢复晋西兵站线的条件，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经过4天的谈判，阎锡山顺着毛泽东给的台阶走下来了，双方最终达成了新、旧军和八路军划界而治的协议，晋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阎锡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萧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抗战以来，端赖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使国家地位日益增高，今于抗战第4年代，胜利业已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详情，萧主任当能面悉不赘。”

　　

　　2月27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他写道：

　　

　　“上饶顾长官：第3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

　　

　　1940年3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和军委起草了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傅钟、陆定一、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林枫、赵林、陈士榘、黄骅、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的电，全文如下：

　　

　　朱、彭、杨、傅、陆、贺、关、甘、林、赵、陈、黄、刘、邓、聂、彭并转告新军各领袖：

　　

　　甲、派萧劲光、王若飞赴秋林见阎，在秋林住4天，受到极大欢迎。当萧、王向阎及各方传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助新旧团结，拥阎抗日，赞助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某方改编，巩固阎之地位并力辟一切谣言时，不但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欢迎，即王靖国、薄右丞亦表示欢迎。

　　

　　乙、我们向阎建议之和平办法如下：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领;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

　　

　　丙、阎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自了。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5、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6、阎对我要求恢复晋西兵站线已答应，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丁、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旧军力量于阎的指挥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与新军亦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此种政策在现在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此次谈判业已成功。为保证此种政策之全部实现，必须实行下列各种具体办法：1、在晋西以汾离公路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2、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3、停止政治攻击，不骂旧军领袖，号召在阎领导下坚持二战区抗战。4、新军牺盟恢复向阎作告的制度，政治工作告梁化之，军事行动告陈光斗，请他们指示。对过去事件可以不提，因阎已承认一切既成事实，阎所谓“自然演变不了自了”，即新军自动归他指挥，不受某方收编之意。5、新军牺盟派人到秋林见阎，恢复往来关系，晋西北提议派雷任民去，续范亭、韩钧、张文昂、刘岱峰、牛荫冠等均写函件带去，函内措词诚挚恳切，表示坚决拥阎，恢复两军团结。6、晋东南新军派何人去，由朱、彭商薄、戎(即薄一波、戎子和——笔者注)决定。7、某方特务人员在阎处挑拨，谓薄一波不愿受阎指挥，又谓朱总司令与卫立煌通电，由卫收编新军，因此薄一波对阎应有所表示。8、同时加紧新军内部团结，巩固党的基础，防止任何外来破坏行为。9、必须向新军干部说明，此种团结政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有与阎及旧军恢复团结，才能将外间一切阴谋家在阎及旧军方面之严重的挑拨离间、幸灾乐祸的行为加以击破。10、必须向新军干部说明，过去的武装自卫是正确的，现在的恢复团结也是正确的，过去因旧军宣布新军为叛变，故新军不得不宣布旧军为逆军，现在则新军首先提出恢复团结，而旧军亦停止了对新军的政治军事攻击，故团结有完全的必要。

　　

　　中央及军委

　　

　　3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王稼祥关于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的方针与具体步骤给彭德怀的电，全文如下：

　　

　　德怀同志：

　　

　　甲、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蒋程阎卫(即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笔者注)等不能不顾及此种事实，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装攻势暂时告一段落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最近两星期来蒋程阎卫4人及陕蒋甘朱(即第10战区陕西司令长官蒋鼎文、第8战区绥远、宁夏、甘肃、青海司令长官朱绍良——笔者注)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这种意向。

　　

　　乙、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在半年之内，在边区巩固23县，使其全部边区化，在晋绥地区巩固晋西北，在绥远东部、在晋东南地区、河北等区域巩固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以北及山东一部分，在直鲁豫皖4省边境地区巩固津浦路以西，开封以东，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那时统一战线就有某种好转的可能(当然顽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们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虽说来，有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丙、既然权方军事斗争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与必要，我们具体的步骤就应该：一、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重归阎锡山指挥。二、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守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向南调，在此线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在此两条兵站线上，驻少数护卫部队，此部队任务纯为护卫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让不向此线以北攻击，彼军即使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朱怀冰、庞炳勋.范汉杰、王靖国在此线以南构筑防御堡垒线，我们也只得听之，仅在彼军越过此线向北进攻时，我则坚决反击之。三、上述两条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条，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请你考虑如彼方只承认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境界，要求我退出壶关林县地区时，我是否可以承认退出此两线。再则请你考虑把反攻朱怀冰之步骤推缓若干天，以看谈判之成功与否。袁晓轩应在洛阳继续谈判，暂不离开为宜，对大名以南之石、高、丁三部我们不加攻击。兄意如何，请考虑见告为盼。

　　

　　泽东、稼祥

　　

　　3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晋西事变的宣传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山西问题已和平解决，旧军与新军的军事冲突已经停止，并约定双方停止政治攻击，重新团结在阎司令长官领导之下，一致抗日。这是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团结抗战方针，由于阎长官的适当解决而得到的，同时是由于某方特务分子挑拨山西新旧冲突，以消灭阎系之阴谋被揭露失败所致。各地对外照此解释。

　　

　　中央书记处

　　

　　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唁电，向蔡元培的家属表示慰问，他写道：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家属礼鉴：

　　

　　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毛泽东叩。阳。

　　

　　3月5日这一天，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集中13个团，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反击屡次进犯破坏抗战的朱怀冰部。

　　

　　早在2月初，国民党顽军鹿钟麟、朱怀冰、孙殿英等部进攻八路军太行区。2月中旬，朱怀冰部在武(安)、涉(县)公路以南、漳河以北，袭击八路军第129师先遣支队和青年纵队，多次制造挑衅事件。

　　

　　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为反击顽军的进攻，决定集中13个团的兵力发起磁武涉林战役，消灭孤立突出的第97军朱怀冰部，争取鹿钟麟、孙殿英部中立。其部署是：

　　

　　以青年纵队，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共7个团组成中央纵队，利用顽军第94、第24师接合部由北向南突破，消灭其第一线部队后，再东折消灭朱怀冰之军部及第94师;

　　

　　以独立支队、第129师特务团、第386旅新编第1团一部为右翼纵队，由西南向东北进攻，首先占领并扼守南王庄、齐家岭，尔后分兵伸向北王庄、两岔口，兜击可能向西撤逃之顽军;

　　

　　以先遣支队第1大队为左翼纵队，从东南向西北袭击顽军右侧背，防其南撤;以独立游击支队两个大队，在漳河以南地区选择隘路设伏;

　　

　　另以第115师第344旅，第129师第385旅和决死第3纵队等部，在壶关、陵川地区牵制长治以南的顽军。

　　

　　3月5日上午，中央纵队的青年纵队由冶陶出击，警备旅由石泊镇出击，同时向顽军第97军补充团发起进攻，战至下午4时，将其大部歼灭。敌余部向牧牛池东南溃逃。

　　

　　右翼纵队于当日4时攻占南王庄、齐家岭，歼顽军1个营。3月6日晨，左翼、中央两个纵队于漳河以北分3路展开猛攻。3月7日9时，右翼纵队1个轻装团插至东南岗地区，阻滞了顽军南撤。3月8日4时，中央纵队主力于姚村以东截住顽军主力一部，经7小时激战，歼其3000余人。中央纵队另一部于当日拂晓在漳河南侧大河村歼顽军1个营。朱怀冰部主力第94师、第24师和新2师等部在第129师各部夹击下大部被歼，余部经横水南逃，途径临淇以北又被独立游击支队截歼一部，最后仅剩2000余人逃入修武境内。

　　

　　为了争取蒋介石继续抗战，毛泽东命令八路军“适可而止”，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

　　

　　3月9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调停。朱德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洛阳，向卫立煌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双方通过谈判，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

　　

　　3月11日，磁武涉林战役结束。此战共毙伤俘顽军朱怀冰部及其他游击杂牌武装1万余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破了。

　　

　　再说在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说：

　　

　　“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所建立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指示同时强调：

　　

　　“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

　　

　　“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3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八路军总后勤部召开的技术干部座谈会，他在谈话中说，技术工作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会更加重要。他高度赞扬科技人员工作积极，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技术工作的地位。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告，他说：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3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3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3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说：

　　

　　“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部队向彭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我军将来出路，是在中原，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部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面，使蒋、汪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立巩固。”

　　

　　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一份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要求袁国平汇“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之实行”的具体措施，要他“逐一见告”。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提出：新四军要在敌人后方坚决地广泛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执行扩军计划，使1、2、3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0万左右人枪，使4、5、6及李先念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5万左右人枪，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等。

　　

　　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央书记处1月3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已经一般地提到了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与在职干部的学习等问题。兹对在职干部教育补充以下指示：

　　

　　一、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可分4类：甲、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干部;乙、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

　　

　　二、上述各类干部的课程，大致上可依如下的不同的次序：甲类 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 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但文化课须提到能够自由阅读普通书。丙类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 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到能读普通书，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

　　

　　三、时事问题为一切在职干部必须经常研究的课目(党为主要材料);军事工作干部必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

　　

　　四、凡课本提纲、参考材料已由中央出版的，一律使用，不足的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解决之。

　　

　　五、各课的进度，由各区党委、各省委及师政治部或军区政治部斟酌具体情形规定之。

　　

　　六、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

　　

　　七、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

　　

　　八、凡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在可能条件下可将军队中和地方组织中(秘密组织除外)的同类干部集中上课，由党内适当的负责同志担任教员。党的领导机关可指定各科学习顾问(一人或一人以上)以便指导和帮助学习。

　　

　　九、教学的原则，参看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

　　

　　十、必须使所有在职干部了解，学习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习是基本的方法。在小组会和大课的前后，必须有充分的自习(预习或复习)。

　　

　　十一、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

　　

　　十二、各级党的组织须为在职干部解决必要的物质资料(书籍等)，在经常预算内须列入在职干部所必要的费用。

　　

　　十三、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今年五五为第一届节日。

　　

　　十四、各级宣传部的告须列入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省及区党委以上宣传部的告，须寄中央一份。

　　

　　3月22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军令部针对共产党部队在山东、华中的发展，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

　　

　　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说：“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南北联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

　　

　　在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国民党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一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89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92军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2军骑1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

　　

　　何应钦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批示。在“方针”部分，蒋介石批示：

　　

　　“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

　　

　　在“部署概要”部分，蒋介石再次重申：

　　

　　“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

　　

　　在“附记”部分，蒋介石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他批示道：

　　

　　“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

　　

　　韩德勤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部署117师刘漫天部于3月底攻击违令进入本防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的新四军。

　　

　　3月间，王明为了加强自己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出版了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出版过的那本“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本传前面已经讲过，中共中央曾经准备召开“七大”，王明就是为了抢占先机，制造舆论，要求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作为“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对党的历史并不十分了解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

　　

　　3月26日，任弼时根据中共中央2月间的决定，结束了驻共产国际的工作，和周恩来等人一起乘飞机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

　　

　　在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提议再和中国代表团成员座谈一次。任弼时请周恩来再次谈到了王明回国后的情况，他的右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季米特洛夫听了生气地说：

　　

　　“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

　　

　　季米特洛夫还明确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任弼时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便决定由他担任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工青妇和西北局的工作，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项英、叶挺说：

　　

　　“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顾(指顾祝同——笔者注)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3月30日，鼓吹“曲线救国”的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以陈公博为立法院长，温宗尧为司法院长，梁鸿志为监察院长，王揖唐为考试院长，陈群为内务部长，褚民谊为外交部长，周佛海为财政部长，鲍文樾为代军政部长。

　　

　　1940年4月1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给国民党第90军的一封公开信：《八路军致友军90军书》。

　　

　　据萧劲光回忆说：“1940年3、4月间，国民党第90军突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大宁、蒲县一带集中。陕北人民纷纷揣测，有的说是该军将开至中阳、石楼一带，以便偷渡黄河，袭取我边区绥德地区;有的说是该军即将从山西大宁、永和渡河进攻边区。我们得到的情也证明，对方不怀好意。大军压境，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当我们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毛主席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八路军致友军90军书》。”

　　

　　毛泽东在这封公开信中写道：

　　

　　“贵军乃抗日军队，其任务应为抗日，而绝不应是进攻边区。敝军担任河防，与日寇隔河对战，久历时日，虽无奇功，幸告无过，亟愿与贵军团结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共歼敌伪，复兴我中华民族，绝不愿与贵军及任何友军进行内战。盖当此之时，凡枪口对内者，为民族罪人，国人绝不同情，贵我两军均是明白的。”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与对方约法三章，建议双方互派联络人员，互相交换抗日情，友好相处。接着，他又给萧劲光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萧主任：

　　

　　一、此件即铅印500份。二、印出后以1份邮寄山西蒲县90军李军长，以3份分寄山西蒲县探投90军61师，53师，109师师长，以1份寄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以50份寄富县嘱其散发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富县商人，以200份寄两延河防部队，嘱其分送吉县，大宁，永和之商人农民晋军及大宁一带之中央军，以20份寄秋林王世英嘱其散发，以1份交新中华登并发广播，以1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发于警备区及分寄石楼中阳一带。速办为要!

　　

　　毛泽东 4月1日

　　

　　4月1日，中共中央就争取小党派及中间分子问题致电凯丰、董必武、叶剑英：

　　

　　凯、董、叶：

　　

　　一、蒋正在用决心实行宪政的允诺拉拢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孤立我们，同时把内战与磨擦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向我们进攻。

　　

　　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中有反对内战停止磨擦实行宪政好意的要求，但他们对于国民党是内战的挑拨者磨擦的主动者则不了解，他们对蒋实行宪政的口号允诺则有幻想。

　　

　　三、我们对策为得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联合，必须同他们一起：(甲)提出反对内战停止磨擦的要求，但说明谁是内战与磨擦的主动者，将反对内战反对磨擦的口号抓在我们手中，指出只有国内的和平统一，才能真正地抗日反汪。(乙)要求实施宪政与民主政治，指出今天我们决不能以口头的允诺为满足而必须认真地实行，首先要求国民大会代表以改选及党派和爱国人士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利用具体事实揭破当局过去实施宪政之毫无诚意，说明在抗日反汪的斗争中实施宪政与民主之必要。

　　

　　中央书记处

　　

　　4月1日这一天，朱德、彭德怀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配合，从4月10日起，对日伪的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

　　

　　4月2日，日军飞机第13次空袭延安。来袭飞机43架次，投弹52枚，毁房6间，石窑4孔，死马一匹，无人员伤亡。

　　

　　4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的电上说：

　　

　　“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奋斗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4月2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提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四军的3项办法：

　　

　　一、第52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二、第144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三、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

　　

　　顾祝同最后请示说：“上3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可否之处，谨电鉴核示遵。”

　　

　　后来在4月5日，蒋介石回复顾祝同请示电说：

　　

　　“查所拟3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续。”

　　

　　这是迄今查到的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档案实证。后因1940年夏国共双方重开谈判，此案遂被搁置。

　　

　　再说4月3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电中，再次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被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他特别询问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

　　

　　4月3日，毛泽东急电彭德怀说：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蒋90军的目的在强渡黄河攻取绥德。如我河防不守，则前后方联络隔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部队被隔断，彼方沿淮河筑封锁线，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豫鄂西之道路被隔断。故对李文军之行动及李品仙之进攻值得严重注意。贺、关须准备以主力对付李文军，同时箝制高双成可能之南下，并抗御同蒲、汾离两线日军乘虚袭击。现颇感兵力不足，陈士榘支队恐不能东调。”

　　

　　毛泽东要彭德怀除343旅外再抽调三四万兵力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

　　

　　彭德怀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原先发动总破袭的计划便暂时搁置下来。

　　

　　4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致电贺龙、关向应说：

　　

　　“李文90军主要阴谋是渡河袭取绥德，威胁延安，切断西北、华北交通。估计该军实行渡河时，高双成可能南下袭击绥德、 米脂，日寇亦必乘虚攻击晋西北。因此请考虑：一、拒李、防高、抗日3方面如何布置兵力。二、现有兵力总数是否足够应付严重局面。三、陈士榘支队如东调是否不感兵力不足。四、王震旅无机动兵力如何解决。五、王震河防部署及作战指挥统属你们负责。”

　　

　　萧劲光回忆说：毛泽东4月1日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名义起草的“公开信散发并登、广播后，黄河两岸，边区内外，一传十，十传百，‘90军要进攻边区了’的讯息，不胫而走。顽固派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想反共，但又害伯别人公开指责他反共;不想抗日，但又害怕丢掉抗日的旗号。毛主席写这封公开信，正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个要害，用造成强大舆论的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这样一来，我们占了主动，90军不能不有所顾忌，便没敢轻举妄动。一场眼看要发生的重大摩擦事件避免了!”

　　

　　4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主张面前，经过谈判，阎锡山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该线以南为阎军活动地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至此，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所发动的第1次反共高潮。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除山东和冀鲁豫外，基本上结束了两个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

　　

　　经过此番打击，阎锡山这个第1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后来在国民党发动第2、第3次反共高潮时，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欲知国共关系此后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1940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是一个思虑缜密、详细周到、切实可行的群众性学习运动的指导纲领，体现了毛泽东搞教育、办学校的一贯思想，不仅正确引导了延安整风前后的学习运动，而且对于建国后的教育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指示》中的不少内容如因材施教的方针，预习、讨论、座谈的学习方法，决定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将来打破封资修教育回潮也一定会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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