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3年，第1年发动，第2年

　　

　　基本上取得胜利，第3年扫尾。”

　　

　　话说1967年8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号召煤炭工业战线的革命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巴尼亚两位科学家万捷尔·莫依修和缪非特·穆希，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3年，第1年发动，第2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3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1、2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待到4月份。我说过，3个月，即2、3、4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4、5、6、7月，现在8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6月算起共3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说：

　　

　　“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4次被捕。现在有人在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1936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

　　

　　8月17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4人军事小组。

　　

　　军事小组这4个成员都是来自第4野战军。包括李作鹏在内的林彪集团从此形成了。

　　

　　吴法宪，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永丰县，1930年参加红军赣东游击队，解放战争后期任第4野战军第39军政委、第14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邱会作，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后期任第4野战军第4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张秀川，1919年出生在河北深县，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后期任第4野战军第41军123师政委，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李作鹏，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1930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后期任第4野战军第43军军长兼127师师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在军事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吴法宪笑着说：

　　

　　“关起门说话，都是咱们4野的，这回可以想说啥就说啥了。”

　　

　　谁知这话被林彪知道了，他骂吴法宪：

　　

　　“你找死！”

　　

　　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组织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这天晚上，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阻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后来，英国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7年8月22日，离王力‘87讲话’才两周时间，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为抗议港英当局压制香港爱国新闻人士，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时周总理在群众强烈要求下签发了一个‘对英国政府的48小时最后通牒’。8月22日是最后通牒到期日，可是英方没有答复。于是，造反派冲进了英国代办处，还放火烧办公楼（被救）。这件严重的外交事件有清华‘414’这一派红卫兵的参与。清华‘414’是清华大学蒯大富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对立面。但中央从总理到江青，当时未加区分地认为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背后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挥的。其实，这事并不是王力叫做的。周总理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其实这件事的发生与他签发‘最后通牒’考虑不周有很大关系。”

　　

　　8月25日凌晨1点，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回到北京的杨成武，谈到了一些人冲击、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形，又谈到了王力的“87讲话”，他还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这一天上午，杨成武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直到听罢了汇，才说：

　　

　　“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8月26日上午9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来到杨成武的下榻处，她说：

　　

　　“杨总长，主席请你去。”

　　

　　杨成武正要走，吴旭君又说：

　　

　　“主席叫你备好返京的飞机，然后再去。”

　　

　　于是，杨成武马上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了飞机的事，来到毛泽东在虹桥宾馆的客厅里。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毛泽东一开口就这样说。杨成武静静地听着。毛泽东接着说：“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性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关锋有活动，活动总要活动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略一沉吟，手指轻轻地敲敲放在茶几上的白纸，说：

　　

　　“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杨成武准备好纸和笔后，毛泽东接着说：

　　

　　“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此时，林彪不在北京，所以，毛泽东要杨成武单独向周恩来汇，负责处理。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林彪在8月下旬，向毛主席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坐着火车到处跑。他曾经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只有睡在火车上，听着火车的轮子的声音才能睡得着觉。’实际是躲了起来。”

　　

　　杨成武做完记录，毛泽东将记录看了一遍，说：

　　

　　“就这样，你现在回去叫总理马上办。”

　　

　　“是，主席。”

　　

　　杨成武出了客厅，返回房间，正准备返京，吴旭君又来说：

　　

　　“杨总长，主席叫你再去一下，还有事。”

　　

　　杨成武返回毛泽东的客厅，见他抽着烟依然坐在沙发上未动，他说：

　　

　　“我考虑，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3个人是不是分化一个？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不然的话，就争取不了，分化不了。怎么处理，由总理决定。”

　　

　　杨成武记录完，检查了一遍，递给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看，对不对？”

　　

　　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将“狠狠地批”4个字用笔描清描重，说：

　　

　　“对，就这样。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一个钟头之后。”

　　

　　“马上去办吧。”

　　

　　中午12点40分，杨成武回到北京，赶往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

　　

　　“总理，我回来了。”

　　

　　杨成武敬礼后落座。周恩来说：

　　

　　“哎呀，成武，我正等得急呢。国务院各部告急，特别是外交部、外贸部，就等你带回上海的消息。”

　　

　　“我带回了主席的指示。”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一遍，说：

　　

　　“好！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这天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开会，他说：

　　

　　“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说罢，他就严肃地逐字逐句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

　　

　　8月27日，康生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打招呼说：

　　

　　“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间谍。他们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516’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

　　

　　会后，吴法宪问康生说：

　　

　　“是不是中央又要发生重大路线斗争了？”

　　

　　康生神秘地点点头：

　　

　　“也可以这么说吧。”

　　

　　吴法宪问：

　　

　　“是要把谁揪出来，你给我露点风，我也有个准备。”

　　

　　康生说：

　　

　　“你去问林副主席吧，他知道。”

　　

　　吴法宪回去马上给叶群打电话，叶群说：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几个人保不住了。”

　　

　　8月28日，宁夏青铜峡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101人，伤133人。

　　

　　8月30日，吴法宪等人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开会前夕，才知道是关锋和王力出了问题了。

　　

　　下午3点，在钓鱼台16号楼会议室里，参加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陆续都来了。这是一个以生活会的名义召开的绝密会议，王力事前毫无所知，直到会议快开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考虑写文章的问题。陈伯达沉下脸来对他说：

　　

　　“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周恩来看看人员都到齐了，便主持开会。

　　

　　“现在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周恩来神色冷峻，他看着手中拿着的两张纸，念道：“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毛主席又说，这3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个？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但是要狠狠地批，要批透。”

　　

　　接下来，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给王力、关锋定的罪状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周恩来、反对江青、陈伯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还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干将。

　　

　　当吴法宪发言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时，周恩来插话说：

　　

　　“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

　　

　　谢富治在发言中严肃地说：

　　

　　“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情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周恩来对其他争先恐后发言的人说：

　　

　　“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

　　

　　王力摇摇头，说：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江青作总结说：

　　

　　“根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线上的人。”

　　

　　她当即宣布叫王力、关锋“请假检讨”。4名卫士应声进入会议室，控制了王力、关锋，将他们二人押出了会议室，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实行隔离审查。

　　

　　会议室里开始批判戚本禹。周恩来指着戚本禹说：

　　

　　“今天没处理你，就看你能不能改正。能改正，就继续工作，不能改正，就严肃处理。”

　　

　　这个会一直开到8月31日凌晨2时半才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有关人员就叫王力、关锋将家搬到了钓鱼台一号楼，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后来在10月16日，有关人员把王力从钓鱼台1号楼送到西山一座别墅里，交给卫戍区看管。

　　

　　据王力回忆，江青对别人说：“1964年9月，王力跟着彭真向主席汇工作。彭真在汇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夸他是‘优秀干部’。这充分证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们选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已经知道王力是彭真、陆定一他们一伙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揭发了彭真的许多问题，总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们的黑幕。就是考虑到这些，把他也吸收进来的。”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听江青说：‘关锋这些人都是听陶铸那些人的话的，他们本来就是刘邓的人。’根据是林杰多次在社会上散布：‘陶铸同志不会说出违背中央指示的话的。吴传启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没有政治偏见，看了陶铸同志对吴传启的指示，都是认为吴传启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觉得陶铸同志对吴的看法是合乎实际的。’还有，江青认为林杰是赵紫阳在广州搞假夺权的幕后策划者，他还要搞黄永胜，他对红卫兵说：‘广州的黄永胜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们搞军区要慎重。’”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过程，《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记载与上述有不同的地方：“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总理还跟我说，主席交代，对他俩，不准交给群众批斗，也不准任何人去审问他们。对他们只是做内部审查，现在不设立专案。”“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总理听完了汇，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我从秦城出狱后，去看关锋。我和关锋讲了江青在他被隔离后曾号啕大哭的事，和说他对文革有功的肯定。关锋思考了一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关锋说，江青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还挺大。但同时他对江青的评价却非常髙。他说，你看所有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几个能和江青比？连蔡畅、邓颖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帅孟奇在敌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坚定，很勇敢，宁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线斗争中却表现得不理想，还跟着刘少奇跑呢。再说国际上的，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还有列宁的夫人，哪一个能比得上江青？所以关锋说，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没有反过，现在、将来也不反。关锋认为江青要本事大点就好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人心、军心是两大阵营、战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

　　

　　且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批准在原有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走资派”。

　　

　　1967年9月1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李天佑等参加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

　　

　　谢富治主持会议，他宣布说：

　　

　　“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环视会场一周，开始讲话，她说：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最近见过，有的可能好久不见了。这个会准备得很仓促，我们准备得也很仓促，来的也仓促，我讲的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可以轰。

　　

　　我这一时期看了一些材料，对全国形势，也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可能有人会说，江青这个人就会说形势大好。形势确实很好，昨天和总理一块儿听了四川情况，就是形势大好。派到四川去的干部精神面貌变了。”“由于对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头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哪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在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

　　

　　韩爱晶应道：

　　

　　“来了。”

　　

　　江青问：

　　

　　“身体不好？”

　　

　　韩爱晶说没什么。江青说：

　　

　　“北航、师大试点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全北京市都应该试，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的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要把本单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单位要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茨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呀！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这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还有工厂、农村，还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好好安排。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由于一部分人背离了大方向，坏人就利用青年人好动的特点，想到处看看、冲冲，甚至想制造点‘先进南方，落后北方’，武斗就先进吗？北京打个稀巴烂好不好？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又搞起个大串联不好，现在串联不好，这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串连煽了革命之风，点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现在去了，不了解情况，去了一头钻进去，要犯错误，错了还不知道。”“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你们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做和说都是错误的，不认错不行。错误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指向革委会。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吗？要相信军队，固然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因为要揪军内一小撮，不管哪个军区，说了点错话，就要揪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们到处揪一小撮，搞喷气式，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

　　

　　周恩来插话说：

　　

　　“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

　　

　　江青接着说：

　　

　　“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

　　

　　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解放军》、《光明日》、《北京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还要坚持办下去。”

　　

　　谢富治说：

　　

　　“要查谁抄的。”

　　

　　周恩来说：

　　

　　“卫戍区马上去查。”

　　

　　江青接着说：

　　

　　“这个风要打下去，一个社一下子就去抄，能这样随便？有了‘66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哪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3年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哪像你们，自我批评像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

　　

　　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的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

　　

　　谢富治说：

　　

　　“还有一些大字很庸俗。”

　　

　　江青说：

　　

　　“牛辉林到处去抢、抄。”

　　

　　康生问：

　　

　　“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

　　

　　聂元梓说：

　　

　　“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

　　

　　江青接着说：

　　

　　“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

　　

　　聂元梓回答：

　　

　　“孙蓬一。”

　　

　　江青说：

　　

　　“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劳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陈伯达接着发言，他说：

　　

　　“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制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3000人，先派1000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指福建军管会主任韩先楚——笔者注），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来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

　　

　　谢富治说：

　　

　　“只派了几十个人。”

　　

　　陈伯达说：

　　

　　“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清华有个团派，有个‘414’。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喇叭，装机器，‘414’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414”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3条协议：第一、全国1000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能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了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插话说：

　　

　　“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120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陈伯达说：

　　

　　“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

　　

　　谢富治插话：

　　

　　“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

　　

　　戚本禹说：

　　

　　“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哪一派的，都要抓。”

　　

　　康生说：

　　

　　“如果抓错，我一块儿坐牢。”

　　

　　陈伯达说：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你们是什么革命行动，凡是破坏生产的头头都要抓。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说：

　　

　　“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说：

　　

　　“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问张春桥，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张春桥说：

　　

　　“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6个省市发了言。在‘420’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上海革委会并未表示态度，群众说我们右倾。‘联司’这个组织性质变了，在工厂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资派挑动两派武斗，后来把所有反对市革委会的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市革委会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组织工总司，到处打人，打死人不交凶手，解放军去工厂调查，被打出来，革委会20人到工厂劝他们生产，被扣起来，这样群众就开了十万人大会，会完了，包围了工厂，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不但不交反而主动出击，因此群众气急了，冲进去打了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群众到那里是要‘联司’交凶手，不是砸商场。但北京学生到那里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上海的学生也是一到武汉就反对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赞成北京、上海的学生回来，回本地、本单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不要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轨道，江西问题不是上了轨道了吗？再去实在是帮倒忙。我们欢迎帮忙，但不欢迎帮倒忙。上海革委会打不倒，我是担心他们被人利用上当。我希望把自己本单位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出模范来，不要到处骗人。在上海我还敢顶顶，别的地方不敢顶。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为模范。我们上海要紧跟上你们，向你们学习。”

　　

　　陈伯达说：

　　

　　“我完全赞同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后了，上海张、姚为首的市革委会，中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学生都回来。”

　　

　　康生说：

　　

　　“建议北京市革委会、红代会搞个文件，正面说明，动员在外地同学回来，上登出来，做个根据。”

　　

　　陈伯达最后说：

　　

　　“大家再看看《十六条》，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北京学生应该相信各地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你们去包办代替，去包办代替就是违背《十六条》。”

　　

　　谢富治看陈伯达讲完了，就宣布说：

　　

　　“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说：

　　

　　“讲的不一定对，粗鲁一些，不要生气。江青、伯达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传达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部署大方向的问题，不要当作随随便便的谈话。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讲，在中国的条件下，出现某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如武汉出了陈再道是坏事，但当毛主席的路线给群众宣布、给解放军宣布了，局面就变了，坏事变成了好事。但不是所有坏事都会变成好事，这里需要条件。当前，第一，有毛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动摇了这个条件就很不利。第二，有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去年12月31日中央通知上讲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最主要支柱，任何情况下不动摇，相信解放军。一年来事实证明，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军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这里有很多电，很多国家，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今年‘十一’要来看我们文化大革命成绩，北京应成为模范。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检验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庆快到了，他们要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是否可以搞得更好些？过去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情况变了，我们要坚决拥护毛主席司令部，坚决拥护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央文革指示，改进前进中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包括蒋介石，还在到处钻空子，破坏，他们不来搞破坏吗？琉璃河水泥厂发生了武斗，可调查了一下，过去那里有国民党支部存在，11个解放军都打伤了。”

　　

　　谢富治插话：

　　

　　“革造、红造两派打仗，把军管会主任打了，打死4个人，而参加谈判的不是工人，是学生。炮兵师政委被打了。”

　　

　　康生说：

　　

　　“一个工厂都是无产阶级，少数坏人捣乱，两派工人为什么那样刻骨仇恨？想想，应该是没有不可调和的，但甚至打死了人，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除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还有一小撮走资派，有少数坏人，地富反坏右，国民党伸进黑手。无论如何要有敌情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敌人要垂死挣扎，美国过去用月牙形包围圈封锁我们，印尼反动派杀了印尼多少共产党员，杀了我们多少华侨，把我们的使馆人员打得那样子，印尼的外交部长马利克到苏联受到热烈欢迎，缅甸同苏美勾结反华，印度、泰国怎么样？蒋介石也利用这个机会不但在沿海，而且往内地派特务。外地把打砸抢的‘成绩’拍了照片登了纸或印了传单，拿到北京来展览，实际上作了美蒋特务的好情员，实在痛心。我们一些好青年没有敌情观念，国家大事不管，内部吵架，连爱国主义都不管，要警惕起来。‘516’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516”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富治插话：

　　

　　“逮捕的头头是钢院革造的，他们不交。”

　　

　　康生说：

　　

　　“钢院延安公社作得对，师大作得对，首先要感谢他们。交到公安部，还要把问题弄清楚，还要靠大家。毛主席历来主张专政机关同群众相结合。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解放军，要瓦解我们的解放军，抢我们解放军的枪，占领我们解放军的司令部。江青同志提出来不要自焚长城。把解放军搞垮，把枪夺了就是自毁长城。这不行，敌人来了怎么办？外交部问题，发现有些组织要犯错误，说外交部‘三降一灭’的路线是讲刘、邓、王稼祥、彭真等人。对东南亚人民实行了和毛主席相反路线，毛主席要武装夺取政权，他们实行和平过渡，因此他们是去扑灭各国人民革命。你们可以研究这些。刘、邓、王做了很多坏事，但不等于说中国的外交路线就是‘三降一灭’。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领导外交。陈毅是有错误的，也可以检查。国家的国防权、外交权不能夺，这个权是属于中央的，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总理解决了很久，还成立了监督小组，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群众组织不经过中央就向国外使馆发电，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代替国家发呢？这是错误的，是越权违法的。有一些使馆不接受，务员不发是对的。还有擅自决定出国人员，不跟总理打招呼，有人有事不请示总理。我说外事口好好整风，检查一下自己，不是说轻了，几个月了，我说你们死了心吧！外交权不能夺，夺了外交权就一定犯错误。外交权不能夺，不是说外交不依靠群众，不是说外事口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贡献，不是说外交没有问题，但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包括出国。开批判刘、邓、王、‘三降一灭’的大会可以。冷静想想，烧英代办处，最高统帅毛主席说：‘至少是无知’。中央文革电话、广播不听，伯达同志说：到底你们听谁的？外国通讯社可以道了，什么将近一点钟伯达、康生、江青来电话都不听。出我们的丑，也出国家的丑。我肯定外事口里面有敌人。我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今天不宣布。我是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我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大局的问题，关系到动摇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关系到动摇我们中央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成败的问题，关系到批判刘、邓路线的最后胜利的问题。我相信一说群众就会懂的，他们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妄想。几个苍蝇碰壁，想动摇我们的解放军，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青年人不要上当。今天和你们交心，希望你们成为模范，同志们千方百计把外地的同学找回来。在座的有好几个省的同志，每晚开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春桥同志都不欢迎了嘛，自己还觉得实在了不起。中央委托6408部队到安徽去支左，刚一到，就有一小撮头头把矛头指向6408部队，企图挑起流血事件，向中央施加压力。这是革命的吗？应引起警惕。曾思玉同志刚到武汉，就有人反对。总的方面北京不是很理想的模范，但还是模范，要求你们更好嘛。刚才讲这些激烈的话，希望做得更好，文化大革命初是模范，第一年点火是模范，第二年要做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的模范。”

　　

　　接下来，周恩来也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欲知周恩来的讲话内容，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是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算搞3年，第1年发动，第2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3年扫尾”的战略部署的吹风会。江青在讲话中特别点了聂元梓、蒯大富等“5大领袖”的名字，向他们提出了转弯子的要求。正像陈伯达在讲话中所强调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但是不少人还是当了耳旁风，头脑膨胀（老子天下第一），忘乎所以，继续打派仗，直把北京搞得乌烟瘴气，最终还得由毛公亲自出面，警告他们“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一事例再一次验证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不到10年又有人重蹈覆辙），害己害人，害国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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