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托邦的狂热浪潮中举起一盏理智之灯——毛泽东与“大跃进”

　　

　　：地球村过客

　　

　　“大跃进”是一个奇特的历史事件。一方面，那个时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农田水利设施，也有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业和科学成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时期之一；另一方面，人们又为了那个时代的饥荒而争论不休，而且这是“大跃进”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尽管《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大跃进”是一个集体决策的结果，但由于媒体多年来来有意无意的误导，很多人习惯于想当然地认定“大跃进”时期的“五风”是毛泽东鼓励的结果。这种思维的潜在假定是：“大跃进”时期的权力机制是“铁板一块”，各级领导层都趋向于盲目地服从来自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指令。

　　

　　但这一假定却不幸是错误的。事实上，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毛泽东并没有在“大跃进”中扮演激进或者“极左”的角色。相反，他是当时试图防止“大跃进”过热化的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不理解这一点，就不会真正明白“大跃进”所导致的“人祸”祸源所在，也不能真正明白在“大跃进”之后何以会出现“文革”。只有把“大跃进”还原为历史本身，我们才会认识到：原来“文革”就是“大跃进”的必然后果。

　　

　　1990年代以来，一大批新的历史文献被公布，特别是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了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使我们有更加充足的证据去考察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扮演的角色。在“大跃进”被不学无术的文人们运用幻想加以小说化的情况下，以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文集》为依据，探索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思绪，这仍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目的。通过大量引用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言论，至少可以证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并没有失去冷静；然而，由于权力结构的“利物坦化”，他并不能有效地左右局势的发展，这使得他持之以恒的反“左”努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大跃进”中权力机制的过火表现，致使毛泽东深感失望，而随后一些事态的演进，使他逐渐决心发现一种新的民主机制，来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

　　

　　一、“大跃进”的起源和初始目标

　　

　　不错，毛泽东确实是“大跃进”的发起者之一。然而，“大跃进”的理想，并不是毛泽东强加给任何人的。相反，它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显意识，或者说，是当时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对于一个长期处于落后挨打状态，然而又具有强烈自豪感的民族来说，在解决了国家统一的问题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加快发展的强烈渴望。

　　

　　在“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4年，毛泽东曾经重新论述过关于“大跃进”的思路。那时，由于已经没有“五风”所带来的心理袭扰，因此这段话能够较为真切地体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经济社会“大跃进”的迫切期望：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964年12月13日）

　　

　　要言之，“大跃进”其实是自从孙中山先生以来就存在的发展理想。它从一开始起就不是某一个人的想法。相反，“大跃进”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对于“超常规发展”的预期和渴望，因此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下而上”色彩的社会经济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超常规发展”是一个从来没有被抛弃的想法；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够在各地领导的讲话和新闻道中频繁地听到这个词组，足以说明“超常规发展”作为一个发展理想的普遍性。

　　

　　在这段论述“大跃进”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把实现“大跃进”的时间长度设定为“几十年内”，这种提法应该说是完全稳妥的。但应说明的是，这完全不是所谓“毛泽东汲取‘大跃进’教训”的结果。事实上，早在“大跃进”前夕，毛泽东就谨慎地表达过“用几十年时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想：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必须指出，与当今极右分子关于中国应该在1976年做到“家家有电脑，户户有冰箱，粮产六亿吨，钢产四亿吨”的胡言乱语相比，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是完全务实的。在“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提出的基本发展目标，首先是尽快解决好五千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粮食问题，然后是加速工业化进程。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对农业的要求只是粮食丰收，至于钢产量，他提出的相关指标是：“明年（钢产量）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

　　

　　这样的发展目标是适度的。毛泽东并不相信中国具有“速成”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他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还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

　　

　　跟一切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情况一样，在195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一穷二白”的现实面前，毛泽东不得不思考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然而，与我们很多人的猜想相反，毛泽东并不赞成通过牺牲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的高积累，他更期望实现工业发展与农民生活改善的“双赢”局面。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认为1954年多征公粮，导致农民余粮不足是一个“错误”。他还公开批评了苏联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积累资金的办法，指出：“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说：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农业与工业相互促进的关系：

　　

　　——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显然，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须体现为广大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构想了在农村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毛泽东甚至提出了国家、集体、农民的分配比例，要求把农产品的大头留给农民：

　　

　　——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

　　

　　可以看出，在“大跃进”前夕和初期，毛泽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估计是冷静的。他主张改善农民生活，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情。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来自于历史的经验。事实上，他担心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而导致农村生产力的下降：

　　

　　——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基于对中国现实的判断，毛泽东对于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抱有一种谨慎而乐观的态度。他相信增产的必然性，相信精细农业能够养活更多的中国人，但他根本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可能性：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关于农业问题》，1957年10月9日）

　　

　　可见，毛泽东的期望是：到2007年左右，实现“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这个估计并没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应该说是冷静和清醒的。然而，毛泽东的清醒冷静并不代表全党的清醒冷静。我们将看到，随着“大跃进”的深入，很多地方的实践很快就偏离毛泽东的设想，从而为“人祸”提供了动力。

　　

　　二、“大跃进”深入开展，毛泽东开始反对极“左”思潮

　　

　　从当时的情势分析，“大跃进”运动作为一个群众参与度极高的社会经济运动，从一开始起就被注入了强烈的理想主义成份。理想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其优点是能够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其缺点则是可能形成高于实际的奋斗目标，使人丧失理智和冷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下层干部的机会主义趋向和媒体的歌德主义取向，正好对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大同世界”的乌托邦理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大跃进”一经发动，就很快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政治经济运动，高理想导致高指标，高指标诱发造假风，造假风导致决策失误，终于使整个运动脱离了毛泽东的预期，并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局面。

　　

　　如果说毛泽东在1957年和1958年初还对“大跃进”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那么到了1958年底，毛泽东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立场上。他现在不得不与他不久前还鼓励过、支持过的“大跃进”作斗争。现在，在他手中成长起来的“大跃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他的顽强对手，不再听从他的意见，甚至或明或暗地反对他。于是，最迟至1958年11月，毛泽东已经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关于读书的建议》）

　　

　　他所发现的“经济实践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要不要商品经济的问题。他指出：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商品生产（背后是价值法则，即等价交换、供需平衡）的关键点，就在于它的本质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事关某些人号召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对于“跑步论”，毛泽东公开表示反感和反对：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在对“跑步论”进行冷嘲热讽后，毛泽东正面探讨了共产主义的条件问题，认为农村其实并不具有实现共产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一切试图在农村先行共产主义试验的做法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已经完全意识到党内存在普遍的“共产化”思潮。他也知道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幻想的驱使下，瞎指挥和浮夸风的严重性。为此，他尖锐地指出：

　　

　　——不要谎，不要把别人的猪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谎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人民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毛泽东深知：“五风”的主要源头，不是群众而是干部；为“五风”鼓劲加油的，不是实践而是媒体。因此，他对宣传工作提出了严厉的要求：

　　

　　——做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记者头脑要冷静》，1958年11月21日）

　　

　　在利用各种机会对“共产风”和“浮夸风”作了一番抨击后，毛泽东试图在1958年11月底召开的武昌会议上，对“大跃进”的方向和步骤进行修正。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因为它透露了毛泽东对于时局和形势的深刻把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公开质疑发展指标的科学性：

　　

　　——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告……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一些相当激烈的言论，甚至对“饿死人”的情况作了非常悲剧的估计，声称如果不按他的意见狠刹“五风”，他就没有理由对“大跃进”的恶果承担责任。他以挖苦的口吻，对各方大员们说：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混淆了诗与实：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1958年11月25日，出于对浮夸风可能导致饿死人的强烈预感，毛泽东批转了云南省委关于浮肿病的告：

　　

　　——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一个教训》）

　　

　　显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权力运行机制出了问题，中央的指令到不了基层，基层的情况到不了中央，其中县级的官僚主义问题最严重，但问题的根源却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一个教训》）

　　

　　这一时期，毛泽东试图利用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大跃进”应该遵循价值法则、遵循中国的实际情况、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195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郑州会议，着手解决基层“一平二调”等共产风问题。毛泽东继续老调重弹，在会上指出共产风已经导致党与农民的关系紧张，“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他认为，部分地方抱怨的“瞒产私分”等问题下面，是公社所有有制和政策措施存在严重问题：

　　

　　——现在有许多人……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

　　

　　他批评了农村“大跃进”中的两种趋向：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

　　

　　毛泽东要求对“共产风”进行严格整顿，“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郑州会议确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原则。但毛泽东越是试图强力介入地方事务，他就越是感觉到来自地方的或明或暗的抵制，这使他对现行权力结构的执行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在郑州会议之后仅仅十天，他就公开质疑说：

　　

　　——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1959年3月9日）

　　

　　毛泽东开始寻思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出了什么问题，并且试图给出一个改进方案。

　　

　　三、面对“瞎指挥”作风，毛泽东着手探索新的民主机制

　　

　　由于怀疑既有政治体制存在专制霸道、自行其是的问题，在郑州会议以后的几个月，毛泽东开始连续发出《党内通信》，这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党内通信》，要求坚持“队为基础”，一切改变均须得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同意，不得自上而下地强制提升基本核算单位。在中共历史上，采取这种以个人名义解决政治问题的做法是没有先例的。这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毛泽东可能认为日常的政令传输渠道已经失效，中央的正确决策在向下传达过程中被地方党政机构普遍抵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被地方政府“打折扣”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直接交流的方式，打破决策管道的阻塞状况。

　　

　　仅仅两天以后，毛泽东又发出了第二封《党内通信》。这种发信频率，足以说明他纠正“五风”的迫切心理。这封信的内容是要求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并且“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以使各种观点正面交锋，以这种方式，使干部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希望“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在这种让各方观点直接交锋的做法，其实已经暗含着“文革”的基本组织形式，但还没有发展到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说明毛泽东这时虽然已经开始质疑当时的政治组织形式，但尚未对它完全失去信心。

　　

　　这一时期的反“五风”工作目标，是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以及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算账”就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对“共产风”进行全面清算和退赔。毛泽东指出：“共产风”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致六级干部《党内通信》。在中共历史上，这封公开信具有非凡意义。一是它的交流对象深入到了最基层的党组织，因此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公开对浮夸风敲响了警钟；二是他在这封信中，首次公开阐述了人民群众抵制党委、政府错误命令的合理性。

　　

　　先看反浮夸的内容：

　　

　　——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再来看反对乱指挥的内容：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为了加强这一论点，毛泽东公开宣称自己并不认同当时的高指标：“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事实上，早在“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因此已表现出对于群众抵制错误政策的支持趋向。

　　

　　1956年4月，他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1957年2月27日，针对“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以及“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他认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然后才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3月19日，他提出“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这种想法跟杰弗逊关于“人民有造反权”的想法如出一辙，倒也能够看出激进民主理想在不同国家也具有相同的表达。

　　

　　1958年11月，对于各级干部视为大敌的“瞒产”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头脑要冷静》）

　　

　　就群众自发抵制错误政策而论，毛泽东发现了“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1958年，他在武昌会议上说：

　　

　　——比如瞒产，干部要多，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从这些言论来看，被迈斯纳称为“民粹主义者”的毛泽东显然从一开始起就怀疑行政命令的实际效力，因此试图通过群众自发抵制的方法，尽可能衰减错误政策的负面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文革”思想的初步萌芽。当然，这时候的毛泽东并不主张用群众运动清洗行政机构，但其趋势可以说从这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线。

　　

　　四、在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一直执着地反对“五风”

　　

　　在郑州会议与庐山会议之间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坚持不依不饶地清算“五风”，不断声明他的少数派告：

　　

　　——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十年才会有些进步。

　　

　　——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以上三段均出自《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

　　

　　随着庐山会议的临近，毛泽东的心情也许是既沉重又轻松的。其沉重之处在于“大跃进”的恶果已经显露，但通过庐山会议一举解决“五风”问题的前景，又使毛泽东感到如释重负。1959年6月29日和7月2日，毛泽东两次开会研究庐山会议议题，确定了提交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其中基本主线就是汲取教训，纠正“极左”路线。他甚至提出来要编三本书作为正反面教材。按照中国的传统史学观，这就意味着将彻底终结“大跃进”的激进时期，开始一个新时代：

　　

　　——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事后毛泽东回忆，庐山会议就是要彻底解决“大跃进”中极“左”路线的问题。他很可能一度乐观地以为，通过这次会议，就可以使自己的观点为多数人所接受。但他慎重地预先思考了在工作路线发生较大转折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党内分裂、维护现在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因此，他为“大跃进”形势定下的基调是：“大形势还好，有点坏……。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把庐山会议的主题确定为解决激进的发展路线：

　　

　　——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事实证明：毛泽东对于党内斗争的估计仍然不足，结果会议出现了他所没有预料到的最坏结果。这其中的过程目前尚是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彭德怀正是按照毛泽东关于“讲真话”的要求行事的。然而，正如麦克法夸尔在《文革大革命的起源》中所指出：彭德怀、张闻天们虽然事先仔细分析研究了毛泽东关于纠正“五风”的要求，试图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行事，但是很不幸，彭德怀触及并且突破了“技术”与“政治”的界线，最终导致会议转向。关于彭的“政治”问题，河北人民版的中译本干净利索地作了删节，但保留了注释，使我们可以从中发挥无穷的想象力。麦氏还指出：陈云同样挑战了“大跃进”，但他很策略地把问题局限在“技术”的范围内，因此其建议被毛泽东“欣然接受”。这个对比很有意思。

　　

　　无论如何，庐山会议最后的结果，是那封彭德怀试图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写作、而且毛泽东初看后也觉得没有甚么大问题的万言书（现存洁本为三千六百字）成了使“五风”变本加利的动力。随着反“右”声浪的高涨，“大跃进”的车轮继续前行，直到1960年全部问题显露无余。

　　

　　庐山会议的结果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尽管毛泽东尽其努力保护彭德怀免遭更加恶劣的命运，坚定地把彭德怀问题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庐山的争论毕竟使得他长时间筹划的“反五风”努力功亏一篑。事过两年后，毛泽东不无伤感地回顾了这一过程：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

　　

　　这是随后重新启用彭德怀的先声，不过这是后话。总而言之，毛泽东认为上层可以反彭，但基层必须反“左”。这是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本应采取但最终未能实施的策略。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这样做？其中的原因还需要结合将解密的材料来分析。即使如此，在庐山会议后“极左”思潮回潮的情况下，毛泽东本人仍然没有表现出任何极“左”的思想趋向。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主持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班，并在学习中阐发了一系列富有思想深度的经济学观念：

　　

　　他强调工农业的均衡性：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毛泽东深知高积累对于一个落后国家的重要意义，认为“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但毛泽东继续一如既往地反对苏联那种只顾发展重工业、不重改善人民生活的做法。他希望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兼顾农业和消费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工业产品）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毛泽东甚至希望通过改善农村生活，而保持农村人口的相对稳定，避免城市人口的无序膨胀，这是一个在“拉美化”效应出现之前就超前提出的反“拉美化”对策：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毛泽东并不认可苏联通过“物质刺激”促进生产增长的做法，他强调了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显示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独特性：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关于产品分配，……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因此，毛泽东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收入差距过大：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毛泽东提出了让劳动者管理国家事务的设想：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这种民主管理的思想，将在“文革”中得到贯彻，虽然事实上并不能够全面落实到位。

　　

　　五、在反“右”声浪中，毛泽东着手整治“五风”

　　

　　1960年，毛泽东在推动理论研究的同时，继续以主动的姿态对卷土重来的“五风”进行反击。庐山会议后仅仅半年，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就代中央拟定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的通知，标志着反“五风”运动的升级。这个通知指出“‘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要求调查和处理一平二调、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歪风。要求在教育多数的前提下，“坚决撤掉或法办……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同月30日，毛泽东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因此必须解决“五多五少”的问题，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更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状态，……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这种官僚主义的，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中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

　　

　　以此为开端，毛泽东开始号召全面纠正五风：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彻底纠正“五风”》，1960年11月15日）

　　

　　他要求对退赔等工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特别强调地土地权属是农民的，不允许任何人随意占用。他把“圈地”视为一种“封建残余”，要求坚决纠正：

　　

　　——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这时，毛泽东已经对“大跃进”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在党内公开提出了“人祸”论。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有意忽视的重要事实：

　　

　　——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与一年前的庐山会议相比，毛泽东对“大跃进”存在的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断，因此对党内流行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喻提出了质疑：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到1960年底，“大跃进”负面问题已经显露无余。但情势的发展并没有超出1958年毛泽东的预期：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这时，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彻底解决“五风”问题，拯救陷入困境的国民经济，宁可慢一点，但要好一点，以免“图虚名而招实祸”。他提出的工作思路是：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他决定在思想上、行动上终止全国的“钢铁狂热”：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

　　

　　次年初，毛泽东主导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是纠正“大跃进”中极“左”思潮的重要转折点。

　　

　　六、经济上调整，政治上稳定

　　

　　在大力推进经济调整的同时，毛泽东试图维护政治上的稳定。从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毛泽东深知一个过急的路线转弯势必导致政治结构的失衡，从而损害正在形成的政治接力队形。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他希望既从激进的经济政策上向后退，又维护现有的领导层格局。

　　

　　他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坚持对“大跃进”采取一分为二的做法，维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威信，缓减事实上的政策调整对党内团结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决定承担全部领导责任，把所有的批判火力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以此减轻其他领导人的压力，以免出现某些领导人被迫引咎辞职等灾难性事件。这并不是冒险，毕竟他拥有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的强大政治威望，这使他不可能因为坚决的自我批评而导致政治灾难。

　　

　　从1960年至1962年，毛泽东公开作了一系列的自我批评，其次数之多、态度之坚决，是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无法比拟的。1960年6月18日，他检讨了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随后，毛泽东决定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白纸黑字，在全党范围内进行自我批评，以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广大干部软化“光正伟”的僵硬立场，为全面纠正“大跃进”问题奠定政治基础。在这份红头文件中，他的自我批评并不是走过场：

　　

　　——毛泽东同志……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960年11月28日）

　　

　　毛泽东也指出了中央决策层存在的问题。但他避免对任何中央领导人的指责，以免导致党内斗争复杂化。因此，他是代表整个领导班子作自我批评的：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自我批评说：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毛泽东批评了那种单纯依靠公文来决策的文牍主义，认为公文往来并无益于解决上下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他仍然用自己作为反面教材，只是顺带点了河南省的名：

　　

　　——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告。……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表。发那么多表格，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表，也不能靠逐级的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年3月13日）

　　

　　在稍后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不厌其烦地重申了自己犯的错误：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

　　

　　1962年，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了“许多地方”对群众隐瞒他本人的错误的做法，显示了他对于讳医忌医心态的强烈不满，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上体现了自我批评的态度：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并不仅仅只是一种领袖的高姿态，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带头作用，推动各地的党政领导加强自我反省，找出在“大跃进”中犯下的错误，并且进行改正，从而尽快走出“大跃进”的阴影。他说：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尽管毛泽东批评和纠正“五风”不遗余力，却并不希望通过极端的手法，以处罚甚至刑罚的方式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相反，他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通过教育干部，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能力。这样一来，党就可以避免在不可挽回的错误上纠缠，而是着眼未来，谋求实现国家的更好发展。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最后，毛泽东仍然把解决“大跃进”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试图通过“让群众讲话”的办法克服官僚主义：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他尖刻地批评了那些“只干不争论”的领导干部：

　　

　　——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但真正的“摸老虎屁股”，却是四年以后的事情。

　　

　　七、“大跃进”过去了，但暗流却在涌动

　　

　　虽然毛泽东以平和的手段解决了“大跃进”问题，但他的内心世界却远不像表面上那样平和。尽管他在公开场合没有点出中央和地方领导所犯的具体错误，但这并不表示那些错误没有在他心中留下任何阴影。事实上，他在少数场合不经意地流露出真实的情绪，证明他对地方抵制中央正确决策的做法是难以释怀的，尽管这种不满最终仍然体现为自我批评：

　　

　　——（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

　　

　　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问题上，毛泽东严格地采取了“内外有别”的方针，对外竭力维护领导核心的形象。然而，一些内部信函却证明他与自己的高层同事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裂痕和隔阂。1961年，他在一封写给刘、周、陈、邓、彭等人的信中表现出罕见的急躁情绪：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请同志们……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反对两个平均主义》，1961年3月13日）

　　

　　仅仅过了两个月，在写给两位省级干部的信中，毛泽东的不耐烦情绪仍然十分强烈，而且口吻十分严厉：

　　

　　——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1961年5月6日）

　　

　　从这两封信来看，毛泽东显然认为自己的同事中已经存在不可忽视的官僚主义问题，甚至可能认为一些同事自大狂妄、目中无人，已经丢掉了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在这些信件中透露出来的不满情绪，其实正是“文革”中“推倒重来”的先声。如果说这时候毛泽东的不满还不是公开的，那么1962年以后相继发生的一些事件，却极大加强了毛泽东对于现有干部队伍的不满情绪。

　　

　　首先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从来不否认“大跃进”灾难中具有人祸成分，而且他甚至多次在高层领导中暗示“大跃进”的问题首先是由于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然而，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需要，毛泽东选择了“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作为对外宣传的基本口径。这并不是毛泽东为自己辩护。他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辩护，他在“大跃进”中始终如一的反“五风”言行就是他最佳的辩护词。但他需要为这个犯下了集体错误的党组织进行顽强的辩护，这是改正错误、重新前进的基本保证。

　　

　　因此，当出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且得到一些干部的支持时，毛泽东必然感到不快。这时，一位杰出领袖的胸怀，使他不可能像我等俗人一样，向那些持“七分人祸”论的领导问上一句：

　　

　　——当发生七分人祸的时候，我在坚持反“五风”，但你们都在干什么？

　　

　　但他并没有这样问。这样，毛泽东的沉默与“七分人祸”论者的“直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与会人员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心理效果。由于没有一个“七分人祸”论者像毛泽东那样作出任何具体而坚决的自我批评，相形之下，看起来更加彻底地批判“五风”的“七分人祸”论就使得持此论者显得比毛泽东更加坚决。在一切不太深知中共高层决策内幕的人士看来，毛泽东似乎在文过饰非，而“七分人祸”论者们却是在试图深刻地揭示“大跃进”灾难的真正原因。

　　

　　没有人能够在这种投机取巧行为面前感到无动于衷。

　　

　　但对毛泽东来说，这只是一个插曲而已。尽管他可能感觉不快，却并没有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怒。这显示了他维护团结的巨大决心。毕竟，对于一个优秀的政治领袖来说，在这样的重大危机时刻，最大的利益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这个最大利益之外，任何有关个人得失的考虑对他来说都已经无关紧要。

　　

　　更为严重的挑点，是随后出现的路线问题。路线分歧的代表，就是“大跃进”之后的“三自一包”政策。这项政策似乎是从省县一级产生的，随后被中央认可。但毛泽东本人并不赞成这个政策。因此，看着这个政策的实施，毛泽东也许重新感受到在“大跃进”期间经历的那种无可奈何感。这时，他肯定意识到：这个在他的领导下闯过生死关并且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党，已经具有了某种自发的目标和动力，不再是他能够轻易左右的政治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这支政治力量似乎正在偏离他所期望的政治目标。那种认为毛泽东“恋权”的观点是幼稚的，低估了他的政治境界。事实上，权力在毛泽东眼中永远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这个手段有利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在意谁在行使权力；但如果权力手段的运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毛泽东就绝对不会听之任之。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说“大跃进”具有正确的方向和错误的步骤措施，那么“三自一包”就不仅是在步骤和措施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方向和目标上也是根本错误的。

　　

　　斯诺曾经根据一个不够准确的翻译，把毛泽东形容成一个独立特行的“孤僧”。在“大跃进”时期以及“文革”前的那些日子里，这个形容也许能够很恰当地描述毛泽东的真实心境。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的孤独源自于他的博学和深思。跟他的同事相比，毛泽东读书更多更广，更能够依据历史的经验，在现实的微妙变化中察觉到未来的色彩。

　　

　　因此，在结束“大跃进”之后的那几年，在多数人看起来只是手段调整的社会经济政策变迁，在毛泽东看来却代表着方向和目标的变化。他或许甚至忧郁地意识到：昔日那些在“大跃进”中以激进主义者姿态出现的领导干部们，在“大跃进”的灾难面前，作出的政治反应竟然是掉转方向，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这时毛泽东想起了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数千万战友们。他们是喊着“为了新中国”的口号倒下的。依然留存在记忆中的血色使得毛泽东不可能不对未来的道路保持冷漠的态度。说到底，他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绝对不会允许“手段”干扰“目标”的实现。确实，毛泽东说过“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他却并不认为“解放生产力”就是最终的目的。他没有办法忘怀死去的战友们所梦想的理想社会。虽然毛泽东根本不相信那个理想社会是可以用区区十多年甚至几年就一蹴而就的，但他绝不会抛弃那个理想。

　　

　　他试图改变现实的发展趋势。这样，就有了“四清”运动。这场旨在清除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其实正是“文革”的预演。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那些自上而下的改造手段将在“文革”中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重现于世。但在毛泽东看来，“四清”是失败的，其根源就在于它是自上而下的，而且其矛头指向群众而不是干部。这完全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理念。相反，他从“大跃进”及后来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群众基本上是好的，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毛泽东对于“四清”是失望的。“四清”的结果，使得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怀疑现有权力机制自我改造的有效性，并且试图找到使这一机制重新恢复活力、重新把握方向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要在1966年亲手拉开那场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在“四清”中，毛泽东希望把矛头指出广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文革”则把目标定位在最高领导层。然而，即使是“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也对“党内资产阶级”的自我觉醒和痛改前非抱有一定的希望。

　　

　　因此，在“文革”的最初五十天，毛泽东似乎还心存幻想，试图把运动的主导权交给各级领导，寄希望于他们被这场更加猛烈的群众运动所惊醒，并且接受昔日的教训，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接受洗礼和改造。但在这段长达两个月的“文革”“考验”期里，权力运行机制却又重蹈了“四清”的轨道，不是进行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习惯性地斗争的矛头转向基层和群众。这使得毛泽东对既有政治结构完全幻灭，由此开始了对整个权力结构进行清洗的“休克疗法”。

　　

　　“文革”肯定是一个更加富有深意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并不属于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我只想说：“文革”之因深深在埋藏在“大跃进”的灾难之中，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只是对“大跃进”错误的全面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