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纽约扩展到美国各大城市甚至世界其他地区，我们已可以初步断言：这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继茶党运动、威斯康辛州和加州等地的州政府和教师工会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影响遍及全美的社会运动。

尽管运动本身还未形成明晰的政策诉求和强有力的组织，但对于华尔街的愤怒和对于财富再分配的期望似乎已足以把数万不同阶级、不同年龄和种族的示威者团结在一起。正如克鲁格曼在《纽约时》专栏中所说：“美国人民这一次终于找对了愤怒的对象。”尽管这场运动来势迅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社会达致今日贫富分化、经济失衡、失业率高居之局面，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金融自由化说起。这些政策造成美国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变。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运动绝非独立的过程。历史一再证明，社会运动的消长起落，正是和这些社会宏观结构性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原罪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后果，媒体和学术界可谓异说竞起，莫衷一是，这里无需赘述。然而，大多数的论断对危机的成因，仅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新经济时代”结束后的矛盾与调整，缺乏对于较长时段的政治—经济周期运动的理解和考察，也忽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阶级关系变动和公民社会力量的消长。这种认知角度，并不能揭示这些危机的真正动因。实际上，金融危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同时与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阶级阶层关系变化纠结在一起。事情要从1980年里根击败民主党总统卡特说起。这一政治结果标志着美国民主党引领的“民权”时代在经历了70年代的痛苦调整之后最终结束，也意味着战后美国精英和主要社会阶级之间政治妥协方案的崩溃。从此，里根开启了一个共和党领导的新周期。从80年代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止的近30年间，美国国内主要政策的制定基本上是在共和党的政治平台内展开的。其间也有民主党短暂的政治胜利，比如克林顿从1992年到1998年一直代表民主党执政，但其政策和思路无不受限于共和党的政治框架。1993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同时失去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克林顿更是成为孤立无援的“光杆司令”。而他从准备竞选时期就开始筹备的全民医疗保险改革，也成了“滑铁卢”。所谓的共和党的政策框架，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政策范式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重新倡导市场制度和竞争理念，以取代战后的国家干预政策；国家的功能随之全面退却，产业政策收缩，放松对行业的管制；大幅度减税，税收结构从累进变成累退，公共政策支出大幅度削减；金融自由化，金融交易的一系列樊篱被拆除，等等。按照大卫哈维的说法，这一系列政策最早是从70年代末纽约市政府遭遇财政危机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依照相同的理念，里根用紧缩的政策应对1981-1982年滞胀的经济危机，之后又逐渐把这一套政策在各个方面推进。其中，早在1981年里根任期之初，里根就推动了所谓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ERTA），把全美最富裕阶层的税率从70%降到了50%。随后在1986年的另一次税收改革中，这一税率更是戏剧性地下降到了28%。但与此同时，美国低收入阶层的税率却从11%上涨到15%。富裕阶层和企业税率的大幅下调，依据的是所谓供给学派税率和税收呈倒U型关系的理论，但本质是累退的。因此，美国政府财政在除去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后，并没有实质的增长。在产业管制方面，里根削减了很多产业管理机构的职能和预算，比如管理企业的环境保护机构（EPA）等等。而一直以来调控美国产业结构的“反垄断法”及其实行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也做出了一系列政策修正，大大减少了诉讼量，对很多并购案例采取放任态度。里根还削减了很多社会福利项目，比如一系列社区层面的反贫困项目，食物补助项目和公共住房项目。联邦对于地方政府的资助也削减了60%。最后，在金融方面，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限制被取消，70年代以来美元离岸市场的冲击也促使资本流动进一步自由化。一时金融创新掀起高潮，金融资本存量和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这一系列政策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修正——此时民主党在两院全面失势，其政策空间远不足以扭转乾坤。而新经济发展的喜人形势，似乎也在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背书。1999年通过的Gramm-Leach-Bliley法案进一步放松了对于金融混业等方面的管制。在小布什代表共和党夺回政权后，他在政治经济主要方面无非是因循前例，只有他的反恐战争值得一提。这3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后果，直接影响了美国当下的困境和矛盾。 美国精英的结构性变化首先，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重大调整，金融部门的精英取代了战后的产业精英全面攫取了权力；全国性的精英进一步排挤了地方精英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很多当下的评论认为这是金融政策的直接后果，其实不然。实际上，金融精英的崛起固然得益于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反过来，美国政府能够推行这些政策，恰恰是由于共和党和首先与这些金融精英达成了政治上的联盟。这个联盟之所以在这个时点达成，是因为此时美国产业—金融结构与精英集团内部的结构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在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深深扎根于地方性的政治—经济网络之中。在少数影响力远不如今的全国性的大银行之外，各种地方性、区域性银行百花齐放，各逞其能。银行特别是地方银行的主要业务是为企业贷款，支持产业资本的发展。在全国和地方的两个层面，金融精英和产业精英通过银行和企业董事会之间的复杂联系而成为利益共同体。但是，随着美国实力在70年代决定性的下降，兼之两场石油危机，70年代持续的经济低迷、滞胀和国外竞争的压力，使得这一产业——金融联盟很快分崩离析。到了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发展和扩张，金融业的诸多管制和限制被拆除，而反垄断法也大幅度废弛。银行业首先掀起了大规模的兼并运动，并在80年代后半期达到高潮。光是1987年，美国就发生了7宗规模较大的银行并购；1988年也有8宗。银行业兼并的结果是，地方性银行，也即支持产业与实业发展的金融主力，大部分被全国性银行所代替。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部门也掀起了兼并浪潮。电信、公用事业、零售业、媒体、农业和能源行业等等，自80年代以来通过并购等各种方式催生了很多全国性的多元化超大型公司。仅1988年，美国的并购交易总额就达2469亿美元，平均每起并购的交易额为1.09亿美元，其平均交易规模是1968年的10倍。这种经济结构的重组，使得地区性的企业数量急遽下降，无法保持它们在地方政治—经济网络中的影响力，直接引致了美国制造业方面的产业竞争力的下降。此后，美国主要工业由于国际竞争、技术进步放缓和核心竞争力的减退等各种原因，平均利润率已经远不如战后的黄金时代了。相应地，为工业提供信贷支持的传统的银行业务利润也徘徊不进。很快，金融行业把精力集中到投资银行业务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上来，以追求更高的利润。更有意思的是，此时实体经济部门的兼并浪潮和60年代相比也发生了本质变化。后者多是统一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兼并，而前者转而依靠杠杆收购，其目的不在于提高经济效率，而在于用更高的价格转售资产。于是，全国性大金融机构在工业产业并购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华尔街那些专门从事杠杆收购的投资银行。这种趋势在随后的20年继续发展，使得金融部门的精英进一步战胜了产业部门的精英。90年代由互联网发展所推动的新经济，说到底更多是华尔街从事投资业务的金融精英们导演的一场财富再分配；IT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能够“软着陆”，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找到了新的工具：次贷及其衍生金融产品。而已经垄断的金融业，必然导致全美甚至全球资本的垄断。于是，80年代之后，华尔街主导的美国全国性精英取代了此前占主导地位的地方性精英。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从长春藤毕业生的去向上也可以管窥一斑。五六十年代这些名校毕业生最中意的职业往往是医生、律师、企业管理，也许还包括大学教授；而从80年代以来，华尔街成为了不二的选择。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战后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妥协终结，中产阶级和底层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下降。一方面，产业精英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他们和工人及其他阶级分享经济利益的政治方案已无法维持。以金融精英和跨国公司高管为代表的新精英为了维持整个体系的运转，不得不在市场和效率的名义下将其他阶层的利益首先牺牲掉。如前文所述，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税收方面明显偏向富裕阶层、压制底层。前者通过各种避税操作，实际税负比28%更低。里根上位之后采用紧缩的政策，失业率一度接近10%。克林顿时期经济情况较好，失业率下降，但此后又不断上升。奥巴马现在面临着9.1%的失业率。而劳工的实际工资率在经历了战后的快速增长后，近30年也几乎是在原地徘徊。同时，里根时期还调低了全美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小布什在位期间进一步下调，创历史新低。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社会财富的分配。美国的基尼指数从80年代开始一路上升，2000年之后更是达到0.4以上，而同期主要发达国家指标保持在02.-0.3之间。另一方面，由于公共职能的退却和萎缩，国家也无力保护被市场逻辑忽略的弱势群体。美国社会保障网络的拆除，社会福利项目的削减，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就把社会底层拖入一种无望的境地。很多公共政策机构一时无法取消，里根遂采用压缩预算的方式，饿其体肤，使得这些部门的人员大量精简，政策根本无法落实。这后来又成为国家干预和公共政策无效率的证据和口实。于是，随着全国性精英取代长期以来维护着美国社区的稳定和繁荣，代表着跨阶级的利益的地方政治—经济精英网络，美国政府再也无法继续促成各社会阶层之间达成政治妥协和联盟。因此，金融精英和共和党的政治—经济方案，是一个抛开其他阶级的方案，是一个导致阶级关系断裂的方案。但问题是，一直以来公民社会都很活跃的美国，除却市场和国家之外还存在一个强大的社会领域，为什么在晚近的30年来，公民社会内部的社会运动却无法有效阻止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金融精英的扩张，直到最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才有所爆发呢？这还要从美国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自60年代末的结构性变化说起。持续月余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得到美国100多个城市的响应 民众为何不能抵挡金融精英？按照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斯考切波的看法，上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高涨着实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首先，大规模的性别和种族平权运动极大地冲击了从二三十年代延续到战后黄金时期的公民社会组织方式：即以社区基层组织为坚实基础，且分性别分种族的组织形态。美国历史上“进步时代”之后的社会组织，多数已跨性别跨种族，凝聚力已被稀释。另一方面，随着电视和大众媒体的发展，这些公民组织的筹款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视广告和邮寄广告开始替代基层的组织活动成为筹款的主要渠道。筹款方式的改变，使得这些公民社会组织的地方基础开始萎缩，建立在大城市的总部职能不断扩张，拥有MBA学位的专业管理人员开始替代基层领袖成为组织的领导者。这种组织和人员的调整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吸引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捐款，而不是真正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和诉求。这一系列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即社会组织本身的诉求和议题也随之嬗变。为了吸引各界眼球，在多如牛毛的捐款广告中脱颖而出，很多社会组织开始宣传一些特定的议题，比如某类珍稀动物的保护，某种儿童疾病的治疗等等。逐渐地，只有这种煽情且具体的话语才能吸引那些没空参加社会运动、但偶尔想献点爱心的中产阶级。进而，那些关乎社会广大民众的一般性议题和宏大议题，比如劳工权益的保护，改善社会底层的境遇，完善社会保障网络等等，此时却被冷落了。而和这些传统议题相联系的公民社会组织，比如工会等，也很快衰弱下去。70年代以后，工会的数量下降很快，参加工会的工人只有12.3%。换言之，公民社会及其社会运动也逐渐脱离了广阔的社会土壤，不再扎根于基层社会，也不再代表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因此，公民社会丧失了可贵的批判精神，社会运动也陷入低潮，无法对于政治—经济精英形成有效的限制。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金融精英能够畅行无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期，美国社会运动和党派政治之间的联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引发实质性的社会改革，主要是因为各种进步社会组织和民主党之间有充分的联系和互动，因此社会运动的诉求可以进入实际的政治过程，转变成政府政策。进步社会组织和民主党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过程，前者会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源支持民主党各级的候选人，后者在政策取向上反映前者的诉求。然而70年代以来，昔日的进步组织纷纷细化了议题，改变了组织结构，和民主党的联系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些组织为了寻求NGO的身份，以便享受税收优惠，更进一步和政治党派撇清了关系。相反，共和党因为有金融和其他精英的支持，在资金上相对充裕，因而有能力培育诸多保守的社会组织，帮助共和党开展选举活动，宣传其意识形态。而很多中产阶级也的确对60年代的平权运动和收入的再分配政策产生了逆反心理，转而支持保守主义。这是共和党能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基础。11月15日凌晨，纽约警方暴力清场，“占领华尔街”运动大本营 如何重建美国政治？共和党从8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美国经济逐步受控于金融资本，最终引发了危机。同时，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精英急遽上升，两极分化严重。而社会运动自70年代以来陷入低潮，公民社会和民主党已无法阻挡阶级关系的断裂。政治力量的分化和组织力的削弱使得他们无力反抗。正是因此，2008年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时并没有立即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有趣的是，从2009年开始，全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茶党运动。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保守运动，要求政府进一步减税，减少公共开支。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共和党重要人物和茶党运动之间的关系（比如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Sarah Palin几乎成为了茶党的教母），就不难理解保守运动的强势了。直到上个月“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民众中间自发兴起，事情才真正起了变化。这一方面说明进步社会运动长期衰落，在危机过后三年之久，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政府难以扭转局势的情况下才得以爆发；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社会的不满情绪由来已久，反抗的能量不断积蓄，终究是要寻找发泄通道的。时至今日，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运动到底能走多久？单纯的预测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依照以往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答案似乎是乐观的。首先，社会运动往往是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集中出现的。从今年以来，欧洲由于经济的持续衰退、债务危机和移民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几乎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而中东和北非地区也掀起了大规模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反抗威权主义统治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似乎预示着，全球社会运动正在逐渐回暖，可能会走向另一个高潮。而网络新媒体的运用也为运动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否会成为这一拨社会运动浪潮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其他地区和美国国内其他的进步社会运动（比如威斯康星州反对共和党单方面决定预算的运动）一定有助于当下“占领华尔街”运动走得更远。然而，这场社会运动要对政治领域和政策制定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在明确诉求和发展组织力量之外，还必须找到自己的政治盟友。Dumenil和Levy在最近出版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指出，解决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机必须依靠政治力量的重组。一种可行的道路是，普通社会大众和产业精英重新组成政治联盟，打破金融精英的垄断。然而，美国产业精英在经济结构巨变，经济持续不景气的局面下是否有能力重组政治结构，笔者持相当的怀疑态度。尽管如此，民主党和这场社会运动相互呼应，似乎是目下最有可能的另一种政治联盟方式。说到底，社会运动必须建立进入政治过程的渠道，否则只有破而没有立。而民主党也可以借社会运动之势，并发动一定的社会组织来引导和组织这场运动，以便重建社会基础，积累反对共和党的社会资本。此文参照了David Harvey，Theda Skocpol，特别是导师Richard Lachmann等学者诸多观点和数据。因散见各处，不再一一注明。（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