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四)

　　

　　　文□杜继平

　　

　　


中共党内的计划与市场之争

　　

　　中共的邓xx路线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脱离了中国的客观实际状况﹐强调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因而主张公有制规模愈大愈好﹐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愈快愈好﹐并在这样的思维下﹐极力限制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否定农村中的“三自一包”﹐希望早日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结果造成经济缺乏活力与阶级斗争扩大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邓xx路线主张﹐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的阶段﹐商品经济本不够发达﹐故不宜跨过商品经济这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过早杜绝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因而应该像列宁晚年采取新经济政策一样﹐实行战略上的退却﹐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尊重价值规律﹐充分运用商品生产与市场的功能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不过﹐在反对文革的阵营内部﹐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商品生产与流通的范围该有多大的问题却存在着分岐。以陈云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搞活市场﹐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陈云1982: 287﹚这就是把计划比喻为笼子﹐市场比喻为鸟的“鸟笼经济论”。换句话说﹐陈云派仍坚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只能作为补充﹐即所谓“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提法在中共十四大以前占居主流地位。但中共党内的右派并不满足于这种小脚放大式的改革﹐处心积虑扩大市场作用的范围﹐力图打破计划经济的框框。计划与市场的主从之争﹐经过多年鏖战﹐在一九九二年初﹐邓xx发表南方讲话之后﹐市场派跃居上风。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的十四大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本来﹐在一九八八年中共闯价格改革关失败﹐造成物价飞涨﹑人民抢购商品的恶性通货膨胀后﹐中共即厉行经济的治理整顿﹐加以一九八九年又发生“63+1”事件﹐中共党内即兴起一股强烈质疑经济改革走偏了方向的声浪﹐认为再不有所警惕﹐明确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遭和平演变﹐导致江山变色﹐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其批判的锋芒即指向邓xx。邓xx在深圳﹑上海等地发表南方讲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xx文选》﹐第三卷﹕373﹚的论调﹐正是针对以北京为中心的计划经济派的反戈一击。此论一出﹐计划经济派为之气闷﹐自由经济派则感激涕零﹐如大旱之逢甘霖﹙此话绝无夸大﹐曾任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著名自由化学者魏杰在自己书中的序言就坦白描述他当时激动落泪的心情﹚。在邓xx表示不要搞姓‘资’姓‘社’的争论﹐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鼓励之下﹐大陆随即掀起一阵大炒股票﹑房地产的投机热潮﹐挪用公款﹑贪污受贿之风大起﹐导致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的经济过热﹐幸赖朱镕基采纳了左派经济学家的意见﹐剎住了恶性通货膨胀﹐才免于经济崩溃。

　　

　　邓xx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认识不清

　　

　　邓xx所谓“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说法﹐混同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的涵义﹐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都是不通之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只是对经济增长﹑货币供给﹑财政收支等提出总量规划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并不直接支配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生产要素的流动也交由市场机制决定﹐资本家仍是经济活动的主角﹐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组合生产要素以获取剩余价值。这种经济计划既无法消灭剥削﹐也不能免除经济震荡﹐岂可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相提并论﹖一旦以市场作为经济的运行机制﹐劳动力也势必商品化﹐而劳动力的成为商品﹐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正是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所谓“公有制”经济﹐所谓国有企业也就不足以做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愈来愈社会化后﹐股份公司大量兴起﹐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开办规模庞大且需要大量资本的铁路﹑邮政﹑电等企业﹐“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恩格斯还谴责说﹕“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接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马恩选集》﹐第三卷﹕317-318﹚

　　

　　因此﹐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说﹐中共自十四大确立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机制后﹐基本上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没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别。所谓国家的宏观调控﹐所谓的公有经济为主体﹙且不说“集体经济”相当多数实质上已是私有经济﹐而国有经济也正大量被侵蚀﹑稀释中﹚都不足以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话决不是什么从“本本”出发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点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而是实事求是﹐揭示问题本质的论断。要证明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只要以台湾为例证就够了。五○年代中期之前﹐台湾公营经济的工业产值都超过私人企业﹐而石油﹑水﹑电﹑铁路﹑公路﹑钢铁﹑邮政﹑电信﹑银行﹑肥料﹑糖﹑盐等各种攸关国民生计的企业直到九○年代初都由官方垄断﹐国民党一手掌握了台湾的经济命脉﹐按照邓xx派的逻辑﹐台湾战后数十年来所实行的也跟大陆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了。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照这个逻辑再推下去﹐那么国民党今天的下场﹐也可能就是中共未来的写照。

　　

　　邓xx之所以混淆资本主义的“计划”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的区别﹐又只把计划与市场当成经济手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所承认的﹕“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xx文选》﹐第三卷﹕382﹚。他所谓的实事求是﹐其实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就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邓xx也就是他那个“猫论”。邓xx敏于治事﹐办事干练﹐但终非有深远洞见之辈。他所谓的计划与市场并非制度的本质特征之说﹐其实是听信了大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胡说﹐因无力判断而遭到了唬弄。毛泽东生前曾感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并多次号召干部要多读马列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正是看出了值得忧虑的问题。

　　

　　邓xx在南方讲话中﹐语带情绪地指责那些认为外资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那我们来看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怎么说吧﹕“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这是经济学初级读本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济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卷﹕184-185﹚看吧﹗是谁没有基本常识﹖

　　

　　经济改革的根本问题—谁战胜谁﹖

　　

　　列宁之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是因俄国原是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在苏维埃政权初建之际﹐更遭到俄国资产级联合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反扑﹐三年内战期间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与分配﹐结果﹐战后经济凋敝﹐政治不稳﹐列宁见正面强攻﹐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方法不可行﹐遂实行战略退却﹐改采迂回包围﹐决定推动新经济政策﹐希望凭借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列宁很清醒地看到﹐开放了国内贸易市场﹐引进了外资﹐就是给资本主义铺设了温床﹐因此﹐一再告诫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提出“谁战胜谁—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的问题﹐明白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赶走。”但邓xx则反是﹐不惜曲解马克思主义﹐不愿也不敢承认搞了资本主义﹐一再强调主要是防止“左”﹐说什么﹕“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xx文选》﹐第三卷﹕375﹚。列宁之所以是列宁﹐而邓xx只是邓xx﹐差别就在这里﹗

　　

　　中共经改的战略构想相当程度上借鉴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比列宁走得更远。中共党内对要退却到什么程度﹐曾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退回到新民主主义﹐有的认为中国既然缺乏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就算退到资本主义补一堂资本主义的课也无妨。但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在中国大陆仍无法撼动﹐守住社会主义制度这道防线成为党内最大共识。于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明确表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 61﹚但中共从八○年代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退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退到十四大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步一步滑向资本主义﹐已是“久假而不归”了。新民主主义还对私人资本主义加以限制﹐并逐步引导向社会主义﹐中共目前则是强调建立所谓公平竞争的市场﹐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优胜劣汰﹐已远离了新民主主义不可以道里计。经济运行机制虽已发生质变﹐邓xx派一怕坐实了“走资派”的罪名﹐二怕引起人心不满﹐政治动荡﹐却始终不敢拿下“社会主义”的招牌﹐美其名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实﹐依中共目前实行的政策若硬要说是社会主义的﹐那只能说与欧洲社会党式的社会主义差堪近之﹐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甚相干。

　　

　　中国大陆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中共十四大后﹐很沈痛地慨叹﹕“没想到资本主义在中国这么快就复辟了”。确实﹐曾经震憾了世界﹐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中国革命竟然在毛泽东过世后十多年就变了质﹐走了样。何以致此﹐很值得总结经验﹐深加探究。这当然会是个浩大而费时费力的工程﹐追究起来﹐因素也必然复杂多端﹐但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的一段话是个启人深思的角度﹕“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一七九四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马恩选集》﹐第一卷﹕171﹚

　　

　　中共在邓xx领军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蜕化变质﹐腐败成风﹐当然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额手称庆﹐喜出望外﹐为宿怨大敌竟自行缴械不战而降而雀跃不已﹐全世界的左翼则或忧心忡忡或愤慨怒责﹐气未能平。台湾的左翼在统一问题上出现争论﹐母宁说是正常的。

　　

　　邓xx路线的主调是﹕振兴中华﹑强国富民以实现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中共一方面由社会主义向后退却﹐一方面则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这与毛泽东时代合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为一体相较﹐自然会让左翼阵营中人产生不满﹐甚至质疑中共以发展经济为名﹐急于溶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势必依附于帝国主义﹐沦为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这种看法在萧喜东与苏杰的文章中都有所反映。从主观上说﹐邓xx派欲增强国力﹐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用心﹐大概无庸怀疑﹐而借着致富图强的号召﹐中共也确实凝聚了一股民气。比较关键的问题是﹕中共的发展战略与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否能使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杀戳战场中斩将搴旗﹐跻身自主的经济大国之列。

　　

　　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曾为殖民地或半殖民的国家﹐由于外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控制﹐内有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若不驱逐帝国主义﹐变革社会经济结构﹐绝对无法进行自主的资本积累﹐建立独立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很难得地完成了上述任务﹐成就了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所无的伟业。邓xx路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经济的改革开放。也因此﹐中国大陆具备了几项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所缺乏的有利条件﹕﹑有一个强大而组织深入遍布全国的党与国家机器。﹑有一个第一部类﹑第二部类乃至国防﹐部门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能稳定提供粮食﹑工业原料的农业。﹑有一批素质优良的科技队伍﹐基础科学扎实且具备了一部分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因此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的竞争力明显优于许多外围与半外围国家﹐很难以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的发展经验直接模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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