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反全球化思潮及其对全球化的批判
世纪之交的反全球化思潮及其对全球化的批判
郑一明 李智 ： 《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的西方全球化思潮中，存在着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派别。同时，文章还集中探讨了西方反全球化思潮及其对全球化所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批判。
【关键词】西方反全球化
一、西方全球化思潮的两大派别
伴随世纪之交全球化的进程，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对全球化的反思，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自由主义同现实主义交替演进的过程，在这股反思全球化的思潮中，它们不仅构成极端论（hyperglobalism）与怀疑论（skepticism）两派，而且也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彼此消长。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和资本投资热潮不减，也由于美苏中三角关系的新格局和传统东西方关系画面的模糊（所谓“趋同”现象），全球似乎出现了“相互依赖进程大大加速的十年”，这种形势强有力地刺激了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和全球化极端论思潮的勃兴。此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外加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里根政府的强硬反应，东西方关系重新紧张，出现了所谓“新冷战”，从思想到政策上都重归于倚重国家中心、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立场，这时全球主义中的怀疑论就抬头了。再而后，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国际互联网的延伸、世界贸易组织的加速启动，尤其是苏联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运作，虽然曾经一度导致东西方对峙局面的缓和，但其最终的代价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样，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政治格局寿终正寝，新自由主义却在整个西方世界一路攀升，极端论的全球化思潮再次一路凯歌高奏。
因此，只要简单回顾世纪之交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在全球化主义思潮中，极端论占据着思潮的主导地位，成为思潮的主流，而怀疑论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成为思潮的支流，主流与支流相互争鸣、彼此对唱，共同推动着全球主义思潮向纵深发展。
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极端论主张的是一种一维决定论和线性进步论，把全球化说成是一个信息技术和自由市场单向发展的进程。它看似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但仍囿于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把全球化视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中心权势向四周的拓展，因此，从总体上说，这种全球化思潮所折射的仍是一种依附型的全球意识，要求的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扩张，从而仍未逃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范畴，仍处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知识状态中，是西方本身也在积极反思的那种“现代性”文化的一种变相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参照理想的全球主义范型（paradigm），这种彻底自由开放的极端全球化思潮虽然貌似极端激进、浪漫、乐观和理想化，其实很保守、很现实、乃至很传统、很落后，并不是真正的全球主义。如果按传统的意识形态分野来划分，那么看似持温和、保守右倾政治立场的这些全球化自由主义分子，因其对待全球化的极端激进、狂热、乃至强权、霸道态度而蜕变成一种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过激派。
恰恰相反，现实主义的全球化怀疑论者，无论是对全球一体化的宿命论历史观的质问、还是对全球市场化的平等主义、“国家终结”论、“世界和平”论的质疑，在对全球状况作低调、保守（保留）、乃至冷峻估计与批评的时候，它对现存制度和传统的肯定，其立足点恰恰是高超的，因为它参照的是建立在全球相互依存和均衡（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equilibrium）基础上的、理想的、真正自由开放型的全球主义范式，真正力图超越西方“现代性”文化状态，进入一种破除中心意识、等级观念的“后现代”文化知识状态中去。这些对待自由化的全球化看似教条、封闭、狭隘、消极抵触的倾左派别，却恰恰体现了一种小心谨慎、平和改良的保守主义右倾倾向。
然而，无论是全球化极端论、还是全球化怀疑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变革（转型）派（transformationalist），无论对全球化持积极、支持态度、还是消极、保留态度，实质上它们都认同于世界相互依存的高度相关性这一基本理论假设（只是对“相互依存”和“高度相关性”有理解上的歧异），都是站在全球性（globility）和全球主义（globalism）立场上来立论的。在政治立场上看，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西方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色彩。因而，在许多方面，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在双方一正一反、一主一辅的对台戏展开中，全球主义观点，业已构成国际关系新“话语”（“文本”）的基本内容。
二、反全球化思潮对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批判
在全球化思潮、尤其是极端论的全球化思潮的强势威压下，在国际社会倔强地冒出一股唱反调的所谓逆流、即反全球化思潮。反全球化思潮是全球化思潮的必然产物，是对全球化思潮的直接反动而构成了后者的必要组成部分。这股由西方社会中的“左”派、中左派所倡导的思潮，对全球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观点进行了经济、政治、社会和哲学文化上的全方位批判，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作为全球化的反对产物，由于这场反全球化的运动也带有全球性，因此被称为反全球化的全球化运动，是另一种全球化。
自20世纪末开始，反全球化的运动在全世界如火如荼地展开。全球化越是深入，越是严重地挑战和冲击传统的生活和文化方式，反全球化运动的抵抗就越激烈。这种抵抗从无序的个体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从欧美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人群非常复杂，他们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各个阶层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认为全球化造成了工人失业的工会组织及其活动分子、主张保护发达国家农产品而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的人士、反对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的人士、反对移民的人士、认为全球化造成穷国的经济、政治“边缘化”和南北差距的拉大的第三世界同情者、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环境恶化的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女性主义人士、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组织、非政府组织（NGO）、民主派和社会主义人士等。当然，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阻挠外来介入和抗拒内部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及统治者。他们的主张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当前世界的一切经济、政治、民族、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产生根源都归咎于“全球化”上，因此，一致认为，要拯救世界，就要反对全球化。蔓延到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作为有切肤之痛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一家纸就担心说，市场的过度膨胀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拉大它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其中，国际和社会的边缘化（marginalization）人群、弱势人群、受伤害的人群为反抗的主体。反全球化运动同全球化运动是一个同时展开的双向互动过程，体现为两者的并存。
1999年11月，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之前，美国西雅图发生了由意欲阻止全球化的大量非政府组织所组织的骚乱，大约有1.5万个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居民”发布的反WTO宣言上签名。此后几年中，西方国家的人民不断走上街头，举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反战和平运动以来西方爆发的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的新型社会运动。
一些西方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如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法国学界首领布尔迪厄，都成为了反全球化运动的思想旗帜，他们有一个最响亮的口号：“警惕全球化”“反对资本主义”以及“人民高于利润”，等等。一位美国学者就说：全球化在“增加财富和扩展民主”的过程中，已经成为美国领袖世界的“同义语”，事实上，“美国克林顿政府战略的核心就是全球化概念”。Andrew Bacevich, “Policing Utopia—the Military Imperatives of Globaliza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99.他们认为，全球化进程就是西方现代化的普遍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进而揭示出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化，是西化、甚至是美国化；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走向全球化就是向普遍的西方模式趋近，无异于丧失自我、被人同化。因而，反全球化思潮必然把对全球化的批判集中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
1.经济批判
这体现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经济主义、市场至上主义、惟效率论的批判。法国学者伊西奥·拉莫内认为，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较量中，政治的胜利者持的却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此理论所包含的思想，其器物、制度上体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治理机构，因而它被世界富国推崇为全球化的建设蓝图。由于西方是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无疑，这场胜利到底还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西方的胜利。例如，1998年，在全球化中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50%以上的经济化为乌有，其另一面是7000多亿美元转入美国。《波士顿环球》是这样来解释这个西方全球化的杰作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由美国以及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门徒制订的极端自由市场准则造成的。”这个“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有力地攻破了“全球化将在经济各个领域均衡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活动平台’”的“全球化神话”。美国学者福斯特指出，今天的自由主义将全球化强调为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现在人们被告知，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因而，除了全球化之外，也就“别无选择”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生存在一个由世界市场（市场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全球的）自由化所规定了的、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秩序”中，任何国家抵挡不了全球化的力量及其围剿，逃避的结果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基于此，提出“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第三世界、特别是南美国家的学者如F.H. 卡多佐（F. Henrique Cardoso）和E. 法兰多（Enzo Faletto），把这种悲惨的结局称之为“无力改变自身地位”的、永远的“边缘化”（peripherization）。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说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的地区和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分别处于全球的“核心”（core）-“边缘”（periphery），前者控制、剥削、压迫和吸纳后者，后者要依附于前者才能“发展”。
问题在于：一方面，宣扬资本主义大胜利的新自由主义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贬斥为“乌托邦”；而其实，新自由主义自身所推动的全球化只不过以功能主义的方式反映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普遍化（普适化）的更为根本的趋势。确实，今天的资本主义已如此普遍，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以新裂变式的积累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可以预见，资本主义发展到其巅峰之时，也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到来之日。
2.政治批判
这体现为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批判。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反新自由主义的斗士罗姆·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和运作过程中，政府自始就处于中心地位。新自由主义宣称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的自然扩张，实际恰恰相反，它是由强有力的政府、特别是美国等大资本主义的政府精心策划和全力推动的结果，而不是所标榜的那般“放任自流”。可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仅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全球化方向和速度的规定者。可见，“全球化并不等于自由化”，“自由主义”并不“自由”。这一点，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期间多边投资协议的私下讨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由”的背后是强权、乃至霸权。更明确地说，实现一个纯粹而完美的世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是由那些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以及那些从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共同缔造的。
美国左翼学者麦克斯切尼引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名言也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如果没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硅谷技术的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他还告诫我们，我们需要明白，实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以美国军国主义为前驱的。
更有甚者，所谓全球化的“自由”并不能真正带来民主，它还可能威胁民主政治、扼杀民主主义。由于全球化超国家的机构，像WTO、WB、IMF挑战传统国家的权力，可以任意干预民族国家国内的政治，使这些政府未经立法或民主的程序就匆匆忙忙进行经济改革。而没有考虑社会承受力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震荡，使社会重新又回到专制、集权的老路上去。即便是原有的民主国家，“这些政府在所有生死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便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了陷阱。”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至于“全球化带来民族国家失效”的“国家终结观”，不但扭曲了国际政治的真相，误导了非西方社会的认识和实践，而且对非西方社会、尤其是自我保护机制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为大国粗暴的国际干预行为合法化。
3.文化批判
这体现为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逻辑和宏大叙事的批判。正如西方文化批评家杰姆逊所指出：全球化是在多国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扩张而造就全球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英国学者汤林森也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导致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它威胁到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威胁到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边缘的“第三世界”“传统”文化。就此，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尔迪厄痛斥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逻辑及其中所蕴涵的话语霸权。他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强势话语”，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概念的纲领。这种纲领式的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最强力者一边。在强力支持下，它发明了一套流行于所有发达国家中传媒、知识分子、国际公务员和雇主之间的所谓“全球新俗套”。这新俗套包括如下的新词汇：“全球化”、“全球相互依存”、“全球政府”、“双赢”、“猎鹿博弈”、“零容忍”、“实托邦”、“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四）次浪潮”、“新经济”、“新文明”、“后现代”、“多文化主义”等。而随着全球“新”俗套的“俗化”，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平等”“主权”“阶级”“剥削”“压迫”“革命”等具有实在内涵的旧概念渐渐被斥为过时、落伍、迂腐、“残暴”和教条而束之高阁。正是话语的“风水轮流转”和“强势话语”对高下优劣新旧先后的鲜明二分构筑出一套所谓文化（符号）帝国主义逻辑。布尔迪厄痛斥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一种符号强暴，比方说，“全球化”，这个含混多义的词，说到底，无非是用经济宿命论来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装点门面，强化人们认可跨国家力量对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布尔迪厄还指出，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后果是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由于商业价值入侵而逐渐被蚕食、萎缩，直至彻底沙漠化，同时，人们都被迫认同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动准则，而放弃了对诸如平等、公平、正义等其他更高尚的社会价值的诉求。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地崇拜成功者，凭借手中的知识特权，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的思想加以制度化。
德国左翼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rlich Beck）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的所谓线性进步的、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遭到批判后，进入了后现代的“微小叙事”或“零散叙事”状态。但20世纪90年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还是没能一劳永逸地告别所有的大叙事，又落入了“全球化”这个“新的跨国大叙事”的窠臼。究其原因，全球化主义、尤其是全球化极端论到底未能彻底解构掉工业化、现代化等现代性的理性基础。因此，他提出，有必要重新清理全球化话语的现代性基础，以使全球化时代过渡到以反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包括中心-边缘、主-次、一元-多元、必然-偶然、真理-谬误等。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知识状态中去，成就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主义意识。
三、对反全球化思潮的简短评价
综合以上批判，我们可以说，反全球化代表了弱势与受害群体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难题、阴暗或黑暗面的揭露，是对全球化的强势压迫的抗争，是对全球化的所谓不可规避性的挑战。这种对全球化的揭露、抗争和挑战构成了反全球化思潮。客观公正地说，正如全球化思潮沉沦为意识形态，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过分渲染而自我膨胀的反全球化思潮同样有可能上升为新的意识形态，成为抵制人类历史进程的借口和抑制社会开放、改革和创新的枷锁。
这里，值得警惕的是，托夫勒夫妇在谈到目前的全球化争论中时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听到的要么是一些被国家政府和企业家所御用的经济学家的宏大理论，要么是普通民众国家主义的煽动性言论。而其实，他们存在的一个通病是：对全球化正反对立的“神化”（enchantment）——“全球化对所有人都是一件好事或坏事”，因而蒙蔽和扭曲了对于全球化的全面公正认识，误导人们的行动。托夫勒夫妇：“全球化神话的陷阱”，［日本］《读卖新闻》1998年11月2日。 我们的责任就是对全球化“去神化”、即“去魅”（dis-enchantment），还“全球化”一个本真的面目，从而正确地引导实践。
当然，无论如何，反全球化思潮，作为全球化的一面镜子、一种约束和鞭策，无疑将促使全球化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修正。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理论的著名代表沃勒斯坦就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发展具有结构上的先天局限性（如所有人的利润会越来越薄、“民主赤字”），全球性自由市场经济将陷入绝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500年来第一次处在体系的解体危机中，在黑暗的过渡时期的世界左翼应适时提出改变世界的新纲领和新策略，促进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的到来。沃勒斯坦：《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处于崩溃中》， kl. gz. cn.墨西哥著名学者海因兹·迪德里齐也认为，其实，在全球资本主义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都处于动荡中，“资本主义如同癌症一样，是一个系统问题，而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而且存在着取代资本主义的全球社会蓝图：“一个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市场，既没有镇压工具的国家、也没有冷漠的社会”——“一个全民共享文化的社会”。迪德里齐等：《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德国反全球化的思想先驱马丽亚·米斯总结性地提出：如果还想为我们、我们的子孙、这个地球和所有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创造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未来，那么除了反抗，就“别无选择”（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了。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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