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作为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肩负的更多的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和责任。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违背原则搞特殊化。幼年时和母亲杨开慧一起坐牢，童年又流浪上海滩。他的短暂的一生有如燧石，愈遇敲打，愈是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历经磨难的童年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在长沙湘雅医院出生。那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毛泽东为他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岸英，意为“社会主义彼岸的英雄”，又按照韶山毛氏家族的族谱，为岸英取字“远仁”。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人生注定与艰难困苦联系在一起。在生命的最初五年中，他随父母辗转到过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又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回到长沙县板仓的外婆家隐蔽。8月，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不得不与妻子握别。从此，夫妻、父子便天各一方，杳无音讯。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安全，岸英对外改随母姓，叫杨永福。　　

　　

　　8岁时，毛岸英与母亲杨开慧被当时国民党湖南军阀赵恒惕所领导的清乡司令部所属“铲共义勇队”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被关进长沙协操坪监狱。在狱中，小岸英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凶残的敌人将母亲打得遍体鳞伤，岸英哭着用小手抚摸着母亲的伤痛，懂事地说：“妈妈，现在他们打你，将来我长大了要狠狠地打他们。”　　

　　

　　这个时候，父亲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已经失败，在一个名叫井冈山的地方开始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识字岭就义。从此，岸英永远地失去了母亲和母爱。　　

　　

　　十多天后小岸英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保释出狱。为了避免再遭迫害，岸英和弟弟岸青、岸龙在外婆和舅母的保护下，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中共驻上海的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土的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　　

　　

　　由于环境恶化，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大同幼稚园的真实身份也已经暴露，1932年3月，党组织在无奈中决定将它解散，孩子们也被迫疏散。当时毛泽民夫妇已赴中央苏区工作，岸英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成了孤儿。党组织把岸英兄弟安排到幼稚园创办人之一的著名“红色牧师”董健吾家寄养，按月支付三十元的生活费。董以牧师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从教堂领取薪水。然而，好景不长，1933年初，地下党中央转移到江西瑞金，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一次中断了对岸英兄弟的生活供给。董健吾本人也因身份暴露外出躲避追捕。董的原配妻子黄慧英是无职业的家庭妇女，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生活极其艰难。全家只靠她的长子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家里其他的人，只好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得点收入维持生活。岸英兄弟也帮助扎纸花或干些别的家务活，减轻家中的困难。岸英兄弟吃得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在那些饥寒交迫的日子里，黄慧英渐渐对岸英兄弟有些嫌弃。于是，岸英带着弟弟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过着流浪的生活。其间，4岁的小岸龙因病不幸夭折。　　

　　

　　无处栖身无食果腹的岸英带着弟弟住在一座破庙里。母亲的惨死，父亲又不知在何方，兄弟俩为了生存，只好靠当童、卖油条、推板车、拾破烂来赚取一点钱，以换来一点食物充饥，可这也只能是饥一顿饱一顿，吃了这餐没下餐。有一次，岸青接了一张假票子，无法交上款，就挨了老板的打，可也只能忍气吞声，以泪洗面。有一天，他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看到地上有一小节粉笔，就捡起来在电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恰巧被一特务碰见，这个狠心的家伙竟然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部猛击。小岸青遭此毒手，当即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导致两耳被打聋，大脑严重受伤，从此落下终身不治之症。作为哥哥的岸英，自然又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然而就是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岸英和岸青仍不忘学习文化。为了买到一本《学生词典》，兄弟俩勒紧裤带，坚持三个月不吃早饭，终于如愿以偿。这本小小的字典，岸英一直珍藏在自己身边。岸英兄弟的流浪生活持续了五年。解放后，有一次看《三毛流浪记》的影片时，岸英激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毛泽东也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到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帮助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董健吾将他们兄弟俩从一座破庙的一帮流浪儿中找到。两个流浪儿见到亲人，倾诉着一肚子委屈，伤心地哭了。党组织想尽办法，通过在白区的统战关系，由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将领介绍，趁东北义勇军去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岸英兄弟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一同出国。李杜将军一行从上海动身，乘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到达法国马赛港，然后改乘火车到巴黎，在那里停留了半年，才进入苏联。　　

　　

　　1937年初，岸英、岸青来到莫斯科。兄弟俩住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宿舍里，岸英不久就被送到莫斯科市郊的贡沏沃学习俄语。他们兄弟俩还各自取了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名字，岸英叫谢廖沙，岸青叫戈勒。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贺子珍来到苏联，尽管这位热心的“贺妈妈”经常主动地来看望他们，帮他们洗洗涮涮，嘘寒问暖，但在岸英和岸青眼里，这个名叫贺子珍的女人与他们毫无关系，心灵的大门始终是封闭的。他们似乎怎么也感受不到这位“贺妈妈”的亲情，他们之间也似乎没有共同语言，更不会喊出把他们视如己出的贺子珍一声“妈妈”。第二年春天，贺子珍与毛泽东最后一个儿子出生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在异国的土地上欢聚在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哥哥，岸英和岸青两个人争着为弟弟取名字。最后，小弟弟的名字定下来，叫作廖瓦。然而只过了仅仅十个月，这个长相酷似父亲毛泽东的小弟弟廖瓦却不幸感染肺炎夭折了。这给岸英、岸青打击很大，懂事的兄弟俩一下子就接受了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贺妈妈”，他们一下子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直到又过了两年，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李敏）也被送到苏联，他们有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妹，血肉相连，他们更加亲密了。　　

　　

　　父子“两地书”　　

　　

　　岸英兄弟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毛泽东经常眺望西北方，惦记着自己的儿子，也牵挂着同自己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妻子贺子珍。1938年初，有人从苏联带来了岸英、岸青的照片。看着相片上结结实实的两个小伙子，毛泽东喜出望外，久久凝视，热泪盈眶，看了一遍又一遍。十年啊，父子分别已经整整十年！儿子尝尽了悲欢离合的人间苦难，父亲也走过了长征的二万五千里备受艰难。3月，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家书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　　

　　

　　这是父子分别十年后，毛泽东给儿子写的第一封家书。此时的毛泽东在延安孤身一人，妻子贺子珍一气之下与他诀别，他的心情不能不有些郁闷。尽管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忙不完的工作上，但当一人独处的时候，他的心中总有一丝惆怅和忧伤。为了革命，他已经失去了两个妻子和六个孩子。他是丈夫，他思念妻子；他是父亲，他想念儿子。短短的一封家书又如何能诉尽十年的别离和思念呢？看到儿子已经长大，毛泽东欣喜异常激动不已。但繁忙的毛泽东没有时间与儿子话家长里短，没有心思诉思念之苦，他只是对“亲爱的岸英岸青”说：“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语气极其平静极其随和，甚至难以让人感受到那种十年别离偶得消息的兴奋。但这平静的文字，却依然掩饰不了毛泽东内心的波澜，他跟儿子说“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接着又加重了语气，说“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紧接着再说了一遍“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幸福感觉就像这三月里开冻的河流，奔涌不息。　　

　　

　　一个月后的四月四日，毛泽东又迫不及待地托去苏联治疗眼病的刘伯承捎信给儿子。为了让儿子知道自己的模样，还附寄了一张照片。毛泽东在信中说：　　

　　

　　岸英、岸青二儿：　　

　　

　　早一月给你们的信收到了没有！收到了，写点回信给我。现有刘师长来你们那里，托致此信，附照片一张，我们情形及打日本的情形他都可以晓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和森的女儿，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去年我接到她寄来的照片，我也时常记念她。问你们的好！　　

　　

　　毛泽东　　

　　

　　四月四日　　

　　

　　信的一开头，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询问：早一月给你们的信收到了没有！收到了，写点回信给我……盼儿心切，急不可待之情跃然纸上。　　

　　

　　不久，儿子的回信千里迢迢地从莫斯科送到了延安，毛泽东虽没有手捧家书喜若狂，但分别了十年之久的父子总算有了书信来往，令毛泽东喜不自胜。　　

　　

　　因为坠马致使右手臂粉碎性骨折的周恩来，1939年8月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疗。8月26日，毛泽东又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托周恩来带给儿子。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这封家书虽然文字不多，但却洋溢着浓浓的父爱，可见毛泽东依然沉浸在与儿子交流沟通的愉悦之中，心情十分放松愉快。而自从与岸英、岸青联系上之后，作为父亲的毛泽东就立即想到了儿子读书学习的问题，并马上托林伯渠买了一大批图书邮寄过去，供儿子和他的中国同学们阅读学习。这一年，毛岸英已经十七岁。毛泽东更加关心儿子的成长，与即将成年的爱子交流思想和读书心得。但遗憾的是他这次寄到莫斯科的书在途中遗失了。　　

　　

　　1938年底，岸英兄弟搬到莫斯科市郊的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学习。1939年，岸英又转入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插班学习。1940年秋第二国际儿童院和第一国际儿童院合并，孩子们离开莫斯科，坐火车到了三百公里外的伊万诺夫城，和第一国际儿童院的二十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住在一起。岸英很快就和这些孩子们熟悉了，与他们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在和这些不同国家的少年的接触中，他不仅学会了俄语，还学会了英语、法语、德语的一些日常用语。岸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古今中外历史、人物传记和战争的回忆录。他就和年龄比较大的蔡博(蔡和森之子)、郭志成(郭亮之子)、刘允斌(刘少奇之子)等组织了一个业余读书小组。因为岸英聪明好学成绩好，又勇敢坚韧，人直爽，有魄力，而且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号召力强，大家都喜欢他，信任他，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儿童院所在的列宁区团委委员，他经常应邀到各处去作告。他还写过一篇《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章长达三千多字，文笔流畅优美。后来由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内，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上，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在前后五年时间里，岸英不仅知识丰富了，视野开阔了，而且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于是，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汇学习体会和对世界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的认识。毛泽东看了儿子的来信，十分欢喜。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毛泽东对聪慧、健康的岸英自然寄予了无限厚望，像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他希望儿子长大后能成为于国于民有所作为的栋梁之材；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伟人，他全面看到了青年成才的必由之路。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给儿子的学习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提醒儿子不要过早、过分热衷政治。这封信内容如下：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写给儿子的最长的一封家书。　　

　　

　　在这封长信中，毛泽东真诚且诚恳地给已经大有“长进”的儿子们提出了惟一一个要求——“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他要儿子们“少谈政治”，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其目的很明显，是要儿子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因为“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48岁的毛泽东或许从自己的成长中已经体会到了经验，感到自己相对社会科学而言，在自然科学知识上就显得贫乏些。因此作为父亲，毛泽东希望儿子们能从自己身上汲取教训，应该在年轻的时候，“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毛泽东在这里告诉儿子的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更是一种忠告，是一种科学的实践。但同时毛泽东也告诉他的孩子“政治是要谈的”，只是时机、场合和主次的问题，学习是第一要务。因为只有等到自己有了真才实学和真本领以后，再谈政治也就有了基础和条件。真可谓金玉良言。　　

　　

　　对儿子的成长进步，毛泽东感到由衷地欣慰：“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尤其对儿子“有进取的志气”，毛泽东更是给予肯定和鼓励。但毛泽东在信中，对孩子的成长也提了个醒，要求孩子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以一个家长和朋友的身份和孩子谈话的。和蔼可亲的父亲与儿子们坦诚相待。整封信充满着平等民主的气氛，字里行间散发着殷殷期待和爱心。他说：“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毛泽东不干涉孩子的选择，让孩子独立自主地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平平淡淡的几句话，看似简简单单，却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一个父亲深沉的爱和期望——“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政治家毛泽东的宽阔胸襟和博大情怀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信的开头，毛泽东首先对没有及时给儿子回信，表示“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而在信的结尾处也谈到了自己的情况和思念之情：“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在儿子的“悬念”与自己的“甚以为念”之间，毛泽东对远在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儿子们，怎能不挂牵和思念呢？更何况他们已经分别十几载未见一面，孩子的母亲、自己的爱妻已经牺牲，孩子从小就没有在他身边过上幸福的生活，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到的父爱和母爱，他的内心又如何不有愧疚呢？　　

　　

　　岸英在来信中要求父亲写诗，并希望寄些书给他们看。毛泽东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作为诗人毛泽东，在长征胜利、贺子珍离开他去苏联之后，的确再也没有写诗了。毛泽东自己说自己“一点诗兴也没有”，这除了与战争年代相比较而言，一九四一年延安相对平静安逸的生活有关，而更多的或许与毛泽东的个人情感生活中的恩恩怨怨有关。　　

　　

　　当毛泽东听岸英说1939年他“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的书“没有收到”时，他说“真是可惜”。于是，这次他又亲自选了二十一种书共六十册寄往莫斯科。毛泽东还特此注明：“这些书赠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这六十本书，不仅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还有武侠小说和经济地理；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很受远在苏联的“小同志”的欢迎。毛泽东在写这封家书时，正好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时候，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复杂，毛泽东忙里偷闲，抽空给儿子写信寄书，可见伟人对下一代对未来的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无论是对工作学习，还是对为人处世，毛泽东在这封家书中对儿子的谆谆教诲，无疑都是一条透着人生真谛的真理，普普通通的话语中凝聚着一个伟人对儿子的希望，既丰富博大，又温情细腻，一个慈父的爱也在这平平常常的告诫中令人感动不已！伟人毛泽东爱子的热烈心跳力透纸背，伸手可触。　　

　　

　　卫国战争中的“苏联红军中尉”　　

　　

　　1941年6月22日，背信弃义的德国法西斯不宣而战，向苏联发动了闪电式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从此掀开了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序幕。19岁的毛岸英，对战争的发展态势十分关注，每次听完广播后，就把战争的最新进展用表示苏联红军的小红旗和表示法西斯军队的小白旗在世界大地图上标注出来。　　

　　

　　战争破坏了苏联的经济建设和和平的生活，岸英所在儿童院的正常学习秩序也被打破，经费缩减了，物资供应困难，他们每天每人只能领到半公斤黑面包。面对艰苦的生活考验，为了支援前线，也为了劳动自给，岸英带领儿童院的孩子们种土豆、白菜、胡萝卜等蔬菜，并把收获的大部分上交。为了解决生活燃料问题，岸英和“小同志们”一起冒着大雪和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森林里搭帐篷，伐木、劈柴。他们还在小作坊里学会了打铁，自制燃烧弹、旋炮弹壳、弹药箱子，支援前线。女孩子们也组织起来，给前线将士缝制内衣、手套、帽子、被子等。他们还组织起来，参加市内的保卫工作和民兵武装训练。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几乎兵临城下打到莫斯科郊外。伊万诺夫城也危在旦夕，为了防备法西斯进攻城市，岸英带领国际儿童院的小同志们积极响应伊万诺夫市委的号召，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加入了抢修战壕和挖反坦克壕的行列。他们用铁锹和钢钎一点一点地凿开冻土，手震裂了，脸冻破了，鲜血流出来了，他也不叫累不叫苦，任劳任怨。毛岸英还给延安的《新中华》写信，告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伟大同情。　　

　　

　　1941年冬末，鉴于卫国战争的严峻形势，联共(布)中央建议十六周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当老师动员岸英加入苏联国籍时，十九岁的毛岸英却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但毛岸英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献身，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积极要求参加前线作战。为此，他还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最高统帅部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夫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毛岸英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在许多人向往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的时候，他不因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而丧失自我。而更加令人尊敬的是，在法西斯强盗面前，毛岸英没有退缩没有迟疑，而是毛遂自荐，积极主动要求上前线杀敌，要为“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仇”。可是毛岸英这信发出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十分焦急，苦苦等待。就在这时，毛岸英认识了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并提出希望允许他上前线作战。最后在这位将军的热心帮助下，毛岸英进人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军事指挥。1943年1月，毛岸英又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同时被批准加入联共(布)党(1946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介绍人给他写的鉴定是：“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志向，可以入党。”不久，岸英也被送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44年毕业后，毛岸英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成为一名坦克连的指导员，正式加入苏军行列，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千里扬戈进入东欧，先后在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前线指挥作战。1945年，在苏军攻克柏林以前，他奉命回到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的亲切接见，并赠他这个“苏联红军中尉”一支手枪作为纪念。战后，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　　

　　

　　在“劳动大学”深造　　

　　

　　1946年1月7日，在苏联经过长达九年的学习和磨炼之后，毛岸英回到了日夜思念的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父亲毛泽东的身边。而这却是他们父子分别整整19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19年啊，整整19年！毛岸英上一次见到父亲是1927年8月1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板仓。那一年毛岸英5岁，岸青4岁，小弟弟岸龙才刚刚4个月。毛岸英记得毛泽东站在板仓杨宅的院子里，一会儿抱抱岸青，一会儿抱抱自己，一会儿两只手久久地举着小弟弟。当半夜醒来，毛岸英看见父亲坐在床边，用手摸摸自己的头，又摸摸弟弟的脸。第二天早晨起来，父亲走了。母亲告诉他，爸爸打反动派去了，打完就回来。小岸英记住了母亲的话，每天坐在板仓老屋的门槛上，望眼欲穿地等着父亲的归来。这一等，整整等来19年，从长沙板仓等到上海，等到苏联，等到延安的王家坪，终于重新看见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父亲毛泽东。　　

　　

　　“爸爸，爸爸，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多少次梦幻般的向往终于在今天变成了现实，岸英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嘎哑了。按照俄国人的习惯，他真想跑上前拥抱亲吻父亲。　　

　　

　　毛泽东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他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棒小伙子，这就是他分别已久日思夜想的大儿子吗？他的个头比自己还要高，脚穿牛皮鞋，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军呢大衣，英俊秀气的面庞上眉宇开阔，天庭饱满，既有母亲的影子，也有自己的遗传特征。　　

　　

　　当天，毛泽东像招待贵宾一样，特意备了几样菜来款待儿子，父子促膝谈心，亲热异常，仿佛要把19年来隔绝的话一下子倒出来。毛岸英的归来，19年后的第一次父子相逢，使从1945年11月就开始患植物神经失调症的毛泽东，心情和身体似乎一下子好了许多，精神倍爽，病除大半。并在当日挥毫泼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青写了一封信，抬头就称“岸青，我的亲爱的儿”，怜子之心跃然纸上。　　

　　

　　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无师自通又得乃父真传的狂草，为人处世大方开朗不拘小节的毛岸英，在延安确实显得很“洋气”。但毛泽东对自己的儿子要求非常严格。父子俩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父亲提醒他说：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毛岸英深深懂得父亲的教诲，完全明白父亲的用心，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父亲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　　

　　

　　有一天，毛泽东把毛岸英喊去，父子俩坐在王家坪院子的槐树下交谈。毛泽东在询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后，说：“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毛岸英对父亲的话心领神会，高兴地说：“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不久，毛泽东把岸英介绍给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到吴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对岸英说：“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喽！”又指着岸英笑着对吴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　　

　　

　　听毛泽东这么说，吴满有似乎有些受宠若惊，说： “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诚恳地说：“他还是个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了，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样种出来的，怎样多打粮食。”　　

　　

　　“这我还行。”吴满有高兴地答应了。　　

　　

　　几天后，岸英按父亲的吩咐，脱去大头皮鞋，换上父亲送给他的硬帮布鞋，穿上父亲穿过的已不知打了多少补丁的灰布棉袄，背上随身衣服、铺盖和一斗多小米，步行二十多里路，汗流浃背地来到了吴家枣园。从此，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和陕北的乡亲们一起同吃、同睡、同劳动，睡一样的土炕，干一样的农活。他时刻牢记着父亲的嘱咐，什么活重，什么活脏，就拣什么活干。他学会了犁地，还学会了种洋芋，像大家一样脖子上挂着个布袋，一手抓粪，一手点种。他把学习得来的农业技术记在随身所带的本子上。歇息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因此，乡亲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非常喜欢他，乐意和他在一起。　　

　　

　　毛岸英积极摆正自己的位置，自愿穿起大裤裆的棉裤走进“劳动大学”，用布满老茧的勤劳双手换回了“毕业证书”。其间，他还经常出门去拜访老革命、老同志，虚心地向他们讨教。他参加土改工作队，还抽时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　　

　　

　　50多天后，也就是1946年的夏天，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部也正在加紧作进攻延安的部署，形势越来越紧张。经毛泽东同意，村干部决定送岸英回延安去。当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岸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　　

　　

　　岸英回到父亲身边，汇了几个月的收获。见岸英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英俊的脸庞闪着黧黑的光芒。毛泽东上下打量着儿子，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喽！”　　

　　

　　村民在一旁赞不绝口：“岸英是个好后生，他学会了驮粪、刨地、锄地和播种等庄稼活，还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村里青年人学政治、学文化，上山劳动回来，总要捎回一捆柴，送给烈军属，岸英在劳动大学毕业了！”　　

　　

　　毛泽东摸了摸儿子结着一层厚厚茧子的手，满意地说：“不错，这就是你的毕业证书！”　　

　　

　　1947年到1949年春，毛泽东又安排毛岸英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先后到山西临县的郝家坡、山东阳信张家集参加土改运动，进一步了解农民和农村。当年，毛岸英以杨永福的名字在《晋察冀日》上发表了《鞋下一层土》的顺口溜，表达自己下乡参加土改的思想感情变化：　　

　　

　　亲情与理智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平山县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来到这里和父亲相聚了。12月毛岸英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进入北平做准备。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是排除地雷炸弹，消除各种危险因素，保证水电、交通畅通，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入北平。　　

　　

　　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暂时住在颐和园，而围墙外还有原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地堡、火力点，一疏忽可能就酿成大祸。3月24四日这天岸英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和毛主席第二天下午就要进驻北平。可室内室外还有大量的工作亟待完成，而且光沿着围墙走一圈就有十八公里长，任务十分艰巨!最后他们干脆五人分成一组，胳膊挽着胳膊，顺着颐和园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所有道路走一遍，冒着生命危险消除了不安全隐患，保证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　　

　　

　　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的新房设在中央社会部的宿舍里。早在1949年2月，毛岸英就从中宣部调到中央社会部，担任李克农的秘书。毛泽东是希望毛岸英从社会部进一步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按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说法，他无疑是“太子”，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新婚的生活是甜蜜的，毛岸英的新婚生活却是处处闪烁着革命的信念。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他既没有半点优越感，更没有搞什么特权。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湖南不少亲友来信或上门，请求帮助解决生活和工作困难。直接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多少有点顾虑，找他的儿子毛岸英却似乎觉得“理直气壮”。毛岸英在蜜月中就处理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毛岸英的童年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外祖父杨昌济只有杨开智一个儿子，杨开慧一个女儿。外祖母向家人口比较多，在杨开慧牺牲前后，他们对外婆和毛岸英都有较大帮助。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亲戚们一种自豪自得心理油然而生，表舅父向立三1949年10月便寄来一信“要求照顾”，并提出舅父杨开智“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对自己亲舅舅的不正当要求，毛岸英在10月24日给表舅向三立的回信中说道：“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人。而尤其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爹、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的机器中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我的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的，极不合理的。……”　　

　　

　　在信中，毛岸英还说：“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现在也许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后来和他一起坐牢的保姆孙嫂陈玉英也来信，诉说家庭困难。对此，毛岸英给予了同情和理解，并向有关组织进行告，请组织出面给予合理解决，并没有用自己的所谓身份去谋私情私利。毛岸英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谓之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1991年3月11日，江泽民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参观时，曾一字一句地朗读过毛岸英这封信，并请纪念馆的同志帮助复印了一份。当时，江泽民曾深有感触地说：“毛岸英的信真叫人感慨系之。我听洪学智讲过毛主席是怎么把毛岸英送到朝鲜前线，毛岸英是怎么牺牲的以后，十分感动。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一样，遇到问题都像毛岸英要求自己的那样，我们的党一定兴旺，我们的党一定为群众所拥护。”　　

　　

　　关于舅父杨开智“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的说法，杨开智的养女杨瑛持有异议，她说可能是舅舅向立三表达错了父亲的心意。理由是杨开智一生淡泊，不愿做“官”，解放后几十年都是无党派人士，怎么可能在国家刚解放的时候请向家兄弟代言谋官呢？其实，探讨这件事情的真假已经毫无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岸英的信堵住了所有亲戚想通过他求官谋职的念头。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他曾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要求下到工人中间去，一边工作一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1950年夏，他托周恩来总理出面向李克农说情，社会调查部才放他去了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并决心“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太子”还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隆重举行了开国大典。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湖南，为革命牺牲了众多儿女的苦难的韶山人、板仓人沸腾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1927年农民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信誓旦旦在韶山毛震公祠宣告：3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就不回韶山！如今革命胜利了，农民兄弟们喜笑颜开地传颂着：毛泽东是真命天子，如今在北京坐了金銮宝殿啦！　　

　　

　　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里，来自湖南亲友的书信像雪片似地飞来，有询问毛泽东带出去的家乡子弟下落的；有要求证明XX烈士身份的，有要到京城会会“真龙天子”的“同学少年”……毛泽东读着这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故乡，那个血雨腥风、赤色风云的三湘大地……30几年过去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了，他多么想回家乡看看啊！但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务繁忙的毛泽东实在难以回去。　　

　　

　　1950年4月末，毛岸英和刘思齐一起回中南海吃晚饭。席间，毛泽东点着桌上的干辣椒对岸英说：“你给单位请个假，回韶山老家看一看。再去看看外婆她老人家，到板仓给母亲扫扫墓。”说到“板仓”两个字，毛泽东顿了一下。刘思齐第一次发现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感情竟是如此细腻，便小声说：“我也去。”　　

　　

　　毛泽东笑了：“想去认门啊？下一次叫岸英带你去。现在你在读书。”毛岸英笑着为刘思齐夹了一块鱼，开玩笑道：“这次你就‘余’下吧。”　　

　　

　　从九岁起就离开家乡出外闯荡的岸英在即将回湘前夕非常激动，夜不能寐。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终究是个有高度感情的动物，离别已经近20年了，对于人生来讲，这不是一个短时间……”　　

　　

　　5月下旬，正是芙蓉国里朝晖灿烂、风轻日丽的时候，岸英穿着深蓝色咔叽布制服，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家乡。临行前，父亲叮嘱他：“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辈份大的男人北方叫爷爷，我们韶山称阿公，女的喊娱地，长辈喊伯伯、叔叔、婶婶、阿姨，同辈的以兄弟相称，不要没大没细的。再一点，要随乡入俗，不要有任何特殊，老百姓最不喜欢摆格的人。”岸英心领神会，用道地的韶山话回道：“晓得啰，爹爹，还有么子吩咐的”毛泽东给他逗笑了，递给他一个皮包，用手指指说：“这里的一些票子，是我多年的积蓄，看到真正困难的乡亲，你就见机行事吧，俗话说，‘空手进门，猫狗不理’，……你看着办吧！”　　

　　

　　毛岸英这次回韶山，坐火车先到长沙，特地去拜望了外婆和舅舅一家。毛岸英手持毛泽东亲笔写的祝寿信，给80岁的外婆向振熙祝寿。老人紧紧抓住毛岸英的手，说：“没有变，没有变，和小时候长相一个样，一个样。”20年过去了，怎么会没有变呢？毛岸英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可在慈祥的外婆眼里，他永远是自己身边的孩子。毛岸英递上父亲送给外婆的两颗东北野生大人参。外婆没有牙的嘴半天闭不拢，说了一遍又一遍：“一颗是开慧的，一颗是润芝的。”老人的言外之意，是说女婿替女儿多孝敬了一份。那天，毛岸英和外婆、舅舅全家照了一张相。　　

　　

　　第二天，由湖南省委派出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护送，毛岸英和舅舅、舅妈回到板仓，给敬爱的母亲祭墓。来到棉花岭，这个一米八○的大汉，“扑”地一声跪在母亲墓前，泣不成声：“妈妈、妈妈，儿子回来啦——这次回来真不容易啊，妈妈啊，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做出成绩为你仇！仇！……”泪眼迷离中，他仿佛又看到了20年前那个令人心悸的日子——1930年10月24日，他的8岁生日，特务范瑾熙等带着56个枪兵，押着妈妈、保姆孙嫂和8岁的岸英，从板仓押到白水，由白水坐火车去长沙，亲爱的母亲从此一去不复返……　　

　　

　　岸英痛彻心肺的悲切嚎啕令旁边的亲人和战士们眼红鼻酸……　　

　　

　　5月19日到达湘潭县株洲镇。湘潭县1949年8月11日和平解放，8月23日成立了湘潭县人民政府，辖11个区。今天的湖南株洲市即当时的湘潭县第一区株洲镇。那时，湘潭县还没有通火车，湘潭县副县长毛特夫和在县城工作的毛远翔得到消息，赶到株洲镇接毛岸英，再辗转到湘潭县城。因当时乡下不通汽车，三人于当天骑马回韶山。　　

　　

　　毛特夫是韶山老党员毛新枚的长子，毛新枚于1927年6月被国民党杀害。1929年，毛泽民写信将毛特夫接到上海，1930年介绍他入党。毛远翔则是毛泽东房兄塾师毛宇居的亲侄子，比毛岸英小两岁。人逢故旧路途短，三位毛氏兄弟一路走马，说不完的话。下午到达银田寺时，毛岸英翻身下马，毛特夫问：“怎么哒？天不早了，今天不赶回韶山冲？”　　

　　

　　“不，临来时父亲嘱咐我，要早点下马走着回家。”　　

　　

　　“真的？毛主席真的这样说的？”毛特夫和毛远翔又惊又喜地问道。　　

　　

　　毛岸英笑着点点头。　　

　　

　　农历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快到韶山的时候，天下雨了，岸英他们挽起裤腿，打着赤脚跑到当时乡政府所在地毛鉴公祠。党支部书记毛仁秋和支部成员们正在那里等候。　　

　　

　　岸英打着赤脚进村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韶山冲。在韶山的族谱中，有“虎踞龙盘”，“灵秀聚锺”的描述，老一辈的韶山人都传说舜帝曾到过韶山，在韶峰上吹箫弄笛，演奏“韶乐”，留下了“韶山”这个名字，也留下了这个风水宝地将会产生“真命天子”的奇妙传说。大革命时期，湖南军阀何键也听到了这一传闻，曾派人来挖毛氏祖坟，想挖断毛泽东的“龙脉”，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在韶山人眼中，少年便立下凌云志的石三伢子毛润之实在是个当代“天子”了。现在毛泽东的长子回乡省亲，“太子”的称呼自然是亲切而又贴切的。于是，“太子回来啰！”“太子回来啰！”便在人们的口头传开了。几个胡须花白的老阿公更是激动得话都说不清了：“到底是毛泽东的儿子，冇得架子，好有礼性的，竞走了20多里山路进村，有马都不骑。”　　

　　

　　毛岸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戴着军便帽，穿一双大头皮鞋，乍一看，活像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当他听到有人在喊：“太子回来啰！”出乎意料之外地吃了一惊，脸色苍白地连忙张开双臂，诚恳地对乡亲们说：“要不得，要不得，大家千万莫咯样讲，我爸爸不是皇帝，他是人民的仆人，千万莫再咯样喊了，要是爸爸晓得了，会‘谩它’(生气)的呢乡亲们就叫我岸英或岸英同志，阿公叔子们喊我小毛伢子也行！”　　

　　

　　韶山人为岸英的坦诚感动，经他这一招呼后，再没人喊他“太子”了。不过，一些托他办事的人，后来还是改不掉，仍然称他“少主席”。刚刚解放的韶山人，对于“同志”的称谓毕竟还很不习惯。　　

　　

　　在毛鉴公祠，毛岸英转达了父亲对家乡人民的亲切问候后，人们争着拉岸英到自己家里去住。毛岸英一一谢绝了。　　

　　

　　党支部书记毛仁秋抓住毛岸英的手，说：“我们请你去周家外婆（周陈轩，毛泽覃的岳母）那里去住。”　　

　　

　　“周外婆快70岁了，不要打扰老人家。明天我专程去拜访她。今晚我就在这里睡门板，陪陪祖宗老子吧！”　　

　　

　　毛仁秋笑了，说：“本来应听你的，你不知道韶山冲里的晚上冷得很，难熬。到我们家去作客，也行。”　　

　　

　　毛岸英摆摆手：“谢谢。大家都忙了一天，不打扰了。我在北方熬惯了的。”　　

　　

　　支委毛乾吉建议到隔壁借张床，毛岸英再次反对，坚持和毛特夫、毛远翔一人下块门板睡觉，又快又好。　　

　　

　　当地同志坚决不依。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毛岸英是党和政府派来的使者，是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与杨开慧烈士的亲生骨肉，是党培养出的优秀干部，要是冻坏了身子，那怎好交代　　

　　

　　毛岸英从容地站了起来，向人们拱了拱手，说：“大家的心意我心领了。睡门板能保持艰苦作风，锻炼身体，我爸和许多革命前辈都睡过，我也学会了。”毛岸英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参加陕北土改的一件事情。一次在一位老农家谈话至深夜，外面下起鹅毛大雪，老农家三代人只有一个炕。老人要毛岸英上炕，那怎么行。毛岸英架起门板，和着大衣躺下。“我年轻体壮，挺得住。不信，比比谁先打鼾”大家笑了。毛岸英诚恳地劝大家去休息，说着下了一块小门板。大家劝他换块大的。毛岸英说：“短了可以加条板凳。我也可以屈腿睡。”“那怎么舒服”“大丈夫能伸能屈嘛。”毛岸英的自律和风趣，引得笑声再次响起。　　

　　

　　翌日清晨，岸英来到毛泽东旧居上屋场。周围的乡亲们闻讯赶来，岸英热情地和大家招呼，高兴地对大家说：“爸爸工作忙，不能亲自回韶山看一看，要我回来看望乡亲们，并要我代他问乡亲们好!”这时，一位双目失明颤微微的老人拄着拐棍走过来，老人恭恭敬敬地自我介绍：“我是满阿公，我来看望毛岸英先生。”岸英见状，赶紧起身让座，让老人坐下，“您老人家就是邹满阿公啊爸爸常对我讲起，您就叫我岸英好了。”吃饭的时候，他亲自给满阿公添饭、敬菜，一边吃一边拉家常。吃完后，又为他打来洗脸水。满阿公要走了，岸英拉住他的手，把自己津贴里省下的钱送给他。老人激动得连连说：“你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伢子，对我这个残废人这样好，这样尊敬。”岸英恭敬地说：“邹满阿公，看您老人家说的哪里话，如今穷苦人翻了身，新社会应该尊敬老人。爸爸工作忙，不能来看你们，爸爸说了，有机会就接你们去北京看看。”　　

　　

　　东茅塘是毛泽东祖居。这天雨下个不停。岸英将皮鞋提在手里，赤脚冒雨来到东茅塘毛瑞和老人家。毛瑞和躺在床上，面黄肌瘦，家里已经断粮三天了，锅里、碗里尽是野菜，岸英看了难过极了，他夹了一筷子野菜放在嘴里尝了尝，掏出手帕包了一包，塞进衣袋里准备带回北京去，然后含着泪水摸出5万元钱(相当于现在5元钱)塞到瑞和阿公手里，“瑞和阿公，我冇么子东西送您，这点小意思，您就先拿着去看看病吧。千万莫着急。我们韶山刚解放，土改没完成，乡亲们日子过得很苦。等土改后，我们可以分到田地，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的。”一席话说得毛瑞和老泪纵横，感激涕零。就这样，像撒胡椒面一样，东家五块，西家十块，临行前毛泽东平时省下的津贴再加上稿费的收入很快就所剩无几了。　　

　　

　　棠佳阁是毛泽东外婆家，也是毛泽东小时候成长的地方。这天，岸英沿着他父亲青少年时代走过的滴水洞盘山小道，来到了棠佳阁。文运昌等几个老人老远就来接他。热情的外婆家人用当时来说已近乎奢侈的一桌丰盛饭菜招待岸英。席间，那位父亲常跟他提起的文运昌老人举起酒杯文绉绉地说：“今日岸英贤侄光临寒舍，堪称盛会，我等生平难得，实属幸莫大焉，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干杯！”另一位文涧昌老人歉意地说：“按我们的风俗，招待贵客最客气的是摆蛋糕席。可是今天冇做得赢(没来得及)。”岸英接过话头，高兴地指着席上的笋子炒肉、小炒山蕨、清炖蘑菇等浓厚地方风味的菜肴说：“哪里哪里，这些都是名符其实的山珍美味，在北京是很难吃到的。今天劳烦诸位伯父伯母如此费心，小侄实在是担当不起呀！小辈唯有用‘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来答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　　

　　

　　六天后，岸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韶山冲，带着乡村的所见所闻和父老们的深厚情意回到了北京。　　

　　

　　 没有军功章的英雄　　

　　

　　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把朝鲜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不顾毛泽东身边的人劝阻，以非军人身份主动请缨，坚决要求入朝参战。毛泽东也表示支持。　　

　　

　　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心，是中央在1950年10月才最后确定的，11月上旬之前参战一事对外还保密。是否要派兵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费踌蹰的一件事。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那时，毛岸英跟主席非常亲近，经常回家，并帮助翻译与苏联协商的电文，在彭德怀受命时便知道了此事。俗话说，父子连心，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的毛岸英，似乎天生有一种能够深入毛泽东内心世界的触角，他可以从许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毛泽东身上发生的细微变化，来感受毛泽东思想的脉搏。比如，当他看到父亲卧室的床头放着《东周列国志》，看到父亲在书上画了线的“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的话，他便联想到国与国、唇亡与齿寒、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因此，当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时候，毛岸英就懂得了自己应该给父亲以支持。当父亲和党中央在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后，确定用“志愿军”的名义用兵时，毛岸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伟大选择：带头去朝鲜参战，因为他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知父莫若子”的毛岸英与父亲毛泽东真可谓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在父亲毛泽东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毛岸英主动要求“彭叔叔”带他去朝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保卫的李克农都不同意。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一家为革命斗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更何况这次出国作战，面对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美军，要“锻炼”也绝不能选择这种随时可能牺牲的时候和地点。当中南海里的许多人都来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得到的回答只是：“我不派自己的儿子去，还派谁的儿子去？”　　

　　

　　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工作，他便留在了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元帅身边工作，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并当选支部书记。但志愿军司令部除了彭德怀等几个领导了解他的身世，其他人都只知道这是一个活泼、朴实、能干的年轻人。据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彭德怀说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是在11月25五日这天打响的。在志愿军司令部“彭总作战室”工作的毛岸英，为彭德怀会见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担任翻译，经常熬夜整理各种会议纪要。这时，因“彭总作战室”所在的大榆洞发电甚多，被美军测出，认定大榆洞是个重要目标，就常派飞机前来轰炸。彭德怀是个大军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国汇工作时，谈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军委放心不下，多次打电提醒注意。据记载就有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的电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11月24日，毛主席又致电彭德怀等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志愿军司令部在接到电后也决定：25日凌晨四时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必须进矿洞内隐蔽。为了劝彭总离开作战室的木板房，毛岸英还向洪学智出了个主意——把彭总随时都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斩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里边去。彭德怀这才被洪学智连拉带拽地离开了作战室。　　

　　

　　11月25日这天，毛岸英和高瑞欣、成普、徐亩元是作战值班员。谁知美军飞机这次来得既隐蔽又突然，四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连俯冲的动作都没有做，就平行飞行着迅速投下了带亮点的燃烧弹，正好击中了木板房。因为当时毛岸英与高瑞欣正在专心地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而所处的位置又离门很远，等他们站起来向外面跑的时候，还没等他们跨出门槛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所吞没，木板房瞬间便化成灰烬，毛岸英和高瑞欣壮烈牺牲。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　　

　　

　　毛岸英牺牲当天，彭德怀便打电告诉了周恩来。彭德怀虽然难过得一天没吃饭，还是决定就地安葬，立碑纪念。因为毛泽东正患感冒，又在指挥第二次战役，周恩来在与刘少奇等同志商量后，暂时压下了电，没有告诉毛泽东。直至1951年1月2日，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后，毛泽东感冒也已好了的时候，叶子龙等人才奉命在万寿路新六所的一楼休息室向毛泽东告了此事。据在场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听后怔住了，一声不响，身边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敢说一句话。只见毛泽东的眼圈湿了，却没有流泪，过了许久，他才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这时，大家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志愿军牺牲伤亡人数达36万，因此不可能把烈士的遗骨都运回国内安葬。“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如今又成了牺牲的十几万志愿军的烈属之一，尽管他的内心万分痛苦，但他必须要带一个好头，因此他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将毛岸英葬在朝鲜。正因此，才有后来的十四万人民子弟兵埋骨异国他乡。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和战后，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和慰问烈属，心情都显得十分沉重，因为他自己同样也是烈属。尽管许多烈属想迁回亲人的遗骨，但当人们知道毛主席的儿子也牺牲在朝鲜埋葬在朝鲜时，他们就都不再说什么。其实，面对这样的领袖，他的人民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用无言的行动教育了人民，这不正是新中国强大起来的重要精神力量吗？！　　

　　

　　久经战火考验的毛泽东何尝不知道战场的危险？之所以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儿子到前线去保家卫国，是因为毛泽东首先带了个好头。　　

　　

　　毛岸英入朝参战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四天，尽管他没有做出像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他作为毛泽东的儿子，作为“志愿军第一人”，一直提倡少宣传个人的毛泽东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足以宣传，也不同意别人去宣传，因此毛岸英的英雄事迹在当时就鲜为人知。而且毛泽东对儿子为国捐躯，从来没有抱怨过彭德怀，反倒宽慰地说：“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又经历了一次“老年丧子”的巨大痛苦。但国家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他去做，他还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因此他以惊人的毅力拂去了心头的阴影——他知道，毛岸英已不只属于他，而属于人民：儿子，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是牺牲的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人……　　

　　

　　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后，留下了两件棉衣、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毛泽东平时对个人生活物品基本不上心，可他却瞒着所有人，把毛岸英的这些衣物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身边，悄悄地珍藏了20多年，这期间他曾多次搬家，但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些衣物。一直到1990年，工作人员整理毛泽东遗物时才发现。　　

　　

　　建国后，国家领导人的孩子在战场上或抢险救灾中为国捐躯的，恐怕只有毛岸英一个。如今，那场战争的硝烟早巳散去，在朝鲜桧昌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矗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墓碑的正面镌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几个大字。背面的碑文很简单：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五○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在朝鲜桧昌郡，毛岸英和他的战友们已经静静地躺了半个多世纪，伴随他们的是叮叮咚咚的山涧清泉和美丽如画的天边云霞。毛岸英和他的战友们是一座象征友谊与和平的桥梁，架在鸭绿江上；毛岸英和他的战友们是一座丰碑，永远立在朝鲜和中国人民的心中。　　

　　

　　毛岸英，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年仅28岁，而他的档案里却没有任何立功的记载。　　

　　

　　毛岸英，胡杨一般挺拔而坚韧的毛岸英，你是名副其实的英雄！　　

　　

　　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