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59年前北京的夜晚

　　

　　王鹤松

　　

　　59年前的1949年11月21日，北京的夜晚，一场旨在消灭娼妓的行动开始了。这是人类史上从没有过的决心坚定、干脆利落的行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旧时代的历史继续生存下去，它以这样的行动向世界宣告革命的风暴就是要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国共产党人也以此向世界告白它能够战胜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的国民党，也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

　　

　　这一天晚上5点半，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立即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接着，市长聂荣臻下达了立即执行的命令。言必行，行必果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对这种丑恶的现象已经不能再容忍了。6点钟，各公安分局拘留妓院老板和领家。8点钟，载有由2400多公安民警和军队官兵组成的27个行动小组的37辆大卡车开始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到次日凌晨5时，封闭224家妓院，拘留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1286名妓女。

　　

　　这场行动如此迅捷，成果如此辉煌，让人感到了北京市政府的雷厉风行。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开展很多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1949年3月，在上个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组成的市政府就下发了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5月，市长叶剑英就召集会议研究清理妓院问题。之后，各部门如民政局、公安局和妇联就开始调查摸清北京妓院和妓女的相关情况。在8月9日召开的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了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提案。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推出，并成立了处理妓女委员会。建国后的10月15日，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任总指挥封闭妓院总指挥部成立。这些有条不紊，积极周密的部署使得行动的胜利在情理之中。

　　

　　这个夜晚是一个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夜晚，它在人类历史上为中国的革命政权书写了熠熠生辉的篇章。从此，以它为示范，全国各大城市封闭妓院、消灭妓女的行动掀起了高潮。到1951年底，全国各大城市的妓院遭到了较为全面的清理，妓女和暗娼的改造也是卓有成效。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前来参观中国禁娼的成就，学习它的宝贵经验。比如仅在1956年，上海妇女教养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所展现出来的新面貌表达了自己由衷地赞赏。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在某次会议上，周恩来回应一名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有没有妓女”的挑衅性的问题时，坦然地说：“有，在中国的台湾省”。回顾这一故事，我们当然可以赞叹周恩来的机智敏锐过人，但我们更应当赞叹的是中国的革命者及其领导的人民所创造的历史奇迹。它提示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是完全可能的。就像世界和中国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所教诲的那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试看天翻地覆”、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而在此之前，娼妓现象在中国已绵延了两千多年。现在人们一般认为管仲是“全世界官娼鼻祖”。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到民国，由官妓营妓家妓由私妓，妓女群体规模越来越大。一些妓女也成为历史名人就是这种现象的证据，什么苏小小、薛涛、李师师、李香君、陈圆圆都被中国人所熟知。民国时代，当时政府将娼妓业当作财税收入支柱，公然倡导设立“红灯区”来增加财源，加之官员政要、商贾财主的奢靡腐败，天灾人祸导致的普罗大众的生存危机，都使得旧中国一片 “娼盛繁荣”，它尤其吸引那些官员商贾们的政治交易、卖官鬻爵，行贿、索贿在此进行，妓院所藏污垢，实在有比寻欢作乐更为丰富的内容。据统计，新中国建立之间全国有妓院近万家，比如上海800多家，天津有500多家。除了那些明娼之外，还有一些数不清的游妓暗娼遍布城市、集镇和码头等一切人们聚居的地方。有妓女就有性病，解放之初有人统计，患性病者超过1000万。北京在1950年春对1303名妓女进行体检时发现，96.6%的人患有性病，兼有几种性病的竟有573人。

　　

　　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帝国主义者的虏掠豪夺，使得中国农村破产。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上自然灾害频仍，使大批破产农民流向城市，他们中的女性为娼妓群体的扩大提供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在城市工商业畸形繁荣的背景之下，茶馆、酒楼、舞厅、戏院这些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地方，娼妓业的兴盛成为人们熟视无睹的社会之相。在一个哀鸿遍野的时代，与那些辛苦劳累，衣食无着的底层民众相比，有些娼妓却是可以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锦衣玉食，谈笑风生，相对来说生活要好过得多。这也是历史久远的时代面相。唐代王建在其《当窗织》一诗中就描述贫苦女子在痛苦中的希望时说： “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 这句诗也为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娼妓所以众多提供了注脚。当苦难不堪之时，许多底层人的妻女选择去做娼妓又有什么障碍呢？起码，能获得一个温饱的希望。所以旧中国的娼妓数量之多，令人瞠目。三十年代有人描述这一状况时说：“中国不论哪方面的事业，都是比较西欧先进各国贫乏与落后的。但惟有一样，却是欧洲与亚洲许多国家所不能及的，那就是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

　　

　　1928年，刚刚上台的国民党政府欲在首都南京禁娼。9月1日禁娼开始。措施有四：停收花捐，勒令妓女改业，驱逐出境，扩大救济院和平民工厂。随后向全国下达过消灭和改造娼妓的命令。这个极其残忍、刚刚在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疯狂当中暂时松一口气的政权也认为：“娼妓之存在，至少可以说是女性的耻辱，是国家的阴暗面，是实现平等公正之理想障碍”，消灭它们，“是世界潮流所驱使，是不容于现制度下的病症，是人类的同情心所督促，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重大要求”，如果继续保留这一野蛮的现象，那么“即是革命的中国国民党的最大耻辱”。但说的动听，但他们根本无力也无真意想要改造这个社会，禁娼效果可想而知，不仅公娼难以禁绝，私娼更为泛滥。不久，1929－1933年资本主义的危机使得政府官员改弦更辙，转而鼓吹公娼有利于城市保持繁荣稳定。比如当时的南京市长就说，娼妓现象是所有文明社会都存在的一种很自然的社会现象。1933年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宣称“禁娼不利于市面繁荣”，就下令解禁。1936年4月，苏州、无锡、宁波、天津等地也都安然将禁娼之令撤销。国民党言之凿凿信誓旦旦的禁娼运动就这样结束了。1934年有人喟叹：“目前我国都市中娼妓的众多，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在实行禁娼的地方，私娼特别多；在开放娼禁的地方，公私娼一样众多：而除去公私娼外，还有种种变相卖淫和以卖淫为副业的妇女。”可以想见，政府希望禁绝之时尚且这样，在开放娼禁之后，娼妓将会怎样旁若无人地四处蔓延。抗战胜利之后，南京国民党政权意欲重提禁娼，其效果当然是可笑的历史轮回。当时的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一份告可以为这一无能而又暴戾的政权的执政效果作一注解：“本市除歌女由本厅登记有334人外，暗娼者估计在二三千人之间，依附妓女维生者为数万人之多，惟政策未经决定，致私娼蔓延，已成公开之事，本厅限于职权，处理私娼仅能以2500元罚金，如尽数拘捕，实无地可容，娼门中已知此弱点，视违警为常事，且目前不彻底之禁娼政策，既无捐税，又无管束，最为娼门所欢迎。”首都如此，其他各地比如上海、昆明、广州、西安、广西、安徽等地也是一样，禁娼是一样的雨点小，雷声也小，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在这个过程中，达官富人的寻欢作乐一刻也没受到影响，只是妓女和普通嫖客不时遭遇打击和敲榨而已。

　　

　　美国学者易劳逸站在同情国民党的立场上总结国民党从大陆渍退的原因时说：“每一政府机关都充满了虚伪和敷衍，它们已经失去了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大小官员都欺上瞒下，剥削压榨，贪污腐化。几无一人理解救国救民的抱负。无论是政府还是党的机关，所做的一切都脱离民众，脱离社会，成为颓废堕落的衙门。至于各种会议，它们只是形式上强调民主，实际上很少有热烈的讨论和考虑到大多数人观点的民主做法。一个最初充满生气的革命党，如今已老态龙钟，勉强维持着门面，再也看不到乐观地奔向未来的那种青春朝气。”他很好地描述了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脱离民众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他未能区分孙中山的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对这个政权与生俱来的病态加以批判。凡是只代表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和政权不都是腐化堕落恣肆，对外献媚，对内压迫和残忍吗？这样的政权只是制造娼妓的推动者，靠它们如何能消灭娼妓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蒋介石政权残酷迫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之中深入底层民众之中，与其同呼吸共命运，并领导他们致力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事业。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合作互助的社会。为此，他们在苏区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新社会的实验，不仅组织军民大力发展生产，而且通过发展全民的教育事业，干部的整风运动来倡导全社会树立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崇高信念，养成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可贵作风，培育互帮互助、精诚团结的良好风气。所以毛泽东能够很有底气地向人们夸赞边区的新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不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尖锐地批判了十毒俱全的国民党政权，也告诉人们，社会是一个整体，只有作出整体的改造才能消除这中间的某一具体病灶。

　　

　　建国后也正是因为有了在边区实验基础上对于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才使得娼妓销声匿迹。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构造劳动者的主人公地位；发动群众参与大量针对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运动，让他们也参与劳动，与民众打成一片，限制他们聚敛过多的物质财富和符号资源，消除他们高高在上的精英地位；倡导追求高尚的精神和人格的完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主导了社会舆论的方向；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结盟，促进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与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批判苏联领导阶层的修正主义倾向，警惕和限制资本主义势力的蔓延。在1949－1978的中国大陆，这样一系列以反资本主义扩张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的建设有力地遏制和清理了随着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生的现代娼妓制度。现在看来，也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真正灭绝娼妓，并从根本上巩固禁娼的成果。但是这样的社会大大损害了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利益，他们消费女性色相与身体的欲望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压抑。因而，在后毛泽东时代，有人就诅咒这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在他们理解，只要不任由他们淫邪放荡，买淫嫖娼就是禁欲，人们可以想一想，这是怎样的嫖客逻辑啊。

　　

　　在毛泽东身后，这三十年被压抑的力量以一场秘密策划的政变为契机重回舞台中心，到了1978－1979之交，这个政权开始了明显的政治转向，以否定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三十年的成就及其努力方向为铺垫，在外部同美国建交同时向越南宣战，在内部残酷清剿反对力量，开始策划拆除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基石，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幌子下，重新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当中。与“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密切相随，娼妓现象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其从事人员数目呈现几何数级的爆炸式增长，经过三十年的发育，至今她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和集镇，似是枝繁叶茂，生机无限。人们极目远望，四处已是遮天蔽日的黄旗飘飘。请看下面这两组由张军搜集整理的数据，从中我们可以看看被抓获的娼妓数量在1978年之后有着怎样的增长速度和规模。

　　

　　广州市抓获暗娼人数

　　

　　

　　年度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抓获数

　　

　　35

　　

　　140

　　

　　483

　　

　　596

　　

　　651

　　

　　300

　　

　　1158

　　

　　1824

　　

　　2684

　　

　　2014

　　

　　3753

　　

　　3522

　　

　　4714

　　

　　5682

　　（资料：根据广东省及广州市的有关材料整理而成）

　　

　　福建省抓获暗娼人数

　　

　　

　　年度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抓获数

　　

　　227

　　

　　728

　　

　　533

　　

　　358

　　

　　437

　　

　　801

　　

　　949

　　

　　2109

　　

　　7052

　　（资料：福建省妇联权益部）

　　

　　张军还提供了一组数字：“广州市自1979年开始打击卖淫嫖娼活动时，只抓到暗娼、嫖客、鸨婆、皮条客共49人；到了1985年，被抓获的上述违法分子达2000人，增加了40倍；到了1987年6月，又增加致人，增加了240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1978年开始算起的十年间，娼妓现象所涉及人员令人瞠目的增长速度。据潘绥铭计算，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7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单以年份计，九十年代后半期每年查处卖淫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 而到了新千年的1－6份，查处的人员就达人。潘绥铭考察了抓获率的问题，得出结论说：“充其量也仅仅是历史发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2.5%”。张军还透露：“依据公安民警及‘业内人士’的普遍主观估计，抓获率应在10%左右。据此推算，中国在九十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万—1000万，而八十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卖淫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万—8400万之众”。再从国家打击娼妓的力度这一侧面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从1979年开始，政府发动了多次扫黄专项行动，颁布了多部法律法规对此进行清理。到了1990年代末期，立法力度更是空前。比如1998年，公安部制定《公安派出所实行公共娱乐服务场所治安管理责任制》，1999年，国务院制定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0年，广东出台《关于实行扫除黄赌毒一票否决权制的实施细则》，海南省制定了《关于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参与“黄赌毒”活动党纪政纪处分的规定》，辽宁省设立了禁赌禁娼禁毒监督员。从1987年至2000年，全国建造了收容教育所183所，收容教育卖淫嫖娼人员30万人。但是在此之后，娼妓数量却是如火见风，愈烧愈烈。及今已到了遍地开花的程度，性产业从当初地羞羞答答到现在招摇过市，已经发育成庞然大物。宾馆、饭店、夜总会、出租屋，路边店、发廊、洗脚屋、咖啡店、茶艺室、歌舞厅、洗浴中心、剧场、影院等地方都可以可以看到娼妓出没，她们有的还能公然走上街头拉客，或是将广告做到了生活小区单元门口，甚至还有组织地去港澳地区和境外拓展业务。从业队伍由乡村进城谋生者、城市下岗者扩展到大学在读学生及大学毕业生，蒋介石时代，老舍笔下《月牙儿》中的“我”、《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曹禺所著《日出》当中的陈白露在这个时代一并复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性服务的剥削和榨取更是扩展到整个社会，比如女学生与其教师，女艺人与其选拔者，女下属与领导者之间类似买卖淫的关系更是大量增生。与此相关，色情产品的制作和销售，性病和艾滋病的治疗和防范也是这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95年，有人就作过估算，如果按参与卖淫和色情活动的女性低位测算70万人，每人年平均性交易收入1.5－2万元计,那么这一产业的交易额已超过100亿。那么现在数字为何，即使保守估计恐也翻过多番了。

　　

　　这一群体对社会的直接危害还是在于性病的传播。据有暨南大学的孙宝山对广东某地的调查，这些今天的娼妓们虽然听说过但对于性病和妇科病的区别不甚了了，也不知道有些性病没有表面症状或是症状轻微。虽然她们防病意识较费，但她们不知道普遍流行的定期使用消炎药或消炎针和事后冲洗生殖道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地预防性病和艾滋病。尤其对于艾滋病，她们对自己可能感染的危险性缺乏够的重视，并有着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比如在安全套的使用上她们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使用，因而这一群体至今仍然是一个罹患性病和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是这些疾病向普通人群传播的最大源头。

　　

　　在另一方面，妓女的四处招摇是整个社会病症的自我夸耀，是对人类文明和道德的严重挑战。娼妓及娼妓的欣赏者们的随处表演让人感到了这个时代的危机。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公开坦陈他唯一要感谢的是与他鬼混的妓女。紧随其后，在2001年，九丹的小说《乌鸦》出版，它绘声绘色于中国女性在新加坡的卖淫生涯。可能她认为仅仅写妓女还不够轰动，她还要挑起事端，将自己与小说的主人公联系起来，自称为“妓女作家”，并向人们宣讲她的独特发现：“……女人都是一样的，女人本质上都是妓女。”如此放肆地哗众取宠，无非是觉得自己占据了这个时代的主流席位。九丹的出现是一个象征符号，她与她的更多的同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大声喧哗无非是在宣告现在俨然已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建国之后文艺作品中的并不多见的娼妓形象是陆文夫在《小巷深处》中所刻画的徐文霞，他着力描写是的是一个昔日有着沉痛历史的女子在新社会如何重回阳光之下，抬头做人的，歌颂新社会之意不言而喻。多年之后，饶有意味的是面对九丹的张扬，陆文夫忍不住斥责她说：“九丹居然公然标榜自己是一位妓女作家，说什么妓女是女性散文的一种境界，这简直就是一种道德沦丧。《乌鸦》、《女人床》这样的货色有人喝彩为‘现代文化’，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倒退”。从陆文夫的愤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时代的激烈碰撞，如果有人怀有对建国之后三十年间娼妓灭绝的基本记忆，那么他面对今天娼妓铺天盖地的招摇定会激愤万分。

　　

　　在思考娼妓遍地现象的成因时，陈福平和李强成这两位研究生以深圳收容教育所中的娼妓为例和当地工厂的女工的工作生活作了对比后发现，前者的工作环境和劳资关系竟然要好于后者。也就是说，从相对于血汗工厂的女工们，娼妓的现实处境还不是最差。由此可以想见，这些年以农村破产为特征的三农问题是怎样将农村的女性逼向城市，无可选择地出卖自己的身体，或是劳力，或是某些特定器官的使用权。虽然同样是被凌辱和被剥夺，但是在更悲惨和悲惨之间，去做娼妓还不是最坏的人生选择。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劳动阶级的雇佣化为目标的现实社会的改造方向是怎样逼良为娼，从而为女性肉体市场的繁荣制造了庞大的后备队伍的。

　　

　　与绝大多数工农的贫困化相对应，一批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为他们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应运而生并结成了神圣同盟，攫取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绝大部分份额的物质财富和符号资源。他们荒淫无耻，纵欲无度，竭力地制造、扩大并享用着女性青春肉体的盛宴。一批学者在梳理二十世纪中国娼妓史时头头是道，对其危害清清楚楚，但是却在倡导消灭娼妓的行动面前吞吞吐吐。常常是在表面上也赞成消灭娼妓，却将这一行动推向了遥不可期的未来。是的，彻底消灭娼妓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但是，你们有没有说清楚，那些攫取了权力的人们是在积极地为铲除娼妓的孽生土壤而努力呢，还是在迫不及待地为壮大娼妓的队伍、填充那些高级嫖客的钱袋而绞尽脑汁？在一些人的视野中，消灭娼妓只是意味着发表宣言，颁布法律规章，收容或是罚款，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在发表禁娼扫黄的空洞话语的同时，堂而皇之地让整个中国的人和破碎，生生制造出两大对立的阵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更大多数的人贫穷下去，以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地生产娼妓和赞助嫖客，然后再任由消费主义的风习通过强势集团控制的传媒四处传播和复制，使人们除了身体、性和金钱再也看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别的意义。但是关于近几十年来娼妓遍地的奥秘你们遮掩得住吗？消灭娼妓要损害的不正是那些权力把持者的利益吗？要消除的不就是他们可以随意淫人妻女的性福吗？所以才会有愈禁愈多的怪现状出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以所谓创新为名的种种行动，不正是在悄悄向蒋介石时代偷渡，复制它，再将其推向新的高潮吗？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终生事业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总结说：“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然而，一百多年后，马克思所批判的现象正在中国革命的废墟上猖狂地张牙舞爪。

　　

　　45年前，怀有“环球同此凉热的抱负”的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消灭娼妓需要一万年吗？想起1949年北京初冬的这个夜晚，恐怕很多人都与我一样，面对消灭娼妓这个问题，都不会感到太过绝望。